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代诗词流派是否以地域命名
清代诗词流派是以地域命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文学流派,其中有一类就是以地域命名的。诗文方面:北宋后期有,元至明初有江西诗派、浙东诗派、睦州诗派、越诗派、吴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河朔诗派等派系。
2. 清代散文流派桶城派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3. 古代文学与作者所处地域的关系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谓之文学地理学）的学者强调一地域亦有一地域之文学。这些学者指出，文学的发展不由地理环境决定，而且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也会对区域文学的差异产生消融作用，但地理环境在特定条件下，其独立性是客观存在的，会对区域文学的发展和区域风格的形成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历代文人不断产生关于地域文学风格的精彩阐发，另一方面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及该地域的社会历史背景，对文人形成不同的文学思想和观念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辽阔国土上，先秦的《诗》、《骚》两个文学源头开启了南北文风的分野，但那只是一个开端，只有到了统一的秦汉大帝国重新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南方经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发展、繁荣的东晋南北朝时期，才形成了明显的南北文风、学风的差异，无论文学创作实践还是文人头脑深处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都迥乎不同，这种对峙格局的影响直至到隋代和唐初还相当明显。当时的作家或文论家已经意识到南北文风的差异，并揭示出自然地理因素对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各游牧民族相继入主，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破坏，文化陷入萧条，而南方经济文化都得到前所未有的飞跃。除了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学术风气和传统也是影响南北文士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产生差异的深层原因。
隋唐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融合，交通的发达，南北文风不断交融。但地域的因素仍在全国的文学格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元代由于杂剧的勃兴，前后期南北差异特别明显，明清两代则出现很多专门标举某一地域的文学流派。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域性文学流派成员，都标举一定的文学主张，流派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群体集合，更是持相同、相近的文学批评观点的文人集合而成的文学批评流派。如明代李东阳等“茶陵诗派”的宗唐法杜、重视格调，三袁等公安派的抒发性灵，竟陵派的幽深孤峭，清代桐城派以姚鼐“义理、考据、辞章”集大成的一套文学批评理论，等等。
4. 古代“江南”主要指哪一地区
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样的。它常是一个与“江北”、“中原”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
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今湖南永州）。”这里所言“江南”的意义实在太浮泛了。
到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略显明确，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史记•秦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由此可见当时“江南”的范围之大。但据《史记•五帝本纪》，可知其南界一直达到南岭一线。由于江南涵指了湖南、湖北之地，所以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在汉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已经十分宽广，包括了豫章郡、丹阳郡及会稽郡北部，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以会稽郡北部为“江南”的概念由此产生。当然，在两汉时期，洞庭湖南北地区应是江南的主体，而这一地区又属荆州的范围，所以东汉人常以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概指“江南”。《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其中的“江南”说的就是这一地区。至隋代，“江南”也被用作《禹贡》中“扬州”的同义词，但实际上“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①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江南豫章、长沙”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在清代人看来，都属湖广、江西地区；而《项羽本纪》云“江东虽小，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中的“江东”，事实上就是清人心目中的“江南”。
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是秦汉以来最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显然，这个江南道的范围实在太过广泛，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唐代对于“江南”一语的用法，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韩愈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江南”，其实是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包括了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区。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其中的浙西地区完全吻合了以后人们对于江南的印象，包括苏州(含明清时的松江、嘉兴二府地区)、湖州、常州的全部及润州、杭州的各一部分。所以明清时江南的核心地区，在唐代仍是用“江东”来表示的。当然，那时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现了。北宋朝廷为了财政的管理方便，设置了转运使“路”。至道三年(997年)，全国被分为十五路。唐代的江南东道在此时分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③两浙路则包容了以后江南的核心地域，相当于今天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也是狭义上的江南。
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的。如清代所谓的“江南”，主要指的是今天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地区。但经济意义上的“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且备受国家倚重。嘉靖年间的嘉兴府海盐县人郑晓，就是以这些地区来论述江南的。所以后来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江南，一般就是指这一地区。有的甚至表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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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代遗民文学中有哪些代表性的词
