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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人口问题与教育的关系
摘要 30 年来，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人口问题仍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人口总数仍然偏多，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平衡等特点。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人口波动对教育的冲击、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与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等方面。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表现在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包括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等；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包括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实施人口教育培养他们对家庭计划生育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以及通过教育促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等。
关键词 人口问题；教育影响；教育约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 多年来，累计少生4 亿多人，节约了9 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 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 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 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万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万人，年均增长1. 1 % ,比改革开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 9 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 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 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 70 亿，2050 年前后将是16 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 ‰，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 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 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万人，形成了连续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 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 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 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 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 % ,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 年，大陆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 % , 达到10. 4 %; 2025 年达到13. 59 %; 2030 年达到16. 59 %; 2035 年会20. 13 %。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 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 年的7000 万增加到2003 年的1. 4亿，10 年内翻了一番， 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 %;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 %。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 至35 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个百分点。⑤5. 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 -107 之间。但自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 5 ,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 9 ,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 6 ,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线。⑥6. 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 年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 岁以上人口中的成人文盲率达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达到44. 84 % ,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 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 %,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 % ,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 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 —1997 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 人， 而日本为4909 人， 美国为3676 人，俄罗斯为3587 人。⑧另据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 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达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 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 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 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 0 ∶22. 3 ∶27. 7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 3 %、44. 1 %与39. 8 %,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 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 54 % ,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 13 %;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 46 % , 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 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 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 ,初中平均为23 ,2001 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 31 ,初中为16. 99 ,农村小学仅为10. 19 ,农村初中仅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 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 9 %和6. 7 %。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 年全国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 3 %,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 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 年我国少儿人口（0 - 14 岁） 为2. 89 亿人，2004 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 万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 25 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 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 5 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 6 % ,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 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 6 %。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 %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 ∶1 测算，2005 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 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 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 7 %,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 2 %。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 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 %。