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评论格非的小说《大年》
格非的《大年》非常的好看，并且他的这本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意义，而且比较讽刺的揭示了社会黑暗的一面，所以是非常的值得去看的。
B. 作家格非的个人资料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 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先后访问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成为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引以为例的一部。迄今著有《格非文集》(三卷)、《小说叙事面面观》等。
C. 举例说明先锋小说的创作特点（余华、苏童、格非等）
以下是我们中文系的期末考试答案，是自己根据教材总结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和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如马原的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涉及到了一桩刑事案件，但作者并没有谴责什么，也没有发人深省的议论。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马原的小说《虚构》，记叙其进入玛曲村的时间是5月3日，过了七天，离开的时间竟是5月4日。先锋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
3、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叙述了几个互不关联的“西藏故事”，故事既不完整，也无明确的线索，在叙述结构上显得莫名其妙。
D. 请推荐介绍格非的书籍。
去看看《人面桃花》吧
今天看了一天《人面桃花》，觉得格非真是有非凡的叙述能力。他用并不全知的全知视角为我们制造叙事空白。悬念以及隐晦的叙述使阅读探索的兴趣激增，然而随着叙述的流动，你会发现，悬念与解释并非是对称的，所以有些问题你根本找不到答案，这就是格非，读者不得不和他一起思考。面对格非的文本，思考是不能缺席的，而且格非具备这样的能力，他能够把你拉进某种思考。
在文本中，梦境与幻境的出现，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不同的是，在警幻仙子的太虚幻境中，诗歌文本是对文中人物命运走向的一种隐喻，是解读人物命运的线索和密码，他统摄了整个文本。红楼梦的草蛇灰线，是有迹可寻，文本前后是一种没有缝隙的对称。而格非的《人面桃花》，梦境与幻境虽然也是对人物走向的某种隐喻，但这种隐喻不是针对整个文本，只是人物行动的阶段性走向。另外，作者所设置的悬念和后面的解答也不能形成一种对称，而是一种非对称，很多悬念被悬置了。比如说饥荒时那一带米从何而来？梅芸和张季元如何相识？金蟾、金蝉又是怎么回事？等等等等，都是无法解开的谜团，这种悬置使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对文本的阅读结束了，但是后阅读马上就会开始，读者会陷入一种持续的沉思，这也许是格非的意图，正如他在新浪网上与网友聊天时所说，他希望自己的文本能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我想效果的实现有赖于叙事空缺手段的使用吧。
长篇小说
《敌人》
花城出版社199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边缘》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
《欲望的旗帜》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
《人面桃花》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
作家出版社 2008年
《山河入梦》
作家出版社2007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年
《春尽江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中短篇小说
篇目：
《相遇》 （ 大家）
《傻瓜的是诗篇》 （1989钟山）
《锦瑟》 （1990花城）
《雨季的感觉》 （1991钟山）
《镶嵌》 （1992花城）
《赝品》 （1994收获）
《时间的炼金术》 （1996钟山）
《推背图》（武则天）（1994江南）
《湮灭》 （1994收获）
《打秋千》 （1995收获）
《不过是垃圾》 （2005长城）
《蒙娜丽莎的微笑》
《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迷舟》
《大年》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背景》
《夜郎之行》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去罕达之路》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半夜鸡叫》
《谜语》
《失踪》
《喜悦无限》
《未来》
《苏醒》
《让他去》
《月亮花》
《戒指花》
《公案》
《黎明之轨》
《窗前》
《暗示》
《废墟仪式》
中短篇小说：
《迷舟》作家出版社1988年
《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褐色鸟群》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迷舟》 《大年》
《青黄》 《风琴》 《蚌壳》
《唿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大年》 《背景》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夜郎之行》
《傻瓜的诗篇》 《唿哨》
《雨季的感觉》新世界出版社1994年
《相遇》 《湮灭》 《傻瓜的诗篇》 《背景》 《锦瑟》 《夜郎之行》 《雨季的感觉》
《格非文集》（三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1、树与石 ：《追忆乌攸先生》 《陷阱》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迷舟》 《大年》
《背景》 《青黄》 《风琴》 《蚌壳》 《褐色鸟群》 《夜郎之行》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去罕达之路》
2、眺望： 《相遇》 《锦瑟》 《雨季的感觉》 《傻瓜的诗篇》 《湮灭》
3、寂静的声音： 《敌人》 《边缘》
《当代作家文库•格非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格非小说自选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傻瓜的诗篇：中国当代小说50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未来》 《让它去》 《月亮花》 《解决》 《锦瑟》 《时间的炼金术》 《半夜鸡叫》
《紫竹院的约会》 《傻瓜的诗篇》 《苏醒》 《沉默》 《谜语》 《凉州词》 《初恋》
