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晋江边缘文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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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简体图书出版市场,晋江已与国内几十家出版社建立长期的、深度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不乏国内各大知名的出版集团。在简体言情出版市场中,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小说版权来源于晋江,在晋江发表的小说已有超过六千部获得出版发行,晋江在言情出版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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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版权方面,至2017年签约影视动漫的作品两百多部,晋江已与多家影视合作方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目前影视授权方面晋江已有多位作者授权金达千万级。2016年一年内签约金额破亿元大关,在2017年截止8月版权成交金额已经破亿元。目前已经播出的根据晋江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有:《花千骨》、《何以笙箫默》、《美人心计》、《步步惊心》、《杉杉来了》、《搜索》、《夏梦狂诗曲》、《战长沙》、《长大》、《到爱的距离》、《棋逢对手》、《遇见王沥川》、《沥川往事》、《恋恋不忘》、《芈月传》、《浪漫满厨》、《怨气撞铃》、《最强男神》、《你好旧时光》、《浪花一朵朵》、《艳骨》等。2017年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多部晋江作品播出,如《南方有乔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今天也要努力去你梦里》都在拍摄制作中。除了主流的影视改编外,晋江也在推荐动漫、有声等其他版权项目,至今已多次谈成了百万级的动漫、有声框架合作。已经启动的动漫画改编作品有:《末日曙光》、《帝王攻略》、《盛世妆娘》、《魔道祖师》、《人渣反派自救系统》、《不科学唯物主义秘密档案》。已经启动的广播剧有:《相见欢》、《二零一三》、《杀破狼》、《不死者》、《帝王攻略》。
晋江文学城旗下囧囧商城,是提供原创言情小说、穿越小说、纯爱小说和同人小说实体图书的专业网上书店。商城图书以晋江作者的作品为主。囧囧商城不仅为广大读者特供作者亲笔签名图书,同时也是晋江作品周边衍生品的展示售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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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大学语文的边缘化未必是坏事
高校里大学语文课的地位远不能和大学英语课相提并论。各高校、各专业都开设有大学英语课,还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学校重视,学生自然也不敢懈怠。
学生们对于大学阶段开设大学语文课是有心理准备的,也有一定的心理期待,在课堂上,偶尔也会遇到因为本学院不开设大学语文课而感到遗憾,执着地跑来旁听的工科学生。大学语文课究竟什么样是令人满意的,学生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大学语文课不应该什么样,他们却有着非常一致的看法,就是千万别跟中学语文一样。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喜爱文学的,但是他们不喜欢语文课。大学语文是一门人文通识课,是以文学为切入点而旨在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课程,它不是单纯的文学欣赏课,也不是专门的写作训练课,所以,边缘化也许可以给它提供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
③ 什么是左翼文学
左翼文学来运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自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后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它所形成的文学理论在新文学界举足轻重,保持着强大的、主导性的影响。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
(3)边缘结文学扩展阅读
左翼文学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有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和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均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来源。
鲁迅、瞿秋白、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人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经过苏联革命实践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左翼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底构成,并批判这社会潮流与作品倾向之真实否”(冯雪峰《社会的作家论·题引》)的优秀文学理论作品,对中国左翼文学直至以后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④ 耽美文学中一般都有很多“淫秽色情”的文字,这是否说明耽美文学不是严肃文学
近日,耽美文学的热度越来越高。以强烈情节性为看点的清水文颇得偏爱,但以细腻的情欲描写见长的“开车文”也愈发受欢迎。如此“淫秽色情”的文字,使得一大部分对于耽美文学的排斥度越发高涨,甚至认为其只是毫无思想的黄色小说。
无法否认的是,确实有一部分耽美写手为了获取热度,在文章中贯穿大量的黄色内容,甚至是低俗内容,错误引导青少年的价值观,很可能造成青少年误入歧途的现象。渐渐地,我们忘记了耽美的初衷,只是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
耽美文学侧重于叙述故事,严肃文学侧重于表达思想,两者的衡量标准不同,自然无法相比较。
⑤ 在大众文化影响下,传统纯文学呈现出一种被边缘化的趋势,结合现当代文学的学习,谈谈你的看法。
在我看来传统纯文学被边缘化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真读书的人少了,喜欢屎尿屁专看热闹的人多属了...当代文学过于年轻化,容易被广大青年读者所接受...只是表达的感情层面单一不够丰富而已!而传统纯文学早已从单一情感扩大到人与自然,难懂而已!
