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当代大陆有没有类似史景迁，费正清这样的对西方历史
您好。
文学领域嘛，单就英文而言，能达到这一水平的，除了钱锺书之外，下面四个人肯定是毫无争议：
杨宪益、杨周翰、王佐良、孙大雨。
前三位都是正经在牛津莫顿研究英国文学的，后一位则是先后呆在达特茅斯和耶鲁。
B. 哪里有史景迁太平天国PDF下载，或是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籍下载，不是小说，是记录或者记实的。
我有一份《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忘了在哪下载的。楼主要不？
C. 急求！600字以上的《围城》的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赏析
《围城》赏析
《围城》一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有名嫒淑女,亦有商贾政客。作者对这些人,有的浓墨重刻,有的轻描淡写,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法,都生动绘出了他们各异的特征:或卑微、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虚与委蛇。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当然是方鸿渐,这个曾留过洋一一或许说游过洋更为恰当些——并客串过一番克莱登大学博士生的尴尬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其实仅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失足”即指买假文凭事件。或许,方鸿渐当时只是嘲讽世人〈如周经理之类〉而故意为之,但发展到后来,诚如赵辛楣所说:“谎是撤不得的……你那一回事是开的玩笑,可是开玩笑开出来多少麻烦。”确实,有了这回事,他以后在事业上不顺,在爱情上也遭鄙视。方鸿渐仿佛天生不是个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坏也坏得不够彻底,却又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好人。苏文纨有一句评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着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可见,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
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颇为可爱的角色。他活得挺潇洒,“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再不济还能教书,而且是个系主任。他留洋学的是政治,颇有政治家的见地和风度。他为人热情大方,对朋友真心帮助。缺点在于有时候故意拿腔作调,摆弄政治家派头。比如他说:“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的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但是这番话却被方鸿渐以“大话哄人”和“小政客办教育”讥讽得体无完肤。此外,辛楣可说是无可挑剔的人物。 看完《围城》,想象苏文纨这个人物,我总莫名地想起《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这两个女人都属于很有心机的那一类。可苏文纨的心机只让人厌惑,而白流苏的心机倒颇能惹人同情,这大概就在于一个“度”的问题。后者押宝于一个男人身上,而苏文纨却试图激起三个男人的互相嫉妒之心,还怕他们太早分出胜负,“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苏文纨选丈夫,不是选所谓“乘龙快婿”,而是选一个易于控制的,比较没用的男人。因此,她不会选赵辛楣。赵辛楣拥有家世,有地位，事业如意,无需苏文纨的施舍,这就减轻了苏文纨的优越感。方鸿渐是个小乡绅的儿子,虽也有“博士”之名,但苏文纨深知其中底细,自忖他端不起这架子。而且,方鸿渐还是她大学时代中国文学系的同学,这也合乎她“女诗人”的浪漫想法一一至少方鸿渐是个知音。她岂知方鸿渐对那首“锁与钥匙”的诗根本不解。当她知道她堂堂女留学生输在一个黄毛丫头手上时,官小姐的自尊迫使她为曾经的自作多情挽回面子。这样,方鸿渐的“失足”就变成他和唐小姐情变的主因。
苏文纨下嫁曹元朗,从男人角度看,自然是“女人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其实却不然。首先,苏文纨早已列人大龄女青年行列;其次,对方鸿渐的失败使她急需重建自信;再次,曹元朗总算会写两句“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的歪诗,勉强符合“女诗人”的要求。一言以蔽之,苏文纨是个工于心计,虚伪做作的新派大家闺秀。
孙柔嘉是小说中另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但这也无可厚非。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女人耍点小心机不足为怪，实际上,有心机的女孩多半是聪明的女孩。方鸿渐相当需要一个象孙柔嘉这样外柔内刚，颇有主见的内助来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可是，他们的婚姻掺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与方鸿渐相连的是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一一号称开明却并不理解儿子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及虎视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这样的家庭当然让孙柔嘉受不了;与孙柔嘉相连的则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姑母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贴贴还不够,要怂恿孙柔嘉管制方鸿渐。姑母的居高临下同样令方鸿渐无法消受,于是矛盾就产生了。结婚实在不只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前一番考察就涉及祖宗三代,《围城》中也曾有过类似描写：“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他的老子或哥哥。”结婚后更不必说,三姑六婆的搬嘴,“内阁高参”的指导,无不有机会闹一场夫妻吵架。总之,孙柔嘉虽有心计,还不失可爱,她是万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员。
