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中期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是怎么发生的
自永乐以后，“台阁体”长期统治着文坛，给文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在其影响之下，一般文人的创作无不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极为萎弱。这时候，统治阶级中某些较有识见之士便希望有一种比“台阁体”有威望、能招徕人心的文体来代替它，以“扬治世之休，文运之盛”。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正是在客观上适应着这一要求而产生和发展的。
2. 明代文学中哪些流派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
明代文学中唐宋派、公安派与前后七子是围绕复古与反复古斗争的。以下具体介绍各个流派及其文学主张：
1、唐宋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2、公安派： 明代后期，明神宗万历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
3、前七子：前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4、后七子：后七子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 。因在前七子之后，受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影响，继续提倡复古，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他们是后七子。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他们在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后七子。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前七子相同，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3. 汤显祖在文学创作上是复古派是对是错
1.汤显祖在文学创作上是复古派是错误的
2.汤显祖在文学创作上的主张是直抒性情
贯穿汤显祖“临川四梦”的观念是情
4.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
具体如下:
1、传统文学批评叙述明代诗文流变，大体分为复古与反复古之争，复古者为李、何、王、李诸人，反复古者为王、唐、归、徐、汤、袁、钟诸人。《明史》将七子的文学主张简单总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钱谦益《列朝诗集》痛诋七子的复古，而为公安袁氏张目，视公安、唐宋派为复古派的对立面。由于钱氏诗文在清代被禁，《四库全书总目》对钱氏之论作了回驳，对复古尚有持平之论。但不管怎样，钱氏及《明史》文苑传序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人多依据其观点对明代诗文作判断
2、夏崇璞（1922）重拾清人旧说，把复古与唐宋派、公安派视为冰炭 。吴重翰（1949）认为唐人复古尚有创造性，明人之复古则诚复古，复古与反复古之论战，复古派归于失败 。周作人、任访秋等五四新文学者由于受时代思潮的驱使，对公安、竟陵诸子尚能摆脱前人成见，做出新评价，然对复古派则沿袭成说，一味贬低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都称复古为拟古，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加以批评
3、较早对复古有同情之论的是朱东润和钱基博。朱氏（1930）首先发掘出明人复古之新意，认为复古不是守旧，在动机方面尤有天渊之别，复古与革新相为表里，而与守旧格格不入，并认为李梦阳对于诗的认识有为一般人所不能梦见者，近人言一切新文学之来源出于民间，李氏四百年前已有此论，其见解之卓绝，诚可惊叹 。钱基博是一个旧派学者，对复古派尚有好评。《明代文学》（1933）认为中国文学之有明，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明之有何、李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救汉魏六朝之缛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也。钱氏摆脱一偏见，然褒复古而诋公安、竟陵，与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意见相同
5. 在文学理念上坚持复古观念的是什么派
前后七子 主张 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
6. 如何理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得失与影响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在明中期文坛掀起了一场波澜，其中激进与保守交错，创新与蹈袭相杂，所体现出的功过是非相互错杂的特征，显示了这股文学思潮自身的复杂性。
从前后七子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上看，首先它们在复古的旗帜下，为文学寻求了一席独立存在的地位。特别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坛歌颂圣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创作风气还没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学学风的炽热，文士中有轻视诗文而热衷于治经穷理的倾向，一些“文学士”甚至遭到排挤打击。为此李梦阳曾发出质疑：“孔子非不贵文，乃后世谓文诗为未技，何软？”(《论学下篇》)显然，李梦阳等前七子在文坛高举复古大旗，与他们重视文学的独立地位、积极探索文学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联系。
其次，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如后七子提出重“辞”而轻“理”的主张，虽有过多地注重文学形式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而前七子则明确地将复古的目的与文学表现作家真情实感、刻画真实人生的追求联系起来。特别是李梦阳贬斥“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的“今之文”，赞赏“文其人如其人”的“古之文”，而且把民间“真诗”的文学地位放置在文人学子作品之上，甚至欣赏被道学家斥之为“淫靡之音”的市井时调，进而将文学求真写实风格的衰退归结为宋儒理学风气侵害的结果，提出“宋无诗”，“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这些都多多少少体现了对文学自身价值的一种新的理解，以及敢于同传统文学观念发生离异的勇气，赋予了文学复古活动以深刻性和挑战性。
