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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摘 要】对于悲剧的理解,张爱玲认为人性的偏执、情欲的盲目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她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尽管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对时代颓废与家庭败落的怅惘与悲叹”,可以说是对男欢女爱的冷眼旁观,甚至可以说是“开向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但这些都不是张爱玲小说的最高命意。相反,它们都构成了张爱玲借此表现人生、探索人性的一个背景,一个五彩缤纷的悲剧舞台,舞台上演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性。从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悲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美学思想的极好体现。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诗学》;张爱玲;悲剧;人性
B.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有那些题目
论文的题目有又不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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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汉语言毕业论文8000字
你有具体的的题目吗，还是你们老师给你们题目让你们选，还是要自己去定题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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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首在“立言”
———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
摘要]“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
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语言观;白话文;话语权力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
话文,胡适文学改良的中心是文学工具的变革,这是历来讨
论“五四”文学革命的著作都曾指出过的。实际上,与此同时
文学革命者所理解的语言本身,是与人的政治生活、思想信
仰、人格等相依相生的,人的生存是语言性的生存,所以欲新
民,必先新语言,白话文运动有其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
意义。
一、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
“五四”文学革命者对文言的反对,具有推翻权力象征体
系、革新民族心理的重要意义。文言是中国古代上流阶级使
用的书面语,权力话语、正统的道德话语、教育都是采用文
言,它是通往权力大厦的大门之一,一般下层人民无法掌握。
语言文字也是权力资源,文言是权力、权威的神圣的象征符
号体系,权力系统必须垄断它。[1](P168)
“五四”时人们已意识到文言话语体系是权力建制的工
具,是权力系统意识形态生产的武器,因此他们常常痛陈自
己对于文言的憎恶,利用语言学、民俗学知识对神圣的文言
话语进行除魅的手术。钱玄同认为中国古代文字脱离语言,
形成“文言文”,源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建制:“那独夫民贼,最
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
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
义。”[2](P87)权力系统在语言文字、服饰礼仪等各方面都着手
权力等级体系的建构,渗透主尊奴卑的规训。许多字词、文
章体式、书写款式都是只有皇帝、贵族才能应用的,还要附会
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朕”、“宫”、“钦”、“御”等,本是社会通
用的词语,最终却被专制皇帝霸占了专用。“制”、“诏”、“上
谕”等文体和其中的专用句式,都是为了建构权力的象征体
系和秩序,为神化权力而服务。
从现代军阀不惜动用武力卫护文言,更可看出文言话语
的权力象征和建构的功用。河南军阀李倬章说:“自古以来,
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绝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蔡
元培)知道南方力量不足以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
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与兼并思
想。”[3](135)军阀竟然也来反对白话文,可见他们从文言符码
体系的坍塌、平民话语的被承认,嗅出权力基础也随之动摇
了。
文言使用者垄断了社会的话语资源,下层人民被剥夺了
言说的权力,因此鲁迅称之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在
《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里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
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
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
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
白话者。”对于文言的毒害,鲁迅确有切肤之痛;对于白话的
倡导,鲁迅发自肺腑地欢迎。也许鲁迅比任何一位文学革命
