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 三十六计 为主题做一套平面设计的毕业设计怎么样
你可以自己制作一本书《36计》从封面到内文的一套整体设计。。。
只要能做出中国风的感觉就可以了。。。
2. “文房四宝”中的毛笔是谁发明的
毛笔据传为蒙恬所创，所以至今被誉为毛笔之乡的河北衡水县侯店每逢农历三月初三，如同过年，家家包饺子，饮酒庆贺，纪念蒙恬创毛笔。
蒙恬（约前250年－前210年），中国秦朝名将，祖居齐国，祖父蒙骜和父亲蒙武皆为秦国名将。蒙恬北防匈奴多年，威震北方。秦始皇驾崩后，因为支持太子扶苏，被赵高设计处决。
晋人崔豹《古今注》提到：牛享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据说蒙恬在镇守北方时，见匈奴以兽毛沾颜料绘图，又同时前方战况告急，才改篆刻竹简由丝卷书写军情。这才声名大噪，并由史官记于史册内。
晋 张华《博物志》（佚文）：“蒙恬造笔。”（引自《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晋．崔豹《古今注》卷下《问答释义》：“蒙恬始造，即秦笔耳（指以兔毛、竹管做笔）。”相传，秦将蒙恬是以竹管、兔毫制笔的创始人。后因用为咏笔的典故。
唐 李瀚《蒙求》：“蒙恬制笔，蔡伦造纸。”
所以从司马迁汉朝到唐朝，普遍认为，蒙恬是发明毛笔的，不是蒙恬始造，就是蒙恬造笔。
自元代以来，浙江湖州生产的具有“尖、圆、健”特点的“湖笔”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毛笔品种。
(2)文房四宝毕业设计扩展阅读：
文房四宝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文房四宝”所指之物屡有变化。在南唐时，“文房四宝”特指安徽宣城诸葛笔、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纸，安徽徽州婺源龙尾砚。
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则特指宣笔（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县)、宣纸（安徽宣城泾县)、歙砚（安徽徽州歙县）、洮砚（甘肃卓尼县）、端砚（广东肇庆，古称端州），元代以后湖笔（浙江湖州）渐兴，宣笔渐衰，改革开放后，宣笔渐渐恢复了生机。
毛泽东常说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毛泽东一生非常热爱书法，对毛笔及墨、纸、砚“文房四宝”特别爱护珍惜。他常说:“我用‘文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战争年代，从江西根据地到延安，他一直把晋唐小楷等他阅读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边。他交待警卫员陈昌奉:“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先把‘文房四宝’摆放好，随时让我工作学习。”除了批阅文件，撰写文章，毛泽东一有空，就会抓紧时间练习书法。他说:“习练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
红军长征时期他在遵义县北的娄山关，见一石碑上刻的“娄山关”三字不仅写得苍劲挺拔，而且石工刻得也如眼前峻峰峭壁，堪称佳作。他在这块石碑前停留良久，感叹再三，他反复揣摩，不断用手比划运笔，嘴里说着:“可惜这碑不知出自哪朝哪代哪位名家之手啊！”
有一次，在一座庙里见到许多书法造诣很高的碑文，毛泽东也抽空研究。他说:“中国的庙宇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很有价值的书法作品，称得上是书法艺术的宝库。”
3. 谁能说说文房四宝的具体使用方法
标签： 文房四宝 砚台 蔡伦 造纸 石墨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是中国古代文人随身必不可少的四样文化用具。它既是写作的工具，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且更是一种文人精神的体现；由此派生的“文房文化”也成为反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粹。文房四宝也成为收藏界的一直关注的对象。
笔：一般的说法是“蒙恬造笔。”但从历史的考证，中国出现“笔”的历史至少还要上溯到周代。《尚书》记载说：“玄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列国对于“笔”的称谓也各具特色。楚国称之为“聿”，吴国谓之“不律”，燕国叫做“拂”，唯独秦国称之为“笔”。秦始皇统一天下，李斯做宰相，他们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统一了货币，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之一的“笔”，猜测也在统一的范畴内。“蒙恬造笔”说也并非子虚乌有。早期的笔以“兔毫”为主流，在汉朝的时候，已经相当的普及，不过由原赵国人制作的“兔毫”是质量和书写使用舒适度最好的。王羲之的《笔经》说：“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唯有赵国毫中用……”从那时起，人们对于笔的喜爱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笔也常常作为一种礼物而相互赠送，同时也成为了给帝王的贡品。作为皇家的御用，笔也和寻常百姓不同，《西京杂记》说：“汉制，天子笔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又说：“天子笔以错宝为跗，皆以秋兔之毫。”当时的制笔工艺主要体现在对固定兔毫的笔管和装盛笔具的匣子上，每每不吝黄金美玉象牙玛瑙，“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对于文人来说，能够得到一支好笔，也绝对是人生的一件乐事。所谓：“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有一支好笔，可以是写作者获得了一半的成功。盖“笔者，述也，谓述事而言之也。”对于笔的作用，后汉时期的李尤的“笔铭”说的最为透彻：“笔之强志，庶事分别。七术虽重，犹可解说；口无择言，驷不及舌。笔之过误，衍尤不灭。”后来的白纸黑字，大概就是从这来的。用笔能够不慎重？
