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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余幼时即嗜[1]学。家贫，无从[2]致书[3]以观，每假借[4]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5]。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6]。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7]，益慕圣贤之道。又患[8]无硕师[9]名人与游，尝[10]趋[11]百里外，从乡之先达[12]执经叩问[13]。先达德隆望尊[14]，门人弟子填其室[15]，未尝稍降辞色[16]。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17]，俯身倾耳以请[18]；或遇其叱咄[19]，色愈恭，礼愈至[20]，不敢出一言以复[21]；俟[22]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23]曳(yè)屣(xǐ)行深山巨谷中，穷冬[24]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25]而不知。至舍[26]，四支[27]僵劲不能动，媵人[28]持汤沃灌，以衾(qīn)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29]，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qǐ)绣，戴朱缨(yīng)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30]，烨然[31]若神人；余则缊[32]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33]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今虽耄(mào)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zhuì)公卿之后，日待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37]，县官[38]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39]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40]甚称其贤。余朝京师[41]，生以乡人子谒余。撰[42]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43]。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44]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注释
[1]嗜：特别爱好。
[2]无从：没有办法。
[3]致书：得到书，这里是买书的意思。
[4]假借：借。“假”也是借的意思。
[5]弗之怠：即“弗怠之”,不懈怠,不放松抄书.“之”是“怠”的宾语，指“笔录”这件事。
[6]走：跑。
[7]逾约：超过约定的期限。
[8]加冠：加冠之后，指已成年。古时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束发戴帽）仪式，表示已经成人。后人常用“冠”或“加冠”表示年以二十。这里即指二十岁。
[9]患：担心，忧虑。
[10]硕师：学问渊博的老师。硕，大。
[11]尝：曾经。
[12]趋：奔向。
[13]先达：有道德，有学问的前辈。
[14]叩问：求教。叩，请教。
[15]德隆望尊：道德高，声望重。又作德高望重。
[16]门人弟子填其室：学生挤满了他的屋子。门人、弟子，学生。填，塞。这里是拥挤的意思。
[17]辞色：言语和脸色。
[18]援疑质理：提出疑难，询问道理。援，引，提出。质，询问。
[19]俯身倾耳以请：弯下身子，侧着耳朵（表现尊敬而专心）请教。
[20] 叱咄：训斥，呵责。
[21]至：周到。
[22]复：这里指辩解。
[23]俟：等待。
[24]负箧（qiè）曳屣（xǐ）：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表示鞋破）。
[25]穷冬：严冬。
[26]皲（jūn）裂：皮肤因寒冷干燥而破裂。
[27]舍：这里指学舍，学校。
[28]支：通“肢”。
[29]媵（yìng）人：这里指服侍的人。
[30]汤：热水。
[31]沃灌：浇水洗。
[32]衾：（qīn）被子。
[33]寓逆旅：住在旅店里。逆旅，旅店。
[34]容臭：（xiù）香袋。臭，气味，这里指香气。
[35]烨（yè）然：光彩照人的样子。
[36]缊（yùn）袍敝衣：破旧的衣服．缊，旧絮．敝，破．
[37]口体之奉：指衣食的享 用．
[38]太学：即国子监，设于京城，是全国最高学府。
[39]县官：这里指朝廷。廪稍：廪食，即伙食费用。
[40]司业、博士：指国子监司业、国子监博士，都是教官。
[41]流辈：同辈的人。
[42]朝京师：这里指去官后进京朝见皇帝。
[43]撰：同“撰”。长书：长信。贽：初见面时表敬意送的礼物。
[44]夷：平和。
[45]际遇之盛：谓好的遭遇。这里指官位之盛
[46]与游：相互交往。
[47]趋：快走。
[48]慕：仰慕。
[49]拥覆：围盖起来。
[50]色愈恭：表情更加恭顺。
[51]乃和：才得暖和。乃，才。
译文
我小时就爱好读书。（因为）家里穷，没有办法得到书来读，（于是）常向有书的人家去借，亲手用笔抄写，计算着日子按期归还。(冬天)天气十分寒冷，砚池里(的墨水)结成坚冰，手指不能够弯曲、伸直，也不敢放松（抄书）。抄写完毕，跑着把书送还，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为这样，许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于是我能够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当我） 成年时，（就）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后来担心没有大师、名人与我交往，曾经跑到百里以外，捧着经书向当地有道德有学问的前辈请教。前辈道德高声望高，向他求教的学生挤满了他的书房，他（却）从不稍微把言辞放委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我站在旁边侍候着，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请教；有时遇到他斥责，（我的）态度愈加恭顺，礼数更加周到，不敢说一句话来还言；等到他高兴了，就又去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终于能够有所收获。
