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文学界的三驾马车是谁
著名陕西作家高建群先生的成名作《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是我在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时接触的，然而由于这几年学习、工作及其他杂事导致一直没能细细品读我省文坛代表之一高建群先生的著作，实属遗憾！在大学毕业几年后的2010年的一个周末，我与西安生物医药学院工作的语文老师刘龙山先生在相约参观了古城西安广仁寺（陕西唯一喇嘛庙）、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张学良将军公馆、千年古刹卧龙寺之后，我又相约了刘龙山老师一同前往我的会员单位“西安解放路学术书店”看书，在书店看书时与刘龙山老师这次交谈中又提到了高建群先生的新著《大平原》，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同学之间谈论陕西作家的代表作中的“三驾马车”！当我拿到这本高建群先生新作《大平原》时，寥寥几眼便被其中文字吸引住了！那时真后悔当出没好好读高建群先生的著作！于是便购买一本《大平原》，当我还未品读完就被高先生那史诗般的著作和全景式展现关中百姓家族变迁的历史所感染。读完《大平原》后，高建群先生已成为即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后我文学追求中陕西又一位作家。时隔几个月后，我已离开了教师这个岗位从事口腔修复这个行业，但我的文学追求之路却一直在前行。2010年11月西安图书展会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在工作之余前去参加了图书年会，并购买到了由高建群先生亲笔签名的《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如获重宝，激动万分!然买回后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未能认真品读佳作，实属遗憾！当2011年的钟声已经敲响过后，新年的第一个晚上我才拿起了我久违几年的这本《最后一个匈奴》，细细品读开来，这次我用半个月时间也未品读完作品，原因是书中所描写的“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高原特殊历史环境所造就的不羁的灵魂深深的打动了我，合上书后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果然不愧是与《废都》、《白鹿原》并称“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的经典著作。
② 陕军东征的陕军东征得名
陈忠实：《白鹿原》（1997年荣获茅盾文学奖）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
贾平凹：《废都》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
贾平凹：《废都》
陈忠实：《白鹿原》
京夫： 《八里情仇》
程海：《热爱命运》
③ 如何评价陕西作家群体，比如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孙皓晖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已发行逾160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引发广泛关注。
高建群，男，汉族，1954年1月出生，祖籍西安市临潼区。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高建群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的《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废都》等陕西作家的作品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了中国文坛
④ 谁是西北第一才子
一眼望见《热爱命运》四个字，内心竟涌出一股激动和感慨。 《热爱命运》是陕西作家程海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个时期被中国文坛称为建国后第三次文学热潮期。在以北京作家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和以湖南作家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相继掀起浪花之后，陕军东征达到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 《热爱命运》被公认为这次陕军东征文学浪潮的扛鼎之作。 我第一次读《热爱命运》，是在深圳蛇口。那时候工作繁忙，很少有一部中外作品能侵占我大块的时间。朋友君良强烈推荐，说如果你不读这部书，那你就是个中国当代文学盲。我听这话的时候还有些不以为然。 打开书本之后，才发现君良并非虚言。我也同时理解了所谓扛鼎之作的真正内涵。 我以为那就是才气。超乎寻常的才气。