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武穴有什么特别出名的历史名人吗
金德嘉金德嘉(1630—1707),字会公,号豫斋,而德嘉是尼庵功德赐的名,广济(武穴)龙坪人。少时,父早逝家道日衰,常无米为炊,母十分疼爱,常省吃俭用,送他上学。他却每天五更起床,点亮菜油灯,看书看到天蒙蒙亮,就跑到学堂去。别人放学回家了,他还在学堂里埋头读书,要到家家点灯才回家。一年除夕,他对母亲说:“儿想,过年鱼肉可不吃,大门春联不可少。”娘高兴地回答:“我儿言之有理,有副红对子,穷人自有穷人的气派。”于是,他提笔挥洒了一副春联:“龙坪数千家富过我穷莫过我;鹏程九万里时让人志不让人。” 由于他勤奋好学志又坚,于清顺治17年(1660),31岁时经乡试中举人,授安陆府教授,任期g年。康熙21年(1682)会试考中第一名贡士,称会元。金会元即由此得名,是本埠有史以来第一位会元,原县城梅川北门就为他建了个会元门。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掌握国史。康熙26年(1687)充贵州乡试副考宫。奉命纂修明史,改翰林院庶吉土散馆,任编修。他在翰林院被人称为硕懦,与湖北学林名士刘子壮、熊伯龙齐名。又分修《大清一统志》及《礼记解义》、《通鉴讲章》等;对楚中府县史料考订尤为精细。与徐乾学过从甚密。康熙28年(1689),金乃以疾归,实则为掌院李光地欲借以倾徐乾学,对其提出弹劾。金还乡后闲住近20年,闭门著述,于康熙46年(1707)去世。为文宗法韩愈、欧阳修,诗力追唐风。著有《居业斋文集》20卷,《续纂元、明臣言行录》及别集10卷,行于世,清《国朝诗人征略》选有其作品。刘子壮(1609年-年),字克猷,号稚川, 明末清初湖北黄州府黄冈县。 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为清朝第三位状元,于1649年(顺治六年)考获状元,授国史馆修撰。顺治九年(年)充会试同考官。告归,不久卒。熊伯龙帝师熊伯龙,一个无神论大家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有熊伯龙墓。钟陵街是大集镇的南出口,南向延伸,可抵318国道。现在还谈不上繁华,显见是由一条铺上了柏油的“乡级公路”发展而来,但因武汉经济开发区拓展的势头强劲,这儿也逐渐“城市化”了,一排排住宅商品楼正“如雨后春笋般”拔起在路东。熊伯龙墓就像一颗翡翠,静静地镶嵌在钟陵街的西侧。这儿是一个名叫“新收堡”的土丘的南坡。其墓坐北朝南,墓院呈长方形,宽25米,长30米,占地约1000平方米。墓冢立于院落中央,冢高2.5米,直径约5米,冢围砌有四层青石。正碑高1.7米,底座高0.3米,上镌“熊伯龙之墓”五个行书大字,字迹飘逸;墓碑上款刻楷书两行,前为“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后为熊的生卒年“公元一六一六——一六六九年”;下款是重修年份;“一九九八年重立。”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建成。我是今年六月一日找到这儿来的。其墓地被青草遮护,“生机勃勃”。墓前有小道横通向一个村子,墓西紧邻民房,中间长满翠竹,丛竹中,最显眼的是一棵高大的合欢树,树影遮盖大半墓地,繁枝间缀满粉红色的合欢花,无数花瓣飘落在墓地里,给这里平添些许诗意。由于地处要道之冲,集镇之边,其墓虽野草深深,却也不觉那种墓地特有的沉寂荒凉。熊伯龙是什么人物?墓碑上透露着一点信息:“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这行字其实就是古人非常重视的所谓“功名”。“皇清”,这是清朝人的说法,咱们现在通常就说“清朝”;“诰授”,是指朝廷用诰命授予封号,有这两个字一是证明其合法性,二是带有一种“无上荣光”的自豪;“中大夫”是官名,明清的中大夫,是从三品;“谥”是帝王或大官死后朝廷评给他的称号,“谥学士”就是说他死后被国家授予“学士”的称号;“前己丑科”,是指顺治六年(1649)的科举考试,因为熊伯龙去世时是在康熙年间,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期间也有个“己丑”年,为了区别所以加一个“前”字;“榜眼”,这个就厉害了,就是科举考试的全国第二名。但综合墓碑上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熊伯龙只是一个普通的封建官僚而已,为什么将他列入“武汉名人”行列?熊伯龙(1616—1669)字次侯,号塞斋,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红焰村燕子咀。当地许多老人都看到过熊家的古宅,现已不存。熊伯龙晚年取号曰“钟陵”,以示对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即钟陵)祖籍的眷念。熊伯龙的一生,有两个闪光点,一是他的政治功名,二是他的学术成就。先说他的政治功名。熊伯龙的曾祖熊珙任职明朝楚王府典宝,就是专门掌管王府引信的小官,楚王府就设在武昌城中。他的祖父熊士章随侍曾祖来到湖北,曾祖去世后,熊士章便流寓汉阳一带,并最终在汉阳府的奓山堡定居下来。熊伯龙的父亲熊鸣盛,是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但他的个性似乎很强,不大适应京城官场的应酬,因与人政见不合,遂返回汉阳。娶妻任氏,育二女三男,长子伯龙,次子仲龙,三子叔龙。青年时代的熊伯龙生活坎坷,家中频遭变故。十六岁时他父亲去世,二十三岁时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据,由任氏艰难支撑,熊伯龙在《哭大父示仲、叔两弟》一诗中说:“失父年十六,七年祖又离,父死有老祖,祖死无长儿。罹兹两大戚,闻者亦伤悲。忆昔吾父丧,男女五童痴,白发任拮据,男婚又结缡。三男旋抱子,负志颇能奇。”