⑥ 谈谈你对当代中国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认识
边缘对中心的挑战
世间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易经·系辞》曰:“动者尚其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一部人类文化史,就是文化不断演化变迁的历史记录。文化发展,其“变”的动力来自何处一是来自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内部自身的改造修正,对已成定势的文化作进一步的开掘,以巩固其已确立的规模和地位;二是来自异己力量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打破既成的模式和规范,把被压抑被排斥的潜能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边缘对中心的挑战、冲击。当文化一旦处于这种边缘向中心逼近,迫使主流文化兼容边缘,改变自身面貌的时候,就是文化转型期的到来。[1]而文化的转型,必然要影响作为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文论思想的变化,使之转向。
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化的转型时有发生。
汉代几百年间,统治者以经学巩固了汉王朝的强盛和统一,也加速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同一,但同时也以“名教之治”限制了中国文化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改变了“百家殊方”的繁荣局面,使中国文化一度呈畸形发展的态势。这种文化发展的病态到了靠自身的新陈代谢已无法救治的时候,长期受禁锢、遭压抑的道家文化,以及外来的佛理思想等等,便在魏晋时期从边缘崛起,合力冲击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文化专制主义,或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等玄理思想反对统治集团推行的名教制度,或以佛玄结合的“空”、“无”等观念消解正统经学的意义,结束了儒学独霸的局面,动摇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因此促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次较大的文化转型。魏晋时期,思想文化上的空灵玄远之风和旷达逍遥的精神境界,大大有利于当时的文人学士从荒谬的谶纬迷信和章句之学中解放出来,形成了自由清谈、得意忘言等新的学术眼光和交流方式,使各种学术流派得以复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学理论方面,先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发出“诗赋欲丽”的唯美宣言,随后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遣言贵妍”等为艺术而艺术的批评标准,向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观念发起挑战,从此确立了文学于经世致用之外,更有言情述怀和审美享乐功用的文论思想,而此后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论著作,正是这种新思想的光辉结晶。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这次文论转向“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的高峰。”[2]
在明代,由于自宋代以后新的儒家学术“宋明理学”的形成,变多元文化为一元,以“天道”、“人性”之关系为基点,建立“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体系,使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又一次走向定位化,走向僵化。到了中后期,随城市经济的繁荣,一种与理学相悖的,充分肯定自我、肯定人的情欲的市民思潮逐渐兴起,对正统的儒家文化产生冲击。加上阳明心学提倡以“吾心”代替孔子和经书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为反偶像、反封建礼法提供了思想资料,促使文化思想在这个时期又发生了一次转型。这时的文学理论,在大胆追求个人幸福,蔑视封建礼法的市民文学的推动下,首先是对正统的文道论发起攻击:李贽的“童心说”提倡文学要表现真感情、真性灵,反对假人假言、虚伪造作,并明确指斥儒家经典是“假人之渊薮”;公安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竭力强调诗文创作的审美特性;汤显祖力主情性,反对以“理”拘情。他们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把感性的个体审美经验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其次,是有关戏曲、小说等处于边缘的文学理论得以勃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向以诗文理论为主流,而明中后期诗文理论受到轻视,大多数文论家转向戏曲、小说理论领域,且著述颇丰。如何良俊的《曲论》、蒋孝的《南九宫谱》、李贽、汤显祖的戏曲点评等戏曲理论;林瀚的《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李大年的《唐书演义序》等小说理论。这一转向,为以后清代和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之交,从鸦片战争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文化开始了最重大的一次转型,至今仍处于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当初,在剧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中,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似乎再难维系中国的生存,不得不致力于自身的改革;在器物层面,“师夷制夷”,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倡“中体西用”;这种文化外求又发展到倡导君主立宪,在政体制度层面上,最终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而在精神层面,自明代以来一直处于边缘而受到压抑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思想,借西方文化之力猛烈冲击了儒家主流传统,从而导致了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转型之初,与政治改良和文化革新相契合,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在文学界发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反封建正统文学的运动,使文学形式与文学观念都逐渐发生改变。到了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大量传入的“五四”时期,过去处于边缘的民主意识、市民意识、个体意识、审美言情意识等等都借西方文学的冲击力量,动摇了中国传统文论观的根基。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以西方为参照的人道主义文学主张,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艺术至上”等“唯艺术论”思想,都明确地把人、人的生命和情感置于文学创作的中心,边缘文论话语曾一度取得与主流话语分庭抗礼的战绩。在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的过程中,从2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效仿,中国新文学及其理论经历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解放区工农兵文学、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等阶段,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如“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典型化”等等主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几十年,并与重群体重教化的传统文学观念相融合,迫使新文学运动之初兴起的边缘话语重新沦入原位,未能获得充分发育。直到“文革”十年,主流文论话语借助政治力量占领了压倒一切的支配地位。70年代末期,随西化潮流的又一次来临,边缘文论才得以重新转向以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为参照,借鉴西方文论话语来言说自身的路途,兴起了对中心的又一轮挑战。