即使不便说是绝无仅有的，也至少是中国近现代作家里极为少见的。 弥漫在《热爱命运》书页里的那股才情，只在阅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对话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拜读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时候才有过相似的感觉。 几天后，相约了广州，深圳几位对文学前景充满困惑，弃笔从商的文学痴迷者，在广州兰圃展开了一场关于《热爱命运》的大讨论。与同期在北京举行的，有六十几位国内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热爱命运》座谈会比起来，我们的规模显然很小，而规格和话语空间更是无可类比。但我们却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热爱命运》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程海先生所创作的艺术形象----小说主人公南彧，将是中国文学史艺术群像中一个不朽的经典人物。 也就是在这次难得的激情聚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程海是西北第一才子”的豪放之言。也许北京座谈会上的参会者有同样的感叹，只是限于某些因素不便公开放言。但从会议纪要上可以读出背后的声音。 何谓才气？我以为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超越常人的艺术感觉，极富灵感态的语系，充满震撼的思想内涵和哲学高度，独特的表现形式。而这些元素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不同凡响的艺术形象，和一部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 这一点，在近百年的华语文学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示的寥寥无几。即使是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边城》也都在某些方面存在缺失。 但《热爱命运》做到了。 首先，在艺术感觉和形式上，程海先生挥舞起人性的解剖刀，以其激情，真诚和灵魂的真实来展开他的艺术画卷。在这个画卷里，我能看到茨威格，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杜拉斯等文学巨匠的影子，但却又保持着程海自己的艺术个性。 其次，在叙述的语系中，他是用诗的语言来完成他的故事的。这在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而程海使用得那么游刃有余，并形成了自己唯美的文字语系。即使是以此见长的孙犁，也要逊色于他。这样的语系，极大地提升了程海小说艺术的审美品质。 更为重要的是，《热爱命运》所透示出来的哲学和思想内涵。在带有某些自传色彩的南彧身上，他把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灵魂，撕裂在读者眼前，把爱恨情仇和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高度人性化和艺术化。表面上蕴含了对乡土的眷恋和挚爱，而真正完成的是一幅壮阔的时代和历史画卷。做到这一点的作家不多。读程海的《热爱命运》，不自觉地会联想起莎士比亚，雨果缪塞等远去的背影，感觉到那种激情，思想和智慧的回归。 《热爱命运》有一种逼人的艺术魅力。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恨不得一口气读完。几乎每一页上都藏着思想的珍珠，几乎每一个段落，都散发出哲学的光芒。有人说她是一部爱情的教科书，也有评论家说她是一部人性的史诗。 这样一部作品的横空出世，让我们那一群对文学爱之深恨之切的人，重树了内心的期待。从广州兰圃的茶亭分手时，我们曾经预言，程海和他的《热爱命运》将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建构一个高度。 我们期待着他新的爆发，期待着文学界对他的充分认识和定位。 此后一个时期，《热爱命运》发行近百万册，四处出差的我，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书摊上，看到过上十个不同版本和盗版本，北京出版界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热爱命运》铺满了北京城。我虽然痛恨盗版，却又为文学本身深感欣慰。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看到再版的《热爱命运》时，内心竟充满了困惑。这十几年里，那个创造过我们期待的人好像消失匿迹了。如果他是被超越了，那当然是好事。是读者之福，艺术之幸。但放眼这十几年来的中国文坛，遍览各种畅销和获奖作品，不要说超越，连接近的人和作品都难以寻找。 我敢说，程海是西北第一才子。 毋庸讳言，在编织故事以及历史感方面，程海也许还称不上是西北作家中最好的。但我说的仅仅是才气。仅就作品中喷薄洋溢的才气而言，程海无疑是西北第一才子，在全国文坛也是极少见的。 也许这一定位对他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甚至有可能被某些占据高位地庸才们更疯狂地打压，及文坛黑哨们群起攻之。如果因此给他带来了伤害，我将深表歉意。 但一个文学奇才，一部传世佳作，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 我要让处在谎言和恶俗超市里的中国读者们知道，我们至少还有一部《热爱命运》是值得一读的。我们起码还有一个叫程海的真正的作家值得在心里尊敬。
