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_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⑴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⑵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分为哪几个主要阶段

1.古典经济学
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西尼尔、穆勒、马尔萨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以斯密为代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他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代表性的教科书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流行了20年。
2.新古典经济学
从 19 世纪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包括英国经济学家杰文史、马歇尔，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 —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被说成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书。
3.现代经济学
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凯恩史主义的产生。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其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产生，该书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们称着改变世界历史的四大著作；而萨缪尔森的1948年开始发行的《经济学》至今已出第十六版，是第三本好教科书。

⑶ 西方经济历史

1. 奴隶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萌芽

一般公认，世界上现存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约前355或354）的《经济论》，英语单词 “Economy”、“Economics”即源于此。该书采用苏格拉底与别人对话的形式，讨论如何管理奴隶主家庭农场，堪称“古代微观经济学”。他还著有《雅典的收入》，论述如何增加雅典国家收入，堪称“古代宏观经济学”。此外，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和完善奴隶经济制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主张限制商业、高利贷和私有财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论》主要论述奴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巩固奴隶经济制度，《伦理学》分析商品等价交换现象，认为货币使不同的商品等价。

2.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封建社会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640年，其间战乱、灾荒和瘟疫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黯然失色，人称黑暗的“中世纪”（Middle ages）。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学大全》，根据上帝意志论证封建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应当受“上等人”统治。同时，提出公平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商业理论和利息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了折衷和辩护，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

1492年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国际贸易成为当时西欧主要经济增长点，催生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萌芽。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主张促进商业发展，开展国际贸易，实行贸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业和商品经济，堪称“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只出口不进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于英国匿名发表的《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少进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克列钦（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译“蒙克莱田”，1615年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柯尔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译托马斯·曼，1621年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3.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雏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基于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的观点：（1）财富是物质产品，劳动是财富的源泉；（2）市场自动调节比人为地调节更能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即“看不见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据此主张自由放任政策。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分支是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发表《经济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但由于法国小农经济比重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货币只是流通手段；工业只是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是农业的附属物；对外贸易只是一种等价交换，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4. 新古典经济学

183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即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school），马克思主义者一般称之为“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认为：市场完美有效，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该学派没有明确研究宏观经济现象，一般认为其宏观经济学观点是：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充分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马歇尔外，早期还有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国的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则有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属于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属于奥国学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维塞尔（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属于瑞典学派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属于美国学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5.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1929年10月24日，以纽约股市暴跌为起点，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1933年3月4日就职后，立刻大规模干预经济，史称“罗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在此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严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原理，主张由政府干预来拯救资本主义，人称“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弥合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遂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于经济繁荣状态，属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适用于经济萧条状态，属于宏观经济学。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学》（第1版）是这一学派形成的标志，1961年《经济学》第5版开始使用“新古典综合”一词。至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波尔丁1948年版《经济分析》一书第2版中。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因此政府应根据“逆经济风向行事”原则，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干预，以促进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增长。该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1937年在《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文中最早提出，后来为美国经济学家汉森1953年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推广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汉森模型”（Hicks-Hansen model）。

直到1980年代以前，新古典综合派一直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但由于不能解释1960年代通货膨胀和1970年代“滞胀”（Stagflation），受到了许多非凯恩斯主义流派的激烈指责，催生了“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school）。非凯恩斯主义流派基本情况如下：

（1）货币主义学派（Monetarism）又称“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急先锋，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50年代就开始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长期内存在“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当劳动市场在竞争中达到均衡时，由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实际因素决定的固有的失业率，包括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和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等。自然失业率是保持零通货膨胀率的最低失业率，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短期内由于货币幻觉，实际工资（Real wages）暂时下降，厂商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但长期内，由于“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工人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Nominal wage），引起实际工资和失业率回升，结果仅仅是通货膨胀（Inflation）。

弗里德曼还提出“恒常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of consumption），认为消费者不是根据现期收入而是根据“恒常收入”来安排消费，因此短期内扩张性政策不可能刺激消费，再次否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

弗里德曼认为“唯有货币最要紧”，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Single-rule policy of money），即每年根据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按某一固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以稳定货币，稳定经济，根除滞胀。而要稳定货币，就必须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纳（K. Brunner）在《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文中首次袋子使用“货币主义”一词。

（2）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 school）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穆思（John F. Muth）1961年发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一文提出“理性预期”概念，1970-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2001）进一步阐述，受到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华莱士（Neil Wallace）、巴罗（Robert J. Barro，1944-）等人重视。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根据相关信息对经济发展作出正确预测，即所谓“理性预期”。在存在理性预期并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前提下，人们将会预料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并采取相应对策，使之无法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和失业，即所谓“政策无效性定理”（Policy ineffectiveness theorem）。主张政府放弃干预经济，或实行公开的永久不变的政策。