二
边缘向中心挑战,动摇中心的地位,迫使其接纳边缘或兼容边缘,能量来自何处?这是我们在对中国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进行历史清理时自然会碰到的问题。
首先,边缘文化往往具有强健的自我创生性。按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dJ·Toynbee)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青春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衰败期。任何文化要想保持旺盛的活力,要想延长其生命,就必须不断地吐故纳新,创造新的价值。如前所述,新陈代谢的动力,要么来自主流文化内部的自我改造修正,如先秦时期,初具规模的汉文化,鼓励内部不同区域文化相互激荡磨砺,在“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发展了丰富多采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文化表现出勃勃生气。要么来自异己力量的冲击、否定或颠覆。边缘文化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具有跃动不拘的性质,较少僵化、定型化的因素,因而能抓住时机迅速地生长发展。倘若主流文化自我设限,凝固封闭,丧失了调节改革功能,便自然给边缘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如汉代统治者为适应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实施儒学独尊的文化政策并把《周易》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加以改造,成为人格化的神学目的论,开了谶纬灾异之说的先河。主流文化内部的这种封闭的自我设限,把儒家文化的发展与其他不同思想截然对立,使儒家思想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而渐趋衰落。于是,生机勃勃的魏晋文化便乘虚而入,发展壮大,形成不可阻挡之势。
其次,边缘文化往往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正是边缘文化得以生长和发展的前提。比如道家文化,在汉代扬儒抑道的环境中得不到发展,处于边缘,但由于它崇尚“自然无为”、“守柔”、“不争”,以及否定等级界限,讲究辩证关系,对于调和社会矛盾、缓解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能在重重压力之下,趁儒家文化渐衰之机不断发展、更新,并向主流文化发起挑战。又如东汉传入中国的佛家文化,它对人的本体论的解释,它特有的哲学思辩方法等等,都给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思想营养,因而能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最终融入中国文化。再如明代中后期的市民文化,具有要求关注广大市井小民的生存状况,让文治教化从庙堂回到民间的合理性,因此能欣起一场宏大而持久的冲击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近现代新兴的科学与民主思潮,更具有同腐朽衰颓的封建专制思想尖锐对立,与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一致的合理性,所以能彻底动摇几千年封建统治之根基,迫使传统文化改弦更张。
再次,边缘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兼容其他文化的功能。这种基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兼容能力,是随中心文化内容丧失的多寡而变化的:中心文化内容丧失越多,边缘文化兼容他文化的能力越强。仍以魏晋文化为例。东汉儒学走向衰落,道家便以“自然无为”思想为儒家“以名立教”的主张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使儒学逐步玄学化,为玄理思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它借儒家让出地盘之机,又兼容外来的佛学思想,用玄学来解释佛学,使佛学玄学化。在文论方面,以道家玄理思想为基础的超功利的审美意识猛烈冲击了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和附庸的主流文论观,并兼容着外来的一些佛学思想,使审美文论得到长足发展。又如“五四”前后民主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等文化思潮对走向没落的封建文化的冲击,封建正统文化几乎让出了全部领地,新文化曾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对异域文化大量接收,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兼容能力。
复次,边缘文化往往是新方法、新眼光的孕育处。文化的转型,必然是由新眼光、新方法的形成而引起。主流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定位化,往往走向自我封闭,习惯于既定成规,不思新变。而边缘文化处于不断的求新求变状态,易于冲破主流文化的既成之法,产生新的眼光和方法。如魏晋学术文化发生重大转变,就有赖于新眼光新方法的出现。汤用彤先生认为,正是由于“言意之辩”这种新眼光新方法的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使学术重点从“有名有言”、“可以说道”的“具体之迹象”突变为“无名绝言而意会”的“抽象本体”。它在庄子言意之辩的基础上,以言和意之间的距离引发出“迹象”与“本位”的区别,得意忘言方法便影响了整个魏晋玄学体系的形成。[3]又如明代,在天理人欲之辩中,李贽等王学左派独树一帜,以新的眼光把人欲置于天理之上,肯定下层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反映了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为文化发展注入了动力。再如“五四”时期,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锋从中国数千年的“仁义道德”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二字,于是能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擎起反传统主流文化的大旗,推动了新一轮的文化转型发展。
三
在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外来文化进入本土的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殖民性的强行输入,二是本土文化的主动引进,两种方式传入的异域文化都会对本土的主流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短处,一文化的优点可以弥补他文化的缺陷,可以为他文化中的边缘成分提供挑战中心的思想武器,也可以成为文化转型和转向的催化剂,还可以通过本土文化的整合而变为新文化的组成因素。如魏晋时期东来的佛学,为当时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甚至逐渐跻身于中国文化的行列,成为千百年来影响中国文化和文论的重要因素。明代中后期,伴随海外贸易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因素,助长了市民文化的勃兴,并从此时强时弱地对传统的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以至于到清末和“五四”,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就近代以来这次延续百年的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的曲折历程而言,外来文化所起的作用更加明白彰显:在近代至“五四”时期,一方面是腐朽衰颓的封建王国被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精英有意识的西化选择,主动引进异域文化为本土的政治文化运动助一臂之力。在此期间,西方文化不仅为边缘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而且迅速与本土的边缘文化结合,成为其中活跃的因素。在20年代后期至70年代,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转向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成功,苏式西方文化的引进,使本土文化的走向发生变异,刚刚开始的边缘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认同中断,被本土文化与苏联式文化的结合所取代,使边缘重又沦入边缘。