当我从师求学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大谷里，深冬季节刮着猛烈的寒风，积雪有好几尺厚，脚和皮肤冻裂了还不知道。到了书舍，四肢僵硬不能动弹，服侍的人拿来热水给我洗手暖脚，用被子给我围裹盖上，很久才暖和过来。（我）住在旅店里，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美味道好的东西可以享受。跟我住在一起的同学，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有红缨装饰的缀着珠宝的帽子，腰间挂着白玉环，左边佩着刀，右边挂着香袋，光彩照人的样子仿佛神仙一般；而我却穿着破旧的衣衫生活在他们当中，（却）毫无羡慕的意思，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不感到吃的穿的不如别人。我求学时的勤奋和艰苦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我虽已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现在这些学生在太学里学习，朝廷天天供给膳食，父母年年送来皮袍和绸衣，（这就）没有挨冻挨饿的忧虑；坐在高大宽敞的房屋之下读着《诗》《书》，（这就）没有东奔西走的劳累；有司业、博士做他们的老师，没有任何问题得不到解决，没有任何要求得不到满足；一切应有的书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不必象我那样亲手抄写，向别人借来然后才能看到啦。（要是）他们学业（还）不精通，德行（还）有不具备的，（那就）不是（他的）天质低下，而是（他的）心不如我专一罢了，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
东阳马君则已经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贤能。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辩论，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的人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求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
作者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元末明初文学家，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也称宋学士，祖居浙江金华，明初著名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有《宋学士全集》、《孝经新说》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濂是明朝文化规制的主要设计者，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年轻时曾入郡学师从闻人梦吉，学习《春秋》三传，又师事浙东理学家、古文家吴莱，并游学于柳贯、黄溍、郑复初之门。其师门学术乃是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之传，他本人则有志继承东莱吕祖谦的婺学。在宋濂身上，存在着理学家和文学家的两重文化性格，他的文学思想接郝经、刘将孙余绪，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体，其文学本体论延续着理学“文道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编修《元史》时，就是将儒林与文苑合而为一。他在《文原》中既强调文是道的显现，又把文分为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认为“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以六经为标准衡评古代作家，有时就显出偏狭的态度来。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夫自孟氏既殁，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这显然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并自觉配合朱元璋“独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至正二十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多以逃避世乱、歌颂隐逸为基调，后期他写了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和元勋巨卿的碑铭传状，为同辈文人及四方学者所推重。他的庙堂文学虽表现出儒家的进取精神，但不少文章是出于应酬、颂圣的需要，宏丽典则的形式掩盖了内在活力的枯窘。
词类活用
腰白玉之环。（腰，名词作动词，腰佩。）
手自笔录。 （手，名词作动词，用手，亲手）
日有...岁有...（日，岁，时间词作状语）
古今异义
媵人持汤沃灌 （汤：古义为热水；今指喝的汤。）
走送之。（走，古义为跑，今义为走）
一词多义
以：1.来 （计日以还；俯身倾耳以请）
2.把 （以书假余）
3.用 （以衾拥覆）
4.因为（以中有足乐者）
之：1.的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
2.代词 （走送之）
3.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当余之从师也）
4.无实义 （无鲜肥之味之享）
5.臭，1香气
2臭气
通假字
1支：同“肢”四肢
2被：同“披”穿着
3灌: 同 "盥"
课文文本
1.患;
1.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担忧,忧虑,动词)
2.无冻馁之患矣（忧患，名词）
2.故；
1.故余虽愚（所以，连词）
2.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特意，故意，副词）
3.道；
1.益慕圣贤之道（学说，名词）
2.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说，动词）
4.至;
1.色愈恭，礼愈至（周到，形容词）
2.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到，动词）
5.质；
1.援疑质理（询问，动词）
2.非天质之卑（本质，资质，名词）
问题研究
1.本文的中心是什么?文章是如何阐述的?
