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新结构经济学怎么样
才云鹏 当年韩伟养鸡成了千万富翁，很多大连人也开始养鸡，但在那个疯狂的阶段，新的韩伟并没有出现。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具备韩伟的养鸡技术、资本积累和敏锐的市场开拓眼光。比较优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个比喻非常粗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将比较优势的极端重要性及具体操作指向阐述得淋漓尽致，并力图成为指导贫困国家振兴的先验性的措施文本。 从亚当61斯密开始，二百多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破解经济增长这个世纪难题，但旧有的结构经济学对如下问题已经无力解释：为何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绞尽脑汁、筋疲力尽之后依然家徒四壁，尽管他们学发达国家学得像模像样。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照猫画虎处处碰壁？在林毅夫的笔下，这样的东施效颦，恰恰是南辕北辙，它将进一步摧毁该国的资源禀赋，使其原本具备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正是其影响深远的可怕性，敦促林毅夫将祛贫解困当成自己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元区债务问题，并没有在根源上动摇他的执着。 中国在几十年间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明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其间是有明确路径可循的。但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处于贫困状态？如果这条路真的存在，它的源头在哪里？《新结构经济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解开这个最让经济学家惹火的谜题。这是林毅夫在世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四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巨大裨益，对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具有教科书般的指导性。 旧结构经济学的捉襟见肘，新古典经济学的广受质疑，说明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锤定音的东西。鉴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时候了。而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前景，林毅夫给了一个乐观而鲜明的蓝图，“只要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采取正确的政策体系促进该国私人部门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那么，“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数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这本书，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潜力的计划指导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毋庸置疑，林毅夫提出的“雁阵模式”和“领头龙模式”，将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充满诱惑的机会。但，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现在，所有仍处于贫困中的国家，都是因未能实现结构转变而导致。 新结构经济学是实证的。无论是六、七十年代成功上位的日本、韩国及台湾、香港，还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中国、毛里求斯和智利，都从正面对此学说给予了充分的验证。而韩国曾经走过的弯路及印度当年学苏联招致的沉沦，从另一方向描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独具慧眼的科学性。 与书名略有巧合的是，林毅夫在本书中将自己和他人的辩论文章一起呈上来，在表现形式上推进了“新结构”学说。而敢于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声音放在本书中，既是亮点，更是通过这种辩论，展示作者不怕推敲、欢迎拍砖的现代学者风范。仅此一点，已足堪一赞。 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新在何处？虽然全书充满了学术名词和曲线图表，但若想读懂这本书其实也不难，只要您符合以下两条的任一即可： 一，您的IQ超过120； 二，您多读几遍。
❷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里
“新结构经济学”具有新意，一是因为它为廓清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的迷雾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潜力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
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承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
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
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地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
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使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
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使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主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
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❸ 跪求林毅夫老师新书《新结构经济学》中文版 下载地址。。
可以上新浪爱问共享资料查找
❹ 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同时发生变化。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1、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一社会现存的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它不包括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或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因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直接规定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性策和整个社会的性质,才能明确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
2、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
(4)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图扩展阅读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表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遗憾的是，除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外，现在主流经济学通常没有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创立之始，有两个核心观点：
1、制度内生；
2、制度是有影响的。但目前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像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等学者只认为制度有影响而忽视了制度是内生的。而且这些学者在谈制度有影响时，基本都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和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林毅夫，2017: 6-10）。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中，认为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对应的产业和技术也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基础不同。而社会所需要的上层建筑也会随着产业的发展而变化。也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
❺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新在哪儿
王见定教授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近，英文版《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专著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并陆续向国内外发行。这为王见定教授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扫清了文字上的障碍，将此巨大成就展现于全球，并接受全球大众的检验，这是一项百年不遇的成就。王见定教授经过30年的学习与研究，发现了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运用这种崭新的理论，对近400年历史的统计学进行了科学的梳理，规范了整个统计学的发展，结束了100多年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争论。