该学派还提出自然率假说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然率假说（Natural rate hypothesis）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外力可以暂时打破这一平衡，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平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朗恩（John Long）、普洛塞尔（Charles Plosser）等人提出，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随机波动现象，由技术、战争、人口、自然等实际因素对供给发生冲击引发，市场能够自动调整适应，无需政府干预。

（3）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又称“里根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刺激总需求，使人们过度依赖政府，另一方面导致高税收，抑制企业家的积极性，影响供给，结果导致经济滞胀。该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Say's law），主张减税节支，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刺激企业家精神，促进供给。但实际执行时，“减税容易节支难”，造成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高外债等一系列恶果。

供给学派又分“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前者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拉弗（Arthur. B. Laffer，1940-，又译“拉弗尔”、“拉菲尔”等）为主要代表，用“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为减税提供理论依据。后者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Stuart Feldstein，1939- ）为代表，提出“费尔德斯坦曲线”（Feldstein curve），认为：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引起资本形成率下降，即财政赤字与资本形成存在替换关系；在保证资本形成率不变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强调要靠资本积累和市场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预来减轻社会弊病，代表作《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

（4）新自由主义学派（Neo-liberalism）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仅指以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阵地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等，故又称“新奥国学派”、“新维也纳学派”、“伦敦-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

该学派崇尚个人自由，认为自由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强调个人无需服从任何人，只需服从法律，法治的关键在于保证个人自由。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导致权力被滥用，即使权力被思想高尚的人掌握，也会给社会带来祸患。主张思想自由，认为思想国家化是“真理的末日”。主张经济自由和私有制。对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认为是由于货币供给不足或投资过度造成的，市场能够自行调节，无需国家干预。对于1960-1970年代发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认为是由于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使市场机制受到干扰，以及政府扩大财政赤字造成的。因此，主张“货币非国家化”，由私营银行提供竞争性货币。

（5）新剑桥凯恩斯学派（Neo-Cambridge school）又称“凯恩斯左派”、“李嘉图学派”，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从收入分配角度着手，认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而投资率取决于储蓄率，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部分，储蓄率也分解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两部分，当利润占的比重提高时，整个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必然伴随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干预政策，也反对自由放任政策，认为前者只强调充分就业，不问就业的具体内容，导致“繁荣中的贫困”；至于后者，则认为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器，1930年代的大危机就证明了它的失败。对于货币主义者推崇备至的货币嗤之以鼻，认为货币与产量之间仅存在微弱的联系。最后，该学派主张通过税收和补助来消除社会收入不均等和阶级差别等改良主义措施。

（6）市场非均衡学派（Unequilibrium school）以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等人为代表，认为均衡是偶然的，非均衡才是经常的。在非均衡条件下，经济运行遵循“短边法则”，即由最短缺的一边来决定经济变量的取值。现代宏观经济既可能由于总供给不足，导致“新古典失业”，也可能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凯恩斯失业”，新古典政策和凯恩斯政策都有用。

（7）新制度学派（Neo-system school）该学派主张研究整个社会制度，实际上囊括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该派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支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另一支以美籍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 ）为代表，主张自由放任。

加尔布雷斯1973年出版《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提出“二元体系理论”（Dual economy system theory），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少数大企业组成的计划体系（Planning system）和大量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Marketing system）组成，计划体系实力雄厚，能支配环境，市场体系则只能受制于环境，政府通常偏袒计划体系，导致市场原则让位于计划原则，企业不再追求最大利润，而代之以稳定和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统统失灵。主张扶持小企业，抑制大企业，实现收入均等化。希望科技教育界培养一批有新观念的人进入国会，通过立法施行改革。

缪尔达尔1944年发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文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Theory of circular and accumulative causation），认为：社会经济诸要素之间不是均衡关系，也并非趋于均衡，而是一种循环累积运动，“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据此解释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的生活水平低下，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累积循环。后又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提出改良主义政策主张，包括权力结构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等。

科斯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解释企业形成的原因，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则只要产权明晰，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来消除外在性现象，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8）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1962年他与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22- ）合著《同意的计算》一书，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府行为，认为：政治家是理性经济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政治活动就是许多不同利益集团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交易。政治交易通常通过一定的投票规则进行决策，在民主前提下，政府的决策会反映“中间投票人”（Median voter）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政府的决策往往倾向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会有意识地影响政府决策，从中谋取好处，即所谓“寻租”（Rent seeking）。政府的职责本来是代表公共利益，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提供公共物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导致“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或“公共失灵”（Public failure）。因此，对现行民主制度表示怀疑，主张按市场机制思路，完善政府规则，防止滥用权力。经济方面，主张有规则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干预。

