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古代音乐的论文
http://www.ccnt.com.cn/music/chwindow/culture/yinyue/other/gdyy.htm
❷ 论文 中国古典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1000
音乐作品鉴赏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院 系: 商 学 院
班 级: 08广告学本科班
姓 名： 谭 巧 玉
学 号： 081105045
指导老师: 肖 春 晓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内容提要：《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个在我国流传已久的爱情故事，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名。故事女主角祝英台系祝家庄祝员外之女，在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的途中邂逅了同样赴杭求学的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并在随后的共同求学生活中互相倾心。无奈祝员外已将英台许配给太守之子，梁山伯抑郁成疾，不久身亡。祝英台悲恸不已，誓以身殉。最终与梁山伯化为双蝶，自由而去。这是一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以这个故事为蓝本，以音符诠释了作曲者对于这个美丽故事的理解。我的鉴赏主要从《梁祝》传说、作曲者的背景资料、以及在乐曲演奏过程中所表达出的情感变化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关键词：音乐鉴赏 梁祝
正文：
《梁祝》是一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正是以其为创作背景。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于1959年。作者是何占豪和陈刚。何占豪熟悉小提琴和越剧音乐，陈刚则较全面地掌握各种作曲技法。在创作《梁祝》时，他们都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陈刚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
为了探索我国交响乐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两位作者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破除迷信，勇于实践，选用了我国广大群众所熟悉的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爱情故事为题材，以越剧唱腔为音乐素材，采用了协奏曲这种外来体裁，吸取了我国戏曲音乐中丰富的表现手法。迷人的旋律、生动的音乐形象、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地方特色，使这部作品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中，被广大群众深情地称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在音乐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三十年来，它飘洋过海，飞往世界各地，先后在苏、美、英、法等国演出，得到了世界乐坛的高度赞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香港，它连续四次荣获金唱片奖与白金唱片奖；在国外，这首乐曲被称作“蝴蝶的爱情”而广泛传颂，受到不同肤色人民的欢迎。
乐曲开始是引子。简短的引子音乐，给我们展现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
随后在轻淡的竖琴伴奏下，独奏小提琴显得纯朴、甜蜜而深沉，表现了梁山伯、祝英台真挚、甜美的爱情。接着，大提琴奏出的旋律与独奏小提琴形成对答，这段音乐感情深挚婉转，为我们展现了梁祝草桥亭畔深情结拜的动人情景。对答以后，乐队的合奏再现了爱情主题，充分展示了梁祝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信念。接下来由独奏小提琴奏出由主部到副部的过渡段音乐，末尾引出活泼、明快的小快板，这段欢跳、轻盈的小快板与温柔、深情的爱情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着是独奏小提琴与乐队交替出现。这段音乐时而明朗欢快，时而温柔幸福，时而热情奔放，使我们自然联想到梁祝三载同窗、朝夕相处的各种生活画面：他们或是欢歌笑语，或是促膝长谈，或是追逐嬉戏，或是脉脉含情。这段音乐再一次从不同角度充分体现了梁祝之间纯真无间的学习生活和逐渐萌生的真挚爱情这两个生活侧面。
音乐转入慢板，独奏小提琴奏出了由主部爱情主题变化而来的似断似续的音乐，它表现了祝英台羞怯、有口难言的内心感情。接着，由小提琴、大提琴奏出缠绵而深情的对答旋律，它将梁祝十八相送、长亭惜别的难舍难分的情景惟妙惟肖、细腻亲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诗情画意，引人遐想。
突然，低沉、阴森的锣鼓声，暗示了不祥的预兆。乐队奏出刻板、重复的音调，把我们带到了一场悲剧性的抗争中。接着，由独奏小提琴奏出了祝英台惊惶不安和悲痛欲绝的音调，表现了祝英台对封建礼教誓死不从、挺身反抗的英勇精神。接下来，祝英台的抗婚音调与残暴的封建势力音调交替出现，形成了矛盾的焦点，最后推展为英台惨烈抗婚的悲愤场面。紧接着这激扬、卓烈的抗争旋律之后，全乐队奏出一个较明朗的音调，这个音调取材于前面结束部中十八相送的旋律，它代表了善良的人们幻想的希望之光，形成了全曲的第一个高潮。可幻想瞬间消失，刻板的音调再次出现，它预示封建统治重如磐石，善良人们的美好希望难以实现。
音乐转入慢板，独奏小提琴奏出委婉的曲调如泣如诉，揪人心肺，与大提琴再次出现对答，描写了梁祝楼台相会互诉衷肠、沉痛哀怨的情景。
板鼓突然闯入，声声的敲击声，造成了紧张气氛。音乐时而激昂，果断，时而低回，幽咽，把祝英台面向苍天对封建势力的罪恶进行愤怒控诉和泣不成声、悲痛欲绝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祝英台指天踏地发出最后一声呼喊时，锣鼓管弦齐鸣，英台纵身投入坟中，全曲达到了最高潮。
音乐又重新出现安详、宁静的气氛，长笛再次奏出引子部分的乐句。这时，小提琴抒情而缓慢地再次奏出爱情主题，更增添了朦胧的仙境色彩。这里，作者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示了人民的善良理想，仿佛严冬已经过去，明媚的春天又来到了人间，一对彩蝶相依为伴，在万花丛中翩翩起舞，他们时而翻飞、时而憩息，十分逍遥自在。这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化身，他们生前不能结为夫妇，死后也要比翼双飞。