⑤ 关于《白鹿原》的文化立场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⑥ 陕军的团队精神
文学“陕军”先忧后乐，勇猛精进，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教育基础。陕西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关学的故乡。宋代以降，陕西历代文人士大夫传承关中士林宗师张载（1020—1077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遗训，努力保持文人士大夫的崇高品质和精神气质。
⑦ 陕军东征的文学史意义是什么
陕军东征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一现象曾经震动文坛，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值得记录的辉煌。五位作家的创作激情被当时文学评论家称为“井喷”。
⑧ 文坛上陕军老三驾马车是谁
被称为“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之一、著名陕西作家高建群先生的成名作《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是我在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时接触的，然而由于这几年学习、工作及其他杂事导致一直没能细细品读我省文坛代表之一高建群先生的著作，实属遗憾！在大学毕业几年后的2010年的一个周末，我与西安生物医药学院工作的语文老师刘龙山先生在相约参观了古城西安广仁寺（陕西唯一喇嘛庙）、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张学良将军公馆、千年古刹卧龙寺之后，我又相约了刘龙山老师一同前往我的会员单位“西安解放路学术书店”看书，在书店看书时与刘龙山老师这次交谈中又提到了高建群先生的新著《大平原》，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同学之间谈论陕西作家的代表作中的“三驾马车”！当我拿到这本高建群先生新作《大平原》时，寥寥几眼便被其中文字吸引住了！那时真后悔当出没好好读高建群先生的著作！于是便购买一本《大平原》，当我还未品读完就被高先生那史诗般的著作和全景式展现关中百姓家族变迁的历史所感染。读完《大平原》后，高建群先生已成为即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后我文学追求中陕西又一位作家。时隔几个月后，我已离开了教师这个岗位从事口腔修复这个行业，但我的文学追求之路却一直在前行。2010年11月西安图书展会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在工作之余前去参加了图书年会，并购买到了由高建群先生亲笔签名的《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如获重宝，激动万分!然买回后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未能认真品读佳作，实属遗憾！当2011年的钟声已经敲响过后，新年的第一个晚上我才拿起了我久违几年的这本《最后一个匈奴》，细细品读开来，这次我用半个月时间也未品读完作品，原因是书中所描写的“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高原特殊历史环境所造就的不羁的灵魂深深的打动了我，合上书后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果然不愧是与《废都》、《白鹿原》并称“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的经典著作。寒冬之夜，沏上一壶热茶，屏弃了屋外喧嚣的世界，一个人静静的品读这部作品。充溢在我心间的是一种老友重逢的亲切，那根植在黄土高原上的杜梨树分明的感染了我，当然还有那个沦为乞丐的剪窗花的小女孩！两代主人公杨作新、杨岸乡父子同样的天纵之才，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早年参加革命在那英雄辈出的乱世之中散发着自己的能量，在二十七岁时他命运的交响乐在即将迎来新的高潮时嘎然而止辉煌的陨落了；另一个同样的才华横溢却在将要展开抱负时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从此一蹶不振浑浑噩噩的生活（或者说积累）到四十四岁，忽然一朝顿悟既而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而书中次要人物的命运也同样感人至深，敢爱敢很的黑白氏一心要救出杨作新却加速了他的死亡；一生稳健的黑寿山却在真爱来临时完全失控；洒脱不羁的丹华终于还是原谅了她的父亲黑寿山；还有用将近一生的时间等候伤兵的杨蛾子和那默默的站在杨蛾子身后几十年守护着她的骑士憨憨的终成眷属………………天生我材必有用。