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代文学中哪些流派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
明代文学中唐宋派、公安派与前后七子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斗争的。以下具体介绍各个流派及其文学主张：
1、唐宋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2、公安派： 明代后期，明神宗万历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
3、前七子：前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4、后七子：后七子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 。因在前七子之后，受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影响，继续提倡复古，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他们是后七子。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他们在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后七子。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前七子相同，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2. 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经过前后七子倡言复古，程朱理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受到有力的抵制。从嘉靖末专到万属历初，个性解放的思潮逐渐高涨，文学也即将进入晚明全盛期。当时，李攀龙已去世，王世贞执文坛牛耳，天下趋从，“后七子”文派声势愈盛。但实际上，文学复古运动一开始所具有的一种最重要的意义——切断与宋代理学的联系——在这时已经变得不很重要了，然而很多人还是抱守复古的主张不放，模仿乃至剽窃的现象在一些末流文人身上也愈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复古运动本身的弊病已经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就有人起来对此提出尖锐的批判。前面说到的归有光是这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对文学的推进是起子一定作用的。但归氏的思想总体上比较守旧而拘谨，而且有些混杂。能够站在全新的立场上排斥复古思潮的人物，主要是徐渭。他因地位低卑，在当时影响不大，在他死后不久，即被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不仅在诗歌，而且在散文、戏曲方面，徐渭都是晚明文学的前驱。
3. “公安三袁”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反对复古，主张什么。
公安派：明代以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为代表的一个诗文流派。因三袁为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主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对清代神韵派、性灵派诗歌有影响。
4. 明中叶散文流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倾向。
1、茶陵派，李东阳等。
反对“台阁体”的浮艳文风，主张性情，强调音调、用字、结构，追求典雅。
2、“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
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刻意范古，铸形宿模”，开创明代文学复古运动。
3、“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
继承“前七子”主张，极力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以汉魏、盛唐为第一要义，把复古运动推向顶端。虽古雅，但佶屈聱牙，不能卒读。
4、唐宋派，王慎中，茅珅，归有光，唐顺之等。
推崇和提倡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直写胸臆，新手写出”。
5、公安派，袁宏道等。
坚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复古，力求创新。
6、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
“独抒性灵”，反对复古和模拟文风，主张脱离现实，追求“幽情单绪，孤行静思”，比较消沉。
5. 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理论及影响
“游本文学史”相关内容：
弘治、正德间，土地高度集中，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广大人民破家失业，流浪四方，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外族侵犯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
李梦阳(1472-1527)字献吉，甘肃庆阳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阳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进行斗争的人物。李梦阳曾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龄，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何景明也曾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刘瑾而被罢官。在文学上，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一时起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使人知道，在“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有的古代文学，提倡读古书，增长知识学问，开扩心胸眼界，对打击“台阁体”“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后来何景明认为模拟古人“法同则语不必同”，并批评李梦阳的诗说：“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 ，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也?”(《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也表示悔悟说：“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淑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李梦阳诗集•自序》)可见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但他们毕竟是关心现实的，因此也写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李梦阳、何景明都写过《玄明宫行》诗，揭露刘瑾穷奢极欲的罪恶。（举例省略）
嘉靖、万历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山东济南)人。王世贞(1528-1590)，字元美，江苏太仓人。他们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被称为“后七子”。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底为宋学”(《明史•李攀龙传》)。他的诗文亦以模拟剽窃为能。诗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摹帖”。但近体模拟盛唐，也还有一些可取的作品。（举例省略）文则生吞活剥三代两汉，“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读。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声势更大。“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等名目。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持论和李攀龙完全相同。他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游，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对于诗，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他的诗，自《诗经》而下，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李杜诗，无不模拟，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但他往往用古词、古调写时事，比李攀龙的作品略有活气。他的《乐府变》更学杜甫的“即事而命题”。如《钧州变》，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景，有一定意义。不过他始终不忘模拟，大堆的陈词滥词，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王世贞学问广博，著作甚富。“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四库提要》)。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谢榛(1495-1575)，字茂秦，山东临清人，是“后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后为李攀龙所排斥。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在理论上，他似乎并不主张以拟古为目的，而是要通过拟古以自成一家。他的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个而画少陵也”。“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诗话》)。他不主张盲目地拟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来创造自己的诗，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但他忘记了“世”，即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不知它们也正是“世变”的产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种拟古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理论。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在“七子”中名不显。他的《报刘一丈书》，描摹无耻文人奔走“权者之门”的丑态，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贵族等统治集团的横行霸道，淋漓尽致，有深刻现实意义，无心拟古，却传诵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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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在明中期文坛掀起了一场波澜，其中激进与保守交错，创新与蹈袭相杂，所体现出的功过是非相互错杂的特征，显示了这股文学思潮自身的复杂性。