最后，全乐队齐奏爱情主题，它又似汪汪洪流倾泻而出，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梁祝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乐曲表现了梁祝这对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强烈反抗精神，歌颂了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欣赏这首乐曲的同时，也达到了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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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知识创新"的思考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面对新世纪“知识创
新”的学术潮流，如何寻求它的时
代定位，已经成为每一位新世纪
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时代课题。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这一学科
的成熟与发展，是综合文学、史
学、音乐学学科知识而实现的。如
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方
法及其成果就是以历史学、文字
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乐
器学、音乐形态学、古谱学、古音
韵学等多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运
用与整合为基础的，其所表现出
的“知识创新”意识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面向21世纪的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在“知识
创新” 的潮流中可能会出现如下
一些趋势：
1．“知识更新周期”将会进
一步缩短。在21世纪人类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历史节奏将表现出
较前代越来越迅疾的趋向，生产
发展越来越迅速，经济往来越来
越频繁，科学发明越来越密集，历
史节奏的这种急骤演进，是与知
识经济时代生产关系诸因素的推
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24 <音乐研究>季刊
中，新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生
产周期相应缩短，越来越多经历
过重构的知识成果呼唤着社会的
检验；新的音乐史实的发展演变
也迫切要求得到描述和展示。刘
再生先生在论述20世纪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时曾有统计：“自
1922年第一部叶伯和的《中国音
乐史》诞生至本世纪90年代，中
国音乐史著作总共出版了四、五
十种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部
著作问世。”①即使如此，目前我们
仍感到已出版的史著中所能囊括
的史学新成果还不敷应用之需
要。例如出版于1985年的《中国
音乐词典》至今未能得以修订，而
1992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续
编》中的许多人物词条，情况也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均已不
大适应当前的应用(近闻人民音
乐出版社已出资赞助该词典的修
订，我们期待新版《中国音乐词
典》的尽早面世)。此外，在经过
20多年的学科发展之后，音乐史
学界该当有普遍吸纳综合创新成
果的史著问世了。
2． 随着知识体系的立体化
发展，知识传播途径向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面呈多元发展的趋势。
迅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
在研究中产生的古代音乐史学成
郭树群
果，立体化地快捷传遍千家万户。
所谓立体化，是指成果的图、文、
形、声融为一体的电子展示方式。
那些以音乐图像学、考古学、乐律
学、文献学、民俗学、民族学交叉
研究而产生的音乐史学成果，如
今可以很容易地在网络上融合为
一种面貌全新的音乐学知识载
体，供人们利用。据已发表的我国
数字化图书馆技术信息，北京数
字方舟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关于
信息源加工、存储、检索的产品，
每分钟可以全自动扫描录入图书
资料160页(双面)，每天可处理
图文50万页，而且采用了国际通
用的先进图像压缩技术。这对于
我们所期待的音乐学知识电子
化、立体化前景的实现，无疑充满
了一种振奋的激情。在过去的日
子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领域已出现了一些很受欢
迎的电子读物。例如王子初、冯光
生、韩宝强主编的《曾侯乙编钟》
(光盘)，修海林参与主编的《中国
古典音乐欣赏》(系列CD盘)，方
建军研制开发的《金石之乐：中国
音乐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
(D刘再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
数据库软件等。
3．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教
材呈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面
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将向着全
社会的终身教育方向发展。各级
各类人才对音乐学知识的需求更
多地来源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科
书。为此中国音乐史学教材文本
的多样化，将是音乐史学工作者
予以关注的。各种类型的音乐史
学课程教材，应当注意体现新的
特点。有人将其归纳为：(1)要体
现一种历史的兼容性(即应充分
体现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
(2)要体现一种时代的涵容性(即
应涵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提出的
新问题和获得的新成果)；(3)还
应体现逻辑的展开性(即应注意
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念发展的
逻辑体系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
一)。①
4．面对21世纪，“文化的整
合”、“知识的重构”恐怕是常议不
衰的话题。就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来看，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我以
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应对
这种文化涌潮的重要方面。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在我国人文学科的
