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理解文学活动系统是一个交往结构
文学是迎合社会发展的，从多角度反应社会的正面和反面。所以，文学创作者应当多学习，走出去，在社会中学习更多的，不仅仅是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也要在交际中观察社会的动态，人们的主流思想意识等等。所以，好的文学是从交流中，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⑵ 语言，文学，文化三者间有从属关系吗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本文对语言的内在系统,从语言的形式和结构上作了分析,并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其它外在因素进行了探讨.
语言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然而,人类的语言现象又如此神秘,是人类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东西.自古以来,语言学家们都试图从多方面对语言进行探讨,形成了许多语言学流派.归纳起来,现代语言学主要来源于两大传统：语文学传统和人类学传统.语文学传统从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开始,根据文学作品和书面文献的研究对语言进行分析和比较.19世纪语文学家的工作为现代语言学的独立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发展到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强调语言的自然属性,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系统,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横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独立的边缘科学.人类学传统指运用人类学方法去研究没有书写系统和文字传统的社会集团的语言.自20世纪初美国的鲍阿斯和萨丕尔以来,人类语言学家都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和它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因此必须把语言学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把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研究.人类语言学的研究传统诱发了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和兴起.通过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交际过程,语言学家们发现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仅涉及语言系统,而且涉及同语言系统紧密关联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
在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方面有两种提法：“语言与文化”和“文化中的语言”.为了界定语言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有的语言学家将文化分为两大范畴,“大文化”和“小文化”（Bright,1976）.其中,语言与大文化的关系是从属关系,与小文化的关系是并列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概念来看,则语言属于人类总体文化,即大文化的范畴.但它在总体文化中的地位比较特殊,与总体文化中的其它成分（即）小文化的关系是相对应的.因此可以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与人交际的工具,也是使人与文化融合一体的媒介.它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形成,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
从小文化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化是同步发生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的发展.有了语言,人类就有了文化.语言是人类
⑶ 文学和人生的800字作文
文学与人生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没有多彩的人生，就不会产生美丽的文学，所以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但是文学又不完全是人生体验。吴密先生在他的《文学与人生》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文学是人生的精髓”—哲学是汽化的人生，诗歌是液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的人生—均从各种含水的不纯物质中得来的，戏剧是爆炸的人生。“初读这段文学，并不知其意，但得出一点结论：文学泊于人生，但又作用于人生。
一、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文学样式有多种，谓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但无论作何种文学，为文者均有其水平之高低，文采之优劣；人生亦有多种，但不论是何种人，均有其人品，所以为文者其人品之高低，谓之曰高尚，低俗，伟大渺小，卑微等等。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文章）都有它的内涵及思想，通过鉴赏一个人文章的内涵及思想，可以看出为文者的为人。所以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
在C•汉密乐顿的作品《小说之素材与方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美国某君，搜集一人之手迹、支票、帐单、照片等，以作小说，试验卒失败。”意思就是说，一人想用真实的人生为写作对象，来写一部小说，但最终失败了。可见文学不是真实的人生经验。（至少小说表现的不是真实的人生）即吴密先生所说的：人生≠真实的与直接的经验。所以，准克地再现人生的做法在文学的做法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取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每一部文学著作都是生活细节为对象，再加之以想象，赋之以深邃的思想才完成。四大名著无一不是在历史事件（或家庭琐事）的基础上改编，提炼其精华，投之以作者的感情才形成的：《红楼梦》中作者将自己的生活经历附加在贾宝玉身上，但又加了一些虚幻境、空空道长等），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与广度；《西游记》作者以历史事件玄奘西游为小说线索，加之以孙悟空、猪悟能等传奇人物，使小说主题立刻升华；不是单纯表现唐僧师徒四人如何与妖魔斗智斗勇，而是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细细品味吴密先生对几种文学作品巧妙的比喻，终于体会了“文学是人生的精髓”。真实的人生是混有杂质的一盆水。但在文学作品中，人生便是已经除去杂质的清水、纯净水，而其中哲学是“汽化的人生”，最好为纯净，所以哲学是人生中最精华的部分—精神；诗歌是“液化的人生”，较哲学次之，所以诗歌表现了人的思想情感，是理想化的；而小说最劣，它只是在真实人生的基础上稍稍加工而成，所以小说重在记事，辅之心肝肤浅的情感表达……所以，“文学是人生的精髓”。
文学源于人生，是人生的表现，同样，文学作品也反映了人的思想。
现在中国文学有诸多缺失，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即宣传文学——专门作为宣传达室的工具；闲谈文学——缺乏作文的严肃性；消遣文学——低级趣味的文学。从这些文学中就可以看出作者们的低级超味，作文的不严谨，为人的不严肃。读过韩寒的《一座城池》的人，再了解一下韩寒这个人就会真正体会到“文如其人”。
