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总结说明《白鹿原》艺术特色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②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在叙事结构和视角上有什么特点
运用经典叙事学的理论，从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三个方面对《白鹿原》的叙事艺术进行研究，试图呈现作品的叙事特质，填补《白鹿原》叙事研究的空缺。
《白鹿原》的人物结构在横向和纵向上都体现出了力的均衡，它的情节结构采用两条线索碰撞或平行，用对立情节元素构置人物性格，用强弱相间的情节强度构成节奏感，用起承转合推进情节。
从人物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从情节结构中我们还能发现古代话本小说的影子。而整个结构中体现出的历史观念，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外部环境的影响。
(2)陈忠实白鹿原创作风格扩展阅读：
在具体的创作中，陈忠实大量借鉴了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死亡意识、性本能等现代主义手法，从而使情节愈显曲折，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臆测。
尤其是魔幻手法，在中国传统农村的直观思维中也可以找到根源，农村中那种融主观和客观、生与死于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二元论世界观，恰恰是魔幻思想的温床。
陈忠实正是通过这种魔幻描写，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与鬼的冲突中来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
③ 陈忠实谈《白鹿原》创作
1、《白鹿原》的写作
网友:请问陈先生,怎样会想到写这本书的呢?
陈忠实:我是想把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书写出来。
网友:您是受到什么启发或者是灵感写的这本书呢？
陈忠实:这本书是我写完一篇中篇小书《蓝袍先生》，引发出来的构想。写《兰袍先生》是我第一次比较自觉地思考一个民族的命运，徐慎行的心灵矛盾是一个时代人的心灵痛苦。
网友:在“白”中你最想向读者表达什么思想，情感？想让大家知道什么?
陈忠实:我想把我所感受到的历史的全部痛苦和欢乐和读者交流。
网友:请问为什么取名《白鹿原》？
陈忠实:那是承载我全部思考的一个载体。
网友:请问老陈《白》在怎样的条件下写的？现代或原始？
陈忠实:在白鹿原上小村子里写的。
网友:到底白鹿原在哪儿？
陈忠实: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西安东郊，艺术上的白鹿原在读者的记忆中。
网友:那白鹿原那儿的人一定会很有钱很有钱的吧？
陈忠实:白鹿原人已经获得改革带来的很大好处。但也仅仅是相对而言。
网友:陈老师您写《白》当时的心情与感受如何？
陈忠实:沉静。
网友:陈老师，您写作《白》时一天的24小时是如何安排的？
陈忠实:每天写作6、7个小时，此外是散步、下棋、聊天。
网友:您最喜欢《白鹿原》里的哪个人物？
陈忠实:我的人物我都喜爱，这个选择性主要在读者。
网友:陈老我觉得白里的主人公都很矛盾？你认为你是属于其中的哪个人物呢陈忠实:所有人物的心理痛苦和矛盾都首先是我体验过来的。
网友:请问在白鹿原里，哪个角色是您的影子？
陈忠实:与我无关。
网友:请问，《白》的内容有多少是真实的？
陈忠实:在我的艺术世界里它们全是真实的。
网友:《白》及其它短篇小说情节中有无您的亲身经历？！
陈忠实:有的。小说所写的时代不可能是我经历的。
网友:《白》里的文革的影子吗？
陈忠实:只涉及了一点点。
网友:我感觉你的东西在隐射什么，请问你在写《白》时怎么构思的？
陈忠实:这个一句两句说不大清楚。
网友:我认为《白》的开头与结尾很象〈红楼梦〉，你认为呢？
陈忠实:我还没有想到，我只是按照我的人物合理的出台，合理的隐去。
网友:您的《白鹿原》拍成电影，您希望哪位导演来演绎它？
陈忠实:我首选吴天明。
网友:您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吗?
