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对待经济学家们的不同观点
概括的讲，对待经济学家的观点应该抱一种理性、学习、借鉴的态度。
理性是对经济学家的观点不盲从、客观对待。
学习和借鉴是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当做一种信息、知识和能力锻炼的机会。
首先，理性对待的原因：
1、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的观点都是客观、科学、合理的。
媒体的发达，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也促使了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很容易到达公众的视野。所以有理性对待这些观点的必要。从媒体的角度讲，媒体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对经济发展形态的描述往往带有“眼球”现象，就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写观点和文章，所以偏激、狭隘、不负责任的文章也不少。
比如，2015年股市处在牛市风口的时候，某大学教授预报了一篇文章，《股市万点不是梦》，中国的股市到没到万点，显然，事实证明了这种观点的不科学性，盲目性，到现在股市还在2900多点左右。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财政政策，或者说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引流是一种错误的做法，那么这种观点怎么看，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如果鼓励资金进入资产领域，除了带来资产价格暴涨和泡沫以及更大的经济系统性风险外，没什么太大的价值，等于从本质上架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那么，怎么看这种观点，我想除了“喷”一下，已经没有太多的阅读价值了。
2、经济学家需要文化底蕴的。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和劳务的合理、有效率分配的学科，本质上是研究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本质的学科。不论宏观还是微观经济总会有一种描述用来指导、指引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趋势。这就要求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济。这种科学的态度是理论知识的储备，经济研究实践的结果。所以注定的了经济学家的层次是以知识、经验为划分依据的。越是有能力的经济学家，其观点能左右经济，比如国家宏观设计层面的经济学家，都是以顾问的形势存在的，他们表达和描述宏观经济形势总是谨慎的，慎之又慎的。反而，一些肤浅的经济学家，往往观点带有偏激、片面性，对待他们就要有选择的看。
3、引用一个观点，引用一个观点，“读破书万卷不如读经典一卷”，所以对待经济学家的观点要理性，要能区分出经济学家的底蕴和其观点的深度。
其次，学习和借鉴的原因：
1、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种信息，既然是信息就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所以，读一读这些信息，会好一点。
2、经济学家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坛，说法不一。都要读，就要抱学习的态度，不先天带有抵触抵触情绪读文章，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读他们的观点，是为了发散思维。这种情况反而更容易树立对待经济学家观点的正能量。比如说万科事件，很多人读到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故事。那么，如果我们从经济管理，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去研究万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反而希望读到越多的观点，去总结避免出现万科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3、我们学习经济学是从学院派的理论学起的。
就是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我们学习的书本，比如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张维迎、厉以宁的经济理论等等，所以学习和借鉴会帮助我们成长。
最后，总结一句话，媒体上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杂乱，需要理性，也需要正能量。学习经济学、了解经济世界需要抱有学习和借鉴的态度。保证自己客观、公正、抱一种科学的态度，反而自己会成长。
㈡ 如何看待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一个还算比较实用课本，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学的课程。其中的内容还是比较容易懂的。对以后的生活有好处的
㈢ 如何看待经济学与社会学及其二者间的互动
嗯，我觉得如果你都很有兴趣的话，应该考虑一下社会学。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具体社会科学。看这个概念就能够理解，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经济啊、政治啊、文化啊各个方面的因素，所以社会学是会借鉴了很多其他学科来研究怎么解释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如何解决。所以如果比选择社会学的话，可以同时学习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各个方面的学科。这样不就可以两全其美了么。说到就业，社会学在实践方面的作用：1、可以帮助人们在维护和改善现存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改革不利社会发展的社会体制方面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使自己的社会行动更加合理，更加符合规律性；2、社会学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科学地管理社会和制定正确的社会政策提供有依据的、经过论证的实际建议，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看了这些，你就能够看得出，在考公务员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社会学有一些二级学科，比如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社会保障学等，这些无论哪一种专业都有很有发展前途。比如社会工作，是2008年国务院新发布的十大新兴职业——社会工作师；社会保障随着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发展，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手打的，请楼主体谅，都给点儿分吧？！
㈣ 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要知道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经济运行不可能按照书本上所讲的那一套运行。就内连西方自己，也不是容完完全全像经济学里面总结的那些规律来运行。但是要知道，对书本中能对经济发展有帮助的，能够帮助自己更加深刻理解经济学内涵的知识，是有必要借鉴学习的。我记得书上前言中有作者的看法，你可以在参考下。
㈤ 如何正确看待理解现代经济学