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子叫做“晦”。古书对于“墨”的发现史没有什么记载，曹植的《乐府诗》说：“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用木炭做“墨”的原料是其中的方法之一。还有采集石墨来制作“墨”的，所谓：“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又：“筑阳县有墨山，山石悉如墨。”大约是好墨的制作和来源不易，所以，古时，墨可作为一种恩赏，也可作为一种贡品。《汉书》记载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文献的记载好像是在战国和秦汉之际，文人书写不易，一是没有纸张，而是缺乏墨。所以才频繁有神仙给当时的名士贤达送纸送墨的传说，比起当今来，那神仙们也实在寒酸的紧。墨的重要性也并没有计算机的出现而消失其使用市场，就打印机来说，如果没有墨，也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已。讲究的“合墨法”说：“以珍珠一两，麝香半两，皆杵细，后都合下铁臼中，杵三万杵，杵多愈益，不得过二月九月”云云。不仅如此，墨还被聪明的中国人用做治疗疾病，著名的京墨，一直是用作止血的良药。不过现在的临床上已经很罕见用到这味药物的。书法艺术是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一，一幅书法作品的水品评判，从其中一个方面来讲就是看作者对笔和墨的熟练使用程度，所以对于一个书法家的一生，也常常用“笔墨春秋”四字来加以总结。淡淡的墨香，总是会给人一种清雅的遐想和对岁月恬静的回忆。
纸：尽管最近的报道对于蔡伦造纸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而且随着考古的发现，特别是对敦煌地区的考古发现，纸张的发明可能在汉代以前就开始有了。但是这似乎并不能完全消亡我们对蔡伦的敬重。和同为宦官出身的郑和一样，蔡伦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历史有贡献的宦官之一。更多的宦官则是奸诈、弄权、贪婪等的象征。记载说：“伦，汉顺帝时人，始以渔网造纸。”他的造纸方法可能是简便了以往的造纸工艺，包括对原料的易得性。所以为后人所推崇和敬仰，其后出现的麻纸、谷纸等都是根据他的方法来改进的。后梁的宣帝写了一首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纪事，宁同渔网时。”至少他是对蔡伦的贡献表示怀念的帝王之一，难得。而“汉朝渔网”说的就是蔡伦造纸的事情。之所以称之为“纸”，以为： “纸，砥也。谓平滑如砥石也。”
砚台一直是文房四宝中最为重要的收藏品，其价格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三宝。原因之一大概是砚这种东西的制作可大可小，制作原料可以是纯银，可以是锻金；其现状可方可圆，不必特别拘泥于一端，作为随身之物，大约最能反映物主的性格和抱负，也多在其上刻写文字，所谓“砚铭”。王充为写《论衡》在他的家中放满了笔砚，这样不论走到哪一间屋子里，都能及时将心中所想立刻记录下来。据说在仓颉造字的同时就有了 “砚台”，所谓：“顾寻斯砚，乃生翰墨；自昔颉皇，传之罔极。”魏繁钦的赞美砚台的一篇文字可以表明其对砚台的喜好之情：“方如地象，圆似天常；班彩散色，沤染豪芒。点黛文字，跃明典章。施而不德，吐蕙无疆。浸渍甘液，吸受流光。”标准的砚台的制作，要充分体现方圆的结合，所谓天方地圆，大道生焉。比如整体是方形的，那么其砚池就应当做圆形；反之亦然。对于砚，谈不上喜欢和鉴赏，不过大学毕业的时候，父母曾送给我一方砚台，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胡涂乱写的，那方砚说来也还真的有一定的份量，我不知道是否是端砚，但是年代应该比我大才对。很少用它来磨墨写字，在我看来，总得找一块好墨，一张好纸，还要有一直好笔，再有一个好心情，才能使用。否则岂不是辜负了那砚台的美意。不过，收拾房间的时候，时不时会抱起她摩挲一番，此时似乎只有用心静如水可以来形容感受。
对于文房四宝，我的确没有什么研究，也很少注意什么。不过是因为看了几天古书，那书上对此四物记载详细，而且是作为一种必备的知识在宣扬。在谈道的时候，好像孔子曾说过“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话，恰好看到了晋朝郭璞写的：“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纬天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他写这段话是赞美笔的，不过我借用他的诗篇，来赞美文房四宝，算是结语，也算是对文房四宝重新认识的开端。
4. 急，求文房四宝包装盒详细制作尺寸！！！
包装盒外面的图案是其次，关键是你要清楚包装物的尺寸才好制作盒子的尺寸，做这个你要先清楚盒内的东西有什么，除了笔墨纸砚这些东西还有没有放这些东西的底托，外盒制作很简单的，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5. 喜欢中国书画的进，喜欢书法的您对文房四宝的包装有什么要求
不错的意见啊，可是你不知道市场上有卖的那种工具箱吗？好几层的，都可以放东西的。你说的那个包装感觉应该是平面设计里的吧？就是包装外表吧？而你说的这个包装……好像不是特别对题啊。我们外出画画的时候都习惯带工具箱的。买书画用品的地方有卖的。你可以去看看参考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6.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因为中国古代文人要经常使用毛笔、墨、宣纸、砚台,它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