合上书我的感觉是震撼，是心灵上的冲击。是啊，二十七岁了该是做点什么的时候了。这几年时间在以命定的节奏大步向前，而我却在原地踏步，在教书、写作那些刚上班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是根本就没有去好好做！这几年我总是能给自己找到借口——工作压力大、工作忙、感情不顺心、……不能再这样了下去了，与其天天把时间用在患得患失、怨天尤人上为什么不去做点什么呢？两手空空可不是我的风格，学习也可以作为发泄的途径。蛰伏了四年应该开始为下一次爆发做积累了。命运的喉咙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扼住，靠别人可不行。只要开始做一切都不晚！让自己充实起来，耐得寂寞待花开，这也是成熟的过程。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出卖着我们，当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在运动着自己而已…………
⑨ 东征五虎将是哪几位作家
在作家出版社为《最后一个匈奴》举行的座谈会上，某文学评论家说：“陕西人要来个挥马东征啊”。随后，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陕军东征”火爆京城》。“陕军东征”由此得名。
陕军东征的定位：
“陕军东征”这个词一出现，立即成为当年文化界最火爆的现象。后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也承认陕军东征“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由此走向高潮。 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文化现象。但是有些人并不把它们看作一种文学、文化现象，或者认为那是“精心策划的商业性事件”，或者认为那是“讨好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现象，将“陕军东征”打入了文学、文化之外的另册。具体如何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后人评说。
东征前陕西文坛状况
损兵折将的时代
回首轰动一时的“陕军东征”，就不得不提东征前夕陕西文坛的“黯淡”。1992年前后对陕西文坛来说是“损兵折将”的时代。路遥、 邹志安、杜鹏程这些文坛巨匠相继离世。
路遥
陕西省作协满眼都是白花，充耳都是哀乐，被低沉、阴郁的氛围所笼罩。对陕西作家和陕西作协来说，满眼都是黑色的。
黑色中的曙光
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但陕西的作家并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也就是在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热爱命运》，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陕军”一下子打响了文坛。”
陕军东征作家作品
陕军东征有五位作家：高建群、贾平凹、陈忠实被称为“东征三驾马车”，加之京夫和程海被人们称为“东征五虎将”。
⑩ 陕军东征的韩小蕙关于“陕军东征”的澄清
《“陕军东征”的说法是谁最先提出的？》
这是一篇当事人对于“陕军东征”出现争议后的解释，文章详述了“陕军东征”的来龙去脉，并将当时出现的争议发表出来，有助于文学爱好者了解真相的意义是不消说的。
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我于1998年10月24日才读到7月24日的《陕西日报·周末版》，上有高建群的文章《我劝天公重抖擞》。读罢第二小节《“陕军东征”说法由来》，不禁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一个作家竟有如此“勇气”，敢在当事人全部健在的情况下，大言不惭地说谎至此！
高文称“陕军东征”说法的由来，是1993年5月19日在京召开《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后，“韩小蕙在征求我如何写会议消息时，我说，不要光写《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京夫先生的《八里情仇》，程海先生的《热爱命运》，都即将出版或已先期在刊物上发表，建议小蕙也将这些都说上，给人一种陕西整体阵容的感觉。小蕙的报道名字叫《陕军东征》，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由王巨才同志批示在陕报转载。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陕军东征’现象，称谓缘由此起。”
