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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缺点

发布时间: 2021-03-28 21:24:49

① 优点也是弱点作文素材

1、 互换与来其他衍生工具相自比有着自身的优势
首先,互换交易集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短期货币市场和长期资本市场业务于一身,既是融资的创新工具,有可运用于金融管理。
其次,互换能满足交易者对非标准化交易的要求,运用面广。
第三,用互换套期保值可以省却对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所需头寸的日常管理,使用简便且风险转移较快。第四,互换交易期限灵活,长短随意,最长可达几十年。
最后,互换仓库的产生使银行成为互换的主体,所以互换市场的流动性较强。
2、 互换交易中的缺点
互换交易本身也存在许多风险.信用风险是互换交易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互换方及中介机构因种种原因发生的违约拒付等不能履行合同的风险.另外,由于互换期限通常多达数年之久,对于买卖双方来说,还存在着互换利率的风险.

② 对方的优点往往也是弱点作文素材

你好,我抄叫随缘落雪。袭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自己的见解。但我这些回答也只能仅供参考。
我觉得优点和弱点是两个反义的词语,虽然,听着有点像病句。但是在生活中,这样的人还挺不少的,对方的优点往往是在哪个领域比较擅长,但同时比较擅长领域,也会变成弱点。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如果打游戏特别厉害,比如说他是职业选手,而这个优点往往也制约着其他优点,发展到最后就会变成缺点,也就是弱点。意思就是说只会打游戏,其他什么都不会。也就是说,一个优点,优的有点过的话,最后就会变成缺点,因为它制约着其它优点的发展,也就是人们常说,适当就好,意思有点像乐极生悲。而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优点,成了自己致命的缺点。就比如说我数学非常好,这是我的优点对吧?然后,平常训练的时候,我只专注于其他学科数学我就不怎么专注了,这样优点也成为了缺点,所以没有优点和弱点之分,因为这两个点,随时都有转化的可能。好像我的回答能给您带来帮助!

③ 天然光源和人工光源的优点和缺点

天然光源:

1、优点:自然光的最大好处是自由,丰富且易于发现。无需在照明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即可找到自然光和明亮的镜头。

2、缺点:尽管自然光充足且易于整合到摄影中,但困难在于其变化很大。根据位置,季节,天气和一天中的时间,自然光会在图像中产生不同的颜色和对比度。

人工光源:

1、优点:由于人造光与自然光无关,因此它是一个连续的光源,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可用。

2、缺点:人工光源价格昂贵,且很大程度上会存在浪费资源情况;即使人造光源为提供了对摄影的更多控制,它也需要更多的设备和时间来进行设置。

(3)报告文学缺点扩展阅读:

根据所考虑的照片类型,可能需要多个人造光源来平衡镜头。将需要电池,电缆和连接器之类的附件,以及安装设备的单独工作室或地方。简而言之,人工照明可以添加许多其他耗时又费钱的部件。

当没有时间创建引导性的照片拍摄时,自然光很容易在报告文学,街头摄影或奔跑射击技术中使用;另一方面当既有预算又有足够的资源来创建摄影时,人造光是商业,产品和时装摄影的首选。