《镶嵌》 《失踪》 《喜悦无限》 《打秋千》 《赝品》 《相遇》《湮灭》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格非卷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追忆乌攸先生》 《凉州词》 《初恋》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
《迷舟》 《褐色鸟群》 《蚌壳》 《青黄》 《背景》 《唿哨》 《傻瓜的诗篇》 《锦瑟》
《雨季的感觉》 《相遇》 《镶嵌》 《时间的炼金术》 《赝品》
《格非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青黄》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迷舟》 《大年》 《青黄》 《风琴》 《雨季的感觉》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推背图》
《走向诺贝尔：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格非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边缘》
《相遇》 《雨季的感觉》 《傻瓜的诗篇》 《湮灭》 《打秋千》 《赝品》 《苏醒》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月亮花》 《谜语》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沉默》
《格非作品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迷舟》 《褐色鸟群》 《青黄》 《紫竹院的约会》 《锦瑟》 《雨季的感觉》
《傻瓜的诗篇》 《相遇》 《打秋千》 《赝品》
《戒指花》（短篇小说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
《追忆乌攸先生》 《迷舟》 《褐色鸟群》 《青黄》 《蚌壳》 《背景》 《唿哨》
《凉州词》 《初恋》 《紫竹院的约会》 《解决》 《沉默》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戒指花》 《夜郞之行》 《风琴》 《苏醒》
《不过是垃圾》（中篇小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
《相遇》 《傻瓜的诗篇》 《锦瑟》 《雨季的感觉》 《镶嵌》 《时间的炼金术》
《赝品》 《推背图》 《不过是垃圾》
专著
《小说艺术面面观》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
第二章 作者与读者
第三章 故事
第四章 结构
第五章 语言
第六章 小说的未来
《小说叙事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一章 小说与现实
第二章 作者与读者
第三章 故事
第四章 结构
第五章 语言
第六章小说的未来
下编：叙事分析
第七章 卡夫卡的钟摆
第八章 麦尔维尔：《白鲸》
第九章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第十章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
第十一章 废名小说的叙事研究：树
《塞壬的歌声》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第一辑 写作的恩惠
第二辑 十年一日
第三辑 塞壬的歌声
第四辑 废名的意义
《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学的邀约》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导言： 现代文学的终结
第一章：经验与想象
第二章：作者及其意图
第三章：时间与空间
第四章：语言与修辞
关于长篇小说：
以上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信息，这6部长篇都很喜欢。
关于版本，《敌人》收的是2001年，91年的版本不好买啊，《边缘》只有一个版本（当然边缘也可以在他的文集寂静的声音里找到），已经收了，《欲望的旗帜》收的是春风文艺的，《人面桃花》肯定是春风文艺的好，但是送人了，现在手里补了个作家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加个共和国作家文库，还鲜明的五星，看着很虐。 《山河入梦》应该要作家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好，《春尽江南》今年刚出。
关于中短篇小说与散文集：
格非的成名作应该是 迷舟 青黄那一批，而且他的中短篇一样是值得反复品读的。
如上所列，如果不是为收藏版本而言，倒觉得07年春风文艺的两本中篇加短篇小说选集就比较全了，像88年的作家出版社的迷舟，孔夫子上基本都卖150元左右了。但是那些早期的版本，每篇的序言倒是有意义的多了，因为篇目在07年的春风文艺基本都能找到。
还有觉得格非散文那篇里的篇目不常见，值得收阅，电子版也能找的到。
倒是觉得格非散文那篇里的篇目不常见，值得收阅，电子版也能找的到。
专著方面：
小说艺术面面观就没必要了，有《小说叙事研究》就行（我只有扫描版），孔夫子上卖的也比较多。最近一本是《文学的邀约》。可惜被清华大学出版社装帧的太差劲了。书是好书。
6本长篇：《边缘》《敌人》《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中篇选：《不过是垃圾》
短篇选：《戒指花》《树与石》
《文学的邀约》
虽说早前的很多书的装帧设计，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许惨不忍睹，但是也正是那样，现在拿在手里才能感受一种时间的真实感，甚至有时隐隐觉得审美因一种对主流的反抗而有了偏向，当然前提绝对是格非的书是值得收藏的，反复阅读的。所以那些早期的版本，能收到的话，除了爱书人的一种成就感（越难的就越有种成就感），而且在细节上，让我们这个年龄对那个时代有些隔膜的人，能更加扩大阅读的深度和广度。
《迷舟》的序言作者是吴洪森。《唿哨》附录里张旭东评格非的文字，还有格非很多的自序，都可以看看。
还有关于仲月楼，一直想了解，资料也很少。格非自己讲解小说很吸引人，其实他的作品本身也是当代文学非常值得解读的
以上是格非所有版权书
E. 李格非父女有什么文学成就
李格非(生卒不详)，字文叔，济南(今山东济南)人。他在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曾经受到过苏轼的称赏，哲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徽宗时，蔡京专政，打击元祐党人，他被列入旧党遭到了罢免。他有《洛阳名园记》流传至今。
李清照(1084～11557)，自号易安居士，是李格非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名臣王拱辰的孙女，也能诗会文。建炎南渡(1127)以前，李清照的生活幸福美满，她十八岁时嫁给了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夫妻二人情投意合，虽然因为赵明诚做官他们有过离别，但时间都很短暂。靖康元年(1126)的战乱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先是建炎元年(1127)金兵南下，李清照被迫漂泊江南，紧接着建炎三年赵明诚在金陵病逝，李清照悲痛之下得了一场大病，但形势危急，她不得不继续南奔避难。一路上，她历经艰险，几经辗转，直到绍兴五年(1135)才在临安定居下来，直到去世。