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 ∶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 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 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 % , 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与OECD 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 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 年的51 %,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 ∶1 ,估计约有50 %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 年开始持续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 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 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 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 年相比，小学（1991 年） 为2. 72 倍，中学（1997 年） 为1. 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 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 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 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 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 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 74 、3. 81 、3. 08 、2. 41 与1. 94 。2001 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 4 、3. 4 、7. 0 、18. 9 与36. 5 。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 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学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 年，我国15 岁至19 岁人口为1. 03 亿人l~ ,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钢《： 聚焦中国人口国情》《， 学习月刊》2007 年15 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义《： 13 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诗《： 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 当代经济》
2008 年第5 期。
[6]陈俐《： 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 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页，第315 页，第61、317、318 页，第299 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页。
[11]沈百福《： 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 年第2 期。
[12]陈钮芬《： 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 年第2 期。
[13]蔡昉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124 页，第48 页。
[14]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1 期。
[15]梁济民《： 论中国人口素质》《， 人口研究》2004 年第1 期。
这个确实有点麻烦
3. 大班幼儿教育特点论文的引言怎么写
研究背景与动机
1.普惠之路，任重道远。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教育更是人生教育的起点和开端，是幼儿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的基础，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其他类型教育发展水平相比仍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一些地方出现“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越发严重，教育资金短缺、财政投入不均衡，幼儿园学习环境建设水平的差距较大，物质环境老旧更新慢，教师队伍不健全，城市和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我国学前教育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从21世纪以来，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普及和重视程度逐年提高。但学校教育在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根据2010年11月颁布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学前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把发展学前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体系和保障国民、改善国民的重要内容，坚持普惠性、公益性的原则，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共同参与、公办园与民办园并举、健全运行的体制机制、合理布局学校教育机构、城市和农村幼儿园平衡发展，确保幼儿能够在一个合理规范、安全的、能够健康成长的环境下成长。
2.学习环境对教育的重要性
环境是无所不存在的，对幼儿来讲，幼儿园环境伴随着幼儿的成长，环境的好坏影响着幼儿的身心发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环境的重要性。学习环境能够反映出一个幼儿园的整体水平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更能够影响幼儿的成长与发展。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幼儿的正态发展，对幼儿的生活、学习、和身心发展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有益于幼儿的认知发展、有益于幼儿情感的发展、有益于幼儿创造力的发展。大量的研究表明，幼儿身心的发展能够受到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3.建设规范的普惠性幼儿园
为了贯彻第十七届五中全会、着手落实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国家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把发展学前教育的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国家各机关单位以及各直属机构和国务院各部门都大力积极发展学前教育，把当前较为严重的“入园贵、入园难”等问题，作为首要解决，以满足幼儿的发展需求，保障学校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2020年，全国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了发展学前教育的五条原则，坚持普惠性、公益性的原则，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共同参与、公办园与民办园并举、健全运行的体制机制、合理布局学校教育机构、城市和农村幼儿园平衡发展，确保幼儿能够在一个合理规范、安全的、能够健康成长的环境下成长。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普及学前教育的步伐，加大了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力度。相比之下，我国学前教育的普及率还很低，办园质量更是有待提高。
本研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重点研究如何正确规范地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并切合我国国情和当地地域性的特点、适应和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坚持普惠性和公益性原则。进一步规范普惠性幼儿园的学习环境，更好地贯彻和落实普惠性幼儿园的具体工作，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4. 幼儿园怎么了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让幼教行业迎来政策和人口红利。在投资机构眼里，幼儿园是‘现金奶牛’，是暴利的行业。当资本快速进入，形成巨大的幼教产业集群，也带来了许多的“消极后果”。面对这些挑战、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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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渺
编辑张 国
学前教育的学者，在投影仪上展示研究成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代表，在台前介绍最新的举措。公办和民办的幼儿园园长，一边讲述一边提问，表达各自的诉求。
2017年12月28日，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第二天，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不同身份的人坐在同一个屋檐下，持续了一整天，进行了两次圆桌讨论，13个人上台作了报告。
主办方为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共同设立的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该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解释，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学前教育的办园体制、质量、监管和成本分担。其中，成本分担是教育部交给的政策研究任务，而监管和办园体制，是来自财政部的科研要求。这次会议“得到了两个部委的大力支持”。
视觉中国供图
“我们从10月份就在筹办这个会议，原本只是想邀请学者为主，进行单纯的学术型讨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之后，我们就把主题改了。”宋映泉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想借这次机会，让不同身份的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学前教育面临的成就、挑战、问题和对策进行讨论。”
01
入园难，入园贵，从业人员收入偏低，少部分从业者职业操守、专业伦理缺失，行政部门联动监管“缺位”??一条又一条的问题被罗列出来