从70年代至今,由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国门再一次开启,西方文化的涌入与本土对异域文化的主动吸收双向互动,导致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空前的影响,边缘在这种影响的刺激下再次崛起,形成不可阻挡之势,猛烈冲击着主流文化。在这一次边缘对中心的挑战和冲击中,边缘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利用甚至走向了过激的一途:在蜂拥而至的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文化思潮面前,人们饥不择食地“拿来”,令80一90年代的中国文化理论界主义迭起,术语泛滥,外来话语与本土边缘话语交汇融合,众声喧哗。而紧随着“西方中心论”的破灭,人们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外来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正在文论家们跑步趔趄追赶西方文论的批评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浪潮,试图利用西方文论话语作为边缘向中心挑战的武器,以扫荡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的时候,终于有人出来警告:“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黄维梁语)甚至回溯至“五四”反传统文化运动,反思我们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检讨我们在向外摄取的过程中,怎么对自己的传统文论完全弃之不顾,怎么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澡盆里的娃娃也一同泼掉了?不管这种警告和忧虑引起了多大的争议,它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外来的文化思潮具有足以与本土边缘话语结合,迅速冲击和颠覆本土主流话语的巨大能量。
四
有挑战就有回击、反抗。每次大的文化转型,与边缘对中心冲击和渗透相伴的,必然是中心对边缘的压制、禁锢和扼杀。尤其是经过长久经营,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具有相当稳定的结构而定型化、模式化的主流文化,更不允许任何异己力量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必然要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抑制。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转型,新兴的文化和文学观念一开始就在艰难的环境中生长,不仅在当时就受到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制(审美言情文论被当作浮华文风与传统文论尖锐对立并立刻受到排挤),而且从隋、唐到宋,一直遭到传统的重政治教化的主流文化的清算,佛学思想甚至长期被视为异端邪说,直到宋明两代,有儒家学者在接纳、借鉴佛学哲理和修养经验来更新、突破传统儒学时,还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受惠于佛教,也没有人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佛教,到了晚明至清,佛教才被承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又如明代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诞生的市民文化,随着统治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而遭受抑制;在左派王学推动下形成的同传统封建文学观念相对立的文论主张,也随着封建正统思想的回潮而倍受责难,其代表人物如李贽等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近百年的这次文化转型,其间所充斥的边缘与中心的矛盾斗争,所经历的曲折反复更是历历在目。特别是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的历次文化运动和文艺论争,如20年代初以《学衡》、《甲寅》为阵地的复古主义与新文学的冲突,新文学阵营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以后有关文艺服务对象问题的辩论,政治标准第一还是艺术标准第一的论争,对胡风“七月”派的批判,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主体性”问题的争论,“新的美学原则”的讨论……其中都有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内容,但也都掺杂有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心对边缘的压制,以及边缘的反压制。中心总是利用其所处的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利,对边缘进行支配和控制。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边缘话语有坚持自己的边缘立场而一意孤行者,也有臣服于主流话语,并与中心合谋者。这后一种情况更加复杂。比如,历代的民间文化即大众文化,总是以游离于主流的边缘身份出现,但是又时不时地走向同主流合谋的道路:从30年代开始的大众化运动,先是在救亡主题下对大众进行文化普及和文化教育,继而则是主流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和民间话语自觉地对中心话语的认同,双方共谋构成了对其他边缘话语的禁锢和扼杀,历经几个阶段到20世纪中期达到极点,形成主流话语一统天下、万马齐喑的局面。90年代末期,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引进,一度失势的主流话语找到了复生的机会,于是,传统主流话语以变形的方式利用富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大众文化话语,并与之合谋,力图消解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化精神,这已经形成当前极其复杂的文化语境。
由此可见,边缘向中心挑战从而导致文化的转型和文论的转向,从来就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复杂而漫长的历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魏晋文化转型到隋唐形成一个文化繁盛时期,经历了三、四百年;明代中叶开始的文化传型,至清代也延续了二百年左右;我们身处其中的这次转型,由于全球化的全方位影响,其规模之大,触动之深,局面之复杂,当属空前,因而其历程也必然很大。在此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我们回顾和反思历史,应该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五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这个跨世纪的文化转型时期,正在从政教中心转向经济中心,从儒家人文精神转向现代商业精神,传统的价值体系遭到瓦解。文化方面的变化,正如林兴宅所言:“一是文化角色移位,即政治文化曾经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如今不得不让位于消费文化,少数人操纵的殿堂文化变为人们自主选择的大众文化,文化产品从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变为满足人们即时需要的文化快餐;二是文化功能的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被迫进入市场流通,文化工业兴起,于是文化的功能由审美型向享乐型转化,由精神价值向消费价值转化;三是文化的构素重组,由于新的文化传媒兴盛,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重大变异,电视文化、广告文化、流行音乐等抢占了文化的中心位置。”[4]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等等一向处于边缘的文化,自90年代以来冲击着主流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取代主流文化的地位之势。延续了一个世纪并屡经反复的文化转型,似乎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似乎正面临一个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转型都更彻底更巨大的转型。在此文化转型过程之中,文论也必然受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而转向,它的现状怎样,发展趋势怎样?