二十七岁时,正值张献忠起义军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儿家避难,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于乱军之中。(在熊伯龙进士及第之后,任氏被追赠为淑人,后晋赠一品。)尽管如此,但熊伯龙却并没有荒废学业。作为一个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读书进仕的重要意义。据《奓山镇志》说,熊伯龙自幼聪明,能诗善文。少年时就学于汉阳的嵩阳寺,刻苦攻读,夜以继日,从不懈怠。由于他在学习上勤奋自励,9岁时,便可将六经子史和诸家诗文熟记背诵,具备了秀才的资格。11岁时,老师以“天下归仁”命题为文,他废寝忘食,几易其稿,连夜写成方才罢休。此后跟随名师求教儒学,潜心考究。世传熊伯龙“读书西山,静一月,恍然有悟,尔后文思沛然”。青年时期,他游学江汉,结集江汉地区诗文爱好者22人,组织“寻社”,朝夕磨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一时名噪江汉。 熊伯龙一生勤勉好学,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喝墨水”的故事。据说少年时的熊伯龙刻苦攻读,常至鸡鸣。他的母亲心疼儿子,恐怕他身体遭受饥寒,一天晚上给他送去一盘包子,一碟糖,并嘱咐他趁热吃下,说完就走出书房。过了一会他母亲又走进书房,看儿子吃了没有,一看包子吃完了,一碟糖却依然放在书桌上,再看她儿子满嘴黑糊糊的,不禁哑然失笑。原来熊伯龙只顾看书,在吃包子的时候,不知不觉竞把砚池里的墨汁当作糖蘸着吃了。关于这件事的真伪无法考据,历史上类似的例子较多,这也几乎就是陈毅元帅类似故事的翻版。大约某人一旦出人头地,往往别人就附会一些故事加以神秘化吧。清顺治五年(1648年),32岁的熊伯龙以秀才的资格直接参加顺天府(北京)举行的乡试,夺得第一名。顺治六年(1649年)他以《廷试策》一文,取得顺治己丑一甲二名,廷对第二名,中进士榜眼,特授翰林院编修。这是汉阳地区在明清时代出的第二名榜眼,第一个是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的榜眼萧良有,是前虽有古人,后却无来者的事。事实上熊伯龙能考中榜眼,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超群之外,似乎还有点“运气”的成分。顺治乙丑科是清朝推翻明朝统治后所举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当时民族矛盾还很尖锐,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往往隐遁而去,不为清朝统治者所用,这就无形中减少了竞争的压力。那些“隐遁”者,对熊伯龙这些参加清代科举考试的人多持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熊伯龙之所以没有“隐遁”,可能是因为他生逢明末乱世,自己父亲也可算是明朝的“弃人”,所以对故明并无多少感情可言;而母亲死于“义军”之手,使他对“义军”应该也没有多大好感。作为一个虔诚的读书人,作为家里的长子,想重振家业,也唯有走科举之路了。熊伯龙的仕途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他历授国史院编修、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最后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上去世。清代《嘉庆汉阳府志》载:“帝深怜之,赐葬故里。”据说他曾担任康熙帝的老师,这也使得许多人在宣传熊伯龙时,给他安上了“帝师”的高冠。但熊伯龙在政治上最值得一说的,应该还是“一榜三状元”。所谓“一榜三状元”,指的是乡试一次开榜录取的举人里,在后来的殿试中陆续有三个人中了状元。这最能体现乡试主考官的眼光和能力,是乡试主考官的理想境界,也是千载难逢的佳话。清人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载:“(顺治)十一年甲午乡试。是科浙江正考官编修汉阳熊伯龙,副考官给事中新乡许作梅,一榜取中三状元:史大成、严我斯、蔡启僔。” 其中,史大成于顺治十二年中“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状元,在他中状元之前,浙江民间便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浙江的状元在大清朝是“始于史,终于钟。”殿试时,他的试卷被主考官拟为第三,皇上御览时,十分推崇他的书法,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钦定他为状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后一个状元叫钟骏声,惊人地验证了“始于史,终于钟”的说法。严我斯,生于崇祯二年(1629),卒年不详。字就思,号存庵。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康熙三年(1664)状元。蔡启僔(1619—1683),字硕公,号昆旸,浙江省德清县人。康熙九年(1670)状元。这三人陆续被点状元,给熊伯龙身前身后带来了相当的声誉。但这些声誉与几千年封建历史上的那些名臣名将比较起来,则有小巫大巫之比,不足以让其成为影响深远的“不朽”人物。让熊伯龙“不朽”的是他的学术成就。熊伯龙“尤精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又通佛经,解翻译。其杂著似唐荆川,律诗类《中州集》(注:金诗总集,金代元好问编)。楷法篆隶,弓马琴棋,无一不工。对客挥尘,宋人理学,晋人清谈,兼而有之。”(《无何集·衡衡子书》)是明末清初时的博学多才之士。