D. 史景迁是后现代主义吗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包括文学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其它部门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和人性,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等. 文学的本身特点和内部结构:文学的形象,典型,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过程,文学创作原则,方法,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以及构成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 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关于文学欣赏和批评的原则,方法及一般规律等
E. 请问晚清到五四时期的短篇小说有哪些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4部谴责小说的合称 。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新中国未来记》——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
晚清的其他小说:费振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系列）《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胡适杂忆》《新中国三十年》《史学与文学》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史景迁《天安门》《天国之子他的世俗王朝》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钟叔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走向世界》
止庵《史实与神话》
五四时期的小说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萧红《呼兰河传》
沈从文《边城》
钱锺书《围城》
张爱玲《倾城》《金锁记》等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
白先勇《孽子》、《永远的尹雪艳》等
F. 简述《红高粱》的文学价值
1 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文学的对象视为生命意志的理念。《红高粱》就是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洋溢着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纵与风流。她16岁出嫁，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消除孤寂”，谁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单扁郎，因为单家富甲一方，生命刚刚结出花蕾，就面临凋零。这时“爷爷”出场了，“奶奶”的美丽“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他劫走了三日后回娘家的“奶奶”，俩人以原始炽烈的生命热情，在红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共播生命的种子。一切不复存在，只有赤裸的生命在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本能与情欲。“爷爷”杀了单家父子，终于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从此“奶奶”像鲜花一样饱满地开放了。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生命又和抗战联系在一起。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剥皮杀害，“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已经成为民间武装（或曰土匪）司令的“爷爷”（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战争是悲壮然而热烈的，“爷爷”带着儿子豆官（“我父亲”），扛着土炮，在日本兵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厮杀。“奶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临终前她仰望天空，为自己这样激情地走过一生而感谢上苍。在小说中“奶奶”“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生命解放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做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前献词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他是为已经丧失原始、粗犷的生命活力，沉浸在功利中卑微地苟活着的人们而羞愧吧！
莫言小说有着丰富的主题内涵。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受美国南方派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故乡，着力营造“高密东北乡”这个艺术世界。他从主观体验出发，用自己的想像激活历史，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创造出有声有色的生活图景。在《红高粱家族》《老枪》《秋水》等作品中，作者有意塑造了“我”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物，刻画了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爷等形象。这些人物是高密东北乡日月孕育的精华；男的剽悍勇猛，女的风流俊俏；他们嗜杀成性又视死如归，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他们是自然生命的化身，体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能。他们敢恨敢爱，敢于直面生死荣辱；爱起来在高粱地里狂热野合，受到压抑时则啸聚山林，扯旗造反。这是一群朴野人性的代表，在他们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小说中，祖父母辈人物和他们充满生机的生活，构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辈和“我”的同代人则显得麻木萎缩，他们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脊梁，生活之火几乎熄灭；他们善良勤劳又愚昧胆小，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作者在几代人的对比中，鲜明地表现了对生命之力的崇敬、赞美和对种族退化的深深忧虑。