中国古代的遗民诗歌，以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这两个时期最为突出，其特点有三：一是队伍庞大，人数众多。二是所面临的易代政治状况比较特殊，恰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历史前提下，汉民族的爱国主义感情十分强烈。三是艺术成就、审美价值特别高。其间尤以明清之际的遗民诗歌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前代诗歌的悲壮结束，更是新朝代诗歌的辉煌起点。
把清初明末遗民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现的文人视为一个诗人群体进行整体观照，从文学角度探讨这一群体的文化性格及其构成，勾勒出清初特定历史情境中遗民诗人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地域分布状况、生存方式、人生价值取向、人格结构特征以及诗歌创作盛况，拓宽了清诗研究领域。另外，遗民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虽是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特殊产物，但正确阐述其思想、气节、人格、志趣，亦有补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读书忌》中曾说：“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译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遗民诗歌的研究，正是从一个最主要的层面上对遗民人格进行剖析，其必有补于世道人心。
中国诗史流衍发展至明清，已积累了一份极为厚实的诗学遗产。因此，与唐宋诗人相较而言，明清两代诗人大都在复古与求变的诗学命题前徘徊，学习前人，甚至模仿前人的痕迹要明显得多。但明清易代之际却不同，眼中流泪，心底流血，每位诗人笔下，尤其是遗民诗人笔下，随感而发，真情流溢，学唐也罢，宗宋也好，均能各出机杼，自具面目，很难看出其模仿迹象。
由于地域、家庭、个性诸因素的影响，清初遗民诗人在审美趣味上千差万别，但共同的时代苦难、相近的人生境遇与处世态度又使他们在审美选择上有着基本一致的趋向。屈原、陶渊明、杜甫，以及以宋遗民诗人为代表的宋诗，不仅在清初遗民诗人那里得到基本一致的肯定，而且往往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由人品而及诗品，从诗学精神到诗艺、诗风，浸染熏陶，沾溉良多。另外，在清初实学思潮的大背景下，遗民诗人大都能对前代诗学遗产进行理性反思，盲目崇古好古者少，辩正分析、批判继承者多。因此，那种单一的诗学偏嗜被时代的、理性的、自觉的审美风尚所取代，专主一家一人者少，转益多师、广泛学习者多，形成多样兼容的特点。
清初诗歌 清初诗坛的主流是“遗民诗”。在当时汉族人民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遗民”诗人，他们有的直接参加抗清的政治、军事斗争，甚至以身殉难。有的以流亡隐居或削发为僧保持气节，志行皎然。他们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闪耀战斗光芒的诗篇。有的诗篇因受禁锢而失传，但流传下来的还是富有反抗精神的。这些诗人，主要有顾炎武、阎尔梅、傅山、黄宗羲、钱澄之、归庄、吴嘉纪、王夫之、吕潜、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
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别号亭林，他学问渊博，并在明清之际以品行高洁而著名于世。明末清初是社会动荡的时期，顾炎武亲身经历了这些沧桑之变，并将它们写进了自己的诗中。顾炎武的诗非但记录了一代历史的变迁，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在明清易代之际，他时时眷念故国，至死不事清廷，体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他对一些坚持抗清和被清政府杀戮的仁人志士深致敬意，如陈子龙抗清被俘，宁死不降，投水自尽；顾炎武听说后写下了悲愤感人的《哭陈太仆子龙》。反之，他对投降清廷的官僚深恶痛绝。
顾炎武还有不少拟古、咏史之作，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表述出自己的抗清复明志向。有些咏物诗运用了托物寄兴的手法，也都是言志抒情之作。他一生足迹遍天下，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歌颂祖国山河壮丽的篇章，然即使在写景游记之中也时时流露出故国之思，并非泛泛的寄情山水。他的许多酬赠之作也写得感情深挚，声请具见，这类作品常融家国之痛于朋友私情之中，成为对抗清斗争中志同道合者的勉励和安慰，读来恻恻感人。
顾炎武的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思想内容而言，顾炎武的诗以高尚的民族气节、鲜明的时代特征立于明末清初诗坛，他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后世所崇敬。就诗风而言，他专宗盛唐，后黄宗羲等人力倡宋诗，开始了有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而顾炎武作为清初的的主唐音者，居于开一代诗风的地位，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称他为“前明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
“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三位著名文学家钱谦益（牧斋）、龚鼎孳（芝麓）和吴伟业（梅村）。所谓“江左”，地理上是指靠长江下游左面的一些区域，在那时的政治地理上属江南省，东晋渡江后这一地区一直名为江左。因三人都是江左人，故有此称。
他们三人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点，即宗唐，对于宋诗、以及宋、元、明以来的拟古剽古的萎靡诗风持反对态度。他们与顾炎武及其他几个重要诗人，可视为清诗的开山辟道者。
钱谦益崇尚杜甫、元裕之，其作品集之一的《投笔集》中几乎全是杜甫《秋兴》八首的和韵，是最代表其工力的作品。龚鼎孳的诗和钱谦益、吴伟业有相似之处，但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有所不及。
吴伟业的诗在三大家中，成就和影响都是最大的；他的诗辞藻优美、音调铿锵，尤擅长七言歌行，他学习白居易的“长庆体”而能自创一格，后人称之为“梅村体”。《圆圆曲》是其诗歌作品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篇，也是在清诗中享有最高声誉的七言歌行。
《圆圆曲》所书的历史背景是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以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构成全诗的叙事情节。诗中把吴陈情事从初识、定情、分离、被掠到团圆，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渲染；同时一个严肃的主题始终贯穿着全诗，即对于吴三桂叛明投清所怀的激愤与讽刺。
从艺术方面来看，自唐代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以后，还没有一篇歌行能象《圆圆曲》那样与之相媲美。吴伟业虽然被认为继承了白居易的长庆体，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在对个人的模拟上，而是集合了众多的方面；像《圆圆曲》中作者所屡屡采用的蝉联句法，这在初唐诗人卢照邻、刘希夷的诗中已有出现，使诗歌显得更富有音乐感，也树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