李清照是一位才华横溢、抱负非凡的女作家，她的诗风意境宏阔，笔锋犀利，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这样豪气逼人的诗句丝毫不让须眉。但是，真正奠定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她的词作。
李清照有《漱玉词》，她的词以靖康之乱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主要表现了一位少女、少妇悠闲适意的生活情趣，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人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人争渡、鸟齐飞的动态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人天真活泼、热情洋溢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位女词人，李清照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流传千载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作于她和丈夫短暂的离别之后，其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在轻缓的叹息中包含着无限的柔情，是妇孺皆知的名句。
南渡以后，李清照词中的离愁别恨加重了分量，常常在哀叹之余流露出家国之恨，《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都是这时的代表作。其中《声声慢》的开头几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十四个叠字组成，真实地传达出当时词人凄清悲苦的心境，在感情深度上明显超过了前期作品。
李清照作词善于运用浅近、清新的语句，采用白描手法，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中准确地传达出微妙曲折的心理活动。她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被称为“易安体”，受到了后人的赞扬。
F. 格非迷舟赏析
《迷舟》是格非的代表作。格非善于在平实冷静的叙述中剔发命运变幻莫测的微妙精义，使写实的笔触也平添了神秘的恐怖气势。“迷舟”这标题便是人生不可知的主题象征。
大战在即，两军对峙。萧旅长为不祥的预感所缠绕。他原以为灾难将来自恶战，却哪知道阴错阳差中的偶然艳遇竟在冥冥中引导他走向了毁灭——他本是为恋人而去的榆关，却在鬼使神差中与上司的猜疑偶然契合，从而被当作奸细处决……
人生如迷舟。一切的偶然、一切微不足道的琐事乍看起来都平平常常：萧当年在榆关的初恋、后来又投入孙传芳部队中，……可随着命运之神的编织，一切琐事都织成了一张致人死命的网！一切都太巧了：萧为什么偏偏在大战前与杏重逢？萧的对手为什么正好是他的哥哥？一切似乎都纯属偶然。但一切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是某种神秘力量在编排着人的命运。
至于马三大婶是如何进入军事重地、又是如何知道萧与杏的隐秘恋情的？这谜团始终没有解开。作家留下的“空白”又足以引发读者的想象：当故事的结局把萧的迷舟引入深渊时，再回首这个细节，便不由使人对马三大婶、甚至杏的真实身份产生不难理解的怀疑——萧的艳遇是否是一个预先精心设置的圈套？还有一个“空白”：萧追随杏去了榆关，那一夜除了爱的抚慰，还发生了别的什么事情没有？萧对自己部队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无意中泄露军机、铸成大错呀……这样的“空白”设置是新潮小说家们的拿手好戏。显然，生活中永远充满着许多是难解之谜、许多无法填充、至多只能猜测的“空白”。新潮小说家有意放弃“全知”的叙述角度，而通过设置“空白”还原生活的神秘面目，同时也为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思考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迷舟》是一部情节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这又是它异于马原等人的“现代派”小说的特色所在。格非本人也写过标准的、寓意晦涩、叙述风格扑朔迷离的“现代派”作品（如有名的《褐色鸟群》便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智慧小说”），但他更擅长写的，还是《迷舟》这样的作品——在写实的风格中通过设置“空白”、通过写人的预感与悲剧的巧合、写偶然中突发的一系列误会改变人的命运、写人心的变幻莫测揭示命运的神秘，进而表达作者对神秘人生的感悟，《大年》、《风琴》、《青黄》、《敌人》等篇都是从这个路子走过来的。这样，格非便似乎具有了双重的身分：既是个写买功力深厚的小说家（他在塑造人物、经营氛围、描摹景物方面毫不逊色于一些优秀的写实小说家）、善于吸引读者的讲故事者，又是个善于超越写实层面、故事层面而升华到对人的命运进行深沉思考的“现代派”。他善于运用隐喻、暗示传神描绘人物感觉的笔法和不动声色、滤去主观情感的叙述风格，也显然得益于“现代派”。这样，评论家们在议论格非时，常常既把他归入“现代派”又把他列入“新写实”的阵营，也就是都说得过去的了。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G. 格非《褐色鸟群》赏析
在众先锋派作家中，格非与余华是成就比较突出的两位。《褐色鸟群》发表于1988年。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在当时被认为是"当代小说中最玄奥的一部"，小说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bbs.ssfeng.com( a% d" b' \! b! l' R
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随着叙事的进展无边无际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在回忆与历史之间，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存在仅仅意识着不存在。这篇小说使人想起埃舍尔的绘画、哥德尔的数学以及解构主义哲学那类极其抽象又极其具体的玄妙的东西，它表明当代小说在“现代派”这条轴线上已经摆脱了浅薄狭隘的功利主义。虽然这篇小说明显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例如关于“棋”与“镜子”的隐喻），但是汉语的表现力及其关于生存论的思考，也可以置放在现实中来理解，因而这篇小说读起来有些晦涩费解，但决无做作之感。
参考：http://bbs.ssfeng.com/bbs/viewthread.php?tid=121525
H. 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非常边缘化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正确的，中国文学在西方把持话语权的世界文学中的确没有多少地位，而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差距；其二是文化内涵的偏差。一、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差距