我们知道，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人视为只关注个体利益而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它只遵循行为功利主义原则；与此不同，社会学等学者却特别强调个体行为会受到文化的、心理的、习俗的、制度的等因素制约，因而其遵循的是规则功利主义。正因如此，尽管人是社会科学各分支共同的研究对象，但它们对人性假设的设定却是迥异的；只要稍微罗列一下，就可以发现对人的假设是众说纷纭的，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社会人和政治人、理念人和从众人、原子人和社群人以及等级人和契约人等。那么，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人性假设？在这么多的人性理解中哪个又更为合理、真实呢？其实，西方社会在人类行为目的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主义传统：一是道义论的，它强调，个体行为应该与社会体现善的规则相符合；二是目的论的，它主张，善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实现最大化的目标。而且，这种二元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不仅关注个体利益，而且也关注集体利益；当然，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也就是千百年来西方学者不断求索之巅。一方面，集体利益是西方社会的根本关注之所。事实上，尽管自古希腊就开始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它不仅形成了从个体出发观察世界的思路，而且将个体视为决策的基本单位；但是，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这漫长的时期内，经济活动都是从属于伦理活动的，强调的都是城邦或教会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例如，尽管基督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启蒙运动强调个人的世俗快乐，从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但是，基督教教义也包含了强有力的社会因素，如它认为，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就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仁慈的社会当中，从而建立了严格的道德共同体——教会，很多信徒也都乐于在监狱或医院里进行奉献，都热衷于慈善和福利事业。而且，即使启蒙运动最终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大发展，并把追求个人利益视为合理的，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但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根本关注的还是公益，他们相信，社会进步原则不仅可以增进特殊个人的快乐，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快乐，因而公意代表着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终极抱负及其终极力量。另一方面，如何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是困扰学者的千年难题。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大量的学者就充当了哲学王的角色，努力设计出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制度。例如，古希腊思想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乎城邦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一是关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为此，古希腊城邦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组关于如何把善秩序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表达，其目的就是促使城邦成员享受最善的生活。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难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以致成为现代制度设计的症结所在。譬如，当基督教教义取得了支配权后，西方社会明显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人文主义的传统，偏重的是社会（基督教世界）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但却没有真正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同样，随着生活世俗化的发展，个人利益日益得到重视，但这种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只是从宗教层面转到了世俗层面，以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重新成为众多知识份子的奋斗之所。正是由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种二元主义人性观，那么，基于观察的视角不同，不同学者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就有所差异；例如，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不一致性，而孟德维尔和洛克则强调不一致的背后潜藏着和谐之处。相应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对两者关系的解读和认知之不同，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乃至经济学的各流派在人性假设上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一者，在经济学中，首先是休谟对基于个人行为的乐观主义理想作了详尽的综述，而斯密借助“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对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作了精确的描绘；事实上，人们总是将经济人假设与亚当.斯密联系起来，其原因就在于斯密的“无形的手”是如此深入人心。二者，在政治学以及法学界，自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作了开创性工作后，边沁承袭了强大的个人主义将危害二元主义平衡的看法；因此，他特别强调了人们利益之间的冲突存在，并完善和系统化了功利主义学说，从而为立法和道德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因为从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乃至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西方的道德哲学都是注重社会利益，因而兴起与此事的功利主义原初的出发点也是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但是，后来却衍生出了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两种内涵，其中，行为功利主义将个体的乃至一次性的行为功利量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在此基础上又逐渐衍生出了经济人假设。那么，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如何分化而殊途发展并最终形成经济认知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业文明之迅猛发展以及相应的竞争之日益加剧，激烈的世俗利益的争斗使得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关注不断加深，这促发了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道德信条，这在探究物质生活领域的经济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同时，一旦经济学将其研究主要集中到个体的利益上来，就开始热衷于采用工程学的分析思维，从而导致自然科学化的科学分析范式在经济学中逐渐偏盛，最终抽象出了经济人这一假设。是以本文力图对边沁的功利主义重新作一梳理，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阐明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演化过程及其特点，二是以此来探究人性假设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过程。