边缘向中心挑战,经百年来的反复较量、交锋磨合,边缘文论对主流文论的冲击乃至颠覆已经取得明显的战绩,尤其是自80年代以来,受“美学热”、“方法论热”、“现代派”、“先锋派”、“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等一潮又一潮的“热”的洗礼,种种非中心话语以多元并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主流文论话语,从语言符号层面看,甚至大有遮盖主流话语(以30年代从前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为其延续形式)并取而代之的态势。边缘话语借助西方文论话语对中心话语进行的这种挑战、颠覆,大大地加速了传统主流话语中消极陈腐因素的死亡和边缘话语中有生命力的积极因素的生长,有力地促进了经磨合后产生的新兴成分的发展。其实,我们可以视其为边缘话语的一种策略—回顾“五四”时期,采取过同样的策略,可是由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多原因,这种挑战策略并不成功,只留下一些隔靴搔痒的西方文论话语为主流文论话语所利用,边缘仍处于边缘。今天的挑战所造成的这种“完全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的现象,也许正是边缘向中心挑战过程中矫枉过正的必然反映。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只有当人们意识到某一种文论话语(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独霸天下的不正常,意识到完全用外来话语言说本民族文论现象的不正常的时候,才会猛然省悟:解构不是最终目的,边缘向中心挑战,不是要把尚有价值的东西彻底推翻,不是要把中国文论中有生命力的成分弃之不顾,一概以西方话语取而代之。这种挑战的策略唤起了们对传统文论话语的重新审视和认识,于是有人提出了重新建构中国文论话语的倡议。“重建”的呼声不是保守与复古的老调,不是让文论回到传统主流话语,而是要发掘民族文化资源为文化转型和文论转向提供动力。它提醒人们,在一大堆外来术语轰炸、“狂欢”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自己建设文论体系的根本任务;在边缘与中心交锋磨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应该进入整合与建构的阶段了。历史不断地证明这样一个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冲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走向融合。文化与文论的整合、互补是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全球一体化来临的时代尤其如此。事实上,中国文论回归本位的趋势、功能转换的趋势和多质建构的趋势,已经明白无误地出现在这世纪之交。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重建,将使中国文论再创辉煌,在世界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正确看待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正确引导和促进边缘成分的合理发展,是一个文化能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一种文论能得以发展的重要方面。
⑦ 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非常边缘化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正确的,中国文学在西方把持话语权的世界文学中的确没有多少地位,而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差距;其二是文化内涵的偏差。一、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差距
中国当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其实还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与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形式,而少有超越的地方。或许只是在先锋文学的探索上,残雪、格非等人还能够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就如残雪自称的超越卡夫卡,但卡夫卡也并非现在西方文学的最新界限。
不仅如此,现当代的小说往往着眼于乡土文化,或许是由于新兴作家地减少,很少有小说能够关注于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对于城市的描写,也往往是通过乡土的视角。虽然的确是接了地气,有了独特的民族特色,但往往有一种脱轨之感,也因此往往更难为世界文学所理解。
⑧ 关于文学作品
读音:wénxué zuòpǐn
[literature;literary works] 散文或诗歌或小说或戏剧等形式的作品;尤指形式或表达优美并表现具有永久或普遍兴趣的作品
文学作品
在图书分类标引过程中, 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的区分是一个较有难度的问题。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 文学与邻近学科,包括与历史、新闻、 地理等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出现了许多“杂交”的边缘文体著作, 使我们在分类标引时常常难于界定其类别。为此,在这一讲,我们对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的区分进行讨论。
要正确区分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文学作品? 它与其它著作(非文学作品的学科著作)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只有从理论上明确这种区别,才能使我们在分类标引实践中, 紧紧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那么,什么是文学作品?