大家庭中，无疑应属于“年轻的一
代”，其具有突破意义的发展，当
在2O世纪8O年代以后，即许多
史家所认可的近代音乐史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学科发展历史的
浅近，使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稚嫩
仍在所难免。因此，对于基础理论
研究的深入拓展，就犹显必要。例
如就中国音乐文献学、“曲调考
证”一类研究而言，其创新和突破
都还存在着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
弱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古代音乐
文献学学科范畴，虽已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进展，但在中国传统文
献学的框架体系内，如何突出音
乐文献学的特点；在音乐文献学
的学科理论研究，音乐文献的编
纂、出版，音乐文献的目录、版本
研究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文献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就“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而
论，如果对于中国乐律学、中国古
代音乐、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研
究做的更系统一点，恐怕黄翔鹏
先生的研究也不会显得那样艰
难，以致发出愚公移山式的慨叹：
“反正先生做不完的，学生接着做
嘛，我做不完还有下一辈⋯ ⋯”②
鉴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这种实
际状况，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
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基础理论
研究的拓展，恐怕还会出现蓄势
增强的状况。
面对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的种种发展趋势，史学工作
者能否具有应对能力，这也不能
不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展望而予以
回答的。
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
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世纪末的近
3O个年头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工作者在守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
的跋涉中，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创新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文献资料类著作言，冯文慈先
生点注的《律学新说》《律吕精
义》，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
志校释》(第一、二分册)、萧炼子
的《宋书乐志校释》、王昆吾和任
半塘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
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
资料》、吉联抗先生的《中国古代
音乐论著译著丛书》、修海林的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的
《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音乐研
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郭树
群、陈其射、王子初、李成渝合编
的《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
还有尚待出版的《历代乐志律志
校释》(第三、四、五分册)、《古乐
书钩沉》《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
料》《乐府诗集笺校》等等，它们勾
勒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文
献学框架。以研究成果类的专著
而言，王子初的《苟勖笛律研究》、
崔宪的《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
其律学研究》是直指中国古代音
乐史学重要难题的攻关之作；而
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陶
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郑
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
论》、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
育》则属于填补空白的开拓性学
术著作；此外具有开拓意义的学
术专著还有丘琼荪的遗著《燕乐
探微》、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
乐器综论》、吴钊的《追寻逝去的
音乐踪迹— — 图说中国音乐史》
等。王子初等主编的《中国音乐文
物大系》多卷本，则以新的音乐史
料系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支持。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黄翔鹏
先生的《乐问》，更以时代的学术
创新风范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
“知识创新”提供了广阔天地。同
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托起这些重
要专著的则是数以千计的具有创
新意义的学术论文。它们共同构
成了21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
① 孙正聿《教材建设新理念》，《光明Et
报))2000年9月27 Et。
② 郑祖襄《把“没有音乐的音乐史”变为
有可听作品的音乐史》，《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2期。
2001年3月第1期25
“知识创新”的基石。
就学术的发展来看，虽然交
叉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
间，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却不
能被学术发展趋于综合的潮流所
替代或置换。近期，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这种倾向。郑祖襄先生谈到：