日军南京大屠杀杀了34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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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资料。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日军围南京城的几天，不断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 他们能安居乐业”。同时日机大量散发优待证劝守军交枪投降∶待凭证（绝对不杀投诚者）凡华军士兵，无意抗战，竖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诚归顺 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聪明士兵，盍 兴乎来？ 日本军司令部印
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更散发传单劝守军总司令不战而退， 并保证“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1 2月12日唐鉴于大势已去，乃请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国际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博士 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战，但为时已晚，无由实现。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两位安全区委 员（其中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日 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 二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于12月19日 给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 “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 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 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 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 堆积着死尸。”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日军入城三天后，即雇佣100到2 00工人开始清除死尸，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工作 ，收埋尸体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12月26日开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内仍是到处 死尸，德国大使馆罗森秘书于1938年3月4日自南京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 （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例如在大使馆邸附近主要 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 时期集体处决的。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 见零星尸体。 ” 郭岐营长于1938年3月11日同教导总队睢友兰团长夫妇等11人搭渔船 逃离南京，报导离南京不远登岸时所见∶ “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 月，遍野死尸，无人过问处理。” “南京大屠杀”的初期，以人数而论，集体被屠杀包括放下武器的战俘和逃难 的难民比较多，零星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比较少。正如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 ∶“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梅奇牧师于1938 年1月5日同贝德士谈话时提到，直到那天各领事馆人员还不准回南京城。并说∶ “自从日军入城便屠杀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现在还在继续，机关枪 仍不停地响。很多的时候他们懒得用枪来射杀，而用刺刀一个一个把受害者捅死。 ”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 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我们前已提到随军 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 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 “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 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 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 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 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这两位 “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 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 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7. 喜欢中国书画的进，喜欢书法的你对文房四宝的包装有什么要求