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首先,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其次,它是用具体生动感人的形象,而不是象哲学、 社会科学那样用抽象的概念去反映社会生活;其三,它是语言的艺术,它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工具,以各种文学形式,形象地反映生活,表达作者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和情感, 以唤起人的美感,给人以艺术享受的著作。
文学作品的基本特点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作家始终进行的是形象思维的活动( 或方式)。它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作家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把从生活中得到的大量感性材料熔铸成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其次、始终离不开想像(幻想、联想)和虚构;第三,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
文学作品的形象思维创作过程决定了文学作品与科学家们的运用逻辑思维创作的学科著作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区别可从以下五方面认识:
1、从内容来说,它们虽然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 但学科著作采取了“对世界的科学的掌握方式”,材料翔实、 准确无误,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 原因、经过、结果必须真实,事物的外形、大小、性质、特征、用途、必须准确 ,所举的数字、图表、例子必须可靠, 一切都有具有客观的实在性; 而文学作品则采取了“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方式”,它依据生活而又经过虚构, 从不拘泥于真人真事, 人物不专用一个模特儿而是杂取多人、合而为一, 事件不全用事实而是采取一端、加以生发, 环境不只是依托一地一处而是根据需要加以组合、创造,一切都具有客观情理性。
2、从形式来说,它们虽说运用的媒介都是语言, 但学科著作的语言贵在朴实明白;而文学作品语言贵在文采飞动。
3、从作者来说,它们都是思维的成果,但学科著作主要用的是逻辑思维,以客观事实、统计数字、逻辑的判断和推理说话; 而文学作品主要用的是形象思维,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描绘说话。
4、从读者来说,它们都有认知的价值,但学科著作诉诸读者以事实与理智,鉴赏者侧重于科学真实和实用功能的评价;而文学作品诉诸读者以感情和想象,鉴赏者侧重于艺术真实和审美创造的判断。
5、从功能来说,它们都有社会的价值,但学科著作主要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重在实用; 而文学作品是社会感化的手段,重在审美。
从以上特征的比较中, 我们可以认为,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的区别,在于它不以传递特定的具体知识为目的,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 不可能获得科学技术专门知识或具体的科学实验、生产与工作方法; 如果某种著作的主旨为传达特定的具体知识, 那么尽管它具有优美的文学价值,如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属于文学范畴。
掌握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的本质区别,我们在分类标引过程中,就能较有把握的进行标引了。当然, 图书分类还有其特殊的一些规则, 还必须根据这些规则来标引。
下面, 我们对文学作品与其它著作的区分进行具体的讨论。
一、文学作品与文学研究著作的区分
在《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文学类图书包括两类图书资料,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图书和各体文学作品。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是以探索、研究文学领域规律为目的的科学著作 ,包括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这类图书属于逻辑思维的科学著作范畴 ,一般容易作出判断。较容易混淆的是文学评论中的“文学欣赏”这一类图书区分问题。
所谓文学欣赏, 是读者观赏文学作品时特有的精神活动, 是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形象为根据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的过程。作为分类法中的类目, “文学欣赏”所收的是文学欣赏的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包括文学欣赏活动的认识过程、文学欣赏的共鸣现象等一般规律。在
《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 ,“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合为一个类组,归到“I06文学评论、研究”类目中去。文学评论是文学评论工作者分析、研究作家的作品, 帮助读者正确欣赏和理解各种文学现象, 并总结创作经验、推动创作发展的著作。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 往往包含作品欣赏的印象、直感的判断,因此,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是紧密相关的。指导读者正确欣赏与理解文学作品的著作应归入“I06 文学评论、研究”及其相关下位类目。如, 魏玉山著的《微型小说阅读与欣赏》, 以微型小说的文体及其特点为主线, 分章论述微型小说的五个特性, 每章附有例文六篇, 每篇例文后有作品评析和阅读提示,其目的在于指导读者正确欣赏,应入I062.54。
此外,文学作品的简介、评析,也应归入“文学评论”。如, 杨丽萍主编的《中外名著100部析读》,选辑100 部中外名著篇目(不收作品), 逐篇予以介绍性的评析,包括作者简介和作品析读,兼有赏析及资料的双重功用,入I061。 同样,徐波编的《中外文学名著简介》,亦入I061。
但是,应该注意,以文学作品集(选)的形式编辑的,但又冠于作品欣赏、 赏析、选萃等题名的作品, 不应归入“作品欣赏”, 虽然也在作品之后编列了作者简介、注释等, 但其主要目的还是提供作品阅读,因此,应作为作品归类。如:
《白话封神演义赏析》,(明) 许仲琳原著,入I422.4。
《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外国短篇小说卷》,柯岩主编,入I41。