“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文化的独特
性决定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是一
门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① 修海
林先生谈到：“音乐史作为严格的
历时科学，其主要的任务，仍然是
在历时性的叙述中，依着纵向的
历史发展脉络，追溯古今，在久远
漫长的文化变迁中叙述音乐的发
展。”② 冯文慈先生则在提及了解
我国古代音乐文献时，要打开历
史的视野，“对音乐文化的观念持
有符合我国实际的辩证发展目
光，注意避免以现代的音乐文化
观念切割历史，特别是不能以现
代西方的音乐观念来圈套我国历
史。”固在这世纪之交的学术发展
中，这种学科的自主意识为中国
古代音乐史学的创新发展如何走
稳自己的路，起到了时代的定位
作用。修海林先生近期的文章《在
历时中展开共时— — 为中国音乐
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使我
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知
识创新”得到新的启示。它要求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工作者“随时注
意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剖面”；
要注意“音乐与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活动方面诸因素在共时
性文化空间中的相互影响和制
约”；而我们以往则“比较重视对
纵向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以及揭
示其中的某种规律，但是对于历
史上处于某一共同状态下音乐生
26 <音乐研究)季刊
活剖面的分析，对其中某一类音
乐文化模式的研究却用力不足。”④
显然，这一新途径具有以知识重
构为特点的创新意义。此外，项阳
先生近年的力作《中国弓弦乐器
史》，在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
音乐考古学等不同层面上，营造
了中国弓弦乐器不同历史时段共
时性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国弓弦
乐器历时性发展的史实因此而更
为充实、丰富；洛秦先生主张音乐
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沟通，为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思
路；这些学者的努力都为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的“知识创新”提出了
新的思考。
20世纪末叶，中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还经历着研究人才的新
老交替过程。作为中国音乐史学
第三发展阶段的见证人，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前辈学
者杨荫浏以及吉联抗、蓝玉崧、夏
野、金文达先生以宏富的知识财
富，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全部的
贡献；我们也承受了黄翔鹏先生
闪烁着创新精神的学术甘露，并
令人震撼地目睹了他由于事业未
竟而难以泯灭的心灵之窗，也依
然在接受着尚健在的前辈师长惠
及后学的心灵滋润；当然，我们也
经历着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崛起在
新的学术起点上的激动。如果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第一代学
人的学术起步还是空谷足音，那
么第二代学人的努力就使得学科
建设及其成果具备了相当的规
模，而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则已处
于规模初具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
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具备
博士学位学习资格的第三、四代
学人已基本走出了单一师承关系
的教育途径，相当一些人具有跨
学科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这
样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明显地趋于
全面，在治学方法上则更为丰富。
特别是在经历了90年代初商品
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代学者相
继寻找到自己恰当的社会定位，
他们的学术潜能正在良好的拓展
环境中孕育、催化。为此，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知识创新”的良好前
景，正将由这一代学人描绘。正如
蓝玉崧先生数年前讲的“芳林新
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中
国古代音乐史学之林，将会在这
蔚为壮观的新老传承和交替中，
在群体的互为支持中，根深叶茂，
惠及人间。
(作者附言：本文不是中国古
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综述，所
涉人物及成果是依思路所至而提
及的、本人认为能够说明“知识创
新”论点的一些例证，偏颇或疏漏
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行指正。)
作者单位：天津音|乐学院
①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墓)( 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 为
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
音乐)2000年第2期。
③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目录概要
(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❻ 那里有关于古代音乐史的论文
光辉的开端
（史前时代—前16世纪）
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说黄帝时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来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说法，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不合。）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枣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之前，中国音乐一定还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以千年还是以万年计，现在难以猜测。