这简直是比天方夜谭还神吹的一段谎话。我当即打电话，把高建群此语念给几位当年参加了会议的评论家和记者们，有的人失声大笑，有的人连称“说谎！说谎！”，还有人说“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一致的结论，让我马上写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因为“陕军东征”确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现象，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目前趁当事人还全部健在，人证物证俱全，一定要搞得清清白白，免得给将来留下后患。
那么好吧，我就写。动笔之际，我又想到，此前，无论“陕军东征”炒得多么热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我还从未就“陕军东征”现象发过言，现在，索性一并在此说个一清二白吧。 1993年5月19日早晨，我去北京空军招待所参加《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上电梯的时候，记得当时里面有阎纲、周明、陈骏涛诸先生，好像还有唐达成先生。不知谁跟阎纲和周明开了句玩笑，说“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听说都在写长篇。好家伙，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
后来在会上发言时，有人提起电梯里的这句玩笑话，于是，发言者纷纷跳开《最后一个匈奴》这一本书的思路，争说陕军群体的文学成果与特色。当时明确提到的有《白鹿原》和《八里情仇》，也有人模模糊糊提到《废都》，因为《废都》的书和刊都还没有出来，《十月》编辑部怕人盗版，谁也不给看，据说当时只给了一位评论家看清样，是要约他写评论。
那一天，我因有事，听完会没留下吃饭就走了。回家后翻了翻《最后一个匈奴》，感觉语言太松散平淡，后半部写得完全没了精气神儿，全书水平很一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与会者纷纷跳开它而大谈陕军。那么，我的报道怎么写呢？按流行的办法写三行简讯，是最省事的，但似乎有点儿对不起出版社和那么多与会者，而且听了那么多发言，里面也的确有内容，我苦苦思索着。后来突然心里一亮：何不就在“陕军东征”四个字上作文章呢？
《白鹿原》当时已在《当代》刊出，《八里情仇》已经由文联出版公司出书，都不难找。唯一找不到的是《废都》，但也好办，我与该书责编田珍颖女士是好朋友，就拨通了她家的电话。老田的回答还是非常原则：“书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出来了，现在谁也不能给看。”我就说明了我要写一篇关于陕军的整体报道，请老田介绍一下《废都》的大体情况，她是这样回答我的：《废都》是贾平凹第一部城市题材之作，反映了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是贾平凹对他过去作品的总的否定总的思考总的开拓”。
田珍颖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资深编辑，她的特点是第一极为敬业，第二文学鉴赏水平非常高，我很相信她的判断，于是就放心地引用了她的话。
说实在话，当时我之所以写《陕军东征》这篇报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已注意到全国文坛上发生的一种变化，即长篇小说开始繁荣——经过80年代末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全国有许多作家都沉下心思考了很多问题，然后埋首把这些思考写成长篇小说。至1993年，有一些写得快的已经出版，记得上海有赵长天的《天命》、陆天明的《泥日》、俞天白的《大上海》等11部或13部，山西有张平的《天网》、李锐的《旧址》（即出），浙江还一部谁的很有影响（对不起，手边没查到资料，以上例举可能有误）。作为一个敬业的文学记者，1991年，我曾及时报道了我国散文创作热潮来临的消息，对散文的发展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作用（见拙文《太阳对着散文微笑》），这一回，我同样认为经过四年多的沉首下心，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将迎来丰收时期，我计划一个省一个省地写一写，再为长篇的繁荣起一点点推动作用。
《陕军东征》的报道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陕军东征》写完后，我把它交给我报总编室，就又开始忙别的事了，说实在的，类似《最后一个匈奴》那样的研讨会，一年我要参加几十个，类似《陕军东征》那样的报道，在我的报道文字当中，也是很普通的一篇。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5月25日，《光明日报》以二版头条位置，刊发出《陕军东征》一文，约有2000字左右，的确占了不算小的一块。但对于报社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消息。后来过了些日子，好像是周明先生告诉我，说《陕西日报》转载了我的文章，问我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陕报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也没寄给我样报与稿酬。能转载我当然高兴，但这也很普通，因为我有很多消息被各种报刊转载，不新鲜。