④ 根据岳阳楼记与滕子京负人才可以看出滕子京有什么优点和什么缺点

滕子京才华横溢,很有作为,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以看出

而他缺点就是本文主旨了,滕子京很自负,被贬后没有宽厚的心 所以作者才写下岳阳楼记鼓励他

滕子京,何许人也?北宋庆历年间的岳州知府。滕子京的知名度本来不高,但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却使得他“名垂青史”。
《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对滕子京为人为官有一个大致的评定:首先,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则,怎么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呢?其次,还是位风雅文士。其依据便是,他重修岳阳楼,要“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很有名楼搭台、文化唱戏的味道;并且,想必与大文学家范仲淹交情不错,能请得动这位文坛大腕“作文以记之”。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据北宋另一位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的记载,滕子京原为泾州知府,“用公使钱无度”,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滥用公款”,于是被人举报。当朝廷派人来调查的时候,他又销毁账簿,造成证据不足,因而无法定罪,得以侥幸漏网,朝廷只好把他贬到岳州(巴陵郡)为官,有留用察看以观后效的意思。说起来,滕子京的“谪守”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滕子京本应吸取教训,好自为之,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为官。但他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在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中,又故伎重演,“近得万缗(一千文),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通过设个人金库的手段,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肆意挥霍。
如此一来,滕子京这位“能臣廉吏”的真实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滕子京是个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贪污犯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处。其“成功经验”有三:一是善抓“形象工程”。灰溜溜地贬官到岳州,要想尽快出政绩,必须找准突破口,搞一二个有影响力的大工程。毫无疑问,重修岳阳楼就成为首选,这形象工程一上马,一竣工,政治上可得资本,经济上可得实惠,可谓一举两得。二是善于装扮自己。作为一个饕餮之徒,能成功地得以伪装,滕子京利用的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有文化造诣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为君子,而“君子不言利”,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于是,在重修的岳阳楼上,要刻许多“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以充门面。而且,据一些史料记载,滕子京平时也好赋首诗、填首词什么的,水平虽不咋样,但俨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跻身于“君子”之列了。三是善于借助“名人效应”。范仲淹是当时政坛上的清官、文坛上的大将,很有声望。让他来“作文以记之”,一句“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就足以让自己树立起良好的从政形象。若非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司马光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抖搂出滕子京的底细,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对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谁能不景仰有加呢?
客观地讲,滕子京的重修岳阳楼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本来,他的名字是可以和岳阳楼一起流芳百世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动机。按滕子京的一贯作为来看,他此举的初衷应该不会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至于借机渔利,贪婪无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为人齿、天理不容的犯罪行径了。
滕子京早已作古,但其遗风犹存,且似乎于今为烈。要不然,中央三令五申必须杜绝“形象工程”,可总还是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呢?要不然,不少地方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大把大把地撒钱,办这个“节”办那个“晚会”呢?要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员热衷于用公款请那些所谓的名作家、名记者来写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独家报道,为自己歌功颂德呢?不能说,这些举措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对没有裨益,也不能简单地推定,在这中间,官员们都像滕子京那样直接在经济上获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掩盖着的是一些官员利己的私心。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已成为一些地方和不少官员的通病和顽症。
既为顽症,可见治愈之难,但却并非无可救药。从外部制约因素来看,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机制,使这些投机取巧者不仅不能获取好处,还要让他们自取其咎,自食其果。这样,蚀本的生意也就不会有人去做了。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牢牢记住权为民所给,应为民所用。有了这样的观念,就可以摒弃虚荣,摆脱浮躁,拒绝私利,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
这是在别人那里看到的

⑤ 庭院门用铁艺的还是不锈钢或者铝门好,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铁艺相对便宜些,可以选用铁艺电镀烤漆,平时注意保养。 不锈钢贵些,不太容易做工艺和颜色。
设计要看风格吧,个人觉得铁艺的比较美观,造型也比较多点,不用很担心生锈,一般铁艺门都会有镀一层什么膜或者上油漆的,感觉复古又美观,不锈钢就是看起来比较古板的,造型没有铁艺灵活

⑥ 报告文学的优势和不足

报告文学基本特征
1.及时性
报告文学往往像新闻通讯一样,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报告文学之所以受读者欢迎,就在于它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把群众关心的现实情况迅速地反映出来,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
2.纪实性
报告文学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人物、情节,它必须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写真纪实是它的重要特征。 一般来说,报告文学要写真人真事,但不是任何真人真事都能成为报告文学描写的对象。报告文学要追踪事实,但并不是任何事实都值得它们去报告,而是要有所选择和提炼。
3.文学性
报告文学不能像新闻报导那样,只有事件梗概,它必须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必须有生动的形象化的细节。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但它在艺术形象性上的要求是很高的。人物特写自然必须在介绍人物事迹中努力刻画人物,即使在以写事为主的作品中也离不开写人,如果能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必然会大大加强感染力。 报告文学还可以吸收小说的描写技巧、戏剧的对话艺术、电影分镜头的叙述方法以及诗歌的跳跃手法等。