由于经济是通过统计学进行计量和分析的，所以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必将全面提升经济学的分析水平，根据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宗旨：在於奖励以科学研究发展静态和动态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对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有积极贡献的人士。“显然，王见定教授的《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的统一》理论完全具备了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水平。事实上，王见定教授已正式向瑞典皇家科学院递交了申请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部材料。鉴於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为了使这项世纪成就不被埋没，王见定教授建议由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为其提供推荐人。
注：王见定教授是我国早期的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国际著名数学家，具体内容可参见网络数学家栏目和”前沿科学“2008年第2期。
❻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哪一年出版的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从全球变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此轮下行，国际环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不可忽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部动力主要在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林毅夫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举了金砖国家、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三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中国2010年时GDP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时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东南亚地区中，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他强调，“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❼ 林毅夫为什么回大陆
林毅夫回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一直在思考如何尽快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尼克森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这边。作为一名中国人，要为祖国作出贡献，必须去大陆。
2002年11月18日，台湾“国防部”高级军事法庭检察署发布新闻指出，原国军284师上尉连长林正义（林毅夫原名）涉嫌在1979年5月16日晚上潜往大陆地区一案，经军事检察官调查完毕，已依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投敌”罪，于2002年11月15日发布通缉令。
该检察署说，如果林毅夫被判罪名成立，可能被判死刑。林毅夫闻讯后平静地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愿意背负十字架。不过，我希望这一历史的不幸能早日结束。”
(7)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图扩展阅读
林毅夫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并实践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力。丰富完善农业经济学理论，重新构建发展中国家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与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电信体制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粮食和“三农”等重要改革政策制定。积极推动中非合作新模式，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参与创立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推动了合作转型和深化发展。
林毅夫的返乡之路荆棘满布。针对台湾《中国时报》希望台湾当局放行林毅夫返乡之路的社论文章，台当局防务部门2013年5月28日表示，林毅夫是“敌前叛逃的罪犯”，有违军人忠贞气节和武德价值，对于他的返乡问题，台当局立场至今并未改变，在处理上绝无模糊空间。
❽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❾ 王勇：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
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而学界似乎有不少人对于“有为政府”等观点持批评态度，争论颇多。有学术争论是值得鼓励的一件好事，可以促进论辩双方思维的互相砥砺，共同提高。笔者是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发院硕士就读期间的学生、世界银行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前同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希望对一些基本概念做出澄清，使将来的交流更加有效率。
市场力量、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引擎，中国应该继续朝着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改革，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政府需要在两个大方向上同时做得比较好，即政府必须“有为”，才可能会带来，至少容许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与社会发展。一是，政府要结合本国特征推动在社会政治秩序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实现较优速度的试验摸索性市场化改革，包括如何简政放权。二是经济学教科书意义上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对于中国的讨论中，大家似乎不太重视第一条中的政府有为，或者将第一条完全等价于政府“无为”的市场化，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
Dani Rodrik 曾在 《经济展望评论》上撰文试图总结中国发展的有用经验，其中他对于中国政府的“猫论”、“摸论”这些实用主义的试验性的不教条的改革方式大为赞赏。要知道，比如经济特区，它并不是能够在所有发展落后国家都可以取得像中国这么大的成功的，非洲、印度等很多国家政府就比较弱势，没有政府领导人能够愿意承担特区实验失败的政治风险，所以市场化改革本身就卡着动不了，其实这就是“政府无为”的失败。值得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主要来源于，但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发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试图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
再次强调，我认为克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集团的阻挠、策略地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点本身也是我所理解的“有为政府”的内容，就在前面提到的第一层含义里。“有效市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学者们喊喊口号就能让政府吓破了胆而自动实现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府内部官员，具有政治智慧、领导力与坚韧不拔的改革意志，朝着正确的方向积极推动的结果。最优改革过程本身就需要有魄力有担当的改革派领导人，需要政府有为，虽然这种“政府有为”对于市场而言的表现是更加“无为”：把原来干预之手缩回去了。这个最优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过程本身就非常值得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林毅夫一直所说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其中“政府有为”应同时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有为”。遗憾的是，他经常被很多媒体与经济学者误解，似乎把他刻画成主张“政府主导、市场失灵”的反市场改革派了。
“有为政府”在概念上并不复杂，要说复杂恐怕也主要是因为政府在现实经济中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在中国的现实政策实践中，可能的确存在政府官员将“有为政府”当作“乱为政府”的理论借口，进一步乱加干预市场，强化扭曲与管制，使得改革发生倒退。因此，不少学者对于“有为政府”这一提法的反对与顾虑其实并不在于学理上的反对，而主要是担心政府官员将这个理论概念自由无限延伸，加以“政治口号化”，那将不利于改革实践。这种担心固然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具体问题上“有为政府”与“乱为政府”的明确界限，而不是因噎废食，只提倡政府无为，不去研究辨析政府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有为。如果那样，可能导致政府该为而不为，或者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即使善意却也胡为乱为，结果可能会更糟。
值得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主要来源于，但并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试图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能因为当下中国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市场的问题，就否认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过于弱势、过于“不为”的现实，就不允许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有为政府”的理论概念。
此外，林毅夫经常讲制度不仅重要，而且是内生的。这句话也可能经常被误解。讲制度内生并不是说现有的制度就一定都是最优的。制度变迁本身也有自身的路径依赖，而且制度有小制度，大制度。我想，林毅夫的意思是“最优的/最合适的”制度是内生于该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当时很多具体约束的，比如当时的乡镇企业形式，但他并不是说所有现存的制度本身就一定是最优的制度，否则就不需要任何制度改革了。请别忘了，林毅夫是中国大陆最早那批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强调制度变迁重要性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