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古代的翰林院大学士与内阁大学士都是干什么的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始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但自唐玄宗后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院里任职的人称为翰林学士。从制度上讲,明代 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然而,自天顺朝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实则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对于这样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
明代翰林院官员具有两重意义:其一,作为参预机务的内阁成员。内阁成员称大学士,因而内阁与翰林院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机构,这是清制只有翰林出身者才能入阁的由来。自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不但内阁,就连六部长官也有定例以翰林官充任的。据《明史·职官志二》载:“其在六部,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其由翰林者,尚书则兼学士(六部皆然),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其在詹事府暨坊、局官,视其品级,必带本院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则带侍讲、侍读学士以至于编修、检讨等衔)”。其二,明代的翰林院包括前代的秘书监、史馆、著作局、起居郎、舍人等职;因此,这些官名均已废除。事实上连这些官的职务也废除了,有时不过作为装点门面而已。
内阁大学士为中国清朝官制之一,品等为正一品。1659年,清政府将文馆与内三院统一且更名为内阁,其内阁设大学士。满人与汉人各两名。大学士于1730年代乾隆朝时,成为三殿三阁定制。事实上,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可说是清朝的实际宰相。相权废止后,朱元璋集皇权、相权于一身,每天要处理大量政事,为保证君权不至于旁落,又便于处理政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宋制,从翰林院等机构挑选了几名文臣充任文渊阁、东阁、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的殿阁大学士,协助皇帝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成祖朱棣又准许阁臣参予机务,但不置僚属,不得专制百官。从明仁宗朱高炽开始,用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阁臣权力渐重。明中叶以后,阁臣又有了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拥有票拟权,位极人臣,一切朝政皆归其调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阁权一代一代的积累,明中叶以后的殿阁大学士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宰相之权,早已不是最初的皇帝“顾问”了,首辅已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内阁则成为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但首辅的地位经常受到专权宦官的挑战。首辅毕竟不是合法的宰相。明中期朝政的混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内阁学士为中国清朝官制之一,品等为从二品。1659年,清政府将文馆与内三院统一且更名为内阁,其内阁设学士。在数量上,内阁学士中,满人六人,而汉人则四名。学士于1730年代乾隆朝时,成为三殿三阁定制。数量达到几十人之多。
学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周代。《周礼·春官》:“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礼仪·丧服》:“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唐著名学者孔颖达对此注:“此学(士)谓乡庠、序及国之大学、小学之学士。”庠、序以及大学、小学,均为古代贵族子弟读书场所,相当汉以后的太学,西晋以后的国子学。可见,学士最早是指那些在学读书的贵族子弟,后来逐渐变成官名和文人学者的泛称。
魏晋以后,学士成了以文学技艺供奉朝廷的官吏。如南北朝著名诗人庚信、徐陵曾作梁武帝东宫学士,专陪皇帝吟诗作赋,写了大量绮艳靡丽的宫体诗。当时学士无定员,无品序,无定名,有的深受皇帝宠信,有的则地位低下,甚至备受欺凌。尽管他们的地位、职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学士必须是博学多识或专精一门学问的人。
唐朝设置了学士院,奉旨起草诏命,学士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学士甚至可以参与朝政。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召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海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玄宗、德宗时设翰林院、学士院。翰林学士为众学士之首,常以博学多才、有极高文学造诣的学者充任。著名浪漫派诗人李白就曾作过翰林学士。唐以后,除翰林院设学士外,还以殿、阁、馆之名命名学士,其中观文殿学士最为荣贵,须曾任宰相者才得授予。唐以后还置大学士,为殿、阁、馆学士之首。到了清朝,大学士地位更加显赫,官拜正一品,为文职官吏之首。这些大学士参赞朝政,表率百官,甚至官至宰相,为此在公私礼节上人们都不直称其名,而以“中堂”尊称。无论学士还是大学士,都必须是有学问的人才能担任。
B. 古代大学士的官位很显赫吗
清时非常重视官员的品级.当时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里又有正,从之分,所谓九品十八级.不能列入九品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列表如下:
品级 官职
正一品 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
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
从二品 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时,各省布政使.
正三品督察院左,右副都于是,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各省按察使.
从三品 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
正四品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傅寺少卿,各省道员.
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各省知府.
正五品左右春房左右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知州
从五品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使,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
正六品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左右春房左右中允,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房左右善赞,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州同
正七品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士,顺天府学教授,训导,京县县丞,外县知县,各府学教授.
从七品翰林院检讨,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
正八品太医院御医,各部院八品笔贴士,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谕.
从八品 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
正九品 各部院九品笔贴士,县主簿.