中国当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其实还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与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形式，而少有超越的地方。或许只是在先锋文学的探索上，残雪、格非等人还能够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就如残雪自称的超越卡夫卡，但卡夫卡也并非现在西方文学的最新界限。
不仅如此，现当代的小说往往着眼于乡土文化，或许是由于新兴作家地减少，很少有小说能够关注于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对于城市的描写，也往往是通过乡土的视角。虽然的确是接了地气，有了独特的民族特色，但往往有一种脱轨之感，也因此往往更难为世界文学所理解。
I. 格非：什么是文学经验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场合跟诸位交换一些对文学的理解，我前不久在北京见到了黄建新博士，黄建新和她的先生，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听说由她来给我主持这个论坛，我个人觉得特别美好、特别放松。今天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文学和经验的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这也是我个人最近比较专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经验。第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讨论到我们拥有经验吗？大家也许会觉得很奇怪，无论是写作还是一般人，每个人其实都拥有经验。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说，这种经验构成了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们来追问，我们真的拥有经验吗？刚才黄建新博士提到我写《春尽江南》，写《山河入梦》，或者比较早期的《人面桃花》。我比较多的体会到经验在我身上发挥的作用。
比如说在我们老家，我们家是在江苏省，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村庄里面有很多老人，我小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玩。其中有一个老人永远在跟我说一些话，他在家里种菜，很普通，胡子当时都已经白了。村里人都觉得这个老头是个疯子，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他也经常跑过来跟我讲一番话，但是他讲的话你听不懂，讲半天，你不知道他说什么。我小时候也就把他看作是一个疯子。这个人离他远一点，非常害怕。但是他对人非常和善。他究竟在说什么，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疑团。后来我读了大学，从上海回家，这个老头还活着，他经过我的时候又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听懂了，他说的是英文。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假如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家，也从来没有学过英文。这个经验就会一直在我思想中沉睡。后来我去了解这个老人以前干过什么。有很多部分我都把它写到《人面桃花》里面去了。他构成了我写作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不是自动获得的。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有大量的记忆，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会被你用来写作，很难说。我们知道有两种类型的作家，有一种类型的作家狄更斯，比如说中国的沈从文。沈从文去北京开始写作之前，差不多就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的事情。当时中国很多事情是面临生死的考验。当他有朝一日在北京说我要写小说。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小学毕业，可能没有毕业，文化水平很差，郁达夫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你这么一个文化水平的人怎么能写作？沈从文说别的我不敢肯定，我超过莎士比亚是肯定的。他非常狂妄，因为他积累的事情太丰富了，有大量的事情涌上笔端。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类型，霍桑、卡夫卡，他们的经验跟我们相比，不会多，只会少。一辈子当个小职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构成了这些人的写作？这也是困惑了我很多年的问题。比如说文学作品果然是经验的表达，比如说我经常在清华给学生讲课，讲到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文左安在他的追忆里面分析过这件事，他说如果这首诗翻译成英文的话就糟糕了。意思就是说，我在歧王家里经常见到你，我在崔九家里也听说过你。现在到了江南这个地方我们又见面了，换成英文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美国人的诗不知所云。这是唐诗里面非常重要的诗，这首诗是杜甫去世前一年写的，他什么经验都没有说，不是要把什么经验呈现给大家。相反，他是想把经验藏起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你从这个字面上看得不到什么经验，可是要这首诗特别不容易。你得了解当时的安史之乱，你得了解当时杜甫回不了家，他很怀念他的家乡，他对家乡的记忆突然被一个故人李龟年引发出来了。这首诗背后隐藏的东西才浮现出来，这在当时作品里面非常普遍。他是呈现经验呢？还是把经验隐藏起来呢？
大家也都知道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什么是花？什么是雾？这种东西构成我们经验的关系非常复杂。
我也可以举一个小说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为什么曹雪芹说，所有在他之前写的作品，无非是帝王将相，无非是中国传统作品。即便之前写了那么多色情小说，也都是劝人向善，充满着说教。为什么到明代的中页会突然出现一部作品《金瓶梅》，他写的笔记跟之前的话本，跟之前的小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当中，我觉得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金瓶梅》的作用，大家知道《金瓶梅》有两类作用，第一类作用：词话本的作用，万历年间第一个写《金瓶梅》的。还有一个是过了三十年以后，重新修改的作者，我们把他叫做崇祯本的《金瓶梅》。它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这个东西直接影响到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所有文化经验的重组。怎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状况呢？