⑦ 什么是逃避主义文学

逃避了正义的文学

孙犁现实主义文学之魂【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原刊地名】津【原刊期号】199501【原刊页号】033-039【分 类 号】J3【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作 者】张学正【复印期号】199505【 标 题】真诚:孙犁现实主义文学之魂【 正 文】 孙犁是一位虔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信奉者。1938年春,孙犁刚刚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现实主义文学论》。面对着民族危亡,他在文章中写道:“一切的卖野药的文学制作说明不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将滤尽一切文字上的玩弄。”他还预见性地指出:“现实主义之被提出,被应用,象一道气流浸透着每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作品,被大众无滞碍地欢迎接受--不是偶然,在桎梏就要脱落,一切人都盼望着天明,为自由而斗争的时候,文学又和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却是必然的。”〔(1)a〕表现出青年的孙犁对文学的深刻识见。 四十年后,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面对着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蟊贼践踏的荒芜文坛,孙犁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2)a〕又是他率先地举起了现实主义这面文学的旗帜。 孙犁从来不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创作“方法”或“技巧”,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基本的创作精神,一种热烈地拥抱现实、真实地反映现实、积极地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看来,中国的庄子、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蒲松龄、曹雪芹、鲁迅,外国的巴尔札克、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因此他不主张在“现实主义”前面附加任何修饰语。这就是孙犁所倡导的以真诚为核心的真正的现实主义〔(3)a〕。 一 孙犁的文学观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真诚。孙犁在他的许多文论著作中反复强调:“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4)a〕孙犁把真诚当作文学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作一个文学家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而且认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码之点”。他针对文坛上存在的“投机取巧,虚伪造作”的现象,指出:“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5)a〕“而虚伪和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可耻的”〔(6)a〕。我理解,孙犁说的真诚,是指一个作家对待人生、对待文学事业的总的态度。可以说,真诚是孙犁文学精髓之所在,是把握孙犁文学思想的总纲。 孙犁所提到的“生活的真实”和“创作思想意态的真实”可以说包容了孙犁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部内涵。 第一、所谓“生活的真实”,就是文学要忠实于她所要表现的生活,要在作品中反映出历史的、时代的真实面貌(即客体真实)。 孙犁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首先要作到真与信。文学创作“要有真情,要写真象”〔(1)b〕。“真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2)b〕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是对他的文学主张的最好的印证。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3)b〕他把通过“真诚的回忆”写成的表现了真正的历史的作品称作是“血写的书”,这些作品是经得住现实和历史的检验的,是会和历史共命运的。“面对祖国的伟大河山,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作家们都应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教导吗?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无愧于同志、朋友和伙伴们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4)b〕对于这一切,孙犁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很少有象孙犁这样的作家,其作品可以不作任何改动,“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5)b〕这在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孙犁的作品告诉我们,传世的作品必须是真诚的和真实的。“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6)b〕。 为了忠实于历史,孙犁一般不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修改。孙犁说:“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7)b〕作品印成书后,还不断随时改易,随势改易,甚至随人改易,“这是不足为训的”〔(8)b〕。 另外,在写人时,孙犁一贯主张要实事求是。要写出真实的人,不要把人神化或鬼化。孙犁很推崇司马迁写人的方法。司马迁写刘邦、项羽这样一些大人物,“没有把他们做为神来描写,完全当作一个平凡的人,从他们起事到当皇帝,实事求是。”他认为“司马迁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9)b〕。孙犁认真对照了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人的形象,指出:“他(陈寿)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而罗贯中,则“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10)b〕诸葛亮也有类似的问题。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军师,在联孙攻曹、赤壁之战以及建立蜀汉政权中,是立过大功的。但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然而,《三国演义》却“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于妖了”。究其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成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11)b〕。 孙犁这种“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的观点,渗透于他对古今许多人物的评价之中。比如,对于魏收及其所总纂的《魏书》,金圣叹及其对西厢、水浒的评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及他的死,罗振玉的人品及其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章太炎的为人为文及其晚节,梁启超的维新以及他的治学方法,纪昀以及他编纂的《四库全书》,孙犁都采取了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既不虚美,又不隐恶,还人物一个历史的真面目。对于今人,孙犁更是十分讲究分寸感。比如对于赵树理、方纪、田间、刘绍棠、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韩映山、阿凤、李克明、邹明等,不论长幼亲疏,他都能直感实言,给予切合实际的评价。正如他所说:“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12)b〕。 在如何做到“忠实于历史”的问题上,孙犁也有许多新鲜的见解和独到的体会。 他主张作家写同等的生活:“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1)c〕这一点从他自己的创作中看得很清楚。他的作品大都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思想所及,情感所系;对于那些没有参加、没有见过的事情(如实地作战),他不胡编乱造,作欺人之谈。 他提倡对生活要多多“沉淀”。“不要见到就写。对于人物,对于生活,要多看看,特别是要多想想。……对生活看得准,写得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有补救之方,那就是多看,多听,多想。力戒从心所欲,力戒想当然。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多务得。让生活和人物的印象,在你的脑海里沉淀一下,再写不晚。”〔(2)c〕总之对于生活,应该看的真切一些,看的深入一些。没有看到的,最好不要去写;看到的但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而先去深入生活和思考生活。 