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简述人类三次知识转型
知识的模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的过程就称为知识转型。所谓只是转型就是知识型的转变，就是知识的范式、知识的形态或知识整体的转变或者被颠覆。
历史上大概有四种知识型：一种叫原始知识型，一种叫古代知识型，一种叫现代知识型，一种叫后现代知识型。四个知识型里出现了三次大的知识转型，即由原始知识型转变为古代知识型，由古代知识型转变为现代知识型，由现代知识型转变为后现代知识型。
Ⅱ 1978年马克思主义三四调整包括哪些方案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大规模的相遇迄今为止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五四“前后，以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对欧美文论的译介为代表;第二次是从1949年到1966年，以对俄苏文论的接受和以朱光潜、伍蠡甫、袁可嘉等人对西方文论的译介为代表;第三次是新时期以来的30年(1978年至今)，以全方位吸纳与传播西方文论为主要特点。
比较这三个阶段，在第三次中西文论的相遇中，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前两次，西方文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影响也更明显。新时期以来，形式主义、新批评、巴赫金文论、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等各种文论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在学界引发了“美丽的混乱”(谢冕语)。一部西方文论著作短时间内出现两三个中译本这样的“奇观”屡见不鲜。[1]高校的西方文论教材往往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文论传播的风向标。据笔者统计，从1985年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算起，20多年来大陆已出版了40余本西方文论教材。
在新时期30年中，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相遇有哪些特点?其演变过程怎样?西方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什么教训需要汲取?这些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新时期中西文论交流的两个阶段
在新时期之前，自古希腊至今的西方文论大约经历过五次重要的“转向”：人学转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神学转向(普洛丁、奥古斯丁)、认识论转向(新古典主义文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语言论转向(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等)、文化论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1978年以来，经过这五次转向后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相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出现了三种相遇方式：追补式、叠加式、平行式。[2]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0年代末。这段时间中西文论相遇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追补式”相遇：当“新时期”国门重开，欧美西方文论重新登陆时，强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变得十分迫切，人们恨不得立时追补完建国后的30年与西方的文论思潮特别是“语言论转向”以来的西方文论疏离所耽误的文论。第二种是“叠加式”相遇：西方文论的种种文学观念，都在此时期蜂拥而至，联翩而来高度叠加或挤压到一起的特定方式，也导致了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的某种错位：一些文论虽然在西方早已风光不再但在中国却方兴未艾。这一阶段，结构主义、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新批评、精神分析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的译介和研究占据了西方文论传播的主流。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初以来至今的十多年时间，这段时间里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主要是“平行式”。自“文化论转向”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文论思潮和中国的引介呈现出大致平行(或雁行)的姿态，有了接轨、同步的可能。其中，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等文论的传播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潮。[3]
二相遇的背后：文论转型与文学体制的保障
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在新时期之所以能发生如上相遇，其中不乏追赶学术界追新逐“后”的渴望，但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受到了中国当代文论转型的内在需求的推动，和中国文化语境与接受主体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联。同时，也得到了文学体制的某种保障作用。
从时间上看，以“语言论转向”为主的文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最先在新时期登陆并掀起学界的译介热潮，而西方同一时期或更早些时期的文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直到1990年代初以后才明显受到青睐，这种接受顺序和态势也正好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在新时期以来的从“向内转”(审美批评、本体批评)到“向外突”(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的转型吻合。首先看“向内转”。1980年代之前，韦勒克所说的“外部研究”——政治-社会批评——在中国文论界长期处于一元独白的地位，认识论、反映论和政治论文艺学大行其道，文学和文论被视为政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审美论文艺学遭到挤压和排斥;改革开放以后，和文学创作的潮流相一致，审美研究这个时候代表着思想的解放，文论界为了“拨乱反正”，调整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观念，摆脱庸俗社会学的桎梏，开始重视文艺内在形式与审美特性，文论界把目光投向了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精神分析学等重视文学文本分析、关注主体性等所谓“内部研究”的文论。新时期以来“人性论”、“人道主义论”、“本体论”、“主体论”等重大话题的提出，都是
Ⅲ 中国儿童文学近40年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革和突破是什么
第一个阶段（1919-1949）：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儿童文学。在这个阶段，虽然在理论上最早有周作人提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但因为当时的文学肩负着救亡与启蒙的任务，儿童文学都负载着沉重的阶级、政治、人生与苦难等方面的内容，儿童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退居其次。这一阶段的作家与作品也相对比较少，儿童文学的创作不够丰富。最著名的作品是叶圣陶发表出1923年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冰心1923-1926年写给小读者的通讯散文《寄小读者》，张天翼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出版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是现代文学史上童话创作的高峰，除此之外，还有1933年陈伯吹创作出版的长篇童话《阿丽思小姐》、1940年代严文井创作的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伯》等都是重要的收获。
第二个阶段（1949-1965）：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儿童文学。这个阶段社会比较安定，儿童文学也比较繁荣，许多作家自觉地承担起了以儿童文学来教育与培养新中国儿童的任务。主要作品有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严文井的长篇童话《下次开船港》、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还有葛翠琳、洪汛涛、黄庆云等人的短篇童话和萧平、任大霖、任大星等作家儿童小说、郑文光为代表的科幻文艺。
