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论文关于刑法参考文献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
（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
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
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
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
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
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
（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
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
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
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
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
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
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
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
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
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
（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
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
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
（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
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
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
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
参考文献：
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
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
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
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
[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
[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
[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
[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
[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
[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Ⅱ 秦朝的计脏论罪是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对以赃致罪的惩罚 ,皆以赃物的多少与价值的高低为定罪依据。
Ⅲ 刑法毕业论文，题目是玩忽职守罪研究。
玩忽职守罪是渎职犯罪的一种，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管理制度，是一种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的犯罪。它不仅直接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同时妨碍国家方针、政策、法律的贯彻实施，破坏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刑法都把这种犯罪作为严厉惩治的对象。1979年刑法对这种犯罪作了专条规定，并在众多的刑法补充规定和行政、民事、经济法律、法规中作了重要的补充，1997年修订刑法在总结十多年立法、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玩忽职守罪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形成了一类犯罪，除概括的玩忽职守罪外，还有七种特别规定的玩忽职守罪。虽然新刑法颁布后，将一部分从该类犯罪分离出去了，但玩忽职守罪现可以说仍是个口袋罪，有关法律规定少而笼统，在实践中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例如玩忽职守罪客观要件的界定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争议，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准确依法惩治该类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主要从玩忽职守罪客观要件的玩忽职守行为、重大损失、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玩忽职守行为
1、行为形式
关于玩忽职守行为的基本形式，理论界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玩忽职守行为是否包括作为。一种观点认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职责”的行为方式不作为，不包括人微言轻形式。其理由是，玩忽职守行为的主体不负责任，行为消极。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方式既可以是不作为，也可以是作为。理由是，在玩忽职守行为中，有的是行为人负有刑法要求必须履行的特定义务，行为人能够履行而不履行，是不作为；有的则是行为有不正确地实施了积极的行为，是作为。玩忽职守行为究竟应否包括作为形式？我们对上述两种观点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上述第一种观点以玩忽职守行为的主体不负责任、行为消极为由排除作为形式，立论显然失当。首先，行为的积极与消极并不是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主要标准。尽管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是以消极的行为或者身体的静止表现出来的，但在某些不作为犯罪中也包括一些积极的身体动作。因此，身体举动不等于作为，同时，不作为也不等于身体静止。其次，玩忽职守行为并非都是消极行为。玩忽职守行为是指“不履行和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其中，“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固然是消极行为，且属于不作为，对此殆无疑义；而“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则难说是消极行为，因为尽管行为人不认真，但却具有履行职责的行动，显然属于积极行为。第三，“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虽然没有达到职责要求，但毕竟不是不履行职责，应当说，这种玩忽职守行为的表现形式属于作为。可见，第一种观点难以立足，而第二种观点则于法有据。
综上所述，玩所职守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其中，作为形式的玩忽职守行为是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了与其职务或者职责相背离的并致使国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不作为形式的玩忽职守行为是指行为人不履行法律要求履行的职责义务并致使国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简单说，说是按其职守该做的他却没有做。一般来说，未尽职守的玩忽职守行为是通过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不履行职守和撤离职守的玩忽职守行为都是通过不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2、不履行职责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具体认定
笔者认为认定不履行职责及不正确履行职责行为，关键在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的认定。对此，主要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具有多样性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职责，一方面标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一定的职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义务。当然，这种义务仅仅是只与其在国家机关中所担任的工作或所处的地位有关的义务，而不包括一般的道德义务或者作为党员应遵守的义务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涉及到许多方面，其玩忽职守行为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可能表现为千差万别，对此，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制度一般都有相应的规定。如《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职责，《检察官法》规定了检察官的职责，《人民警察法》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权、义务和纪律，等等。因此，不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其职责各不相同，确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必须以有关规定为依据，而不能想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个系统的国家机关，尤其在同一个部门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方面他们的职责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如只要是人民警察，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具体分工不同，他们的职责又不尽相同。如民事审判法官与刑事审判法官、反贪部门的检察官与起诉部门的检察官、巡警与刑警，等等，他们具体工作各不相同，其职责内容也一定的差异。所以，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既要注意共性，也要注意区别。