从九品 翰林院侍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
未入流 京,外县典吏,驿丞,和泊所所官
(中央官部分)
大学士——中堂 吏部尚书——天官、冢宰
礼部尚书——大宗伯 户部尚书——大司徒,大司农
邢部尚书——大司寇 兵部尚书——大司马
工部尚书——大司空 左都御使——总宪
右都御使——副宪 通政使——银台
C. 相传明朝末期有两个天官,一个马天官一个李天管,那位网友知道他们两个的详细情况吗
马文升(1426—1510)明朝大臣,字负图,号约斋、三峰居士,晚年更号友松道人、三峰居士,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山西、湖广,迁福建按察使,升左副都御史,入为兵部右侍郎,历辽东巡抚、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弘治初任兵部尚书,十五年任吏部尚书,位居一品。去世后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号端肃。一生成绩显著,先后辅助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故后人有“五朝元老马文升”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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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道(1532-1577),字汝致,古渊头人。明万历间由进士出宰陕西丹阳。有人提出“县中赋税收入有剩余,可纳为私有”,学道收取后悉数充公。昭雪冤狱,其人用百金相酬拒受。归里后贫不能治父丧,开馆授徒赖以生计。守服期满任监察御史,巡视京都中城。其时宦官非法营私扰民,学道不畏权势,予以制裁。
古渊头李学道,字汝致,明嘉靖辛酉(1532)中进士,任陕西七品丹阳县尹,后任江西道御史,万历六年(1579),客死山东青州知府任上,位极四品,年仅四十七岁。他一生中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人称年轻的“三代元老”。其任期内,爱民如子,清廉拒贿,忠心鲠骨,昭雪冤狱,百姓拥戴,政声赫赫。由于任上经常脚穿草鞋,走乡入村,访贫问苦,人们又送他一个“草鞋御史”的美名。
李学道的事绩明史有载,留有《青霞集》十卷传后。古渊头建有花台题额“名御史第”纪念李学道,其联曰:忠贞气节贯青史;刚直威名震紫宸。
D. 明朝最年轻的内阁大臣
周延儒,字玉绳,号挹斋,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明代宜兴人(今宜兴宜城镇人)。少时聪明,有文名。20岁时连中会元、状元,授修撰。天启年间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又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1643年四月,清兵入关,延儒自请视师,却假传捷报蒙骗皇帝,崇祯不知内情,对周延儒褒奖有加,特进太师。后锦衣卫指挥骆养性上疏揭发真相,其他的官员也相继弹劾,因而获罪流放戍边。不久,崇祯帝下诏勒令周延儒自尽,籍其家。终年51岁。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特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时年36岁,次年九月拜为首辅。
比杨廷和和张居正都早,我想说张问是宋朝的吧。
E. 明朝末期两位天官有哪些事迹
天官是吏部尚书的专称,因为吏部尚书比其他尚书地位更显赫一些。你看刘罗锅不也自称吏部天官刘大人吗。
李天官:
李默(1494一1556年),字时言,一字古冲,建安(今建瓯房道徐地)人。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科杨维聪榜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练习办事的官员)。明嘉靖元年(1522年)调任户部主事。后升兵部员外郎,奉命前往大同(今山西省大同市),协同驻军部署防务。时军营由于管理不善,致使部分士兵骚乱。兵部派侍郎胡瓒负责处理,但他不作调查,便采取惩罚作法,引起不少士兵哗变。李默了解后,即上报朝廷调回胡瓒,然后亲自深入兵营,以教育安抚平息了兵变,得到上级嘉许,调任吏部郎中。任期中,他积极条陈地方事宜,编有《大明舆地图》,详述形势要害和屯兵、课赋的见解,为冢宰桂普斫赏识,特为奏闻,得到皇帝嘉勉,被列为重要文献,交内阁存用。嗣后凡文武会试,都指派李默充同考官。嘉靖十一年(1532年),李默被任为考核武会试的考官之一,试毕,赴兵部宴。兵部尚书王宪态度傲慢,轻视僚属,不以宾礼相待。李默对此不满,当面指责王宪不明礼节,为此而遭到贬谪。先后调任宁国府(今安徽省宣城、宁国等地)通判、广东按察使属下检事、云南提学副使、浙江左右布政使等职。因历任政绩卓著,遂又升任太常寺卿、礼部侍郎,奉旨撰《庚戌进士题名记》。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俺答汗(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统治者)出兵侵犯掠夺中原一带,京都告急。李默奉命守正阳门,他率兵五千,发动百姓,军民合力昼夜巡视,防卫甚为周备,敌递退却。不久,李默被升为吏部尚书(位同宰辅),他秉公持正,坚持任人唯贤,推行“进贤拔滞,澄清吏泊”的作法。时严嵩主持内阁,以子严世藩、工部侍郎赵文华、咸宁侯仇鸾等为爪牙,操纵国事,卖官受贿,培植党羽,陷害忠良。因李默执掌吏部职权,使他们无法任意安插亲人而记恨在心。嘉靖三十年(1551年)秋,李默推荐张臬为辽东巡抚,张臬不与严嵩一伙同流合污,亦被严嵩等所怀恨。同时,仇鸾有托于李默推荐己亲被拒绝,于是严嵩、仇鸾相勾结,以谗言诬奏李默“偏执用人”。皇帝宠信严嵩,遂罢李默官职。后仇鸾因讳败冒功罪被革职,御批复用李默为吏部尚书,并赐御书褒以“忠好”二字,特许他骑马出入宫门。因此,朝中奸佞更加妒恨,有同僚劝李默要明哲保身,李默慨然说:“吾备位公卿,年几六十尚复何求。”坚决抵制严嵩一伙推荐的官吏,并告戒部属不与严嵩一伙交往。时工部侍郎赵文华企图充任大司马,求李默引荐被拒绝。于是,赵文华勾结严嵩,趁机同李默议论“选人策”(选人咸登资簿,厘其流品,平其铨注,而序迁之)。因李默发言有“汉武征西域而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而晚业不终”等语。严嵩等抓住这句话,诬奏他有意诽谤朝廷以及用人不当等罪名,皇帝听信谗言,怒撤李默官职,定罪入狱。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死于狱中。