明确：见板书设计
(解说：本文以记叙为主，适当渲染描绘，笔法简洁，文采飞扬，气韵流动。尤以首段对“趋行百里，负箧曳屣于硕师名人求教；俯身倾耳，甘于粗敝为进德修身足乐”的记叙、描述；第2段对“被绮绣，沃甘肥，学有不成怎可怨天?书满栋师常伴，业有不精岂非不专”的记叙、描述，以及二者的对比，从而得出“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的结论，这样的写法更是美妙绝伦，学习时务必引导学生仔细品味。)
2.补出下列语段中省略的成分。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明确：先达、余、余、余、余
(解说：此题可考查学生的理解与感悟能力。)
3．作者是怎样写自己的求学经历的？
作者写自己年轻时学习上的艰苦情景，主要写了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态度。开篇即点出学习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家贫”和“嗜学”，由此引出了求学的艰难：常借书于人，手自笔录，天大寒而弗之怠，走送之，因此得以遍观群书。苦无名师引导，趋百里外，从师叩问。经过作者的主观努力，顽强拼搏，在付出了无数辛勤的劳动，经历了无数辛酸后，终于克服了学习上“无书”和“无师”的困难，获得了知识，成为饱学之士。作者特别渲染了从师求学的艰难：穷冬时节，穿行在深山大谷中，“足肤皲裂而不知”，“四肢僵劲不能动”。生活上艰苦异常，粗茶淡饭一日也只有两顿，穿的是破衣旧袍。但这些都未动摇作者求学的意志。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作者怡然自乐，对同舍生的豪华生活毫不艳羡。精神上的富足，战胜了物质上的贫困。知识的积累，精神的充实，是学子读书的必备条件。作者最后以“勤且艰”小结自己的学习生涯，想必马生能从中受到启发。
4．作者写自己艰苦求学经历的目的何在？
是为了勉励马生专心向学，刻苦自励。因为课文只是节选，参照后文叙太学的优越学习条件，以及对马生语重心长的鼓励和期望，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同时，文章由自己的经历写起，读来也更亲切平易。
5．你从作者的读书经历中悟出了哪些学习秘诀？
学习要勤奋，求师应诚心，求学须不断克服并战胜困难。
6．宋濂无书读，天寒抄录；求师难，恭敬询问；生活苦，以学为乐。这种求学精神对你有什么启示？请结合实际，谈谈认识。
虽然我们现在的学习条件优越，远远超过了宋濂，但刻苦学习的精神却比不上他。因此，应该向他学习，不在生活上攀比，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
7．“先达”对弟子“未尝稍降辞色”，这种态度可取吗？为什么？谈谈你的理解。
无论赞同与否，言之成理即可。示例1：不可取。师生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关系，老师应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信任、共同成长。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示例2：可取。我认为“先达”的“未尝稍降辞色”并非不尊重学生，而是一种更负责的尊重。因为只有“严师”才能出“高徒”，出高素质的学子。同时，尊重师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讲析
《送东阳马生序》讲析（节选）（刘志豪）
这篇文章意在勉励当时的太学生要刻苦读书，说理透彻，文字朴素，很有感动人心的力量。现在分几段来谈。
第1段记述自己青少年时期求学的经历，一共有三层。第一层写少年时代读书的刻苦勤奋。文章一开始就揭示了“嗜学”和“家贫”的尖锐矛盾。“嗜学”就是喜欢读书，家境贫寒却又无法买书来看，只好向别人借书，“手自笔录”，自己亲手抄写，这就成了解决矛盾的办法。“手自笔录”这一情景，初步揭示了他学习的勤奋态度。接着用寒冬天气抄书的情景进一步描写这种刻苦精神。“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砚台里结了很硬的冰，手也冻僵了。这既是指天气，又是指家道贫寒。而“砚冰”“手指”，是围绕着“手自笔录”的抄书方式写的。“弗之怠”，是说不懈怠偷懒。这是用学习态度和学习条件进行对比，进一步突出学习的刻苦。作者从最艰难的严冬季节着笔，用来说明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很有概括作用。“走送之，不敢稍逾约”的“走”字和“稍”字值得注意。“走”是跑的意思，这里指“赶快”。“走送之”，亲自去借，又亲自去送，而且赶紧送去。“不敢稍逾约”，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这个“稍”字强调了他坚守信约，决不耽误，即使困难再大，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乐于借书给他，他也才有可能“遍观群书”。从“无从致书以观”到“遍观群书”，这中间的原因，表面看来，是“不敢稍逾约”，实际上是“弗之怠”，是他不畏艰苦的学习精神。这一层是写读书刻苦。
第二层一开始，用“既加冠”的“既”字承接上文，“既加冠”就是到了成年。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便举行加冠仪式，束发戴帽，表示已成年。前一层说的是学习刻苦，这一层讲的是求师艰难。写的是“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的情景。所谓“乡之先达”，是指当地有学问的前辈。“执经叩问”，就是带着经书去请教。“百里”，是说路程远，显示了求师欲望的迫切和坚决。这个情景是分三点来写的。第一点写老师的严厉。“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德隆望尊”也就是德高望重，这是概括性的评价，然后用学生挤满屋子这一情景进一步烘托渲染，说明这位老师确实有学问、有知名度。但是，即使是求教的人很多，老师也没有“稍降辞色”，言辞、态度很严肃，丝毫也不随便。这是用的反衬手法。而写老师严厉又是为了突出作者求师的诚恳。于是，接下来的第二点是写平时请教老师的情景，“立侍左右”，“俯身倾耳”，生动地表现了他的虔诚和恭敬的态度。第三点是写老师发怒时他求教的情景，“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态度更加谦和，以至于不敢出声。这里的两个“愈”字，相当传神。“俟其欣悦，则又请焉”，等到老师高兴的时候，又继续请教。这一层是写求师难。
第三层主要写求学的艰苦情况。作者选取了一个特定情景加以描写。“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负箧曳屣”，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表明穷苦；“深山巨谷”，表明路途险恶。穷冬、烈风、大雪，分别从季节、环境、气候的特点上着眼。“足肤皲裂而不知”，“四肢僵劲不能动”，这些又反衬了天气的严寒和行路的凄苦。这是写行，同时写到了衣、食、住，寄居旅舍，穿破旧棉袍，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鲜鱼美肉可供享受。这一切，都表现了一个“苦”字。而着力写苦，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比“同舍生”，那些住在同一旅舍里的富家子弟；一是表现自己“中有足乐者”，也就是内心的乐趣。作者连用这样几个动词，“被”“戴”“腰”“佩”“备”，着力写出富家子弟服饰的华美，勾勒出他们的形象，“烨然若神人”，像神那样光彩艳丽。这是个比喻，这一个比喻越是突出，下面的对比就越鲜明。“余则袍敝衣处其间”，一边是服装鲜艳，一边是破衣烂袄。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作者的寒酸相。在经过这样的对比后，作者的笔墨开始转折，进入对精神境界的揭示，“略无慕艳意”，表明他一点也不羡慕，不自惭形秽。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有足乐者”，内心有精神安慰和思想寄托，所以他就不会在吃、穿上和别人比较了。接下来作者用“盖余之勤且艰若此”结束这一层，说明这只是一个例子，是一种特定情景，从而用特定来说明一般，概括了许多类似情形。