新鲜的事可是陆续来了。一天，我家的电话突然响了，是一个来自陕西省的长途，对方说他名字叫程海，写了《热爱命运》，问陕西什么人搞阴谋陷害他，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陕军东征》一文里？我一听这是哪儿和哪儿呀，赶紧告诉他谁也没有陷害他，报道是我自己写的，陕西方面事先谁也不知道我写这篇报道，也没有定过调子，不信请问问别的记者，参加那会的各报记者有一二十个，您问谁都行。《陕军东征》一文里之所以没写他，是因为没有人提起他（事后我才知道，《热爱生命》当时根本就还没有出版）。我说的绝对是事实，程海放下了电话。没想到，过了两天，他又来了电话，说是“我们省委宣传部已经决定，陕军东征要提五部书，要把我的《热爱命运》加上。”我有点儿不高兴，心想事情早已过去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就不客气地回答说“怎么提是你们省里的事，我的报道已经发了，跟我没关系了。”（现在看来，我当时态度不好，不该说那么硬的话。但后来我被告之，陕西省委宣传部并不曾作出这一决定。）
又过了些日子，喝，可是不得了了，只见街上一些报纸上、书摊上出现了很多“陕军东征”的标题、口号和宣传字样，到处都在“炒”陕军。果真就卖了很多书，最明显的是《八里情仇》，从第一版的6750册，直线上升到十多万册（最后达到多少册我也不知道）。《最后一个匈奴》也得到好处，一版再版不说，作者也声名大噪。程海的《热爱命运》也真的加进来了。后来还有许多搭车的书，都自称是东征的“陕军”，一时陕军真是大大火爆，名扬天下。
这时再碰到陕西的或不是陕西的文友，多提到我为陕西“立了一功”，我心里何尝不明白，这有的是在讽刺我，暗指我瞎炒什么陕军。我只有暗暗叫苦：其实我的报道真的是一则很普通的消息，我写的还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瞎炒作的并不是我。更糟糕的是，报刊上竟然还出现了两个省的两个评论家打起笔墨官司，致使我原来一个省一个省地写的计划也泡汤了。后来听说，还有人气势汹汹地到出版社去闹稿费，扬言只要发现人家多印了一本也要罚款多少多少！出版社没地方出气，于是也只好骂我瞎炒，唉，我真是代人受过，心里凄凉得很。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愿出来说“陕军”的主要原因。 说透了以上背景，似乎就不用理睬高建群的假话了，因为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他把“陕军东征”当作一个功劳往自己身上争，我可是至今说不明白“陕军东征”到底是功还是过？至少，还有待于时日的检验。
不过，事情还是应该说清楚好，免得像文友们说的，为以后留下后患。那么，我就纠正高的这么几条谬误：
1）、我至今根本不认识高建群，他也不认识我——我这里“认识”的含义，是指有没有私人交往。1993年我写《陕军东征》之前，陕西的作家里只有刘成章、李佩芝、和谷和朱鸿认识我，因为他们几个都是散文家，是我们“光明日报”文学副刊的作者，其余，连陈忠实先生在内都不认识我，这不奇怪，我乃小记者小编辑一个。
迄今为止，除了一两次公开的、有数十人参加的会议场合外，我没有见过高建群，更不曾跟他说过话。
2）、当记者16年来，我写过不计其数的消息，从来没有一次“征求”过当事人应该怎么写。如果说今天韩小蕙作为文学记者能为大家注意的话，恰正是因为我的每次报道都力求寻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不愿人云亦云、一抄通稿了事。所以高建群说我征求他“如何写会议消息”，纯属子虚乌有。
3）、如前所述，《陕军东征》一文中，并没有提到程海先生的《热爱命运》，这一个细节，高建群可是没有注意到，所以，他说错了。
4）、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高建群至今还不知道的，就是“陕军东征”字样，当年并不是仅有我一个人使用，我记得贺绍俊先生在《文艺报》的报道中，也曾引用了这几个字，只不过没有用在大标题上，而是用在肩题里。所以，高建群怎么也没编出贺绍俊也去“征求”他消息应该怎么写的假话，这可真是假的怎么也是假的，总有破绽要露出来。 在写本文的过程中，我曾一再地提醒自己，态度可别过激，语言一定要平和，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宽容一点，大度一点，给人家留一条可进可退的路。可是当我看到陕报上高建群的照片笑得那么灿烂那么从容，一点儿都没有做了亏心事的样子，又觉得义愤填膺——不纠正他，难道是我这么多年来贪人之功地说了假话？！
我在想：为什么在名利面前，有些人能够眼都不眨一下，做得这样厚颜无耻呢？智者莎尼兰尔曾说过，“名誉是你的一封最有效的自荐信，你一生的前途都得依赖着它”，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还要为了争名夺利，就不惜糟蹋自己的名誉呢？
在此，我只有一个要求，即请高建群正式做答：你说得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你记起确实是虚构了那一段情节，那么就请公开予以纠正，我也不要求你做解释或道歉；如果你坚持己说，那么我将保留拿出人证物证，对薄公堂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