万历年间(1573—1620年)神宗皇帝为其平反,追赠太子太保,谥肃愍。铁井栏尚书井即以吏部尚书李默得名
马天官:
马文升,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长于应变
马文升半身像[1]
。官至大理寺少卿。因父丧丁忧。成化四年(1468),固原土达把丹之孙满四反叛,朝廷急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同总督项忠、刘玉等进行围剿。成化十四年(1478)又进为左侍郎。成化十九年(1483)进为左副都御史。成化二十年(1484),起用巡抚辽东。成化二十一年(1485),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南京兵部尚书。弘治二年(1489),迁中央兵部尚书,弘治十四年(1501),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正德元年(1506)被劾后乞去。正德二年(1507),因刘瑾专权,诬告其结党,除其名,马文升气愤交加于正德五年六月八日去世,享年八十有五。刘瑾被诛后,朝廷追赠马文升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嘉靖初又加赠马文升为“特进左柱国、太师”。
著有《约斋集》、《奏议》等。有子马璁。
F. 翰林院大学士到底是什么样的官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始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但自唐玄宗后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院里任职的人称为翰林学士。从制度上讲,明代 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职官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然而,自天顺朝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说明,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实则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对于这样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的日常活动,既是履行其处理政事的职能,同时更具有锻炼能力、增长见识的意义。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阁臣起草,但实际上一般性文件多由翰林代笔,这项工作有助于翰林官适应政务、加深阅历、加强对国家事务的熟悉;对明代历朝实录的编写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负责实际编修,这项工作加强了翰林官对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断熟悉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启沃君心、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官有着更多的亲炙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对政局时事获得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使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较好的政治素养。
明代翰林院官员具有两重意义:其一,作为参预机务的内阁成员。内阁成员称大学士,因而内阁与翰林院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机构,这是清制只有翰林出身者才能入阁的由来。自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不但内阁,就连六部长官也有定例以翰林官充任的。据《明史·职官志二》载:“其在六部,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其由翰林者,尚书则兼学士(六部皆然),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其在詹事府暨坊、局官,视其品级,必带本院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则带侍讲、侍读学士以至于编修、检讨等衔)”。其二,明代的翰林院包括前代的秘书监、史馆、著作局、起居郎、舍人等职;因此,这些官名均已废除。事实上连这些官的职务也废除了,有时不过作为装点门面而已。
内阁大学士为中国清朝官制之一,品等为正一品。1659年,清政府将文馆与内三院统一且更名为内阁,其内阁设大学士。满人与汉人各两名。大学士于1730年代乾隆朝时,成为三殿三阁定制。事实上,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可说是清朝的实际宰相。相权废止后,朱元璋集皇权、相权于一身,每天要处理大量政事,为保证君权不至于旁落,又便于处理政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宋制,从翰林院等机构挑选了几名文臣充任文渊阁、东阁、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的殿阁大学士,协助皇帝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成祖朱棣又准许阁臣参予机务,但不置僚属,不得专制百官。从明仁宗朱高炽开始,用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阁臣权力渐重。明中叶以后,阁臣又有了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拥有票拟权,位极人臣,一切朝政皆归其调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阁权一代一代的积累,明中叶以后的殿阁大学士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宰相之权,早已不是最初的皇帝“顾问”了,首辅已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内阁则成为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但首辅的地位经常受到专权宦官的挑战。首辅毕竟不是合法的宰相。明中期朝政的混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内阁学士为中国清朝官制之一,品等为从二品。1659年,清政府将文馆与内三院统一且更名为内阁,其内阁设学士。在数量上,内阁学士中,满人六人,而汉人则四名。学士于1730年代乾隆朝时,成为三殿三阁定制。数量达到几十人之多。