从前后七子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上看，首先它们在复古的旗帜下，为文学寻求了一席独立存在的地位。特别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坛歌颂圣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创作风气还没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学学风的炽热，文士中有轻视诗文而热衷于治经穷理的倾向，一些“文学士”甚至遭到排挤打击。为此李梦阳曾发出质疑：“孔子非不贵文，乃后世谓文诗为未技，何软？”（《论学下篇》）显然，李梦阳等前七子在文坛高举复古大旗，与他们重视文学的独立地位、积极探索文学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联系。
其次，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如后七子提出重“辞”而轻“理”的主张，虽有过多地注重文学形式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而前七子则明确地将复古的目的与文学表现作家真情实感、刻画真实人生的追求联系起来。特别是李梦阳贬斥“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的“今之文”，赞赏“文其人如其人”的“古之文”，而且把民间“真诗”的文学地位放置在文人学子作品之上，甚至欣赏被道学家斥之为“淫靡之音”的市井时调，进而将文学求真写实风格的衰退归结为宋儒理学风气侵害的结果，提出“宋无诗”，“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这些都多多少少体现了对文学自身价值的一种新的理解，以及敢于同传统文学观念发生离异的勇气，赋予了文学复古活动以深刻性和挑战性。
尽管如此，前后七子复古活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他们在复古过程中寻求消除文学旧误区的办法，却又陷入了文学新的误区——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求真写实的观念幷未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为数不少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模拟之作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水准。在前后七子文集中不难发现一些蹈袭的篇章，如王世贞拟古乐府《上邪》中“上邪，与君相知，譬彼结发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几句，显然套用汉乐府“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竭，……乃敢与君绝”的意蕴与句式。而李攀龙的拟《陌上桑》，除个别字句更改外，几乎是照抄汉乐府《陌上桑》。其中原作“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他改成“来归但怨怒，且复坐斯须”，于是将原作中含“因为”意思的“坐”字解成“坐下”的“坐”字。毫无疑问，这是生吞活剥、刻意规摹造成的后果。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没有多少艺术生命力可言。
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思潮，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产生过不小的震动，同时也给后世文坛带来了直接与间接、正面与负面的种种影响。比如活动于清康熙至干隆年间的诗人沈德潜，曾标榜前后七子的复古业绩，指出：“弘、正之间，献吉（李梦阳）、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庭实（边贡）、昌谷（徐祯卿），左右骖靳，古风未坠。……于鳞（李攀龙）、元美（王世贞），益以茂秦（谢榛），接踵曩哲。”（《明诗别裁集序》）他论诗主张从前后七子的文学论点中吸取内容，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说诗晬语》，幷且着眼格调，直接继承了前后七子复古的衣钵。从另一方面来看，前后七子一些文学变革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世文学新精神。晚明时期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答李子髯》一诗中写道：“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活动加以肯定。同时他曾经颇有见地地赞赏民间所传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作品为“多真声”。这一论调显然与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说法神理相通，或者可以说是李梦阳“真诗”说的某种延续。又如王世贞“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看法，似乎可以从公安派直抒胸臆的“性灵说”中找到它的影子。这些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前后七子与晚明文人文学主张上某些内在的联系。
游本的话语体系有点陈旧，不过其中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句还是不难“无视”的，麻烦题主自行“无视”掉它们吧~袁本的叙述很多套话，不过适合用来答题~
6.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
具体如下:
1、传统文学批评叙述明代诗文流变，大体分为复古与反复古之争，复古者为李、何、王、李诸人，反复古者为王、唐、归、徐、汤、袁、钟诸人。《明史》将七子的文学主张简单总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钱谦益《列朝诗集》痛诋七子的复古，而为公安袁氏张目，视公安、唐宋派为复古派的对立面。由于钱氏诗文在清代被禁，《四库全书总目》对钱氏之论作了回驳，对复古尚有持平之论。但不管怎样，钱氏及《明史》文苑传序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人多依据其观点对明代诗文作判断
2、夏崇璞（1922）重拾清人旧说，把复古与唐宋派、公安派视为冰炭 。吴重翰（1949）认为唐人复古尚有创造性，明人之复古则诚复古，复古与反复古之论战，复古派归于失败 。周作人、任访秋等五四新文学者由于受时代思潮的驱使，对公安、竟陵诸子尚能摆脱前人成见，做出新评价，然对复古派则沿袭成说，一味贬低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都称复古为拟古，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加以批评
3、较早对复古有同情之论的是朱东润和钱基博。朱氏（1930）首先发掘出明人复古之新意，认为复古不是守旧，在动机方面尤有天渊之别，复古与革新相为表里，而与守旧格格不入，并认为李梦阳对于诗的认识有为一般人所不能梦见者，近人言一切新文学之来源出于民间，李氏四百年前已有此论，其见解之卓绝，诚可惊叹 。钱基博是一个旧派学者，对复古派尚有好评。《明代文学》（1933）认为中国文学之有明，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明之有何、李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救汉魏六朝之缛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也。钱氏摆脱一偏见，然褒复古而诋公安、竟陵，与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意见相同
7. 结合文章第一段内容,简要概括欧阳修文学复古主张的意义
一、欧阳修的文学革新主张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从柳开、穆修到石介,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幷重.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
这种文道幷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二、欧阳修对西昆体和太学体的矫正：
1、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2、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幷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三、散文创作的成就
（一）功能的加强和题材的完备
1、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它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幷至.
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2、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
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
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
（二）平易纡徐的文风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8. 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是什么
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复古的旗帜下，他们重新审视文学现状，寻求文学出路。
尤其是针对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及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委靡不振的文学局面，他们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幷给民间俗文学以应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身一种新的理解。
但是由于他们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等创作规则，从而陷入了拟古的窠臼而难以自拔，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病。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另一文学派别唐宋派，以学习唐宋古文为旨归，但幷未在文坛掀起更大的波澜。
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的出现，尽管各自存在着种种无法克服的弱点，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加强对于文学自身的探讨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显出文学逐渐走出单一、僵化格局而谋求新路的动态，也体现了明中期社会文化思潮渐趋活跃的一个侧面。
(8)主张文学复古扩展阅读
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思潮，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产生过不小的震动，同时也给后世文坛带来了直接与间接、正面与负面的种种影响。
比如沈德潜，曾标榜前后七子的复古业绩，论诗主张从前后七子的文学论点中吸取内容，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并且着眼格调，直接继承了前后七子复古的衣钵。
从另一方面来看，前后七子一些文学变革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世文学新精神。晚明时期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活动加以肯定，同时他也颇有见地地赞赏民间所传唱的《打草竿》之类作品为“多真声”。这一论调显然与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说法神理相通。
9. 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有何异同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回有的甚至沦为答"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