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即所谓“制艺”,文字典丽,气势恢弘。清人翁方纲题黄鹤楼联云:“千古题诗到崔李,本朝制艺在熊刘。”崔李即崔颢、李白,刘是指与熊伯龙同科的状元刘子壮。《清史稿》也说:“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在顺治是十二年中,朝中制册诏诰多出自其手。清朝《嘉庆汉阳府志》有载:“其(熊伯龙)才学深得顺治、康熙二帝赏宠。著有《谷诒堂全集》(一名《熊学士诗文集》,均见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凡诗291首,文78篇。” 但这些“学术成就”的价值和影响都不及一本《无何集》。熊伯龙在《无何集》的自序和跋中说,他“自幼不信神仙鬼怪,祸福报应之说”,据说在他还是一个苦读的少年时,有人曾劝慰他:“熊伯龙呀熊伯龙,富贵不能强求,其奈命何!”他则回答说:“命奈我何!”入仕之后于公务之暇,研读东汉杰出无神论哲学家王充的《论衡》,并撰写《无何集》,其目的是“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无何集》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初夏(1660年)。在他生前,这部书一直没有刊行,只有他的朋友何省斋、刘子壮等少数人读过手抄本。何省斋说:“读此数篇,则《无何集》一书,无怪乎当今之世无有称之者。虽日抉《论衡》之精华,又采辑群书以补仲任之不足,可谓千载之异书,书林之宝笈也;然生于今时,谁其肯信?”刘子壮说:“钟陵作《无何集》,千载而后,定当与仲任齐名。” 《无何集》全书14卷,前12卷,选辑《论衡》的“神怪祸福之说”,兼录其他古书中的有关资料,并加以自己的评论。原名《论衡精选》,又名《无何集》。“无何”语出《荀子·天论》:“云而雨,何也?无何也,犹不云而雨也。”第13卷,别题《委宛续貂集》,以选录诸家批佛之说为主,熊伯龙本人所辑。第14卷别题《勿广余言集》,是无神论言论的拾遗,熊伯龙儿子熊正笏编。该书可谓是自《论衡》后,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集大成之作。 熊伯龙编著《无何集》的宗旨在于劝世人不要受惑于神怪祸福。他认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没有意志,不能干预人事,“灾异非天戒”,“祥瑞非天祐”。人的富贵贫贱、寿夭祸福不过是“偶然之遭遇”。他认为所谓圣王受命于天,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他肯定精神依附于形体,说“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则“精神升天,犹火灭随风散;骸骨归土,犹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为鬼的谬论。他还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说,认为佛教宣扬“来世”,“疏漏畔戾而无据”。所谓“天堂地狱”是不存在的。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术,说“血肉之躯,安能长生不死?”熊伯龙揭示了有神论的认识根源,指出鬼神观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据天神天帝的图像状如古代帝王的事实,说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他还概括了一条与有神论斗争的经验:“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说而诘之,其理必穷。” 同时,他还努力从神学产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学,说:“凡托鬼神敛民钱者,皆奸人射利也。” 从殷周至近代的统治者,无不宣扬天命论与君权神授,借神权来维护皇权,“假天以治人”。而熊伯龙的《无何集》明摆着就是在唱反调。而这,也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由今天看来,这又何尝不是熊伯龙的生命价值之所在?《无何集》在熊伯龙离世125年之后,他的六世孙熊培仁的挚友衡衡子看到这本书的手抄本,惊叹地说:“真千古异书也!”“急为开雕”。这样,这一部几遭淹没的无神论哲学著作,才于乾隆五十九年春(1794年)在湖北刊行。在《无何集》印就之前半年,熊培仁已去世了,他也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无何集》问世131年后,湖北沔阳学者卢弼先生借得北京大学藏本,于1925年予以影印,这是《无何集》一书第二次刊行。《无何集》第三次刊行,是在全国人民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的1979年,由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出版。以一部著作而名垂青史,代代不乏其人,熊伯龙无疑便是其中的幸运者。肖光际民间智星肖光际 肖光际(1781年—1864年)字流芳,号脂香,清湖广广济(武穴)梅川铜鼓寨肖家凹垸人,22岁中秀才,设馆教学,为境内名宿。肖光际的故事在鄂东传说很多,被称为民间机智幽默人物,但无文籍资料以佐证。《肖氏宗谱·肖光际传》仅载:“邑某氏势微弱,有悍族欲并其先祖墓地,诉之于官,不能胜,先生上书力争之,乃得直,吾邑无不帖服”。肖终年84岁,著有《四书训蒙节解》。吴亮嗣,字明仲,(?-1623年),明朝政治人物。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初为南充县令,迁兵部给事中。