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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邓子琴

发布时间: 2021-03-28 23:35:45

1. 云南,昭通的明星有哪些

李忠永,云南昭通的,圈内著名的新闻记者,明星经纪人,国人网创始人,国人传媒董事长。

2. [原创]教你怎么“坐忘”!我要推荐

在道家的相关著作,特别是在庄子的许多篇章里,都经常提及一个“忘”字。对此,究竟应该怎样正确理解?该“忘”些什么,又不该“忘”掉什么?怎么“忘”?此中大有深意。在《南华经·大宗师》里,有一段假托孔子与颜回的对话,谈及“坐忘”的问题,对我们这些后学颇具启示意义。其中说到颜回去见孔子,说自己已经忘却了“仁义”,忘却了“礼乐”,自以为有了长进,但孔子却认为这还不够;过了些日子,颜回又去见孔子,说自己有了长进,因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坐忘”的境界。孔子吃惊地问:“什么叫作‘坐忘’?”颜回回答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意思是说,不知四肢形体的存在,弃却耳聪和目明,分离身形,去掉智慧,和同于大通之道,这就达到了默坐忘我的境地。这不得不让孔子佩服,于是说:“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意谓和同就不会偏执于个人的好恶,顺化则不会拘泥于世俗的常理。你果真成为贤人了!我孔丘愿跟在你的后面学习。
我们认为,“坐忘”的这段至理名言的精髓,在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只有真正摆脱了“形”(自我的形体)和“知”(真伪混淆的所谓知识)的羁绊,才能臻于明道。孔子(其实是庄子)对“坐忘”的赞誉,也正在于此。“同则无好”,不偏执于常人的好恶;“化则无常”,不拘泥于世俗的常理,自然也就能“同于大通”,司马承祯在《坐忘论》里,作了这样的诠释:“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合,万虑皆遗”。即要在内不感觉到身形的所有,对外不知道宇宙万物的存在,唯有与“道”冥冥相合,遗忘掉一切忧虑。
但问题在于既然有了“形”的存在,自然也少不了“形”所带来的物欲,即外在的种种需要和追求。对此,司马承祯采取了比较现实和宽容的态度。他在《坐忘论》中的“真观”部分这样说:“然于修道之身,必资衣食,事有不可废,物有不可弃者,当须虚襟而受之,明目而当之,勿以妨心生烦燥……衣食虚幻,实不足营,为欲出离虚幻,故求衣食。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安泰。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不贪故无忧,不积故无失,迹每同人,心常异俗。”大意是说,修道的人,也必须要有衣食,事情有不可不做的,物有不可放弃的,就应该坦然地接受它,明明白白地得到它,不要以为会妨碍心智而生烦躁……对于求道者来说,衣食之类本来就是虚幻的东西,实在不足以经营,但为了摆脱虚幻,这才去营求它。即使有营求的事,也不应有患得患失的心,那末,有事也成了无事,心态也常常是平静泰然的了。同样是对物的需求,却不同样贪欲;同样是得到物,却不同样去积累。不贪所以就没有忧虑,不积累就没有失去。光看形迹同常人一样,心态却不同于流俗。我们致深的感受是司马承祯的这段文字看起来明白晓畅,并不深奥,却把正当的需求与贪欲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在另一部分“简事”里,司马承祯还这样说:“夫人之生也,必营于事物,事物称万,不独委于一人……是以修道之人,要须断简事物,知其闲要,较量轻重,识其去取,非要非重,皆应绝之。”在这里,司马承祯说得十分明白,人要活着,就得有赖于物,但物有千千万万,却不是单单给予一个人的……所以修道的人就应该对“物”作出判断,明白它的需要与不需要,比较它的轻重,知道该放弃与该取得,不是非要不可的,都应该放弃它。这与庄子《南华经·达生》篇里所说的“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通晓生命的真实意义的人,不会去追逐对生命无益的事物;了解命运实情的人,不会去追逐与智慧无关的事物),确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摒弃物欲,臻于大道,可以说是道家一贯的主张,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二章中就这样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谓由于“形”的存在,就容易受到外物的诱惑与侵扰。缤纷繁杂的色彩能让人眼花缭乱,变化多端的音调会让人听觉失灵,鲜美丰盛的食物最终导致人的味觉变异,纵情狩猎会使得人心态放浪发狂难以自制,稀有难得的宝物会让人行为失控。确乎如此,不正当的、或者说是过度的声色物欲,常常会败坏人的心志,惑乱淳朴的人性。