由此可见, 文学作品与作品欣赏的区别在于其目的是提供阅读还是指导欣赏。
二、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的区分
文学和历史是最为邻近、最为亲密的,中国自古以来有“文史一家”之说,表明了原本存在着血缘相通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相互交叉渗透产生了一系列边缘性文体作品,如历史小说、 历史剧、史诗、历史故事、历史散文( 包括回忆录和传记)等。 这些边缘文体作品是归入历史还是归入文学, 其划分标准是:以是否忠于史实或虚构为界, 史实的记载入历史,艺术的虚构入文学。
1、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交叉渗透产生的边缘文体。它以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 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描写,广泛地、 多方面地反映历史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载体。它可以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 作者对故事情节大胆虚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更具有艺术真实和典型意义。历史小说, 其文学的“原色”成份较重, 应归入文学的史传小说类。
例:《淑妃文绣的一生》,柳溪著,入I427.53。
此外,历史剧、史诗的文学“原色”成份也很重,也应归入文学的有关类目。
例:《大风歌》(历史剧), 陈白尘著,入I323。
2、传记与传记文学:
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的图书资料。传统的传记著作,强调的是人物考订,如年谱、行年考、大事记等,在《中图法》中,传记归为历史类。传记文学(或文学性传记),属于广义散文, 是以有名有姓的真人真事为对象进行创作的文学。其特征:一是忠于事实, 所写的内容确实是生活中存在和发生过的人和事;二是忠于历史,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描写,表现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在《中图法》中,传记文学归为文学类。 应该说, 传记与传记文学都是历史与文学相互交叉渗透而产生的边缘文体作品, 只是它们的“原色”含量有所不同。它们的区别,一般地说,以记述历史事实为主的史实性传记属于历史科学范畴, 入历史类; 用形象化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文学性传记属于文学范畴,入文学类。
然而,传记与传记文学(或文学性传记)的界线是很难截然分清的。 尤其是近年来, 一些史实性传记采用了文学的形象生动的表现形式, 冲击着“传记”的传统形式, 使传记与传记文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传记文学不同于虚构的人物故事为内容的其它文学作品, 它具有“传记”和“文学”双重性质。作为传记,它有信史的价值,作为文学, 它有艺术的功能。在实际图书分类过程中,有的名为传记文学,实为历史著作。 因此, 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分类要视具体图书内容来归类。可以从以下二方面把握:
(1) 如是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或记载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无虚构情节,只是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 适当进行艺术加工的, 可根据图书的最大用途归入历史类;以形象化方法,生动地描写人物形象,符合报告文学、故事或小说、 散文体裁特征的,才归入文学类的有关类目。
例: 《伟人孙中山》,李茂高编著,入K827.6。
《我的前半生》,溥仪著 , 入I521。
《藤野先生》,鲁迅著,入I626。
英雄人物事迹和各科先进人物事迹则入D政治有关类目。如,《中国当代少年英雄传》,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入D462.263。
(2) 记录人物一生或较长时间的生活历史, 旨在详尽地描绘出人物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入历史类目;而只截取人物的某一阶段的活动片断, 旨在表现一定社会意义的主题的, 入文学的“报告文学”或“故事”类目。
例:《徐悲鸿的一生》,入K825.7。
《古今中外科学家故事精萃》,
尹学义编,入I892.7。
《名人少年故事》骆青、刘广春编写,入I892.7
3、回忆录:
回忆录是作者对自己或他所熟悉的人物过去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历史追述, 应属于历史范畴。但是, 《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又将回忆录分列在“I5报告文学”的下位类和“K106、K206史料”“K8传记”的范畴中, 容量容易引起混淆。根据《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使用手册》的一些说明,对回忆录的分类,应注意不同类型图书的各自区别。
(1)“报告文学”中的回忆录,是指运用报告文学手段写作的, 富有文学特色,以史实为内容的回忆录。 它的特点是文学色彩很浓,讲究形象塑造,个性描绘,语言生动。
例: 《在彭总身边》景希珍口述 ,入I521。
《我的一家》,陶承著,入I521。
(2)“传记”类中的回忆录,是指对某人生平事迹的回忆。“史料”中回忆录,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回忆。
例: 《白宫岁月 —— 基辛格回忆录》,入K837.12。
《茅盾回忆录》,入K825.6。
(3) 通过对人物的回忆而实际叙述某国的政治活动或政治事件的列入各国政治类。
例:《黑格回忆录》,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收录黑格与里根的来往信件。信中主要商讨处理美苏、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入D50。
4、故事体的历史读物:
故事体的历史读物, 在儿童读物中尤为突出。它以故事体裁为表现形式 ,事情的描述性、情节的生动性, 语言的口语性,都具有故事文体的特征。但是,它又如实地描述真实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 所写的人事地时等都具有一定的客观事实, 具有历史著作的客观与真实的内容特征。这类读物的归类, 主要把握其内容是否具有认识的实用性。如果某一故事体历史读物其功能旨在于提供教育认知的,则就应该归入历史类去;而只作为审美娱乐作用的读物, 则归入故事类中去。
例:《二万五千里长征》, 段万翰著,入K263。
《三大战役》,万庆华著 , 入K266。