陈忠实:当然喜欢了。
2、《白鹿原》中的人物和情节
网友:我觉得，在《白》里的重点人物是朱先生，您说呢？
陈忠实:这书里有几个人物都应该是重点人物，不应该只是一个。
网友:您觉得现实生活中会有小蛾这样的女人吗？
陈忠实:我写肯定就是觉得她有。而且一个概括。
网友:陈老师，请你你创造田小娥的动机是什么？
陈忠实:让田小娥以一个女人的本能和本性去争取应该得到的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形态。
网友:陈老师，为什么你会在后来描写小娥的鬼魂附在鹿三的身上？
陈忠实:因为鹿三具备了被鬼魂附体的行为和内心因素。
网友:陈老，请问黑娃为什么会追随朱先生？
陈忠实:这是黑娃精神和心理历程中一个曲折的必然。
网友:陈先生，《白》中最后白鹿飘走了是什么寓意？
陈忠实:对于朱先生临终的寓意。
3、关于《白鹿原》中的性爱描写
网友:陈先生怎样看待现代作品对性的描写？
陈忠实:对性的描写，每个人都出自自己的理解。就我个人而言，在写白鹿原之前，关于性和爱的问题，有认真的思考。我给自己定了三原则，第一不回避，第二撕开写，第三不作诱饵。
网友:陈老师，《白》中你对性的描写是你真实的体会吗？
陈忠实:我写抽大烟真还要去抽大烟吗？
网友:我觉得你在《白》中太多地使用了，或者滥用了性描写。
陈忠实:在我看来，还是恰当的。
网友:陈老师,为什么对于性的描写似乎必不可少?
陈忠实:因为性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4、关于《白鹿原》的评价
网友:你认为《白》是你最好的作品吗？
陈忠实:只能说是我花力气最大的作品。
网友:我喜欢白鹿原的沉重和沧桑。
陈忠实:但愿我们的生活再不要有沉重和沧桑，有幸福和轻松。
网友:陈老，很可喜地看到，你开辟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时代。
陈忠实:实不敢当。
网友:《白鹿原》是我读过的现代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希望您以新中国50为背景写出同样伟大的作品。
陈忠实:谢谢。
网友:陈老师，你认为《白》在文学史上会留下一页吗？
陈忠实:这要看文学史宽容的程度了。
网友:陈老，《白》的结局是不是太粗了点，总觉的不是味？
陈忠实:我当时还没有找比它更好的不留下遗憾的结局。
网友:总觉得结局特遗憾，每每读到这里就不想在读下去了，如果您再出一修订本的话，把结局改改如何？
陈忠实:不会改的，因为现在的结局已经定型了。我改也改不过来了。
网友:陈老师：《活着》同《白鹿原》重要区别在于？
陈忠实:活着就是活着，白鹿原就是白鹿原，余华是余华，我就是我。
网友:陈老，据说你的《白鹿原》被责修改以后，才评了奖，为什么？？？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修改，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无大的改动，只有语言调整，仅此而已。
网友:陈老，请问《白鹿原》以修订本获奖，是不是有幕后交易？
陈忠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让时间来回答，我解释意义不大。
网友：《白鹿原》有英语版吗？
陈忠实:前几年已经有人在着手翻译，但目前还没有出版。
④ 从白鹿原看陈忠实的艺术风格
从《白鹿复原》看陈忠实的创制作特色
[摘要]《白鹿原》对民俗的解说，揭示出了宗族的结构功能及其形态，为我们了解认识宗族，研究宗族提供了文献。小说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个家庭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白鹿原》向我们勾勒出了渭河平原的富有神韵的乡土人情。
《白鹿原》中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对比强烈，语言运用恰当准确。文中主要人物有十余人，主要分属白、鹿两大家族，或国共两派政治势力，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对比强烈，个性突出。
[关键词] 《白鹿原》 陈忠实 创作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堪称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让读者神驰情移，悸动不已。拜读之后的确有此同感，因为，真正震撼人心的杰作是蕴蓄广远、波澜壮阔、卓尔不群的巨作，而且这篇巨著展示出了陈忠实的创作特色。
⑤ 陈忠实的写作特点
首先来了解下他：
陈忠实，男，汉族，1942年8月出生，陕西西安人，1966年2月入党，1962年9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文学创作一级。现任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协主席、党组成员。1993年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一举成名，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以来发表中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80余篇，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创作漫谈50余篇。其中9部(篇)作品获全国及各大刊物奖。已出版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夭折》，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白鹿原是他的代表作：
在接受采访时，陈忠实表示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应该是写得比较真实。他说：“作家写作应该坚持真实性第一这个基础原则，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这也是读者对你的作品和你这位作家建立信任感的基础。哪怕一个情节或细节虚假，他就不信任你了，开始排斥你的作品。这是要害。当然，真实性不是文学创作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创作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20年过去了，回顾自己的创作，陈忠实坦言《白鹿原》也有不少瑕疵。“一些人物的行为、情节其实可以更圆润。比如，白灵回故乡参与的那次革命，里面穿插了很多内容，我现在觉得一些场景在艺术上看不太自然。”不过，陈忠实表示不会再改写。他不仅不打算改写《白鹿原》，而且也没有再写长篇的计划，“写不动了，老了。”陈忠实透露，其实刚写完《白鹿原》时他曾想写长篇，写一部描写解放后现实生活的作品。“但是我觉得自己对那种生活的理解程度还没有达到非要表述的程度，尽管这种生活是我直接体验的，而《白鹿原》中的生活是间接体验的。”陈忠实说，如果作家对自己所写的生活的独到性挖掘得不够，开掘深度不能超越读者理解的深度，读者就没必要读你的作品；如果你的独到发现能够超越他的理解，他就有新鲜感，读过后也能弥补他对生活的理解。