（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对战争的理解
《红高粱》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它以民间的角度，审视抗日战争。在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不是带有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生活在民间的普通大众：农民、工匠、土匪、地方武装，也有共产党人（其中的任副官可以说具有某种正统的英雄意味）。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或痛快淋漓快意恩仇，或苟且猥琐蝼蚁偷生，突然来了日本鬼子，于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抗战的时代洪流中，英勇着、战斗着、献身着，呈现一种原生态的悲壮和豪迈。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显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地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韧、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以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某种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3对文化模式的促进
文化模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是巨大的。小说不仅蕴含人类的原始文化积淀，作者对历史、社会、道德的认识和评介等诸多文化意识也包容其中，有时表露得非常鲜明。《红高粱》就代表了当代作家某种鲜明的文化倾向，有别于传统的革命战争小说。这样的文化意识，反映在内容和形式上，使小说既作为先行者取得某种创作上的突破，并引来诸多的模仿者，也带来种种是非的争论。
祖宗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崇拜祖宗的活动在中国非常普及、盛行：纵向上，从夏殷周三代到清代，祭祖仪式一直延续着，宗庙与社稷合一也一直没有实质性变化；横向上，皇家与民间普通的百姓家每年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祖仪式，祖宗崇拜观念根深蒂固。与此相关，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来，农村的天然基本单位是自然村庄。它们往往是由世代聚居的某个宗族或几个宗族的联合体组成，而家族普遍对记载祖先事迹与血缘谱系的家谱、族谱很重视……诸如此类的社会事实有力地支持了祖宗观念的世代相传。
另一方面，由祖宗崇拜、祭祖仪式培育的祖宗观念已渗透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广泛地表现在中国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炎黄子孙”的说法简直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其实这是由祖宗观念无意识地生发出的一句口头禅。可以说，祖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象征着家族的存在、血缘的联系，因而意味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骂人时，咒他的祖宗是最狠毒的；在刑罚中，刨祖坟是最厉害的；而在荣誉中，没有什么能比光宗耀祖更能令人自豪的了。祖宗又标志着家族的权威。以祖宗为起点，可以依次确定家族成员的辈份关系，限定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祖宗又是一种精神理想的化身，很容易染上崇高色彩，因而祖宗又常常与英雄为伍。在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祖宗的经验、观念意味着后代的惟一精神起点，因而祖宗精神似乎具有永恒的价值。“言必称三代”“言必称尧舜”，现实的挫折、困惑会使人们去祈求祖宗指点迷津。儒学非常成功地将祖宗崇拜的原始文化精神融会到了自己的学科思想中。这一点就连明代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马窦都感觉到了，他“认识到古老的敬祖思想是儒家哲学体系的一大支柱”。见Spence（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实际上，古老的敬祖行为、敬祖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种族记忆”和“文化──审美心理”原型，在夏殷周三代形成后，经过儒学的肯定、发扬，家族社会的保护，已深深地潜藏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中，在他们的价值观念、心理中积淀为一种情结，时常若隐若现地以种种方式流露出来。
情结(complex)是一种必然而又强烈的情感倾向。有个人的情结，“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某种情结时，我们的意思是说，他的心灵为某种东西强烈地占据了，以至于他几乎不能去思考其他任何事”。见《荣格心理学纲要》第29页。更有民族的特定文化模式的情结。个人情结往往与后者联结着，甚至被它主宰着。文学的祖宗情结原型无疑与祭祖仪式、《诗经》中祭祖诗的仪式冲动有渊源关系。它是子孙后代对家族祖先的崇拜、怀念。这种情结有一种常见的宣泄方式，那就是满怀崇敬的心情，以子孙的口吻讲述祖先的英雄行为，或将祖先英雄化、美化；在与祖先的对比中，子孙的自我惭愧感往往激发起他们摹仿祖先的欲念，或者萌发出寻根心态。而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的某些转型时期，子孙的祖宗情结则往往表现得很复杂：钦慕、反思、批判、困惑、迷惘，或者兼而有之。