《英俊少年》,墨瑶、 水秀编写,入I892.7
三、文学作品与新闻著作的区分
新闻与文学交叉渗透而产生的边缘文体作品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具有三个方面特点:一是新闻性,它真实准确、 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富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严格忠于事实,写真人真事, 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二是文学性, 它把客观事实用艺术形式反映出来, 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三是政论性, 它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艺术感染力。
在《中图法(儿童馆、中小学馆版)》中,对于报告文学的分类是这样规定的:用文学笔法报道人物生平事迹的入报告文学; 用真实姓名作为典型人物并有虚构的故事情节写成的作品分入小说; 叙述人物的传记、生平事迹或回忆录入传记类。而用文学笔调, 旨在介绍某一学科领域概况或知识的入有关学科。这一规定可以这么分析:报告文学与其它著作的区别在于文学笔调的程度。作为真实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边缘性文体, 报告文学包含多种样式:记录性的、概括性的、研究性的、故事性的、见闻录式的、回忆录式的等等。不同样式的报告文学,其文学与新闻的“原色”比例各不相同。故事性(或称小说性)的报告文学, 其文学“原色”较重; 概括性、研究性的报告文学,其新闻(或政论)“原色”则较重。因此, 文学性较强的报告文学应入文学类,而新闻性、 政论性较强的报告文学应入其相关类目。
然而,在实际的分类工作中,这个区分标准还是较难掌握的。报告文学最大特点就是真实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斗争和经济建设成就, 诸如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经验、体会、科研成果等新人新事, 多用报告文学体裁来反映。如果单纯用“文学笔调轻重程度”来判明一书的归属,那么,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类下所列的有关“成就”、“体会”、“经验”等类目则无书可归。同时, 一般读者常会先从内容方面来考虑查找这方面的图书资料, 很少从一种文学样式来考虑查找。因此, 仅从“文学笔调轻重程度”来判明图书的类别是不够的 ,还要考虑图书资料的内容性质、作者旨意、读者对象和本馆任务的需要以及分类体系的安排。
根据上述的观点, 对用报告文学体裁写的著作进行分类不能一概而论。若报告文学著作内容是反映政治概况和经济建设成就的,可入“政治”和“经济”有关类目;若反映某研究成果、 经验、某工程技术革新的经过、经验体会, 应入各学科;若其内容是革命回忆录,应入报告文学的“回忆录”。
例: 《香港,1997》,海绵编著, 入D618。
《贺兰山下的枪声:宁夏地区重大典型案件审判纪实》, 邹献朝主编,入D912。
《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著,入I521。
四、文学作品与地理著作的区分
文学类的“散文”类中包含“游记”类散文,地理类中亦设有“旅行·游记”类目,这两个类目又如何区分呢?
游记类散文, 是以轻快的笔调和生动的描写,记述旅游途中的见闻,包括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描述中往往夹以议论或抒情,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
地理游记,是对自然、名胜、城乡、物产、习俗的见闻实录。
两种图书的区分标准, 是看作者的写作目的。前者以抒情为主, 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应入文学类;后者以实景为主,意在介绍地理知识,应入地理类。
例:《石英游记散文》,石英著,入I627。
《海南岛游记》,罗茂繁著 ,入K928.9。
五、文学作品与科学著作的区分
文学与科学, 二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学科的相互渗透交融, 产生了“科学文艺”这一边缘文体出来。它们具有对科学材料作艺术概括, 同时又具有以艺术方法来认识科学的特点, 从文学中吸取了文艺性,从科学中获取了科学性,正是这种科学性、知识性的特点, 使它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 不能笼统地将它们一概而论地归入一般文学体裁范畴之内。
“科学文艺”作品包括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电视剧本、科学故事、科学童话和科学小品等。不同的体裁, 造就了其文学特性的不同程度。
科幻小说,科幻电影、 电视剧本及科幻故事、科幻童话, 由于其虚构性很强,无可非议地归入文学类。 而科学故事和科学小品,则较为模糊。 有些科学故事和科学小品, 其科学性特点十分突出而压倒了文艺性特点。虽采用文学笔调, 但旨在介绍某一学科领域概况或知识,这样的作品,其特性偏向科学普及读物,其功能在于认知教育。因此,宜根据科学知识门类来归类。
例:《算得快》,刘后一著,入O121.4。
六、文学作品与语言著作的区分
(1)读物、读本:
由于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的, 许多文学名著又常被选为学习语言、文学的读本,所以两者容易混淆。分类时,应注意:凡为了学习语言、文学, 选用一些文学名著,并附有辞汇、语法、 修辞等语文方面的讲解或注释的, 应根据出版目的和读者用途归入语言类有关“读物”的类目。
例: 《中外文学作品精选:初中三年段》(中学课外阅读丛书) ,胡甫夏主编,入H1-482。
《小学阅读文选》,王有声编,中小学语文教学补充读物,供小学六年级使用)入H1-48。
(2)两种文字对照的作品
中外两种文字对照的文学作品, 选辑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语文用的, 也应归入语言类有关类目去。
例: 《丑小鸭》(英汉对照读物) ,丹顿改写,赵海天译注,入H31 -48。
汉语拼音注音的文学作品, 其选辑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语文用的, 也应归入语言有关类目去。
例: 《割掉鼻子的大象》,迟叔昌、于止著,王新民注音(汉语拼音 读物),入H125-48。
(3)启蒙读物:
文学作品的一些表现形式, 也常被人们用来作为启蒙教育的工具。如《三字经》一类的启蒙读物, 就是运用文字的声韵,编成许多适合儿童朗诵、 默想的书。它们虽有点诗歌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押韵、有节奏、语调和谐等, 朗朗上口,易于记忆。 但这类读物不是文学作品。它的内容在于传递某种信息, 而不在表达思想感情, 因而其韵律与节奏不象诗歌那样自然地随情绪抑扬顿挫地发展。所以, 这类书应按内容和使用功能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