的倡导者都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文白之争的意义,但他对白话
文运动的参与主要是在小说创作中,他以痛切博大的生命体
验,表现了中国人所受的文言话语体系的压榨和中国人语言
生存的悲剧。
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中刻画的一般国民,无不深受文
言话语的压制,被剥夺了一切言说的途径和能力,无法参与
起码的政治、风俗、伦理生活,形成了一系列的“木头人”、
“哑子”、“鬼魂”的国民灵魂群像。
(一)话语地位的彻底丧失
如阿Q,在文言话语的压榨下,一切言说的权力都被剥
夺了,连姓都不配有。他因自己是个癞头而忌讳“光”、“亮”
等词,但群众却愈加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暗示、讽刺,因为话
语权是与政治、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而阿Q是个受损害的
孤独者;孔乙己也因为早已一无所有,所以他所拥有的文言
资本,完全丧失了权力价值。经过几次话语权争夺战的失
败,在未庄的话语等级体系里,阿Q渐渐丧失了所有的话语
资格和机会。
(二)伦理风俗上话语权力的匮乏
如乡绅勒索阿Q:“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在
乡绅阶层的文言话语的敲诈下,阿Q在本乡无法生存了。再
如《风波》中,八一嫂被赵七爷吓得“十分害怕,不敢说完
话”,赵七爷说的是:“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
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
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你能抵挡他么!”这
样语无伦次的几句话,因为杂糅着权力象征、文言符码,便触
及了平民内心深处世代遗传的恐怖原型意象。祥林嫂则因
伦理话语权被剥夺,被群众判为一个克夫克子、不祥不洁的
犯人,承受着精神上的酷刑。话语资源的贫乏使得乡人任人
恐吓,长期处于恐慌无主的心理状态。
(三)政治上话语权力的匮乏
新起的革命话语似乎给了阿Q机遇,他跑到假洋鬼子那
里去了。“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
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在
这新起的“洋”式话语、革命话语面前,阿Q“终于用十二分的
勇气开口了”,之后才发现,他在这里比在文言统治的世界中
更无地位,在那里他还可以在正统文言的边缘,以“毛虫”、
“晦气”等话语去侵犯更弱者。
(四)法律方面话语权力的匮乏
阿Q受审后,最终作为文言话语资源上的彻底贫乏者而
被冤杀:他不识字,因而被骗在死刑判决书上画了押。《离
婚》中的爱姑仗着礼教敢言敢闹,然而最后因为缺乏文言话
语能力,还是慑服于七大人身上所笼罩的文言恐怖气氛之
下:“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
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
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七大人说。她觉得心脏
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
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的错。”
二、渗透在汉字中的荒谬思想
“五四”文学革命者也敏锐地发现,文字中积淀着传统的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言词汇与传统的荒谬信仰是不可分
离的。胡适、鲁迅、周作人、江绍原等曾先后作出分析,汉字
是巫术思维、野蛮风俗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加上谙熟
中国道教传统,他们指出中国人有崇拜文字的野蛮心理。
钱玄同以翻译用词为例说:“如译Republic为‘共和’,
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Ethics为‘伦理学’,于是附会
于‘五伦’矣。”[2](P164)“共和”等文字中沉积着国人驯服于
专制统治的集体无意识;“伦理”等汉字中遗存着以群体压制
个体的规训。诸如“王道圣功”、“文以载道”、“关帝显圣”、
“婴儿姹女”、“丹田泥丸”等等,这些汉字都遗传着极重的毒
素:专制权力的规训、道教野蛮荒唐的迷信等。“妖魔丑类”、
“食肉寝皮”等则富含着嗜杀、施虐狂等野蛮根性。因此周作
人说,传统中的“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透进了文字里面去了,
自然也随处出现。”[4](P171)连年月之类的时间名词都被古老
的势力支配着。
汉字本产生于巫术,甲骨文即是上古巫师占卜的道具。
傅斯年等指出:“中国文字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根性
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岂有
不野蛮之理。”[5](P149)比如“也”等字,代表着生殖器崇拜,这
类荒谬思想和野蛮信仰通过文字沉积在集体无意识中。
与文字相关的崇拜和迷信是传统中国的“国教”之一,渗
透到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
胡适后来的《名教》一文承“五四”反对文言文的余绪,比较
系统地分析了文字巫术。“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
字)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极古老迷信的
影响。”“(老祖宗)深信‘名’有不可思议的神力。”[6](P91)在
底层社会的风俗迷信里,道教文化流传的法术里,普遍流行
着对于文字魔法的信仰。民间戏剧的舞台上,通俗小说的描
写里,又将这些妖术加以宣扬传播。文字巫术在传统社会的
势力很大,权力系统也趁机加以利用,宣扬文言的神圣恐怖,
造出各种禁忌,来建构权力的神圣象征体系。正因为这样,
《离婚》中的爱姑会被七大人吓得魂不附体。
这类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批判,并不存在民族虚无主义
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批评遵循历史科学的原则。他们认为对
于文字的崇拜、汉字的神秘化,在古代是很自然的,野蛮风俗