新时期的文化转型特征非常明显。由反思文革、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情况等待着人们去识别、判断、选择，比如，选择异质文化的哪些成分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就令人困惑、烦恼。这个时代问题直接引发了80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随即，沉寂于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深渊的祖宗情结在一些作家的脑海中趋于活跃。由于文化环境相对开放，作家们的文化参照、心态、动机就比较复杂，相应，他们在审美情感上对祖宗就有了多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选择与心理企求，比如，莫言的《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及莫言多种小说集)、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上海文学》1990年第4期)、韩少功的《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及韩少功多种小说集)都是比较明显地运用了祖宗情结原型，同时又有不同价值趋向的小说。这里以原型批评方法为依据，从叙事结构的角度，对这三篇小说作一些分析。
有必要先对名词“小说的叙事结构”作一点解释。小说的叙事结构受作者审美感情的制约，取决于叙述人与小说形象体系的关系，表现为从小说立意出发对叙事角度、态度的选择以及对小说形象体系的总体安排等等，贯穿于小说叙事过程的始终。它是决定小说叙事方式与主题的一个主要因素。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因为同名电影获得的巨大成功而早已为人熟知。小说以“我”，即孙子的口吻叙述爷爷、奶奶的故事，而且还以小男孩──“我父亲”的视角描绘所感受到的一切。《红高粱》不同于传统小说，它的情节十分简单，写一天凌晨，“我父亲”跟“我爷爷”去参加“我爷爷”他们组织的一场简单的伏击战──在如火如荼的红高粱地里伏击日寇的汽车。中间穿插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我爷爷”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与“我奶奶”结合；在红高粱地里，罗汉大爷活活地被剐等等，最后详写了伏击战的场面。
已有的不少评论、赏析大多注意到了《红高粱》的故事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小说的童年视角与作者独特奇异的感觉。也有人就事论事地指出过莫言小说，包括《红高粱》的“祖宗崇拜”现象。本篇则认为，《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在当代中国小说中十分独特，但从原型的角度来说，用子孙“我”的口吻带着崇拜的心态来追忆爷爷、奶奶们的英雄业绩，却并不让人感到陌生。这种“祖宗──子孙”的小说叙事结构，其实就是《诗经》中祭祖诗“祖宗──子孙”话语方式的翻版。因此可以说，《红高粱》是作者怀着祭祀祖宗的仪式心态写出的，是我们民族一种古老的“种族记忆”的复活。当然，这种复活充满了时代气息。
莫言式的追忆激情充沛。他为祖先设置了两个背景：一是充盈着原始生命冲动的爱情，二是严酷的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在子孙“我”的讲述中，祖宗“我爷爷”“我奶奶”们笼罩着迷人的光环，他们身上充溢着原始活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了实现生命的自由，爷爷们剽悍勇敢、匪气十足、杀人越货、敢作敢为，他们敢于与比自己强大的日本鬼子血战，是因为鬼子妨碍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的爱情更多地发自本能。为了女人，“我爷爷”宰了单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我奶奶”则毫无三从四德、畏畏缩缩的气息，她和爷爷高粱地里的野合为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抹上了一道酥红”。总之，他们勇往直前、风流快活，与妨碍其自由的一切人和事争斗，至死不悔。
就这个小说本身来说，作者借助叙述人，孙子“我”的童年视角以及新奇独特的感觉，主要表达的是“我”对“我爷爷”“我奶奶”原始的、浪漫的生命活力的崇拜与赞颂。莫言对这种祖宗精神的发掘当然是有他现实用意的。1985年掀起的文化寻根思潮，既然叫嚷着要寻根，就必然带有一种对祖宗文化精神的追忆、回顾、反思。这正好深深吻合了莫言当时的心态：“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是扎根文学。”(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3期) 显然，《红高粱》中张扬的祖宗精神就是莫言所找到的祖宗之根。在小说“祖宗──子孙”对应叙事结构中，“我”的叙述愈是汪洋恣肆，“我”的激情愈是澎湃、感觉愈是新奇，读者，即广义上的子孙受到的心理震荡就越大，就越会受“我爷爷”“我奶奶”们的感染，汲取祖先的闪光精神以滋补子孙之元气的效果就愈好。很明显，作者在小说的立意上有潜在的、对当代文化的不满与批判，也有对我辈子孙的训谕，但叙事结构又决定了这篇小说的审美情感有极为传统的地方。《红高粱》仅仅是后来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一个章节。在这个长篇中，作者借助“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把《红高粱》中的潜在情感表达了出来，小说叙述人，孙子“我”代表着都市文化。“我逃离家乡十年”，便被“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上“虚情假意”，“肉体”也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我”是“我爷爷”“我奶奶”的不孝子孙，“种的退化”的产物，因此，“我”企盼家族英雄祖先的亡灵指点迷津，在追忆反省中清洗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不惜一切努力”去寻找一株仅剩的“纯种红高粱”。这隐喻了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但“祖宗──子孙”的叙事结构却使小说自然地把祖宗与子孙两相对比，这时，崇拜祖先的仪式情感便引发了作者鄙视子孙的心理。总的说来，《红高粱》所崇尚的爷爷、奶奶精神带有很多的本能冲动成分。他们倾心追求的、“我”为之迷醉的浪漫自由固然叫人感到痛快，但倘若以此来训导子孙，嘲弄现代文化，则是明显地沉溺于一种美学谬误中了。
G. 急!!!四大名著全球发行量
发行量最大是水浒。