二、文学于人生之功用
我们为什么要作文学？因为文学于人生有非常大的作用。
读《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太史公坎坷艰难的人生；读《离骚》，我们懂得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知道了“公正是灵魂的优点，也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它是其他各种德行的基础“。于是我们学会了公正……所以，文学之于人生等一大功用及涵养心性，培养心志，培养道德。
文学还可以促进真正文明。文学改变了人的意识，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促进人的进步。所以，一切优秀文学都在宣扬与体现人的规律，最终让人进步，促进真正文明。
除此之外，文学还可以让人通晓人情：《红楼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人章“。可以让人了解世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也可以增强人们的爱国之心：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学作用于人生，功效甚广，但一定是好文学才可以促进人养成好品质。
最佳文学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义的部分 ，而且让读者爱到启迪,得到乐趣，这才是文学与人生的最佳契合点。
⑷ 文学在语言运用上有什么特殊性
文学是一种艺术，但这种艺术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其他艺术样式不同的是，它用语言材料作为自己的构造手段，并以语言材料的超常使用所能达到的最佳艺术效果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所领略到的是一个以各种语言手段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既十分相似，又有很大不同，让我们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我们被作品用语词所编织出的美好的艺术境界和艺术形象所感染，从中得到了审美的娱悦而非纯粹道德上的教训。
文学作品都是由语言所组成的，然而并非用语言写成的就是文学作品。萨丕尔说:“语言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文学。” 卡西尔也说:“诗人不可能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他必须使用现有词汇，必须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 。然而，诗人不仅使用权语言赋予新的语言特色，而且还注入新的生命。 ”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家是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作家的思想情感、表达能力，观察事物的能力、想像力等素质都通过精美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文学语言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故而文学语言也必须是艺术性的语言。
作为艺术创造的文学语言，其特殊性究竟何在呢?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对此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托马舍斯夫斯基在分析诗歌时，刻意探险讨了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的不同。他指出，在实用语言中，最为重要的是交流信息的功能，而在诗歌语言中，这种交流退居二线，文学结构自身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也即是说，语言的认识功能在诗歌中被埋没，而美学功能则占据理力争了主导地位。雅克•布森则根据索绪尔的言语活动的分类规则来划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认为由句段的组合的关系所组成的“换喻过程”是散文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联想的聚合所组成的“隐喻 ”过程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牲征。所谓文学的“文学性”，在他看来也就是这种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所赋予文学的特性。在这些形式主义理论家看来，诗歌中的种种技巧如音韵、节奏、和声、比喻等均旨在提示诗歌语言文字本身内涵的复杂性及特殊性。
在区分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这一点上，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的著名论文《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有得很大影响。穆卡洛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在于“突出”(foregrounding)，即作者出于美学目的对于标准语言有意识的歪曲、偏离。他断言:“诗歌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突出话语……它不是用来为交际服务的，而为了把表达的行为，即言语自身的行为置于最突出的地位。 ”在标准语言中，人们对表达手段已经习以为常，仅仅关注表达的内容，而在文学语言中，通过对标准语言的偏离，作者又重新将注意力吸引到语言表达上来。穆氏指出，在文学语言中，“突出”不是为了交流而服务的，而为了将表达方式的重要性推向极至，这与新闻报道等其他话语种类不同，在这些话语种类中，即使有语言“突出”的现象，也是为了服务于交流的目的，旨在让读者更加明白其所表达的内容。穆氏对于语言诗学功能的探讨与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与诗学》中的看法如出一辙。两者都认为在非文学的语言中，能指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而在文学语言中，能指本身的形式排列组合至于关重要，文学语言符号具备自我指涉的性质。但两人的诗学理论有个明显的弱点，即主要关注诗歌，而难以运用到符号指向关系较为明确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这一缺陷，在著名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那里得到了部分的克服。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文学的功能在于产生“陌生化”效果。他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这样阐述:“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从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得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然设法延长。艺术是具体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可见，什氏的着眼点既非客观事物，也不是文字符号本身，而在于读者对所指物的感知。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理论对于小说同样适用。他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发现了大量运用陌生化手法的例子，并且还进而指出了两个影响广泛的小说概念，即“本事”和“情节”。