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建安文学与两汉文学迵然有异,后人把这种文学精神称作()
称为“建安风骨”
2. 汉代文人诗的精神取向
汉代文人生 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
所以说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 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 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 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 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 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 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 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 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 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3. 文学艺术中的马马踏飞燕体现出汉代的什么精神
“马踏飞燕”是东汉艺术家的经典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在中国雕塑史上代表了东汉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马踏飞燕”，不论其神采的表现，抑或是铸造工艺之高明均不必说了，更令人折服的还有其创作构思的绝妙。人所共知，塑造一匹健美的好马形象这并不太难，然而要将一件静物表现出它的动感，特别是要表现一匹日行千里的良马神速，这就不那么容易了。然而我们的无名艺术家们却能独运匠心，大胆夸张地进行巧妙构思，让马的右后蹄踏上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这样一来，以燕衬马，让飞燕与奔马的速度有目共睹，使奔马的动势凝固在一个静止的空间，把一匹静止的铜马塑灵了、塑活了、塑绝了.
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
4. 汉代文化特征是什么
汉代文化特征在西汉前期是受到春秋战国时期黄老学说的影响，主张奉行老子的道家学说，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犟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根本，鉴於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於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
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
(4)汉代文学精神扩展阅读：
汉代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得到总结的直接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它突出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
汉代文化表现出了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
汉朝文化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为：“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5. 西汉鼎盛时期的主流文化精神
张岱年、方克立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汉赋“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文化追求，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主流文化精神。这里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指奋发向上。
汉赋词藻华丽，手法夸张，内容丰富，表现出大一统王朝的恢弘气势，展现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6. 什么是汉文化，汉族的核心精神又是什么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种种，语言文字习俗，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思想，艺术，哲学，文学，科学技术，信仰，天是华夏族的传统信仰，华夏族由中原向四方扩张，民族精神也是文化的一种，蕴含于整个文化之中，华夏精神，思考质疑，勇敢，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向前发展，进取，敢于面对历史面对问题。
7. 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是什么
1、我国文学中的乡国情怀：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思念。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是一致的；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乡国的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2、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亲情主题：爱情。可分为来自民间和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和文人作品的一系。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表现更为热烈执着、更带野性色彩。
文人的描写爱情之作：表现得较为复杂。含蓄了、深化了、带有理想的色彩（白朴《墙头马上》、加进悲剧色彩（《会真记》、《长恨歌》、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
3、友情。视朋友如兄弟，这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
(7)汉代文学精神扩展阅读：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作品。《诗经》通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儒家把它奉为经典才称《诗经》，共305篇。
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又叫“国风”共160篇，大都是各地民间歌谣，这是《诗经》的精华，如《伐檀》、《硕鼠》。
“雅”分《大雅》、《小雅》，共105篇，多系西周王室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少数民谣，内容大都是记述周贵族历史，歌功颂德的。“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
多为贵族统治者祭祀用的乐歌舞曲。《诗经》是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对我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8. 简述 汉代文学
汉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上继先秦，与战国的散文一道共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内个高峰，它和唐宋的容诗歌、元代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分别雄踞于各个时期的文坛。汉代散文中一类是叙事文，代表是《史记》和《汉书》；另一类是论说文,主要是指名臣的奏议和文人的哲学、政治学专著如《盐铁论》《论衡》《潜夫论》《政论》等。
不过相比之下，汉代散文都是有为而作。在汉代真正“为艺术而艺术”，并且风靡一时的是辞赋。这种文体直接继承了战国纵横家的辩术和屈原、宋玉的“楚辞”。它们在屈原、宋玉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越来越不重视思想，而一味在文字、在形式上下功夫，争奇斗艳。汉代人写赋成为一种时尚，似乎不写赋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才华。
汉代的诗坛是相对寂寞的，除了楚歌之外，几乎找不到激动人心的文人诗歌作品。不过，汉武帝建立乐府机构，搜集了许多民歌。这些诗歌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汉代乐府以其光荣的现实主义传统直接而极其巨大的影响着我国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曹家父子及建安七子直接承袭了汉代乐府的衣钵。而汉代乐府中的五言体、杂言体，直接影响着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影响着南北朝及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
9. 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是什么
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专辞。伟大的历史学家属和文学家司马迁以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的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司马迁自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0. 中国汉代文学
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 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 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 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 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 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 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 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 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 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 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 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 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 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 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 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 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 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 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 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 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 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 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 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讠韱讳 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 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 和力度。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 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 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 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 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 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 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 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 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 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 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 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 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 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 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