㈥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有2个重要案例，一个是罗斯福新政，一个撒切尔夫人自由经济。
前者，把财富差距减小，后者会导致财富集中。无论是哪个，其实都是国内财富的二次分配。
中国崛起和经济发展的奇迹，必须要说道中国的制度优越。这个是西方精英政治家无法回答的，也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话题。
西方经济学，服务于精英阶层，目的是为了精英阶层服务。财富是私有的。是属于那1%的财富拥有者。
中国的经济发展，财富属于中国整个国家，属于国有大型企业，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由国家占有财富，再通过一个一个大工程，基础建设反哺底层民众。集中力量做大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科。以经济行为个体的分析为重点，即为微观经济学。以整体入手，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的经济学即为实证经济学，研究应该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即为规范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分为消费者理论，生产论，成本论，市场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垄断市场），博弈论，分配论，市场失灵及其调控。宏观经济学围绕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三大重要的反应经济运行状态的指标研究。研究GDP的包括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研究失业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研究货币的性质及通货膨胀。再深入一点就是长期中的经济。长期中价格具有伸缩性；短期中价格有粘性。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周期。LS_LM模型。及蒙代尔的开放经济模型。最后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支撑及宏观经济调控中各个学派的争鸣。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
㈦ 如何看待马克思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方面取得很大进展。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是不是应该退役，下课了呢? 一 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它最早出自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政治经济学诚然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它是研究涉及国家和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学说，并不是政治加经济的意思，更与极左的突出政治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也可称经济学，但不必讳言甚至废弃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 马克思生在德国，在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完成了
㈧ 如何看待当代经济学
1、宏观经济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值得关注。
第一，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仅仅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的新古典经济学过于简单。为此，我们提出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的经济模型。处于中观经济层面的金融部门和产业结构是经济创新、经济波动、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关键层次。
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法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卢卡斯在这方面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首先，他没有意识到相对价格总是成对变动的。如果平均工资下降时，大多数的工人选择了休假，那么休假的成本就会上涨，并让那些推迟休假的人们获取套利的机会，这种套利行为会抵消休假产生的跨期替代效应。因此，理性预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说。卢卡斯（对凯恩斯的）批判应该用到他自己的理性预期理论。其次，卢卡斯在随机过程的计算时犯了一个根本错误，他不知道有N个经济人的岛屿经济模型（an island economy）与只有一名经济人的代表者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的方差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该在卢卡斯的错误中学习到重要的一点教训，就是“多人行为和个人不同”（many do not behave as one）。我们的分析基于群体模型的生灭过程，我们的证据充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常用的“代表者模型”，隐含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鲁滨逊式经济”都无法解释经济的宏观波动。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需要的是更高级的数学基础，而不是简单和错误的数学神学。
（3）生灭过程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局限
我们在生灭过程领域的研究重塑了金融理论的基础。研究发现，新古典金融学的资产定价模型有一个基本的缺陷。随机游走和布朗几何运动都只有一个经济人，并且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代表者模型。我们发现随机游走是衰减的，而几何布朗运动是随时间爆炸的。最恰当的模型是具有N个经济人的群体模型的生灭过程，该模型可以包容市场动荡和经济危机。在2005年，我们提出了警告：期权定价模型超出三个月的时间范围的数学解是具有爆炸性的，误差会急剧增大。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信贷违约掉期市场（CDS）的崩溃使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所有的衍生品定价都是基于几何布朗运动的代表者模型。2012年，我们在生灭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一种更普遍适用于的期权定价和危机诊断的模型。