转载 人民网
学术研究相当专业 电视改编荒唐可笑
那是今年4月15日的下午，纽约的天气稍稍有点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讲堂里却拥挤了200多名听众，他们正在听中国知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揭秘”《红楼梦》。精彩的演讲不断引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演讲结束了，一个美国华裔青年走了上来，他激动地对刘心武说：“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您的普通话很好听！这么好听的中国话像音乐一样，让人很感动。”这让为演讲做了精心准备的刘心武真不知说什么是好，它也生动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四大名著的了解程度。
“仿佛一滴雨水，落入浩瀚的大海”
刘心武先生的这趟美国之行吸引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各媒体纷纷以《刘心武美国讲“红楼”受欢迎，掀起古典文学热潮》、《刘心武“揭秘红楼”在美演讲反响强烈》等为题做了报道，详细描述了演讲当天的盛况，比如“当地‘红迷’争相前往。开讲之前，整个讲堂就已经座无虚席”；“刘心武的访美讲座在美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古典文学热潮，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刘心武将要在哥大举办讲座的消息”；“哥伦比亚大学将4月15日定为‘刘心武日’”……一时间，让人感觉美国人一下子痴迷上了《红楼梦》，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果真如此吗？
刘心武给记者讲述的却是不同的情形。“那天，纽约有几百种文化活动同时展开，有一个关于吴哥窟的研讨会，还有一个东欧的作家在签名售书……”由于是中文演讲，200多位听众几乎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算上拉美裔的美国人，大概只有10几个非华裔美国听众，中途有一个白人退场。“《红楼梦》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不少年轻华裔听众在美国生、美国长，对《红楼梦》也是一知半解，“他们想感知一下母国的文化”。
刘心武告诉记者，美方举办讲座的目的不是向美国人宣传“如何正确无误地理解《红楼梦》”，而是意在以通俗生动的演讲，让一般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写了部伟大的小说”。当天，没有能用英文演讲让刘心武感到非常遗憾。“语言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大障碍之一。”当记者问到这次去美国讲《红楼梦》对中美的文化交流能起到什么作用时，刘心武形象地回答说，“仿佛一滴雨水，落入浩瀚的大海。”
在美国访问期间，不少地道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让刘心武感到非常惊讶。“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得克萨斯州，居然还有美国人问我，中国的女人是不是还裹小脚，男人是不是还留着辫子！”
书店难寻四大名著踪影
在美国待久了，其实并不难理解刘心武先生的惊讶。中国的四大名著在美国书市上还属“象牙塔尖”类的作品，一般美国书店里很少见到它们的踪影，似乎正在兴起的“汉语热”和“中国热”尚未上升到中国古典文学这一层面。走进一般的美国书店，看到最多的中国书籍当推《道德经》、《孙子兵法》、风水和烹饪类读物，以及同“文革”有关的小说和资料性图书。
前不久，
记者来到华盛顿著名的史密桑尼博物院所设的书店，找遍中国文学书架，只看到一套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红楼梦》(该版本采用《石头记》作书名)。书店职员告诉我，根据电脑记录，书店以前曾进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但是不知为何书卖完后就没有再续。由于只有为数很少的专业书店有英译本中国四大名著出售，一些读者只能从网上订购。
在四大名著当中，发行量最大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当年翻译的《水浒传》，英译书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1938年，赛珍珠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所致答谢辞便是以《中国小说》为题。她说：中国的古典小说与“世界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之作”。《四海之内皆兄弟》登上美国当时的畅销图书榜，但译本中还是有不少错误。比如书名翻译就受到过鲁迅的批评。对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也往往望文生义，比如将花和尚鲁智深译为“Priest Hwa”(花牧师)，将母夜叉孙二娘译为“Night Ogre”(夜间的怪物)。
相比之下，功夫了得且又有幽默感的美猴王对普通美国人更有吸引力，很多美国人都知道《西游记》的故事。英译本为《猴》，其他译本有《猴王》、《猴子历险记》、《猴子取经记》、《侠与猪》、《神魔历险记》等。可惜的是，《西游记》翻译成英文后，很多深藏的典故和寓意便流失掉了，令著作失色大半。由杰纳尔翻译，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在各译本中颇受欢迎，但一些美国读者反映，该书的印刷质量和装订工艺似乎还有待提高。
至于位居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世界历史课本都会提到，说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些教科书往往会通过介绍《红楼梦》来描述大清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红楼梦》在美国被有的书评家称为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般来说，美国人对宗族观念较不重视，而《红楼梦》中错综复杂的家庭成员关系和众多人物名字，让美国读者一头雾水。