在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并不丰裕的古代尚且如此,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相比之下,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并且我们还要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但如果一味贪图过度的享受和浮华的生活方式,而不注重精神修养和人格、道德的严肃性;那末就个体而言,就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沦丧而最终走向罪恶的深渊,而就整个社会而言,后果当然将更为不堪设想!把身外之物看得淡些,让自己的心灵活得轻松、自在些,即使对常人来说,也该如此。故在“断缘”部分里,司马承祯这样说:“断缘者谓断有为俗事之缘也。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恬简日就,尘累日薄,迹弥远俗,心弥近道,至神至圣,孰不由此乎?”司马承祯认为,对那些尘俗之事,应该“断”,应该让自己活得恬淡、简约些,那么形体和心迹的劳累就会减轻,距离“道”就更接近了,成神成圣,难道不是由此造就的吗?晚唐的施肩吾,在《西山群仙会真记》中,对老庄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挥,他这样说:“少私寡欲可以养心,绝淫戒色可以养精。”意即减少私心、抑制欲望,可以保持纯真的本性;戒绝淫色和邪念,则可以护养自身的精气。总之一句话,应该自觉抵制一切外来欲念的诱惑,以保持形体的纯真。——如果真能做到“离形”,或者说是“忘形”呢?何来干扰、诱惑与污染?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去知”的问题。所谓“去知”,我们的理解是抛开尘世间所有那些真伪难辨的“知”和一切固执与偏见而臻于大道。即让自己的心智始终处于安宁虚静状态,司马承祯在《坐忘论》的“收心”部分,就这样指出:“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意思是说心不受外来的干扰,就叫作虚心。心不追逐外物,就叫作安心。心灵既安定又虚静,那末“道”自然就会棲止于你的心间。道教历来认为修真养性的关键在于“养气”、“养性”、“养德”和“养道”,而这些,事实上都离不开内心的安适与虚静。尘世中人,自有生以来,受到外界的各种影响、干扰,乃至诱惑,就有了所谓的主观意识和形形色色的追求、欲望,并且为世俗的常理所约束;而所有这一切,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很大部分是有悖于“道”,即自然规律的。正由于这些和“道”的精神相违背的东西的存在,往往会形成人的心理扭曲,带来无尽的烦恼。颜回(其实是庄子本人)所云的“坐忘”,他所提出的“离形去知”,也就是要求我们忘却包括形体和心灵在内的“小我”,融入“道”(自然规律)的“大我”之中,解脱由形体和心智所造成的心理障碍,由“聪明”所造成的诸多烦恼,真正进入“道”的不受拘限、摆脱束缚的“游于无有”(《应帝王》)、“入于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在宥》)的逍遥境界。对于“心智”(即“知”),究竟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庄子在《在宥》篇里假借广成子告诫黄帝的话,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慎女(即“汝”)内,闭女(“汝”)外,多知为败。”意谓摒除内心的一切妄念杂想,持守心性,神不外游,专诚守一;封闭对外的感官,抵制一切外来的诱惑;智巧过盛了,就会招致败亡。确乎如此,社会上似真及伪的“知”,比比皆是,不加辨别、筛选一概接受,那就“多知为败”了。在同一篇章里,庄子还假借鸿蒙之口说:“堕尔形体,黜尔聪明,伦于物忘,大同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意即鄙弃你的形体,抛弃你的那些机巧与聪慧,甚至把那些真伪难辨的伦理与身外之物,一併忘却,同那混沌苍茫的自然之气混同一体,解除所有的心结,释放你的精神,使自己浑然处于连魂魄也不知所在的境地。其实,这段话意思与前文提及的颜回(其实是庄子本人)关于“坐忘”的诠释,是完全吻合的。同样的意思,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也有所表述。“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第五十六章)意思是说,堵塞欲念的窍穴,关闭心神外驰的门户,挫去争强好胜的锐气,解脱偏执的纷扰,以智慧之光和合于人群,混同于尘世,这就叫作“玄同”(即同于“道”)。司马承祯则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恬”与“智”的关系。在《坐忘论》“泰定”部分,他作了这样的论述:“古之修道者,以恬养智。智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司马承祯认为,古代修道有得的人,以恬静的心态蓄养智慧。有了智慧却不以此有所作为,这就叫作以智慧蓄养恬静的心态。智慧与恬静相结合,互相蓄养而保持平和,理智就会出于本性。恬静而智慧,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平和而理智就符合道德要求了。