（4）交易成本与还原论的制度分析
当我阅读科斯有关企业本质的文章时，对他的企业规模完全取决于交易成本这一观点感到十分困惑。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看，交易成本类似于废热、能量耗散或者熵，它带来的结构和复杂性的信息少之又少。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就好像物理学中没有摩擦力的世界，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你能将生物物理学与行星物理学进行比较么？显然是不可以的！行星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摩擦情况（我们称之为能量守恒系统）。但人的生活取决于持续的能量耗散（我们称之为时间不对称的耗散系统）。
科斯声称理想的企业和社会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其寓意很简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无需考虑历史或者时代的演变。这一假设引出科斯的趋同论或均衡论的信念：无论各种制度设立的初始条件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将趋向最优模式。这个观点是1960年他社会成本论文的中心内容。与达尔文的生物物种进化理论不同，科斯理论相当于奥斯特瓦尔德在19世纪晚期提出的唯能论，目标是代替原子结构论。两者都是极端的还原论。
科斯研究企业时，无视竞争对手的规模和利基市场的大小，简单地断言企业规模取决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之间的内部平衡。科斯暗中假设市场竞争会降低交易成本。虽然技术进步会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然而，历史上工业革命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作为整体的总交易成本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因为网络复杂性和创新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科斯理论认为市场演化会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因为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中都会有熵的增加。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永动机理论的另一个例子。科斯有关社会成本的文章中最具争议的观点是任何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而无需第三方（法律、政府或者民间社会）的干预。这一论点基于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称性，更普遍的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对称性。劳动分工的起源意味着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权力与冲突是工业化的代价，这也是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原因。如果科斯理论是有效的，那么权力、冲突、战争、政府和规则就都不会存在了，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历史。
科斯声称观察了真实的世界。在经过仔细检验后，我们认为科斯研究过的任何一个案例都不支持他的优化论断。降低交易成本是自由化期间支持放松金融管制的主要论据，这正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很高的时候，就很难判断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显然，交易成本理论的任务是鼓吹放任自由政策。问题是，在制造业、航空业、食品和药品行业、金融业等众多现代行业领域中，哪里能找到无需监管的情形？在政策辩论中，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十分有限，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将现有的调控成本与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展示出在制度设计方面，选择机制比交易成本更重要。
（5）知识积累还是代谢增长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主要讲述的是劳动分工，也即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化的过程。在第三章中，斯密定理——这一术语在1951年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创造——指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理论生物学运用逻辑斯谛方程（logistic equation）中的S型增长曲线清晰地描述了生物利基（biological niche）这一现象，人口或者产出的增长总会存在资源的上限。1987年，我们推出了学习竞争模型，2012年，我们又提出了代谢增长理论。阿罗的“干中学”理论的本质是知识积累理论，而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意味着在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鸿沟。在科学史上，知识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旧知识不断地被新知识代替，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产业和文明的兴衰。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可以用理论生物学的“物种竞争模型”和“逻辑斯蒂小波”（logistic wavelets）描写。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不需要优化理论做依据，他们可以用演化动力学理论来做新的整合。
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学研究一种可替代的范式，这一愿景在1995年由保罗·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从我们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数学过多，而是过窄。正如凯恩斯所说：他们相信欧几里德几何，但却生活在一个非欧几里得的世界。复杂性科学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工具，这超越了熊彼特和哈耶克当年的梦想。
2. 复杂性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如下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在资源有限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任何一个经济人都没有优化资源配置和获取全部信息的能力。两个非线性特征描绘了所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特点：（1）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的限制（受制于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和生态约束）；（2）人的寿命和生存空间的限制。因此，人们能够反复试验的自由和机会都是十分有限的。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也需要人们的相互合作，任何一个自私的社会生物都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