作为北京民办幼儿园日日新学堂的创始人，王晓峰称自己为“家长办学者”。这个头衔，他更在意“家长”这两个字。最初的办学初衷，也是觉得“找不到满意的学校”。
前不久，日日新学堂所有的教学区域，都被主管部门要求装上了监控设备。但在王晓峰看来，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方式”，实际上“效果很有限”。
“如何切实地避免我们的孩子受到伤害，这是一个难题，仅仅靠政府的监管，很难做到位。作为一位家长，作为一位家长办学者，我认为只有充分开放社会资源，发挥家长在幼儿园建设中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一问题。”王晓峰说。
他认为，比起肢体暴力，幼师的态度和情绪等冷暴力，对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更甚，“监控也无济于事”。
来自山西某地级市的一位普通家长，对此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她的孩子5岁，在当地一所民办幼儿园就读。幼儿园老师会号召班里的孩子们，孤立疏远那些“上课调皮”的孩子，不理他们，不和他们玩。
她不认可这种做法，试着和老师沟通，但没什么效果。她直接去找了园长，情况才有所缓解。
“教育理念差太多了，我跑遍了市里的幼儿园，找不到满意的。”这位母亲在北京工作过，后来回到老家创业。然而孩子在幼儿园遇到的问题，让她动了回北京的念头。“起码，把孩子送过去，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她也解释了自己没选公办幼儿园的原因。前些年，当地的公办学校统一取消了学前班，民办幼儿园仍会在教学中加入原本属于学前班的课程。这导致公办园的孩子升小学时，比民办园的孩子少学了许多东西。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燕的报告中，取消学前班的行政指令，属于“过度的人为干预”，体现出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单一标准化的办园取向。
视觉中国供图
一条又一条的问题，在这个关于学前教育的论坛上被罗列出来，摆在台面上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入园难，入园贵，从业人员收入偏低，少部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专业伦理缺失，行政部门联动监管“缺位”或存在“盲区”，卫生保健人员配备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密集而沉重，曾零零星星出现在网上的言论中，家长的口中，以及专家的研究报告中。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的学前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上半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出台《学前教育法》。下半年，发生在幼儿园的种种虐童事件，从上海到北京，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讨论。“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出现在中共十九大后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部署里。
02
金字塔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间，被低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所占据
河南一所公办的省级示范幼儿园，每到招生阶段，网上排队报名的人数，便会飙到实际招生人数的成百上千倍。
“第一次实行网上招生的时候，几分钟就招满了。第二天，没摇到号的家长们把幼儿园的大门都堵了。”这家公办园园长感慨。
对于这种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佘宇的解释是，目前的教育财政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县镇公办园、机关园，尤其是优质示范园。
作为民办园园长，王晓峰也觉得，开放给公办幼儿园的教育资源太多了。他注意到，2011年，广东省政府8所机关公办园，获得了6863万元财政拨款，远超民办园的投入。很多公办幼儿园“每年都在发愁钱怎么花出去”，与此同时，大量的民办园捉襟见肘，“形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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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源不仅仅指财政资源，还包括教育培训等各式各样的资源。
“我认识一个公办幼儿园的朋友，他说他们的老师，都被教育部门培训得‘恶心’了。而我们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呢，想被培训都没有机会。”王晓峰感慨。
他觉得，民办园教师整体素养不足，或许也是“一些极端情况”出现的原因。
会议上展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量民办幼儿园，由于缺乏来自教育财政的成本分担，使得这些幼儿教师一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量，一边拿着极低的工资。
甚至，一些基层的公办幼儿园都很难留住素质较高的老师。一位与会学者谈起自己调研经历时说，他发现许多农村的公办幼儿园，“校舍在，孩子在，老师没了”。
不止一位民办园园长在这次论坛上呼吁，开放更多的社会资源给民办幼儿园，比如财政投入，比如师资力量，比如对土地或房产的使用。
有些在一线城市办园的民办园长，好不容易把幼儿园办成了，房租却涨了，不得不重新寻找办园地点。
在中部某一个县，县政府以没有土地使用证为由，拆除了41所民办幼儿园，让不少办学者担心自身的处境。有学者推测，此举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当地公办园的占比和招生人数。
国家统计局《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学校24万所，其中，公办幼儿园仅有城市1.74万所，农村6.82万所。
无论是办园数量，还是在校幼儿人数，民办幼儿园占比都超过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民办园，都是规模较小的地方性运营商。只有少部分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打造出了特有的品牌，形成教育集团并开始扩张。
如果将目前中国幼儿园的整体状况比喻成一座金字塔，立在塔尖的是高品质民办幼儿园，中间夹着一层公办幼儿园。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间，被低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所占据。
2017年5月24日，中国的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开始实施，为期三年，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
普惠性幼儿园这个概念，指的是公办幼儿园以及由政府出资补助并制定收费标准，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认为，大力发展具有公办性质的普惠性幼儿园，才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方法。
她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政府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建一批面向大众、特别是优先招收社会中低收入家庭幼儿的普惠性幼儿园”。
03
政策是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而不仅仅是为了管理
佘宇坐在台前，从入园问题到幼教人员问题，一条条地列出来，再一条条地谈自己的应对建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应当给民办机构、多样化需求留出空间。”
他认为，政府在学前教育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监管、托底保障和提供资源。而公办园和民办园哪个占主体，“或许不是关键所在”。
张燕在报告中提到，政府往往倾向于，给原本已经很优质的公办园增添更多硬件设施。与此同时，多元化、多样化的幼儿教育，却正在面临着生存困境，“民办教育受挤压，自办园遭取缔”。
在场的几位学者都认为，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应当“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应当优先投向人力资源，保障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最终才能促进质量的提升。
“公办园的生均办园成本，远高于民办园。政府财政在优质幼儿园中的成本分担比例高，而在普通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中的分担比例极低。这不利于促进学前教育的公平，也不利于学前教育发展的效益。”宋映泉指出，“政府的责任，是保障弱势群体进入有质量的幼儿园，而不是扩大不公平。”
冯晓霞同样也强调了“雪中送炭”。但她也认为，从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质来看，如今我国的民办园，在幼儿园总体结构中所占比例过高，这其实并不合理。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让幼教行业迎来政策和人口红利。在投资机构眼里，幼儿园是‘现金奶牛’，是暴利的行业。当资本快速进入，形成巨大的幼教产业集群，其消极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虐童’事件频发。”她说。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前教育机构主要包括教育部门办园、机关或事业单位办园、集体办园和私立园4种。带着公办性质的前三种占了幼儿园总数的90%。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和第三种幼儿园被大量关停。
论坛结束后，夜幕已经降临，她与宋映泉仍坐在会议室门口的沙发上，继续讨论幼教话题。
“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逐步理顺，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进一步落实。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普遍建立，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幼儿园教师配备和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师资力量进一步加强。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监管体系基本形成，办园行为普遍规范，‘小学化’现象基本消除。”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中写着。
“仅仅有好的政策是不够的，能不能执行到位才是关键。”冯晓霞说。
“政策是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而不仅仅是为了管理。”这是民办幼儿园园长王晓峰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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