学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周代。《周礼·春官》:“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礼仪·丧服》:“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唐著名学者孔颖达对此注:“此学(士)谓乡庠、序及国之大学、小学之学士。”庠、序以及大学、小学,均为古代贵族子弟读书场所,相当汉以后的太学,西晋以后的国子学。可见,学士最早是指那些在学读书的贵族子弟,后来逐渐变成官名和文人学者的泛称。
魏晋以后,学士成了以文学技艺供奉朝廷的官吏。如南北朝著名诗人庚信、徐陵曾作梁武帝东宫学士,专陪皇帝吟诗作赋,写了大量绮艳靡丽的宫体诗。当时学士无定员,无品序,无定名,有的深受皇帝宠信,有的则地位低下,甚至备受欺凌。尽管他们的地位、职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学士必须是博学多识或专精一门学问的人。
唐朝设置了学士院,奉旨起草诏命,学士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学士甚至可以参与朝政。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召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海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玄宗、德宗时设翰林院、学士院。翰林学士为众学士之首,常以博学多才、有极高文学造诣的学者充任。著名浪漫派诗人李白就曾作过翰林学士。唐以后,除翰林院设学士外,还以殿、阁、馆之名命名学士,其中观文殿学士最为荣贵,须曾任宰相者才得授予。唐以后还置大学士,为殿、阁、馆学士之首。到了清朝,大学士地位更加显赫,官拜正一品,为文职官吏之首。这些大学士参赞朝政,表率百官,甚至官至宰相,为此在公私礼节上人们都不直称其名,而以“中堂”尊称。无论学士还是大学士,都必须是有学问的人才能担任。
G. 明朝大学士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緼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禀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 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也。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译文]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家里贫穷,没有办法买书来读,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去借,(借来)就亲手抄写,计算着日期按时送还。天很冷时,砚池里的水结成坚硬的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伸直,也不因此懈怠。抄写完了,快步走去送还借书,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家多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于是能够阅读很多书。到了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又担心没有才学渊博的老师和名人相交往(请教),曾经跑到百里以外,向同乡有名望的前辈拿着书请教。前辈道德、声望高,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从未把语言放委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我恭敬地站在他旁边。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请教。有时遇到他斥责人,(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一句话不敢回答;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请教。所以我虽很笨,终于获得多教益。
当我去求师的时候,背着书籍,拖着鞋子,在深山大谷中奔走,深冬刮着凛冽的寒风,大雪有几尺深,脚上的皮肤冻裂了不知道。等走到旅舍,四肢冻僵了不能动弹,服侍的人拿来热水(给我)洗手暖脚,拿被子(给我)盖上,过很久才暖和过来。在旅馆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鲜美的食物可以享受,一起住在旅馆的同学们,都穿着华美的衣服戴着红缨和宝石装饰的帽子,腰上佩带白玉环,左边佩着刀,右边挂着香袋,闪光耀眼好像仙人。而我却穿着破棉袄旧衣衫生活在他们中间,毫无羡慕的心思。因为我心中有自己的乐趣,不感到吃穿的享受不如别人了。我求学时的勤恳艰辛情况大体如此。
现在这些学生在太学里学习,政府天天供给膳食,父母年年送来冬服夏装,(这就)没有挨冻挨饿的忧虑啦;坐在高大宽敞的房屋之下读着《诗》《书》,这就)没有东奔西走的劳累啦;有司业、博士做他们的老师,没有问而不告诉,求知而得不到的啦;一切应有的书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不必象我那样亲手抄写,向别人借来然后才能看到啦。(要是)他们学业(还)不精通,德行(还)有不具备的,(那就)不是(他的)智力低下,而是(他的)思想不象我那样专注罢了,难道是别人的过失吗?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
H. 明朝有个内阁大学士叫朱士奇,请给我他的历史资料。
杨士奇吧,明朝最强“三杨”内阁中“三杨”之一,历经四朝的元老呢而且人品很不错的哈。在朱高炽最困窘的时候依然和他相伴,是朱胖子真心相待的朋友,具体资料见网络http://ke..com/view/72680.htm楼主可以去看看明朝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