我也常常这么想，在家里都觉得很不方便。但只想做了自己使用。不同的人具体的需要差距比较大，比如有些人不写大楷，有些人不用墨汁，甚至习惯使用的砚台大小和摆放方式都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洗砚涮笔了。其实过去的人在这上也动了不少的脑筋，比如各种行囊砚和木制的文具盒，当然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8. 文房四宝的制作工艺
在唐代初期广东肇庆（古称端州）东郊羚羊峡栏柯山的端溪一带，就出现了依靠采砚石、生产端砚为生的劳动者。这里，滚滚东流的西江水，穿峡而过，直奔南海。夹岸丛山峻岭，气势磅礴，重岩叠翠。端砚名坑中的水岩（老坑）、坑仔岩、麻子坑、朝天岩、古塔岩、宣德岩......就错落的分布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中。生产的端砚慢慢地成了肇庆独有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并得到达官贵人和帝王将相的赏识。宋朝开始把端砚列为“贡品”，蜚声中外。
端砚之所以名贵，除了石质特别幼嫩、纯净、细腻、滋润、坚实、严密，制成的端砚具有呵气可研墨、发墨不损毫、冬天不结冰的特色外。还与其开采、制作的艰辛有关。一方端砚的闻世，要经过从探测、开凿、运输、选料、整璞、设计、雕刻、打磨、洗涤、配装等十多种艰辛而精细的工序。历代采石工人都是按石脉走向，顺其自然向深层采掘，从接缝处下凿。采出来的砚石如能有三、四成可用，已属难得。坑道向下倾斜、曲折蜿蜒，工人进出要下蹲弯腰，有些地段仅能容一人裸体匍匐爬行。古人云：“老坑匍匐仔坑斜，采石人同隔世赊。刈取紫云烦镂削，千金一砍未为奢。”
端砚制作工艺
端砚的发源地在广东省肇庆市黄岗镇白石村、宾日村一带。白石、宾日两村相邻，八成村民无田可耕，世代靠采石制砚谋生，如今这一带依然是端砚制作的核心区域。端砚的原料端溪石产于肇庆市东郊羚羊峡斧柯山和北岭山一带。
端砚创兴于唐初，唐代中期已风行全国，因下墨如风、发墨如油、不耗水、不结冰、不朽、护毫等优点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众砚之首。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端砚艺人不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严谨的制作工艺。端砚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主要有采石、选料制璞、设计、雕刻、配盒、打磨、上蜡等工序。端溪石大多不抗震，所以一直以来端砚生产的各个环节均为手工制作。
主要工序有采石、选料制璞(维料制璞)、设计、雕刻、磨光、配盒等。
采石：无米何以下炊？砚石是端砚制作的基础，坑洞不同，砚石的石质会有很大差别，端砚石坑大多不受震，自古以来都以手工开采。在开采中，要看清石壁，根据石脉走向寻找石源。
选料制璞：在山上采石是粗选，而第二道工序则是细选，去粗留精，去除砚石表面的瑕疵、裂痕和废料，剩下适合制砚的“石肉”，选料的师傅要懂石，能发现好的石品花纹，将砚石制成砚胚。
设计
它是从拿到砚石后，先进行设计后雕刻。设计的目的是将砚石中的瑕疵变成无瑕，以达到锦上添花的目的，增加其艺术价值，砚的设计要求“因石构图，因材施艺”，除了传统砚形砚式外，不要充分利用天然石皮，汇集文学、历史、绘画、书法、金石于一休，可以说是将砚升华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品的重要环节。
雕刻
端砚的雕刻上端砚制作过程中砐其重要的工序。要使一块天然朴实的砚石，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就需要创作设计和雕刻的过程。这个过程处理得当是锦上添花，处理不当就会画蛇添足甚至弄巧成拙。故雕刻艺人要对砚璞因材施艺，因石构图，还要根据据璞的石质，去粗存精，认真构思，并考虑题材、立意、构思、形制以及雕刻技法如刀法、刀路。雕刻端砚要线条清晰，玲珑浮X，一目了然。端砚雕刻主要有深刀（高深雕）与浅刀（低浮雕）雕刻，还有细刻、线刻，适当的通雕（镂空）。
采用什么雕刻技法和刀法，要视题材和砚形、砚式而定。如要表现刚健豪放的多以深刀雕刻为主，适当穿插浅刀雕刻和细刻，要表现精致古朴，细腻含蓄的，则以浅刀雕刻，细刻、线刻为主。总之，细刻和线刻均属“工精艺巧”之“工精”部分，细刻要求雕刻精细、准确、生动，线刻则要线条细腻、流畅、繁而不乱，繁简得当。
磨光：首先粗磨，磨去凿口和刀路；然后再用滑石、幼砂纸反复细磨，到手感光滑为止；有些砚台要染墨，隔一天后再退墨；此外还要上蜡，过后又要退蜡。
配盒：端砚制成后，还要配备木盒，砚盒可以保护端砚，它自身也是一件艺术品，使得砚台更加古朴凝重。
端砚制作中的采石很关键，古代砚坑洞高约80厘米，采石工人只能蹲着、坐着或斜躺着采石，所用开采工具往往因石材所处环境而制，雕刻工具则因砚石的硬度、雕刻的技巧和题材需要而制。20世纪70年代前，这些工具多由采石工或砚匠自制。采石工具主要包括粗细不等的尖口铁凿、铁笔、铁锤、炮凿及灯等，雕刻工具主要包括锤、凿、凿卡、木钻、锯、滑石及工夫台等。
与众多传统手工艺一样，端砚制作也有自己的行业崇拜和行会组织。端砚艺人崇拜伍丁，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都要举行盛大的祭拜活动。端砚行是端砚的行会组织，艺人入行方有资格制作端砚。
端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人文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机械生产冲击着手工端砚制作，传统记忆的传承方式导致工匠后继乏人，只有认真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切实保护和延续传统端砚制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