《白鹿原》开篇第一句话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不少读者和评论家认为陈忠实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对此，他坚决否认。“这部小说动笔前足足构思了两年，开头设定了好几个，最后才确定的这个。我只是要给自己的叙述设立一个时段，确定一个位置，让自己隐藏在白嘉轩背后。” 陈忠实坦言自己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读过不少作品，“但要说影响，《静静的顿河》对我的影响大得多。1958年我上初二那年的暑假读的这本书，当时让我思路大开。”他同时表示，陕西本土的两位作家柳青、王文实对自己影响也很大。“外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强化自己透视生活的能力，借鉴表现形式。我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只是让结构服从于内容，让人物和附着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艺术展示。”
自出版后，《白鹿原》已被改编成秦腔、舞剧、话剧、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陈忠实认为，《白鹿原》时间跨度大，人物多，情节庞杂，给改编造成很大难度。他透露，电影《白鹿原》仍在修改剧本，片方仍处于筹备期。而不少人和团体自《白鹿原》出版后，就想把它拍成电视剧，但从没有立项成功。
写作风格：现实主义，朴实厚重
人文思想：1、再现中国革命和变革的壮阔历史
2、象征了古老中国的嬗变
3、将描写的重心和视点变成了民族和文化， 而不是党派，视角是超越党派的
4、白鹿两家象征了两种古老的传统：儒道
⑥ 陈忠实《白鹿原》这本书的艺术特点在哪里
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白鹿原通过白鹿村白鹿二姓对白鹿村的控制来反映那个年代农民的真是历史。但也启发了后人寻找一条民族发展的路，这就是他的艺术性。正如书首说的那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⑦ 《白鹿原》内容和艺术特点
内容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
艺术特点人物的命运是纵线，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横面，愈拓愈宽，传统文化的兴衰则是全书的精神主体，以至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作品的时空，在我们眼前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极富纵深感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
⑧ 《白鹿原》的文化意义和艺术表现特点是什么
《白鹿原》所反映的中国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文化方面。这其中，尤以有着漫长的历史沉淀而成的儒家文化为最重要最根本。在作家的笔下，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都折射出博大精深而且深入人心的儒家文化。在作家貌似冷峻的叙述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古老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对这一文化在历史的发展到一定的时期的个人理解。尽管在叙描的过程中，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甚至是某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描写当中，也或隐或现的体现了作家对儒家文化糟粕的某些批判和扬弃，但从根本上说，作家更多的是对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儒家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赞颂，并不惜通过某些主观的臆想人为的拔高儒家文化在作品中的作用和意义。在此节中，我们不妨从作品的人物设置、情节的安排以及作家的叙述态度等方面对作品所蕴含的儒家文化作粗浅的探析。首先，从人物的设置上看，除极少数如白灵等极个别人物之外，作品中所出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或深或浅的打上了儒家的文化烙印，体现出一种儒家的人格和风范。其次，从情节安排上看，作品所虚构的故事情节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文化底蕴。作品开头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一些评论家看来，陈忠实的这部时间跨度大、情节迭宕起伏、人物性格复杂多变的诗史性作品还人以历史主体的地位，直逼人物心灵，并自觉剖析了人物的文化心理。[3]作家对作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并世代相传下来的深层心理经验的儒家文化的偏好极为明显，在小说中情节的安排中，几乎无处不渗透了作者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体系。 再次，从作者的叙述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儒家文化的有意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