所谓“本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所有事件，而“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进行的艺术处理或形式上的加工，特别指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作为素材的事件即“本事”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觉地使用这种手法，作品的艺术性就越高。什氏的这一理论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形式主义诗学对于文学语言特殊性的见解是颇为精辟的，但其中也含有不少偏颇之处。他们由于受到索绪尔静止、封闭的语言学观念的影响，往往把能指和所指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文学语言的特性只在于能指本身的有机的排列组合，而断然否认在其背后蕴含的人类的审美心理。实际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存在体或语言模式，本身是作家对于语言的审美的感性选择的结果。当作家在选择某些意象及其所组成的结构时，或者在选择人物及编撰相应的故事时，他实际上是在选择审美地阐释自下而上的对于世界的态度以及在此态度下所获取的特定文化涵义。如果一篇作品的语言完全脱离了社会文化语境及人的审美心理，则其作品也就无人能够读懂。这时候，语言的“陌生化”就成为文字游戏，我们对作品的评价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就如唐末诗人温庭筠的佳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用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分析，其妙处在于“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李东阳《诗眼》) ”但这种对于通俗语言的背离，如果脱离了作者当时穷愁失意的生活感受，则其审美价值必然大打折扣，而其语言的特殊性，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根基。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李商隐的诗以用典精密、词语华丽著称，用雅克•布逊的理论分析，其作品包含了丰富的隐喻，表达方式与众不同，因而文学价值颇高。但实际上李商隐的这些诗句来源于他纤细多情的性格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后世人不明此理，纷纷仿效，如北宋初的西昆体等，便只能得其皮毛，而其神气骨髓，一分不能得。再如本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戏剧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形式极为芒诞，写两个流浪汉毫无来由地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但实际上主人公“戈多”(Godol)是以谐音的形式表达的一个深刻隐喻，指上帝(God)，剧作的意义是暗示上帝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给人带来希望。由此可见，我们理解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时，不能孤立地从语言的外在形式出发，而要将其与具体文化语境和读者的思维接受方式联系起来。文学中的“突出”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它以非实用性和关系功能为基础;它是作者特定创作程式的产物;读者也会以相应的阐释机制去解读。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一书中写道:“根本不存在文学的‘本质’。人们可以‘非实用地’去读任何写出来的东西-如果那就意味着对文学作品的读法，正如任何东西都可被当成诗来读一样。 ”这说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虽然源于形式，但并非绝对的、孤立的，一篇有节奏的散文如果用分行的方式写出来，人们就有可能把它当成诗来读。而类似于“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样的句子，本来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说出，但它出现在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第一句，便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含义。可以说，这一句话打破了古典文学中月亮的一般观念，如和谐、宁静、委婉、哀怨等诸多色调，而呈现出一种近似于凄厉恐怖的现代感觉。从现实的层面上看，所谓对语言的“突出”“陌生化”等手法，在自然主义或某些现实主义小说中并不明显，相反却在日常的广告、笑话、报刊标题等非文学话语中大量出现;很少有人会把绕口令(如“十是十，四是四，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当作文学，尽管绕口令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并且能让你口不从心。而在广告学中，各种手段也常常会得到突出的表现，甚至比现实主义等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对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不宜过分地扩大其某一局部，而应从其整体性上去理解。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形象性和情感性、音乐性等特征外 ，我们还须注意到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它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文学语言离不开自然语言。这里试举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受一般语言影响的例子(参考了张毅《文学文体概说》)。中国的上古汉语为比较简单的单音节语，反映在诗歌中便是简单的双音一顿的节奏形式。《弹歌》是一首流传下来的古朴的原始歌谣，一词为一字，两字为一拍，全篇为四句文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而到西周时代，汉语词语出现了一批双音节词，如参差、绵绵、君子、淑女等，因此这时的诗歌不仅篇幅加长，而且句式也变成四字一句的形式(如<<诗经>>中的大部分句子)。再到汉魏以后，随着佛教传入，汉语受拼音文学的影响从内部滋生了大量的复音词，原先的四言一句的形式已满足不了表达的需要，于是又产生五七言体。最著名的例子是由诗经诗句改作而成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如《诗经•蒹葭》中“白露为霜”“道阻且长”二句，到了《古诗董娇娆》中就扩展成“白露变为霜，道路阻且长”，而到曹丕《燕歌行》中单“白露为霜”一句就扩展成“草木摇落露为霜” 。由此可见文学语言对于自然语言的改造，必须是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利用并发展自然语言的本身特点。当然，无视文学的艺术价值，将文学语言与其它类型的语言完全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一段新闻报道尽管可以当作一首诗来读，但这种阅读方式毕竟不能完全消除诗歌跟新闻报道之间的本质区别(穆卡洛夫斯基也指出同样是突出，新闻跟文学还有审美和实用目的上的差别)。一个人在创作诗歌时遣词造句的方式在一般情况下仍然有别于写新闻报道。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批评在将文学与非文学进行对比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夸大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且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分别视为精英话语与通俗话语。这种等级观念必须打破。但是，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概反对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甚至认为根本没有所谓文学的语言，这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对于广大的文学家和研究家而言，如何在历史发展的文化语境中吸取养料，在保持文学特殊性的同时，创造出开放的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文学语言，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⑸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