尽管如此，前后七子复古活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他们在复古过程中寻求消除文学旧误区的办法，却又陷入了文学新的误区——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求真写实的观念幷未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为数不少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模拟之作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水平。在前后七子文集中不难发现一些蹈袭的篇章，如王世贞拟古乐府《上邪》中“上邪，与君相知，譬彼结发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几句，显然套用汉乐府“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竭，……乃敢与君绝”的意蕴与句式。而李攀龙的拟《陌上桑》，除个别字句更改外，几乎是照抄汉乐府《陌上桑》。其中原作“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他改成“来归但怨怒，且复坐斯须”，于是将原作中含“因为”意思的“坐”字解成“坐下”的“坐”字。毫无疑问，这是生吞活剥、刻意规摹造成的后果。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没有多少艺术生命力可言。
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思潮，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产生过不小的震动，同时也给后世文坛带来了直接与间接、正面与负面的种种影响。比如活动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的诗人沈德潜，曾标榜前后七子的复古业绩，指出：“弘、正之间，献吉(李梦阳)、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庭实(边贡)、昌谷(徐祯卿)，左右骖靳，古风未坠。……于鳞(李攀龙)、元美(王世贞)，益以茂秦(谢榛)，接踵曩哲。”(《明诗别裁集序》)他论诗主张从前后七子的文学论点中吸取内容，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说诗晬语》，幷且着眼格调，直接继承了前后七子复古的衣钵。从另一方面来看，前后七子一些文学变革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世文学新精神。晚明时期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答李子髯》一诗中写道：“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活动加以肯定。同时他曾经颇有见地地赞赏民间所传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作品为“多真声”。这一论调显然与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说法神理相通，或者可以说是李梦阳“真诗”说的某种延续。又如王世贞“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的看法，似乎可以从公安派直抒胸臆的“性灵说”中找到它的影子。这些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前后七子与晚明文人文学主张上某些内在的联系。
7.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怎么产生的
前七子自永乐以后，“台阁体”长期统治着文坛，给文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在其影响之下，一般文人的创作无不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极为萎弱。这时候，统治阶级中某些较有识见之士便希望有一种比“台阁体”有威望、能招徕人心的文体来代替它，以“扬治世之休，文运之盛”。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正是在客观上适应着这一要求而产生和发展的。
8. 封建复古派是指
封建复古派，即甲寅派，代表人物为章士钊，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复古流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章士钊提倡复古，尊孔谈经，攻击新文学运动，激烈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甚至主张恢复科举制。时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利用手中的职权，下令小学以上学校读经，作文言文，极力宣传复古文学思想。因而遭到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的痛击。
9. 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经过前后七子倡言复古，程朱理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受到有力的抵制。从嘉靖末专到万属历初，个性解放的思潮逐渐高涨，文学也即将进入晚明全盛期。当时，李攀龙已去世，王世贞执文坛牛耳，天下趋从，“后七子”文派声势愈盛。但实际上，文学复古运动一开始所具有的一种最重要的意义——切断与宋代理学的联系——在这时已经变得不很重要了，然而很多人还是抱守复古的主张不放，模仿乃至剽窃的现象在一些末流文人身上也愈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复古运动本身的弊病已经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就有人起来对此提出尖锐的批判。前面说到的归有光是这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对文学的推进是起子一定作用的。但归氏的思想总体上比较守旧而拘谨，而且有些混杂。能够站在全新的立场上排斥复古思潮的人物，主要是徐渭。他因地位低卑，在当时影响不大，在他死后不久，即被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不仅在诗歌，而且在散文、戏曲方面，徐渭都是晚明文学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