我这次就在做这个研究，我想把《金瓶梅》的出现和明代的思想史结合起来，做一个梳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斗争，《金瓶梅》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大家都是生老病死，都是酒色财气。以前人家写过，为什么会在万历年间出现一部反道德的作品。他所有的道德全部作废。他如果没有思想史里面的影响，不能想象。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说，经验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经验吗？我的回答不见得。你可能经过很多事，但这些事情可能对你的精神状况，对你的写作，对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现象不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可以顺便提到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我经历了一件事，马上就可以把它写成小说。经验储存在你的记忆中。它首先会储备。不能说我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写，不可能的。这个经验在记忆中储存的过程也非常微妙。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去钓鱼，假如说跟父亲一起去钓鱼，假如说你钓到一条鱼，你会跟同学们讲，我这个鱼钓得多大。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钓到一条22斤重的鱼，这个人讲了一辈子，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事情。我这次回答他还在跟我讲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他很悲哀，但是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因为太大了，他只剩下这个鱼的重量了。这样的记忆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意愿记忆，我们愿意把它记住。我们想忘都忘不掉。但是，在这种记忆的背后有大量的经验其实在我们脑子里面沉睡着。我们从来不去唤醒它。直到若干年，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普鲁斯特，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记忆，非意愿记忆。你没有想记住它，但是它发生了。它在你的大脑记忆里面一直在酣睡。这些记忆什么时候被唤醒？当普鲁斯特得了哮喘，处在一种百无聊赖的状况中，别人都忙着挣钱、生活，他是用不完的时间在那儿苦思冥想，所有这些非意愿记忆一一出现，这构成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所有材料。我儿子现在13、14岁了，他已经到了读《追忆似水年华》的年龄。我没有让他读，但是他最近还是偷偷的读。他把第一本快要读完的时候，他忽然到我的房间跟我说，爸，这个我读不懂，虽然我花了很多力气但是还是读不懂。我跟他解释，为什么人家这么些？他说所以我想看他为什么这样写。我儿子的判断很准，普鲁斯特在打捞、追寻这个记忆的时候，他看中的东西跟我们所有人不一样。这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话语对写作产生重大影响
现在我来说说第二个问题，经验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觉得对经验构成重要威胁的，文学和经验是有密切关系的。对当地社会来讲，对我们的写作构成非常大威胁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我在这里稍微提一提，经验本身的本质，我们今天的经验，因为互联网，因为信息高速公路，因为传播手段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用的东西都差不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你不可能在经历千辛万苦去获得距离和感觉。比如说过去一个人要到四川去，他都会死在半路上。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孩，二十年代，这个小孩考取了清华大学，他要从家里去学校念书，父母都会流眼泪。因为太远。从北京的东城到海淀，现在打出租车可能需要70到80块钱，如果堵车，需要两到三个小时，可是如果不堵车的话，从东城到清华也就二十分钟。可是当年叶圣陶和俞平伯两个人约着要去看朱自清的遗孀，他们住在东城一带，他要去海淀。前几天就商量行动路线，中午在哪吃饭，到黄昏在抵达，雇了一辆驴车。今天由于空间的变化，由于交通信息的便利，抹平了。我昨天到达香港，他们问我，你来过香港几次了？我说来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对香港一点都不了解，原因就是我来香港以后，住在香港的宾馆里面，第二天我又睡在北京的家里面。对今天非常大的威胁我觉得是文化、话语。我们自己拥有的经验，只不过其实是拥有话语对今天的陈述。比如说我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在的思想斗争是什么样的，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你是中左还是中右，还是中间派。每个人都在对号入座。这个社会有大量的文化信息，有很多的时尚，我们都在遵从，我们也来不及思考。今天早上他们给我送报纸来，香港报纸很吓人。三张报纸，厚厚一本。他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你、影响你，他在影响你的判断，帮助你发掘你自己的经验。所以文化的话语、现实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在写作中，使得我们在调动自己经验的时候会陷入一种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的自动化的辨认。大家都在说，大家都在讨论，我的看法是暂时摆在里面。而且这样一个趋势，我认为越来越强烈。
所以我在北京跟北京的作家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一种左派、一种右派，一种中间派，整天打得不可开交。我发现左派晚上变成右派了，右派晚上变成左派。所以北京有一句话：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什么意思？就是属于你是左派，我马上变成右派，要不然我没有话语空间，我跟你一样那还讨论什么？这种东西对于写作的影响极大。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当年李清照，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军事学家，喜欢收藏，他经常跟李清照两个人出去收东西。他们爱情中很多甜蜜的东西都和收藏有关。收了东西以后，突然时代发生剧变。全家仓皇南迁，逃亡。赵明诚因为做官，他一个人先溜了，家里的老小、辎重、所有东西全部交给了一个妇女李清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或者对经验的规范里面，理应如此。