把“恬”和“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融合、互补,这应该说是很有新意的。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坐忘”,具体地说究竟应该在默坐沉思中忘记一些什么。在庄子的《南华经》里,多处提到了“忘”,如在《让王》篇里,他这样说:“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在这里,庄子明确地指出,养护心志、形体和对“道”的追求,都应该注重一个“忘”字,不仅要忘掉对名利的追求,甚至要忘掉自身形体的存在和内心的一切妄念杂想,进入一种恍惚、缥缈的空忘状态,进入“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的致静境界,最终得以致道而成大道。在《天地》篇里,庄子还曾这样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大意是说,忘却身外的万物,忘却自身存在的天地(亦即大自然),这也就是忘掉了自己,能忘却自身存在的人,就可以称之为真正进入大自然了。对此,我们作这样的理解,所谓“忘己”,也就是庄子《逍遥游》里所提出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中的“无己”。当然,要求人们做到“无己”和“忘己”,是很难的;但在同时,这也是致道的最高境界,是我们有志于“道”的人通过自身的领悟所必须予以解决的根本问题。试想,如果连自身的存在都能忘却,哪还有丢不下的事物?存在于天地间的小小的自我,还有什么可以牵挂的呢?自然也更不会为尘世间的那些“是非”、“功过”、“善恶”、“荣辱”所累,可以不受任何拘束、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地间,作逍遥游了。在《庚桑楚》章里,庄子对此就谈得更具体、周到了。他这样说:“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意、气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意谓贯通心志的异变,解除心灵的谬误,排除德行的累赘。疏通“道”的闭塞。高贵的地位、财富、显达、尊严、名誉、利益,这六者都会导致心志的异变;音容、躁动、色欲、辞理、意绪、心气,这六者都会使心态产生谬误;憎恶、欲望、喜悦、愤怒、悲哀、欢乐,这六者都会成为德行的累赘;离去、归就、取得、施与、心智、机巧,这六者往往会堵塞致道的途径。在庄子看来,上述廿四类相关的心态,都影响着对“道”的领悟、追求、向往与实践,真心向道者都应该把它们置之脑后,即都属于“忘”之列。而司马承祯在《坐忘论》的“收心”部分,则这样说:“学道之初,要须安坐修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意思是说,对于初学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必须安然静坐修炼心性,脱离尘俗之境进入无为状态,内心里不存留一点物念,这样自然能进入虚空无谓的境界,心态就能同“道”相合了。很显然,这里所提及的“修心”、“无”、“不著一物”事实上正是“忘”,忘却庄子在《庚桑楚》里所提及的廿四种相关的欲念、心态。在《齐物论》中,庄子还假借长梧子之口,这样说:“忘年忘义,振于无竟(即“境”),故寓诸无竟(“境”)。”意思是说,忘掉年华的流逝,忘掉虚伪的礼义,就可以遨游于无尽的境域,所以也就能寄寓于无尽的境域。至于在《大宗师》中,则用寓言的形式,说得更晓畅明白了。他叙述了这么一回事:子桑产、孟子友、子琴张三人相结交成了朋友,说:“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意思是是或,谁能相交于无心交往之中,有所作为于无心作为之中?谁能够登天遨游于缥缈的云雾,环绕着升登无尽的太空,相互忘却生命的存在,没有终结与穷尽呢?说完,相互注视着笑了,由于心灵相互印合,成了知心的好友。从中不难看出,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忘”与“游”(自在无碍的“逍遥游”),是切切相关联的,没有了“忘”,舍弃不了诸多妄念杂想,就不可能挣脱尘俗的羁绊,也就不可能有心灵的自由与超脱,而作“逍遥游”!从这个意义上说,“坐忘”当是进入“逍遥”境界的必经之途,也可以说是必须具备的思想前提。
综上所述,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坐忘”的深层次内涵,在于通过“坐”的沉思默想,以至于“忘”,达到“解心释神”与“致道”的终极目标。所谓“解心释神”,我们的理解是要求世人从自我的内心深处自觉地解脱与自然本性无关的诸多精神上的烦恼;所谓“致道”,则是怀着一颗澄明透彻的心,以求道德上的升华,最终达到“逍遥”的至高境界。
《坐忘论》的最后一部分“得道”中,司马承祯这样说:“且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则无法而不通。”让我们的“身”与“心”,都能与“道”相同吧,谨以此与诸同道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