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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更多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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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记录的标本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2. 4培养学生的标本制作能力
2. 4. 1保证压制标本的质量要指导学生做好药用植物标本,
最初压制时,必须使标本舒展,叶片应有正面和反面两种叶子,为
今后制作药用植物的腊叶标本做好准备。
2. 4. 2开展标本展评在实习阶段,应组织学生随时进行采集
制作标本的讲评话动,指导学生科学采集标本。野外实习结束
后,可以进行以学生、小组或班级为单位的标本展评话动,调动学
习的积极性。
2. 4. 3留存优秀标本把学生野外实习作为教学科研的一部
分。教师应有针对性地采集、制作一批高质量药用植物标本,也
可以选择学生制作精良的标本,充实学校的标本室和教学科研
素材。
3建立自由开放型实验室,促进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
药用植物学的主要培教学目标是讲授药用植物学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等。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通过反复实践是
很难掌握的。实验教学和野外实习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有限的
课堂教授和实践时间内达不到掌握知识的目的。为此,根据培养
实用型人才的目标,我们进行实验改革,提出了自由开放型实验
室的教学理念,在药学专业药用植物学的实验教学中进行了初步
尝试。
自由开放型实验室的含义:其一是指一个单元的实验内容在
一段时间内向学生自由开放,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
学习、实践,给学生提供学习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其二是给学生提
供学习的自由,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
发挥,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实验项目、实验方法、实验材料,实施开
放式探究,促使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
自由开放型实验主要安排在课余时间进行,一般一个教学单
元的内容向学生开放两个星期,指定一位教师或实验员在实验室
值班。这段时间主要是让学生进行自由探究学习,教师一般不给
予辅导,让学生自己去摸索、设计、操作、得出结果。但实验准备
所需用的仪器、药材标本、试剂要有充分的余地,比教学目标要求
所规定的内容尽可能多,让学生自由选择,为学生特长发展提供
自由的空间[7, 8]。
总之,从当今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越来越受到重视。药用植物学试验教学、野外实习和自由开放
型实验室的实施,有利于本门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促进学生各
种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学生实际操作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对学生学习后续课程乃至他们今后的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只
有教会求学者会学,求学者能学,才能开拓,才能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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