当年老舍抗日战争中，逃到昆明，家里的母亲、孩子一大堆都得交给他妻子，所以他的老婆九死一生把小孩带到昆明见到老舍的时候，从这样一个女性的思维来讲，她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人问过。我也没有问过胡先生，是因为我觉得不用问，男的当官，重要而已。他先走，他干大事去了，其他事情当然就交给内人来做。李清照当时也是这样，她押送着东西逃到徐州，徐州又失陷，逃到南京，再到浙江。逃到南京的时候，赵明诚已经到湖州去当知府了，已经做官了。大概南边的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然后两个人开始告别，李清照站在岸上，赵明诚在船上。李清照觉得心里不踏实，觉得我们两个人分手就是生死之别了。但是丈夫这么绝情，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李清照大叫一声，说如果再遇到敌人把城攻陷了，我怎么办？丈夫说，如果遇到敌人攻陷，你先把辎重给我抛了。如果还不行，你把衣被抛了。如果抛了之后你还逃不掉，你就把卷轴书画我收藏的这些东西扔了。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把我收藏的古董也扔了。但是最后有个东西不能扔，钟器，实在不行，你和钟器共存亡。李清照明白了，我的价值和这个器物一样。胡继兴没有问，我们也没有问，可是李清照问了。李清照突然在那个年代里面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流传至今，《金石录后续》，李清照这一问，问出了一个大问题。对于所有女人来说，传统道德约束下的妇女，她的情感、生命，她所有对这个事情的感觉，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寄托？这个当中，赵明诚给他划出了一条秩序，先扔什么，再扔什么，最后你跟这个东西共存亡。作为东西都交代了，我怎么办？丈夫说你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传统经验就是如此，所有人都不问。这种方面，除了秩序之外，还有等级。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我们先要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等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我们基本上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的控制之下。我们也自以为被这样的经验所把持，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文学的意义在于经验和他者的关系
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次引入一个概念，什么是现实的规律性。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如果你拥有的是小的道理，很不幸，你得牺牲了。比如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不一样。那很悲惨，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中，你很可能很孤立。你很可能得不到说明，你的生命得不到说明。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惨痛的。现实的要求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大陆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中国的四九年革命，一直到文革，这个历史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道德，就是集体主义，你个人要牺牲掉，你牺牲掉，别人可以存活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当然你可能会问，我死了，这个社会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你有家人，你的儿子会生活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如果你没有任何亲人，我可不可以不用牺牲？你也要牺牲，因为你跟所有人是一体的，他有一整套的学说来保证你做出某种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个人说，我还有一些个人的嗜好，大的集体统一行动，会导致很多不方便。比如说我作为女孩子，我在战争中我需要化妆，我早上起来先要洗脸，把头发梳一梳。大家看《青春之歌》，大家看左翼的很多种，你们就会记住，所有对个人的隐私、个人的情感想要做一点保留的人，我们通常把他称之为小资。我回香港以后还要专门开一个会讨论小资在中国变化的问题。他和中国社会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比如说反核，比如说环保，我们今天社会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环保。在中国大陆还有反腐败，你在任何一个话语里面都可以写作一辈子。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所有这些话语，他都是现实化，他都在现实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话语他都属于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我姑且把它称之为理性和逻辑的范围。我们的理性能够看到的，我们的逻辑可以把他覆盖的这样一个范围。他最通常表达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道德。道德的要求是最根深蒂固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来摆脱这个道德底线。但是道德也好、理性也好，所有的现实要求也好，他都属于这样一个理性和逻辑的范围。除了这个范围内的东西之外，这些东西都照亮了我的经验，我有经验我可以证明。我们自动启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这当然构成了写作中我认为很悲惨的一个环节。很多人都这么些。而我认为他们写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不到这个东西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东西。阿多诺把这个东西称之为“存在”，康德把这样一个混沌未开的东西称之为“物自体”，叔本华把它称为“权利一体”，它是一个我们现在还不认识、非常庞大的一个物体，它还没有被理性之光照亮。一个好的作家要同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东西。我们很多写作的人只看到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实更大，比如说尼采在一八四几年开始看作为抑制和表象世界的时候，看叔本华的《临界》，他突然觉得世界发生了一个坍塌，他一生中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尼采说，昨天的道德到了今天很可能变成非道德。你的道德到了我这里很可能变成非道德。尼采在论道德的普世里面，当然他攻击的对象主要是教会和道德两个部分。