另外,孙犁还认为,要作到历史的真实,不论是整体和细节都必须是真实的。“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无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今有人,常常忽视细节真实,而侈论‘大体真实’,此空谈也,伪说也”〔(3)c〕。孙犁对于一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访问记、印象记之类,不尊重客观事实,而对人对事施加重彩,添枝加叶,很不赞同。他认为:“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不好的”〔(4)c〕。 第二、所谓“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就是指作家要有真情实感(即主体真实)。 孙犁认为“真情实感”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就是对这一规律的精炼的概括。也就是说,只有作家具有真诚的情怀,才能使“辞”感动读者,达到修辞的目的。“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有真情才能有真话。虚妄狂诞之言,出自辩者之口,不一定能感人;而发自肺腑之言,讷讷言之,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5)c〕孙犁认为,象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所以广为流传,就是因为这些文章“感情的真挚和文章的朴实无华”;而“文革”期间那些作品,虚假的东西太多,“当日无读者,何况流传?” 孙犁把真情和激情当作构成现实主义的重要因素。孙犁的作品可以说篇篇都是“信笔直书,感情流放”之作。在战争年代,他有所见闻和感触,就立刻表现出来。“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6)c〕由于在创作中“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所以,每当他诵读自己的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7)c〕孙犁恪守着要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的准则,所以当有读者希望他再写一些《荷花淀》那样的小说时,他坦率地回答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8)c〕这就是孙犁的真诚。 二 由于出身、经历、师承、性格等多种原因,使得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除具有一般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外,又具有了一些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个性特点。 第一、强调文学为人生的目的性。 孙犁继承了中国作家忧国忧民的传统,总是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个人的命运必与国家、民族相关联,以国家之荣为荣,以社会之安为安。”〔(1)d〕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孙犁格外钟情于为人生的艺术。他说:“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的作品要为人生服务,必须作艺术方面的努力。”〔(2)d〕与为人生的文学观相联系,孙犁十分重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可低估的作用。他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3)d〕。为此,孙犁反对“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的文学,反对“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学,反对无烟火气的所谓纯消闲、消遣的文学。他认为,不能忽视文学的教化功能。“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4)d〕。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孙犁信奉不疑的文学观念。孙犁提出:“不以自己的偏爱写文章,不迁就世俗的喜好写文章,而以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写文章”〔(5)d〕。这就是说,为人生,就要面对现实人生;回避、逃避现实都是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艺术与人生的分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孙犁对于周作人晚年蛰居于幽室,读一些偏僻、琐碎之书,写一些“无感情、无冷暖、无批评的”的小文,予以严厉的批判,认为这“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6)d〕。孙犁主张“文学应该以反映现实作为第一义的任务”〔(7)d〕。孙犁五十多年来的文学道路就是一条积极投入现实斗争,全力为现实歌唱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之路。三四十年代,他为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讴歌;五十年代,他为新生活作“及时的一唱”;近年来,他又对“文革”进行反思,对当代文坛进行评说,都说明孙犁与现实的血肉之缘。 第二、通过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反映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 这里首先涉及一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孙犁有自己不同流俗的见解。他一方面承认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又认为作品应当“离政治远一点”〔(8)d〕。也就是说,文学不要急急忙忙地、直接地去反映文件上的政治,会议上的政治,而要表现溶解于生活中的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9)d〕。“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作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10)d〕。从这一点出发,孙犁反对那种,“紧跟政治”和“赶浪头”的作法。写“大跃进”,写“大炼钢铁”,写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实际上这时的作家既不了解政治,更不了解群众,所以只能写一些皮毛的东西,自然写不出好作品,甚至会写出歪曲生活的作品。 孙犁主张写政治作用于群众后的人的心灵;通过人的心灵,反映时代的风云和社会的变革。比如孙犁在1953-1956年间创作的《铁木前传》,“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11)d〕。然而,他并没有象有些作家那样,正面地去写合作化运动中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以主要笔墨,写了几个人物的感情纠葛。木匠黎老东土改后经济地位提高,对于老朋友、铁匠傅老钢表现出一种盛气凌人的“主人态度”,使得傅老刚一怒之下推车离开了曾以“亲家”相称的黎老东。作品以真诚的激情写了傅老刚和黎老东的友谊从建立到破裂在两个老人的心中所引起的巨大感情波澜;写了由于家境、教养的不同所造成的傅老刚的小女儿九儿同黎老东的小儿子六儿思想、性格的冲突,以及他们没有结果的“爱情”;写了小满儿的不幸的婚姻、感情的苦闷以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徘徊。作品正是通过对人物的感情、心理的细腻描绘以及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表现出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大变动的背景下,农村各阶层的人们思想感情上发生的深刻震荡和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从而传达出社会变革、时代发展的足音。正如孙犁所说:《铁木前传》的起因,“好象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1)e〕。 通过写人的心灵反映时代(包括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孙犁的一贯思想。1949年9月,孙犁在评康濯的小说《亲家》时说:“如果只是故事,不能更磅礴、更深入地联系到人民的生活的本质变动,不能反映党的政策、党的组织领导力量,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物身上所引起的变化,兴起的作用,如果故事只是动听和新奇,那自然不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高要求了”〔(2)e〕。1980年8月在谈到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时,他说:“人物刻画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3)e〕。孙犁在《铁木前传》和其他许多作品中正是这样做的。孙犁《铁木前传》创作的成功,为作家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经济生活,开辟了新的途径,提供了新的经验。

⑧ 《我可以抱你吗宝贝》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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