除骨笛外，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乐器分布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也很大，说明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钟、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埙和哨，还有与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称为“筹”）的乐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间。
埙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乐器，用土烧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种变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头，中空，顶端开一吹孔，胸腹部开一个或数个指孔。埙是除骨笛之外，已发现的原始时代乐器中唯一能确定地发一个以上乐音的乐器，原始时期的埙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出2-4个音，(这很可能与在不大的蛋形的埙上开孔，比在管状的笛上开孔要难以计算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音阶发展的进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国音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关系；当今有学者指出，那就是从只能发两个音的一音孔埙起便一再被强调的小三度音程。这一观点对于认识中国音阶的发展，音阶音之间的律学关系，乃至中国的七声音阶仍以五声为骨干现象的内在机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岩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
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
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我们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我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钟鼓之乐（1）
（前16世纪—前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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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年左右，跨越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统一中国。它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商代，西周以后则属后期。这两个时期既有共同之处，即以“钟鼓之乐”为主，又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商代活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商代的另一个社会特点恰恰是崇尚乐舞。商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
❼ 跪求一《中国音乐历史与审美》的论文作业，题目是为自己喜欢的一首中国歌曲赏析，谢谢了！！
《烟花易冷》风格上和以前的中国风作品略有改变。
这首歌不再如《东风破》、《青花瓷》、《本草纲目》和《兰亭序》那样把玩、观赏一种中国文化，而是登上了更高的视角去感悟、品评历史，这种高度已经远超其他音乐人。史册如此残酷，人性如此渺小，瞬间的美好只能在浮图塔、伽蓝雨中魂牵梦萦。红尘滚滚而过，绚烂多姿的烟花，雨打石板，铿锵回荡着金属的质感，如同兵器撞击，却化作了美妙的音符。
歌曲前奏清婉舒缓，眼前几朵烟花绽放，渐渐陨落，还剩下星星点点，如流星雨般滴落人间，绚烂的烟花逃遁空门之中，这分明是一个现代人在历史的天空下孤独的伫立，他长着一双古代文物的眼睛，一睁开便看见了眼前的苍凉，回想起当年的繁华。又仿佛一缕缠绵不尽的幽魂，在执着追寻绝世情缘，从古代，直到现在。
试问，历史在记录下丰功伟业时，有谁垂询过个体的感受？ 艺术家们光从书本上神游是无法得到这种对历史的别样感触的，周杰伦、方文山两人以历史驻足者的姿态，努力沉浸进去，俨然逆旅过客。通过音乐的形式把感触如迷彩烟花般释放出来，配合得天衣无缝，显示了周、方两人境界上至高的追求。
匆忙的吉他、凝重的钢琴，西方乐器用来演绎东方文化，格调却如此和谐。
用凄美爱情故事烘托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体现的是对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醒悟。脱去了欲念的外衣，把脱俗展示给红尘，使浮华的现代有了深度，浅显的欲念自惭形秽。这正是周杰伦跨时代的真正内涵。他在用冷静的思索，来展示对尘世间奢华的认识，禅语佛曲中流露出的全部都是现代的灵动。体现的是对理想、人生、古今的深刻卓见。
周杰伦对音乐的理解，对音乐的追求，对人生成就的理性思考，走过一个又一个巅峰，高处不胜孤独。看到的只是一缕稍纵即逝的影子，但这也是缘分，我们的缘分。
烟花易冷，伽蓝雨把当世的浮华浇灭，冷却，思索。
从洛阳伽蓝记的繁华描述折射到现在。守住孤城，实际上就是坚守自己的内心，守着思想能够捕捉的刹那间掠过的最高点，最美处。 不冷烟花 整首歌的中国风形式，境界上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更加高超。周杰伦的中国风形式绝非简单的“耍酷”，是对一个重大的历史变迁，大的时间旁观去进行感悟评判，从嘻哈到中国风弥漫，随后到了现在，一种更宏大的到了极致的文化味道。这种境界的追求意境登峰造极，四顾无人，只有周方组合，看腻看淡之后，才可能超越。
可能这种极致又会再延续一两年，但很明显，前方已经没有更恢宏的道路了。之后需要从新界定，从虚无走向写实主义道路才能突破，不然自己都会觉得很空，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从雨果的浪漫主义到狄更斯的现实主义，真正的音乐大师都要玩这路子。
周杰伦若是仅仅玩票倒也罢了，那他自然就在伽蓝、东风、青花里边颠倒迷离，自己把自己玩得转；如想再有深层次突破，粉碎虚空，那么自己的过去的层面就要被踩在脚下，必须走写实主义中国风的新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这条路走好。很多人写实、民谣、摇滚等大都比较形而下，周、方两人这种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以及宏大构筑的艺术风格却仅见，现在，只好等周、方能够跳出伽蓝雨的巅峰把音乐推向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