第三个阶段（1978-2000）：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复苏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开始冲破政治与教化的桎梏，向文学和人性回归，儿童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与作品。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沈石溪、班马、周锐、冰波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动物文学和童话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Ⅳ 二十年代新文学与旧三次主要争论分别是什么文学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对“新月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资产版有文学的斗争；与“民族主义与权文学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国民党法西斯之间的殊死斗争；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无产阶级与资级阶级两种文艺思想的论争。
原因：（1）‘新月派“的文学主张。
（2）”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文学主张。
（3）”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主张
Ⅳ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抄转型，意味袭着巨大的价值断裂。这类转型，必然包含着深刻的裂变与痛苦。痛苦来自作家自我扬弃中的回肠九转：惆怅、焦虑、恐惧、压抑、震惊、孤独、荒诞……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却很少表达出这些痛苦的情绪。相反，作家投入市场狂欢的得意感和批评家出席“理论聚餐”的轻松感处处可见。
Ⅵ 中国现代文学的几次转折
第一次转折：五四时期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折
第二次转折：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产生
第三次转折：1949年之后新中国文学的产生
第四次转折：文革十年的一花独放
第五次转折：文革结束后伤痕、反思文学的繁荣
第六次转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文学的出现
Ⅶ 90年代文学转型表现在哪些方面
主要哟四个方面
1、题材杂多，载体多样；
2、价值立场、审美意识深刻分化，文学专观念进一步开放属；
3、诉诸生活流和原生态的日常性叙事，注重文体实验和形式探索，文学具有了独立话语权；
4、世俗化倾向，对现实、生活进行个人化体验和挖掘；。
Ⅷ 当代中国“三次转型”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转型的相互关系。非常感谢
如果是问的有关于史纲中的话。是指 辛亥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
如果是问的有关于毛中特的话。是指 50年代的社会制度转型，70年代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当前开始的发展方式转型。
具体回答：
【史纲】
1.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多年的腐朽统治，使得共和深入人心
2.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制度，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3.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发展解开了新的篇章
关系：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是不同的阶段。前者属于就民主主义革命，后者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Ⅸ 近代四次文学革命是什么有何影响
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19世纪末）、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1905—1907年）、前期新文化运动（1915—1917年）、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
第一次：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19世纪末）
19世纪70年代以后，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过渡到以资本输出为主。同时，各国还纷纷在中国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此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积极奔走呼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饱满的热情宣传维新思想，同以荣禄、李鸿章和徐桐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
通过论战，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次给封建顽固派以异常沉重的打击，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广泛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进步主张,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二次：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1905—1907年）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庭”，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为清政府的假立宪所迷惑，继续鼓吹改良，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对革命派进行了恶毒攻击，这种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还击。
这次论战也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通过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揭穿了改良派企图通过改良来遏制革命的真面目，辩明了革命道理，受到了普遍的拥护，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次：前期新文化运动（1915—1917年）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资产阶级队伍一度壮大起来,为了启迪广大人民的觉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陆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同封建势力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
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的特权政治；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愚昧；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次伟大战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抛弃腐朽的封建思想，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四次：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少谈些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
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Ⅹ 鲁迅三次人生转折
1881年，出生；
1893年，辍学回家，家庭变故；
1896年．父亲去世；
1898年，18岁，考取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进矿路学；
1902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l904年，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6年，弃医从文，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则无用，于是提倡文学运动了；
l909年，29岁，从日本回国，因为母亲和别的人很希望能有经济上的帮助。回国后在浙江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
1910年，到绍兴师范学校做教务长；
1911年，当上师范学校校长；
1912年，革命政府成立后，到北京教育部当部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于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
1918年，开始发表小说；
!926年，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做厦门大学教授，同年12月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
三次重大转折
（一）从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到“改进矿路学堂”，这是作者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二〕到东京留学决意学医，为了祖国的强盛，民族的振兴走上医学救国的道路，这是作者恩想发展的第二个阶值；
（三）弃医从文，学文学，走文学救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