我认为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尼采、叔本华，他们所呈现的世界构成了我们当代知识里面及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尼采写作的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作家跟他同时代写作，这些作家就是托尔斯泰、托斯陀耶夫斯基。他们关注的是同样的问题，晚年的时候尼采在看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非常激动。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和作家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样的问题。这是尼采认为，他的迪奥尼索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希腊的合唱队，表演的部分是理性的，有故事、有情节，我们看的很清楚。他背后的东西我们看不到。背后的东西通过合唱队来表现。所以尼采有一句话，我后来把它用在《隐身衣》这本书的最前面。尼采说：假如没有音乐，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错误的，就是一个谬论。他去聆听了音乐里面包含最深的智慧。这也是阿德诺反复讨论的关于奥德赛的问题。奥德赛在航海的时候，碰到一个妖怪，这个妖怪叫赛伦，这个赛伦会发出非常美丽的歌声。水手都会受到诱惑。一种水手会远远的绕过他，理性行走，这种人获得一种安全生活。但是还有一类需要去获得真正的生活。这个人就去了，过去以后船就触礁，死了。有没有办法我既要得到社会的真实，也去聆听智慧，同时又不死呢？阿德诺说，其实在早期，在《荷马史诗》里面已经提到一个答案，奥德赛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然后让船开过去，他既可以听到音乐，又不会掉到海里。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后来阿德诺在启德辩证里面专门讨论这个神话，我们在同时处理这两个部分的经验。一个经验是被理性照亮的，一个经验是沉睡。这个方面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们今天写作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我们眼前可以被归纳、可以被分析的所有的经验的话，写作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托尔斯泰说的自动化的写作，或者叫自动化的生活。他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一种自动化的生活，从来不去思考自己的存在到底为什么。托尔斯泰说，这样的人活了一辈子恐怕一天也没有活过。今天这个社会自动化更加明显。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今写作面临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经验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才能获得我们自身的经验。大家可能也关心，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才能看到经验？我也没有办法，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千零一夜》里面有一个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题目叫做《两个做梦人的故事》。有一个生活在伊拉克、巴格达一带的人，有一个人晚上睡觉，有个咬着金币的人敲门跟他说，你有一笔财富埋在伊斯发罕城。他就雇了一个骆驼去了伊斯发罕城这个地方，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沙漠，什么也没有，带的一点钱也用光了，他在一个修道院里睡觉，后来城里出现了小偷，警察进来抓小偷，警察没有抓住，结果把这个人抓去了。警察审问他，你从哪里来，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个人就说我是某某地方的人，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说我的财富在什么地方，我就来了。一说完巡逻队的队长哈哈大笑，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傻瓜。我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跟你同样的梦，说我的财富在什么地方。他说的这个地点正好是做梦的这个人出发的那个城市，两个人互相颠倒，他继续往后面说，有一面墙，有一条路进去之后，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有一个无花果树，有一个喷泉，这个喷泉下面就埋着大笔的财富，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从修道院出来以后，赶紧狂奔回家，回到自己家里在喷泉下面挖，果然挖出了无数的财富。这个故事可以从不同方面去分析。我今天讲经验，我认为也可以从经验的方面来推论。你拥有的经验你并不知道，你需要走一个很大的弯，你需要受到强烈的启示，你才可能从你的眼皮底下把你的财富挖出来。所有的财富都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附近，可是你不知道。
这当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我第三部分要讲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经验其实是和他者有关系。我们怎么样获得我们自己的经验？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你先把你的经验放在里面，然后你去触及、去了解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比如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你不知道自己是女性，你碰到第一个男性，你就知道自己是女性。因为他者出现。一比较，你就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我的生理构造是什么，我拥有什么。假如你从小就生活在女人堆里，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男性，你对自己的财富是不知道的。
我在大学读书里面受到的理性、现实的影响。我到了上海，上海那边告诉我，你这个乡巴佬，你不知道自来水龙头往哪边开。所有的城市我们都陌生。所以我在上海经历了四五年的折磨，一个负罪感，你到这个新环境里面，你原来的经验没有用。可是到今天，今天所有的上海人和北京人，上海的作家和北京的作家，遇到我和苏童这样的作者都会很羡慕。说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但是同时你最重要的生活，比如说从一岁到十七岁是在农村度过。而这个记忆我们都没有。我开始了解我那17年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这不是突然明白的，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开始了解那个生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怎样的经验。《人面桃花》、《春尽江南》的一部分，都跟这个记忆的重新认识有关。如果我没有离开家乡，我跟我家乡的男男女女一样，我们还处在对现实的抱怨里面。