6.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新动向

199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新发展阶段，帕金（M. Parkin）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学的曼昆和萨墨斯，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查德和罗泰姆伯格，哥伦比亚大学的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和耶伦，威斯康辛大学的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伯南克等。主要特点：（1）强调政府有用；（2）强调用微观经济学原理解释宏观经济现象；（3）加强了对市场垄断势力、价格歧视、信息不对称、外在经济、博弈论、委托-代理关系、公共物品等现象的研究；（4）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取代IS-LM模型；（5）各流派融合发展。

⑷ 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现在就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深深的震撼着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之疯狂。

在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获得最大的财富，而在早期，人们认为财富就是贵重的金银，而他们又直接来源于流通领域，所以经济学家们就得到了结论要保护流通领域，也就是要保护商业的发展。

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义，也是最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4)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扩展阅读：

研究内容：

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的解释为：看不见的手英语为“invisiblehand”。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应由政府干预，而应由整个社会需求进行选择。这种社会需求被认为是调节市场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经济学是15世纪经济学产生，18世纪经济学建立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认为是能够说明经济运行和国家调节的重要理论、概念、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和系统化形成的。其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

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必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主要介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

⑸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

⑹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一、起源于古希腊的家政管理
亚里士多德（Aristotes，前384—前322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经济思想主要见之于《政治学》和《伦理学》。他认为，经济一词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家庭关系，除夫妻关系外，主要是研究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二是研究致富技术。

二、古典经济学阶段（Political Economy）
1. 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或革命）
亚当·斯密(Smith Adam,1723-1790)英国伦理学家，经济学家，集重农学派和重商主义理论之大成而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主要著作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斯密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即人的利已本性。继承了英法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传统，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致富源泉的错误观点，也摆脱了“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重农主义的片面看法。他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并据此提出了利润和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其“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至今仍是经济学家们热烈争论的话题之一。

2. 古典经济学的分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
斯密对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很大，萨伊等人致力于分离斯密中的庸俗成分，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庸俗的经济学体系，即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则一方面吸收斯密学说中介的科学成分，一方面对其学说中的错误成分给予中肯的批判，创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相关的或其后面的生产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重在不同阶级的行为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而疏于对具体人的行为和经济行为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人是阶级性的人，是社会的人，抽象的人，只有阶级性，而又具体的人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生产关系变化和发展规律，解释历史变动规律，却没能解释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规律。

（庸俗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至18世纪下半叶开始，其主要任务转到为资本主义秩序辩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从而形成马克思所称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或当今经济学。在学术渊源上，庸俗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庸俗部分，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永恒的社会，是历史的终结，因而只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为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并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而将政策经济学视为政治经济学。

三、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派（从Political Economy到Economy，第二次综合）
1. “新古典学派”
是19世纪末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创建的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学派。他们以局部均衡论为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价值和分配理论，分析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形成过程和资源配置的过程。马歇尔在英国传统的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新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写成了《经济学原理》（1890），用折衷的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论等溶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其特点是：用主观心理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和“连续原理”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在方法论上吸收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分析方法和力学上的均衡概念。关于价值、价格的决定问题，古典经济学家一般是从供给即生产费用方面进行解释的，而边际效用学派则侧重从需求即效用方面来加以解释。马歇尔将两者综合，认为商品的价值、价格决定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称剑桥学派为“新古典学派”，主要就是指在这一点上“新”于古典学派。在政策主张上，是自由放任的积极鼓吹者。

2. 凯恩斯革命
Keynes John Maynard,1883-1946，现代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次担任英国政府要职，曾任英财政部高级官员，主要著作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即容易流动的资产为人们所偏好因而喜欢以现金形式保存一部分资产-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认为如果投资支出或政府支出有一定增加，必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增加。据此，凯恩斯强调实行国家宏观调控，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府刺激消费、投资和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扩大商品与资本输出政策，加之福利政策等，以调节国内阶级利益矛盾、熨平周期性经济波动，促进资本主义持续稳定发展。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

四、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萨谬尔森，新古典综合学派，第三次综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谬尔森，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者。其自1948年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D·诺德豪斯合作的《经济学》教科书，于1998年出版了第16版，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授书，共有40多种文字的译本。

以萨谬尔森为代表所提出的“新古典综合”，在坚持新古典学派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其《经济学》涵括了（评述或反映了）当代经济学的最前沿领域，因而成为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⑺ 西方经济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此时以微观经济学为主，代表为亚当·斯密回的《国富论答》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始建立，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最终确立，建立了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

⑻ 经济学经历了哪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经济学经历的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此时以微观经济学为主，代表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始建立，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最终确立，建立了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

拓展资料

一、经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对称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

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中国贡献_新华网

⑼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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