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语言具有稳固性和民族性。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是个很大的问题，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是传统的工具论，一种是后起的本体论。两种观点相持不下，谁是谁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看，两种观点实际上分别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综合起来，也许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
大体而言,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基本上是“工具”论,即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内容具有“优先权”,而包括语言在内的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被动位置。文学用语言作为自己的构造手段，并以语言的超常使用所能达到的最佳艺术效果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诗人卡西尔说：“诗人不可能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他必须使用现有的词汇，必须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简言之，语言是文学实现表达的载体。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然触及到中国文学里一个古老的问题——“言不尽意”。往大了说即文学表达因为语言自身的局限而受到某种限制。这就要求文学家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使得文学语言具有一些与常规语言不同的特点。也正是由此出发，一部分文论家提出了文学的语言本体论。
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语言本体论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语言形式，作为艺术品的文学创造，其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特殊构造的语言事实，如同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一种美，而不是为了表达什么，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不同之处只在于文学选择而且只能选择语言作为其载体。正如戴昭铭在所言，文学的本体不在于对生活的模仿，不在于对作者心灵的表现，而在于文学的语言形式本身，文学的变革也不是对社会变革的反映和社会变革的副产品……文学以语言组成自己的形式，这种形式有时候是一种对现实的普通语言陌生化和疏离化的结果。文学作品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等级，是与普通的语言相对立的。普通语言的的首要功能指向世界的存在以沟通信息，文学语言以自我为中心，它的功能是排除外向指称，只把注意力放在形式和技巧方面，使事物显示出自身的特殊性，从而改变人们的感觉方式，使之获得一种审美效果。
各种文学样式都必须以语言材料作为自己的构造手段，但是不同的文学样式对语言材料的各种功能在使用上各有侧重。戏剧侧重于语言的会话功能，小说侧重于语言的叙事功能，诗歌则侧重于语言的抒情功能。但无论侧重什么，语言的各个功能是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语言对文学的影响由上文可见一斑。同时文学反过来也对语言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最明显的莫过于文学对共同语形成的影响。从人性角度讲，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文学的倾向。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往往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它在全民族中的崇高威望，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使得这些作品的语言对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共同语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文学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语言的完美运用，而且，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这也是无法达到的。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摆脱语言的桎梏，使作者与读者进行直接的语义交流，从而分享一种来源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美的感受，即让读者与作者“感同身受”，进而引发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引发思考。然而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和人个体间的相对独立和特殊，所谓“感同身受”是无法达到的，所以目前的文学是通过语言的运用进行情境的不完全创设，进行有意或者无奈的“留白”，让读者进行再创作，进而达到文学引发思考的目的。从这个方面看，虽然语言对于语义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局限，但是正是这种不完全表达、不完全架构使得读者对文学的思考和阐释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体现出文学的美感，并使文学进一步发展下去。因此，对于文学而言，语言的局限或许并不重要。
⑹ 交际学属于文学吗！！是干嘛用的！为人处世是哪门学科！！！
不属于。是探讨人与人之间如何交往的，俗称交往的礼仪，应注意的事项，谈论的话题等等。没有具体的，好多学科都可以，语文政治的都有涉猎。如果准确些就是交际学。
⑺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交际中的优势是什么
优美的文字使用会使人认为你是一个有修养有素养的人。会使人喜欢并且愿意与你就继续深谈下去，良好的谈吐会为你的个人形象提高很多分。但是如果在外企工作，汉语言文学可能就不算特别好的优势了。
⑻ 中外文学作品可以用在跨文化交际课题中么
可以，只要你写的好
⑼ 提高人交际能力的文学作品
据我10几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诚心的道出来，我们共同学习：1、生活中、工作中说话并不需要华丽的言词，除非是你写文章，或给领导写报告、总结之类的；
2、现实中的说话，你得看领导或别人的脸色，判断他想听什么，需要你说什么，想好了再说，话并不在多，一句足矣，说的话应表达出“感谢、感恩、栽培、服从”等意思；
3、如果你出口成章或夸夸其谈，往往会适得其反，有一大部分人会认为你逞能或出风头；
4、做一些具体的、领导非常认可的事情，证明你很有才，这是最重要的，并不体现在语言上；
5、多看一些官场书籍，你会发现你明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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