什么叫中国文化？过去没有这个概念，正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之后，我们才会有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国文学的概念，才会有国学的概念。年轻人去读大量的作品，不仅不会对你自身的经验造成影响，反而非常有作用。你应该尽量的去了解跟你异知的东西。我有一次发了一条微博，我差不多一个月发一篇微博。有时候新浪和腾讯给我打电话，说你一个月没有发了，给我们发一篇。有一个微博我是这样写的：其实文学所要发现的意义，不在于经验里面，而在于经验和他者的关系里面。就像真相并不在事实当中，而在对于事实的解释中。
最后再讲一个小的事情。我若干年前读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看到最后谢廖沙，谢廖沙是托斯陀耶夫斯基小说里面写的最纯洁的一个人物，犹如天使。所有的人物都很肮脏、充满着欲望，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托斯陀耶夫斯基都带着非常谦卑的目光去看他们，所有的人都充满慈爱。但是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小孩，我每次读到谢廖沙出现，她去保护一个小孩的时候，每次都会流眼泪。这样一个孩子在这个非常糟糕的世界上，你会为自己捏一把汗。这个小孩终于有一天崇拜修道院的一个长老，他觉得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到修道院去侍奉上帝，我要把我的一生交给上帝。当他的家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的几个哥哥，他的父亲，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杀人，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他就跑到这个寺院里面跟这个长老说，我要求留在您的身边，终生呆在你的身边侍奉上帝，外面这个世界我就准备放弃了，跟我没有关系。佐西马长老跟他说，你可以侍奉上帝，但是现在不行，你现在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还不能理解你的上帝，你要经历这个世界长所有的东西，然后有一天你回来。这是托斯陀耶夫斯基对谢廖沙的忠告，我也把它当做对所有写作者的忠告。谢谢。
J. 格非《吾国与吾民》读后感不少于500字
格非？好像是林语堂的。这个供你参考吧。 中国的幽默诠释 ——《吾国与吾民》 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只做宇宙文章”，幽默诙谐的自我评价，道出了林语堂的那种善对生命，宽慈仁和的人生态度。如果说沟通中西文化是推动古老中国迈向新纪元的动力，那么上个实际的大师们都在执着的追求着他们心中的那块圣地。他们抑或激扬豪迈，抑或悲闵万千，抑或充满希冀，抑或黯淡无奈。但林语堂却以他所信奉的老庄之道，去看待一切，保持着一分乐观，一份闲适，一份豁达。他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化，幽默化的语言去诠释，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展现给西方，展现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吾国与吾民》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作者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其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美国人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同样不能避免。不过这并不能说《吾国与吾民》缺乏独特的认识价值。尽管作者是从整体来观照中国，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作者极具个人性的认识，譬如《生活的艺术》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将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故深受西方人的欢迎。 在读到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时，我有一种难言的忧伤。中国作家确实离不开中国现实的观照角度。这也说明谈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中国之现实状况，那种无视中国现实的浪漫书写仅仅只能成为文字的炼金术，与真实的中国无关。《吾国与吾民》虽以中国文化之光明面为描写之主体，但有了第十章，那种感时忧世的心怀泊泊而出。不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甚微，这与林语堂那种“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立场有关。 西方人对《吾国与吾民》大加赞赏，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过于陌生，一切都觉得有趣。但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林语堂所写的内容平平无奇，一切都是老生常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此书的中文版译文甚差，许多精彩的文字译者都没有看懂。”可能有翻译上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翻译上的原因。 就我个人重读《吾国与吾民》来说，确实感到书中所写的东西似曾相识，很像是有关中国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之大杂烩；最致命的是缺乏对中国人的深刻的认识，而仅仅流于表面上的书写，大多数的篇章中基本上是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发现与惊喜。《吾国与吾民》让我们知道认识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事实上，厚厚一本的《吾国与吾民》并不比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有助于我们对吾国与吾民的认识。 不过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吾国与吾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太大的意思。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吾国与吾民》让西方人知道何谓“中国文明”。事实上，西方一直流行着一种来自想象与真实掺杂的“中国观”。 这种“中国观”认为中国是完全堕落的“另类”，是文明畸形，“中国人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吾国与吾民》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