对美国的青少年电子游戏迷来说，《三国演义》不算很陌生。数年前，有一部名叫《王朝勇士II》的电游在美国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王朝勇士II》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改编的。人名和地名都来自原著，控制盘上还有“武术”的汉语拼音按键，只是语言和音乐都已“全盘西化”。但《王朝勇士II》还是引领了不少美国青少年去原著中“寻根”。家住纽约的青年瑞查康就是这样“按图索骥”找到《三国演义》，并被原著所深深吸引。他对记者说，自己从书中真正了解到什么是忠诚、英雄主义和军事谋略，并从历史的视角理解中国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由莫斯·罗伯茨翻译、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英文直译为《三个王国》)在各个版本中较受欢迎，另一个译本的书名则翻译为《三国浪漫史》。
“学术界专业性甚至超过中国”
“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虽然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了解四大名著，但在学术界，一些专家的专业性甚至超过中国的学者。”刘心武先生说。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莱克曼·珍妮教授对四大名著很有研究，前些年还发表了点评四大名著的专著。书中写道，《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永恒魂灵。正是《红楼梦》深远的人文意境，使它堪称中国四大名著之最。
耶鲁大学还有一位红学大师——史景迁教授。他于1936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59年前往耶鲁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史景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学迷”，曾去故宫博物院搜集第一手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曹寅和康熙皇帝》。这篇论文相当独到，于1966年出版成书，至今被不少中国学者引用。史景迁还一直要求他的学生至少读通四大名著中的一本。
让唐僧和观音亲吻
有的美国人忽略四大名著，有的美国人研究四大名著，还有的美国人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改编四大名著，经他们改编后的四大名著往往面目全非，让中国人哭笑不得。
美国NBC电视网曾播放过《西游记》改编的4集电视剧，在剧中，观音菩萨竟然和唐僧谈起了恋爱，还有俩人亲嘴的镜头。不少中国人看过后，已经完全没有愤怒的感觉，所有的评语都是“可笑”和“荒唐”。
今年6月，又传出消息说，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已开始着手进行《西游记》的改编工作，又一部美国版电影《西游记》将于2008年面世。但是曾成功饰演过孙悟空的中国演员六小龄童对此却深表忧虑：“我担心他把‘孙悟空’拍成‘金刚’！”
“四大名著必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目光”
一位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耶鲁大学师从史景迁教授主修中国历史的学者告诉记者，当年在史景迁的影响下，她在大学时代完整地阅读了四大名著。这位学者完全赞同史景迁的观点，那就是，四大名著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必须先读懂四大名著。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外交学院中国研究系项目协调员季肇瑾女士告诉记者，近年来，美国的公立高中开始增设中文课程和相关考试，所教内容和考试题目范围侧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许多美国大学的东亚或中国研究院系都开设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课程。有些大学则将《红楼梦》列入学生推荐读物的书单中。
季肇瑾说，当美国的“汉语热”向深层次延伸时，中国经典名著必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目光。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四大名著会更多地进入到美国普通书店和普通美国人阅读的书籍之中。
H. 推荐几本不错的书，要有故事情节的，文学方面的也可以。谢谢
《独身女人》《在那遥远的地方》（《最心爱的歌》）
《无缘》《如今都是错》《同门》
《莫失莫忘》《阿修罗》《天秤座事故》
《异乡人》《开到荼蘼》
《天若有情》《最心爱的歌》 《蓝这个颜色》 《今夜不》
《真男人不哭泣》《没有季节的都会》
《心扉的信》《红尘》
《纵横四海》《绝对是个梦》
《如果墙会说话》《玫瑰的故事》
《绮色佳》《蔷薇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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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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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请问五四时期有哪些著名小说，最好是中长篇小说，写论文用……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4部谴责小说专的合称 。即李宝嘉（李伯属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新中国未来记》——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 晚清的其他小说:费振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系列）《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胡适杂忆》《新中国三十年》《史学与文学》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 史景迁《天安门》《天国之子他的世俗王朝》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钟叔和《中国本身拥有力量》《走向世界》 止庵《史实与神话》 五四时期的小说 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 萧红《呼兰河传》 沈从文《边城》 钱锺书《围城》 张爱玲《倾城》《金锁记》等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 白先勇《孽子》、《永远的尹雪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