当时万历怠政,不理政务,内阁只有朱赓一人,吏部没有“掌印”官,不能给牒,以致于数千人在京中等待赴任,动弹不得。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1]。天启元年(1621年)升太常寺少卿转中宪大夫。吴亮嗣是楚党领袖人物,与东林党人有怨。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赵南星入主吏部,吴亮嗣被弹劾。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卸任回籍,年底卒于家。张仁熙清代诗人。字表仁(一作长人)。广济人。 家居江滨藕湾,明东避乱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十一岁时即能文,有奇气及长,与同邑刘醇骥、顾景星研讨诗学,在江汉间颇负才名。入清,山居谢客,不愿出仕,后受黄州知府宋荦之聘,在东斋说诗。曾组织“五经社”,同从兄致力诗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修《湖广通志》。著《藕湾全集》二十九卷(包括诗初集十卷、二集十卷,文集九卷)、《雪堂墨品》一卷及《日庵野录》、《雨湖庄论别录》、《草窗钚录》等,并行于世。宋关佑(1807~1894),亦名美中,字佐扶。广济(今武穴市)宋春垸人。幼年习武,技艺娴熟。又为医,善接骨推拿。 1853年3月,宋愤县衙强征民赋,逐走公差,入城与知县蔡润身论理,不期被辱,以“官逼民反”号召起事。4月初,率乡民占领县城开仓济贫,据城屡挫来犯清军,旋在两路口雀儿山战败。新任广济知县陈肖仪。大肆搜捕起义农民,宋二、三、七弟与胞侄及参加起义骨干均被杀害,宋只身潜往九江投太平军。9月,随太平军攻克梅川,斩知县陈肖仪,再次开仓济贫。太平天国失败后,末改名吴永寿,毁容为僧,光绪初年住蕲春桐梓乡慈云阁。1894年病卒于该庙,葬庙后,立有碑志。
Ⅱ 泰戈尔和冰心的资料,诗歌
冰心 (1900~)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惟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起发表散文《笑》和《往事》。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有散文集《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再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读者》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是一位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人。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的印度教宗教领袖。在外国泰戈尔一般被看作是一位诗人,而很少被看做一位哲学家,但在印度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看作是一个圣人。
除诗外泰戈尔还写了小说、小品文、游记、话剧和2000多首歌曲。他的诗歌主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的,在孟加拉语地区,他的诗歌非常普及。
他的散文内容主要是社会、政治和教育,他的诗歌,除了其中的宗教内容外,最主要的是描写自然和生命。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样性就是欢乐的原因。同时,他所表达的爱(包括爱国)也是他的诗歌的内容之一。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都是使用泰戈尔的诗歌。维尔弗德· 欧文和威廉·勃特勒·叶芝被他的诗深深感动,在叶芝的鼓励下,泰戈尔亲自将他的《吉檀枷利》(意即“献诗”)译成英语,1913年,他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后来他与这个运动疏远了。为了抗议1919年札连瓦拉园惨案,他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他是第一个拒绝英王授予荣誉的人。
主要作品有诗作《吉檀迦利》,小说《两亩地》、《沉船》等。1913年作品《吉檀枷利—饥饿石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 “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他反对英国在印度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反对这种“人为”的、完全服从的、死背书、不与大自然接触的学校。为此他在他的故乡建立了一个按他的设想设计的学校,这是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前身。
在他的诗歌中,泰戈尔也表达出了他对战争的绝望和悲痛,但他的和平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完美的和平的世界中。
泰戈尔做过多次旅行,这使他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对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描写至今为止是这类描述中最细腻的其中之一。
Ⅲ 消炎镇痛膏是不是哪里痛就贴哪还是贴在穴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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