和巫术都是人类发展必经地阶段里曾有的文化观念。但是,
时代既然已经发展到20世纪了,再停滞在上古的迷信中就
是错误的了。因此“五四”时人必须大力革除这类早已过时
的习俗和信仰,它们不独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也渗透在政
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白话的建立有助于个体生命的解放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批评胡适的白话文改革是形式主义
的,胡适自己的表述也导致了人们的误解,因为他一贯强调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第一步是工具的革命。其实胡适等人
非常深刻地涉及到了白话所具有的生命解放的价值。
反对文言文,即是将国人从专制权力的符号体系的威
压、文字巫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它也是语言生存的革命、心
理的革命、个性的全方位解放。人的生存是语言生存,他的
思想、人格、感情、欲望、社会政治生存等等,全都以语言的形
式存在着。承认白话的价值,主张白话使用的权力,事实上
即意味着白话话语主体地被发现和确立。由于现代人即语
言动物,语言在生命各层次渗透的深刻性、根本性,所以白话
文革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以白话生存的人民的革命:从心
理、思想感情、欲望到社会政治生存,全都得到独立的权力。
从此,个体有可能无所顾忌地自由表现和传达自己的情感、
思想、印象,个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借语言直接表述出来,再
也没有不必要的障碍。外部的社会革命里,“民国公民”的政
治身份被承认;与之相比,白话文革命带来的心理、感情、人
格等全方位生命解放的可能,则具有更重大深远的意义。语
言与生命合一,“立人”“首在”“立言”。
由于白话文革命关涉到诸如民族个体生命的全方位独
立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林纾会跑出来,反对“都下引车卖浆
之徒”、“京津之稗贩”使用的语言有作为书面语、文学语言
的价值,正可见林纾等维护权贵即有地位的潜意识,根深蒂
固的独享文化特权的保守性,这些特权和权威的魅力便首先
集结在神圣的文言符号体系上。章士钊称文化的精华只“为
最少数人之所独擅,而非士民众庶之所共喻”,[3](P198)则更
是暴露了士人的国师情结,他们仍然幻想掌控意识形态的生
产,与专制分享权力。所以吴稚晖一针见血批评反对白话
者,“只有那班亡国大夫,瘟国官僚,借着他那种提倡‘上圣德
颂’的精神,暗暗欢喜,可以巩固他们的老局面……保固‘学
士大夫’的局面……”[3](P208)平民口中的语言既然可以取代
过去上流阶级的文言,也就意味着上流阶级在权力身份、心
理优越感、文言所建构的权力的神圣氛围等各方面的丧失。
白话文革命由此歌颂平民的语言和平民阶级,同时,也
利用日渐“当权”的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构造自己的合法
性。胡适力斥文言是枯死的,而“乡曲愚夫、闾巷妇稚”的语
言却是活的。谈的虽然是语言的变迁,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
价值重估:普通平民的精神生活价值、文化生产能力,其实是
高于贵族、文人学者的!胡适所谓言语必须“施诸讲坛舞台
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多少利用了平民主义话语来
为白话文壮威。早年胡适总是不忘对平民大唱颂歌,“国语
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文人与文
法学者全不曾过问……我们对于这种玄妙的变化,不能不脱
帽致敬……”[5](P232)
“五四”白话文革命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胡适等人对于现
代国民的想象:人格独立的、有文化、富理性的公民。其中暗
含着对现代民族个体的构想,有比较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到后来各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相继产生影响,新作家便更企
图以人人都懂的白话文学来消融个体之间的隔阂,以创造人
人平等独立的大同社会。
自然,白话文话语权力的确认,只是带来了生命解放的
部分可能性,因为一则生命解放是系统的、多方面的,不是单
有语言、文学革命就能竟全功的;二则白话本身虽然具有重
大的生命解放价值,但它也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它的词汇、实
际的言语应用,同样是传统的结晶,也可能充斥着负面信息,
并没有一种“纯洁的、正确的”的白话;三则“五四”时所谓的
“平民”有很重的幻想色彩,白话文运动的主体和受众里实际
上少有下层平民,而主要是各类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
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文学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1999·
[3]玄珠·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A]·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
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4]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
社, 1998·
[5]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A]·胡适编选.中国新文
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6]胡适·胡适文存三集·一[M]·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0·
H. 求一篇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不少于3000字 谢谢谢谢
来 ，汉语言的我给你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