这篇文章中心意思明确，但作者不是板着面孔空讲道理，而是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而这种夹叙夹议手法的运用，又是通过现身说法的途径，包含着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而显得情意恳切，语重心长，使人感到亲切。文章从叙述入手，表面上看似乎离题，实际上内在的勾连很紧。写年轻时读书、从师、求学的经历，选取的是跟题旨有关的事情，因而在叙述中隐隐地有着议论的意图。写自己的艰苦经历是正面教育，写富家子弟求学的情形是提供反面的教训。这一切又无不是为着勉励马生。因而，全文的结构紧密，最后推出题旨就显得水到渠成。
❷ 元明时代全用白话释解经书的方式称为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 “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⑴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活也难分。”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❸ 类似江湖庙堂的小说 以《雪中悍刀行》为例
斗铠 择天记
❹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中的庙堂是什么意思
庙堂：指朝廷。庙，宗庙。堂，殿堂。居庙堂之高：因为其本意为“处在高高的庙堂上”比喻为“在朝中做官”。
1、出处
岳阳楼记（节选） 范仲淹
嗟(jiē)夫(fú)!予(yú)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chǔ)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yé)?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yī)!微斯人，吾谁与归?
2、译文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而处在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这样他们进入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虽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路呢？
3、句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定语后置"和"省略"句式。
"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是定语后置句，其中"之"作定语后置的标志，意思分别是"高高的朝廷"和"偏远的江湖"。
在"居"和"处"后都省略了介词"于"。即原句应为:居(于)高庙堂则忧其民，处(于)远江湖则忧其国家。
(4)庙堂文学扩展阅读：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月17日）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
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❺ 谁知道白话文的意思呢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 详细资料—— “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⑴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 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⑺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⑻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晚清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⑼“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⑽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⒃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⒄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❻ 庙堂虽高但身不由己,江湖虽远却言说自由。是什么意思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意思是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而处在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这句话出自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原文：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译文：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
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而处在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这样他们进入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
虽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路呢？
❼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集有哪些
你查一查 四库全书 目录吧。 经 史 子 集 。 国学最全。
❽ 求江湖 庙堂 捭阖一类的小说
“契丹公主”，女人真的很聪明，但非常固执，强大的醉生梦。
风的“孤芳不自赏”，女性是平淡无奇的，但质量的小女孩的蓝色心脏。据说，很长，不觉得咋样第一，但后来越写更好。
一个黄昏“君心泪”，它的文字后宫。下近30位皇帝，14个皇后，只是叹了口气，“我是不是出生的时候，我生君已老。”
桐华“大漠谣”，“云之歌”，“汉书爱”系列之二，我感觉很好。
流潋紫“后宫甄嬛传”，后宫的标准文本，宫殿战斗非常令人兴奋的东西。
匪我一直在思考“沉舟痹”和“大棒”都在谈论，慕容慕容枫清峄两个父亲和儿子的故事。
武功，你可以考虑看温瑞安的“四大”系列，解决了它是什么感。
❾ 求推荐类似雪中悍刀行的小说，要庙堂于与江湖结合，有武侠，有权谋的。
猫腻大大的书都不错。
比较典型的像是庆余年和将夜。但是比较侧重武侠。望采纳啦啦啦。哦还有九州系列，强推九州缥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