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具体点的刘勰的“文笔”观及思想价值
所谓文笔之分，是对二类文章的区分，文是韵文，笔为非韵文。
文笔之说，汉时分出“艺文志”后就出现了，但文笔之确切之分还是在南朝。萧绎《金楼子·立言》“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中就把文学先分为二，再分为四。“二”者指汉人文学、文章之分；“四”者指文学分为“儒”与“学”，文章分为“文”与“笔”。而把文笔对立起来，始于颜延之《南史·颜延之传》答宋文帝问“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刘师培在《文笔之区别》中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从“第六”到“第十五”与从“第十六”到“第二十五”的编排有“隐区文笔二体之验”。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第四十四》“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为笔，有韵者为文”。郭绍虞认为，应该从文体辩析去看“文笔”之分，这样一来才能明确文学的性质，而不仅仅泥于形式。所以虽然他得出的结论中一部分与刘勰一样：文是韵文，笔为非韵文，但是意义已不一样了，因为他还从文学性质上分了纯文学（文）与杂文学（笔）两类。
文笔之分即韵文与非韵文之分，那么对联属于韵文还是非韵文呢？很明显除了特例外，对联是不押韵的，那么应该归到非韵文中，但对联的两个源流骈文与律诗却又属于韵文。韵文或受乐律、或受声律约束，而非韵文基本不受乐律、声律约束，但对联产生、发展却明显受到声律约束，这就是对联的尴尬了。 文笔之分是在六朝时期由阮元重新提出的，因为当时人们对日益纷繁的文章制作为便于称引、学习、品评而采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其中虽有对文学审美性、抒情性、娱乐性的体认,具有强化文学本质特性认识的理论倾向，但这种认识还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且并没有形成文学与非文学的自觉区分，更没有今人所谓的纯文学观念的产生。
2.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道是什么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念
1）从本篇的立论抄和与创作论诸篇袭的联系看，刘勰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既不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也不是道家的“无为”之道。刘勰所标举的“自然之道”的文学观，基本上是来源于远古先人的 “自然崇拜”观。
2）把刘勰对“人文”或艺术美的理解化为剑盟的公式——
道
道 心-------心------言-------人 文（刘勰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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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自然规律------情志--语言文字----作 品（文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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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美感----形式------艺术美（美学的解释）
从这里可以概括出 刘勰的以天道自然为根基的文学观。文学源于天道自然及其律动，它激发人的情志，于是人就用“言”来表现，这样就有了作为艺术美的文学。刘勰《原道》篇和《明诗》篇的思想是相似的。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文学作为一种人文，它是人心在自然中获得感动，通过语言而传达出来的文化形态。这是刘勰在《原道》篇和《明诗》篇给我们提供的真理性的东西。
3.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道是什么它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念
1）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刘勰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原道》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认为文是道的体现，其意义是很大的，这就是对文的实质的说明。刘勰的“文”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指宇宙万物的表现形式。如山川日月动植品类，就是宇宙万物之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便是广义的文；而任何事物都有它内在的本质和规律，这便是道。道对不同事物来说，有它不同表现形式，故而文也就千差万别。道是文的内容，文是道的外化。 （2）既然文是道的外化，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自然也就有内在的道和外在的文。人的“文”即是“人文”，就是用文字语言表达的文章。天地万物的道和广义的文，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心和文（人文）。《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即是人文，它作为道的体现和广义的天地万物之文是一致的。《原道》篇正是从广义的文和道关系来说明狭义的人文之本质。 （3）在《原道》篇中，刘勰还对人文的起源与发展作了论述，以进一步阐明人文的本质及其特点。刘勰着重强调了从伏羲画八卦到孔子作十翼，作为事物普遍规律的道，才得以充分的文字说明，其后《六经》中的其他各经，也都是从不同角度对道的内容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作了经典性的发挥。这样，道就为大家所懂得和掌握，而孔子由于“熔钧六经”，起到了“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伟大作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对道、圣、文之间关系的这一论述，进一步阐明了人文的本质，即人文的内容是道，文（文学、文章）是其表现形式；圣人是通过文这一表现形式来表现、阐明、运用和发挥道的。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於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4. 请问有谁可以告诉我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5. 论述刘勰的文学思想
刘勰《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
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6. 刘勰 《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文心雕龙》关于批评的论述﹐颇多精到的见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 《文心雕龙》
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7. 刘勰文艺观的理解
刘勰文艺观点主要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生态文艺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
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7)刘勰文学观扩展阅读：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8. 怎样看待刘勰关于文学的发展问题
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