第二，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社会互动是市场波动和竞争学习的主要来源，动态经济学同时存在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使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柔韧性。一般均衡优化方法是静止和僵硬的，它忽略了创新、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的存在。代表者经济人模型只在分析时间序列的短期时间窗口中起到了初级近似的作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法理解经济学中的结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框架是基于封闭系统的哈密顿力学。它的问题在于优化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忽视历史信息的原因，也是均衡学派和演化学派的根本不同。任何经济活动的开展都是以开放系统中的能量耗散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众多不切实际的概念，如完善信息、有效市场、理性预期、无摩擦世界、无限资源和长期均衡等，都违背最基本的物理定律，而复杂演化经济学提出的新观念都满足物理定律和生物学的约束条件。研究经济问题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包括：资源约束、时间尺度、生命周期、创新、混沌、不确定性、多均衡态、变化趋势、演化史、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等。开放系统中要考虑相互作用、相关特征、和双向进化。
微观经济中不存在绝对的供需平衡，“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中不可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而是三种可能的情形：（1）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增加投资；（2）在经济不确定时期，选择持有现金；（3）资本出逃（到有更好增长潜力的外国经济去）。全球化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是简单可控的。它的经济政策和结构设计应当是混合经济中的应用工程，而不能依托乌托邦经济中的“黑板经济学”。经济分析不能脱离政治、社会和历史等角度。经济帝国主义的终结，也是统一科学的开端，它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3.我对经济学的观察是由知识风暴和历史潮流塑造的，不是来自主流经济学的科班训练。许多演化经济学的灵感都来自于我对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的观测与研究。
第一，历史比较是理解文明分岔的重要方式。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消耗资源节省劳力的技术，例如奶牛业和工业；中国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则是消耗劳力节省资源的技术，如小规模的集约农业。这两个特点对理解斯密定理的生态基础至关重要。规模经济摧毁旧职业的速度远远超过它们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并存是理解生物多样性和混合经济的关键。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就要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
第二，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投资周期和生命周期，这才能理解价格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不同产业的价格收敛速度大不相同。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的产品有无限的生命周期，因此，一般均衡理论难以理解工业经济的不稳定和周期性波动，导致了“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在东欧的失败。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在实践中摸索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设立经济特区等政策的实施同时确保了国家的创新和稳定。凯恩斯和奈特（Frank Knight）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困难在于存在着变化，中国的改革者们运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而不是在实践中盲目依靠意识形态学说。
第三，在信息经济中，市场份额竞争比价格竞争重要。我们没有实证支持边际成本定价法。中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学习竞争和技术升级中迎头赶上。因为他们做的是战略思考，目标是升级技术和扩大市场份额，而非短期利润最大化。领导力和集体精神是政府管理和公司治理的精髓。这些观察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只重视控制代理人的局限。
第四，在新兴股市和消费行为中有明显的羊群效应。市场行为中，社会互动和公众舆论比个人理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些观察启发着本人研究公众舆论和金融领域的集体行为模型。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我们用理论生物学的群体模型和化学反应中的生灭过程，替代随机游走和布朗运动的代表者模型，结果展现出新理论的强大与美丽。
第五，整体论思维植根于中国农业，还原论思维则植根于希腊的商业贸易。当控制实验能够检测竞争理论的时候，分析方法在物理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当整体远远超过部分之和时，分析范式在处理生命和社会系统时面临的问题多多。整体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医学和经典思想之中，如道家和兵家的学说。我认为未来的复杂性科学将综合分析结构和演化论的视角。复杂经济学则要整合西方的方法论与东方的智慧。
4.我们生活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社会，多元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生态和文化的制约，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结构必然有多样的选择。例如，我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德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和中国等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我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和历史学等著作中学到很多知识。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理工科里借用很多的工具来进行定量分析和构建数学模型。演化经济学和复杂性科学起源于美国和欧洲，但它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取得迅速的发展。世界经济协会的平台将会加快经济学多元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