（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具有条件性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而是随客观情况不同可能有所变化的，对此，一些法律、法规或规章中甚至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公安部颁布的《公路巡逻民警中队警务规范》规定：公路巡逻民警纠正违章时，应当指令驾驶员靠边停车或者在不影响交通的地段停车。但是，遇雨、雪、雾天或者路面结冰时，对违章车辆一般不予追随或者指令违章车辆停车接受处理，但可以通过喊话等，提醒驾驶员改正。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里的“经审理认为”显然是指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从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中，发现相关的证据证明案件涉嫌经济犯罪，才能决定移送刑事审查，而并非检察机关理解的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提出案件涉嫌经济犯罪嫌疑，就必须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否则，任何在民事诉讼中举证不能的当事人都可能以对方当事人涉嫌犯罪为抗辩理由终结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判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一定的职责或者是否未履行一定的职责，必须结合具体条件进行分析。
二、重大损失
玩忽职守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司法实际中，对于玩忽职守造成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情节认定颇有争议，难以把握，不利于准确地打击此类犯罪。笔者试就如何认定“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
1、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含义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所谓公共财产，根据我国刑法第91条的规定，是指下列财产：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财产。所谓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根据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是指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二是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三是虽未达到前两种数额标准，但前两种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由此可见，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2、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
对于直接经济损失，有人认为这是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无须多加研究，但实际中关于如何认定损失问题往往是很复杂的，争论也较多。有人认为只要导致公共财产所有人失去了对公共财产的控制即可认定为损失；有人认为经公共财产所有人多方努力，凭自身力量已无法挽回公共财产的损失时即可认定为损失；还有人认为必须在公共财产所有人自身付出努力无法挽回损失时，再凭外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仍无法挽回损失，这样才能认定为公共财产的损失。笔者认为对于公共财产的直接损失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甄别认定：
（1）因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公共财产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某财政局副局长不正确履行职责，指使会计将本局财政预算外资金200万元违规借给某化工厂用于生产。不久该化工厂因雷击引起爆炸并燃烧，工厂顷刻间化为灰烬，直接经济损失达500万元，陷于倒闭，财政局借出的200万元血本无归，显然该副局长必须承担这2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玩忽职守责任。
（2）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被犯罪分子诈骗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如某机关行政科科长A，持100万元转帐支票与某公司经理B洽谈为本单位购买中央空调事宜，在B的“精 心安排下，”A不是认真审查B的资信情况、身份情况和合同条款，而是整天与B的公关小姐C厮混，致使C顺利地将A随身保管的支票100万元偷走交给B，B很快从银行全部取出现金与C逃之夭夭，经公安机关追捕仍未抓获。A的这种玩忽职守行为致使100万元公共财产的损失应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
（3）以合法形式转移公共财产致使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这是当前经济领域中常见的债务人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情况。如某镇机关干部甲在担任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任期间，多次违反规定给某乙放贷达80余万元。乙名义上将此款用于自己的私营企业经营，实际上却以现金形式提出后付给其女婿丙用于他另办的企业。农金会向乙催收贷款未果遂向法院起诉乙，乙以自己企业亏掉了为由不还欠款，而法院也苦于无证据证明乙将贷款转移给丙的事实而不能对丙强制执行，导致这80万元公共财产无法追回。实践中类似的还有将资产转移到妻子名下后随即搞“假离婚”，约定财产全部给妻子。这些以合法的形式转移公共财产，导致无法挽回的情形均应认定行为人玩忽职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因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灭失毁坏等遭受的重大损失。公共财产的灭失，其灭失时该财产的实际价值就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比较简单；对于公共财产的毁坏，需要通过专门机构对该财产作评估，通过公共财产被毁坏前的价值和毁坏后的实际价值比较，就能得出其实际损失情况，就可以认定其直接经济损失。
（5）因疏于管理或不履行管理职责致使本单位受到犯罪分子不法侵害而遭受的重大损失。有的领导干部对本单位的日常工作不抓不问，放任不管，对出现的一些违纪违规现象不追不究，对规章制度的落实没有具体措施，被犯罪分子钻了空子，致使本单位遭受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应认定为因玩忽职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某地税局局长对本局工作一贯疏于管理，甚至对财会人员贪污数千元的问题也不追究责任。1997年7月至1998年5月期间，局财务科长甲陆续将帐上150万元公款擅自借给个体户乙用于赌博活动，乙将150万元资金全部输光后逃跑，经司法机关多年缉捕仍无结果。甲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无疑，但是该地税局长也构成玩忽职守罪，他对造成本局150万元公共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6）通过法院诉讼程序仍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行为人因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失控的情况，通过人民法院诉讼途径来挽回经济损失是具有强制力的、最具实际效果的办法，如果通过这一途径仍然不能追回经济损失，应该说是别无他法了。因此，经诉讼程序无法挽回的损失可以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诉讼程序包括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和执行。实践中，笔者认为可以在执行过程中中止执行一次或对被执行人司法拘留过一次没有能追回执行标的的即可认定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
3、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
间接经济损失是由直接经济损失派生出来的，一般来说，产生了直接经济损失，往往也就会出现间接经济损失。如何确定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是否都能成为玩忽职守的定罪依据？实践中存在把握不准的情况，有的甚至不予认定，影响了这类犯罪的公正处理。笔者认为对于间接经济损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
（1）由直接经济损失核算出的银行利息。由行为人玩忽职守导致资金的流失，我们暂且不谈流失掉的这部分资金在运作过程中能产生多少利润（因为具有不确定性无法核算利润），但是从资金失控之日起至无法挽回止这期间的银行利息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计算的，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应该认定是间接经济损失。
（2）因玩忽职守未能将公共财产用于约定的投资致使违约而造成的重大损失。如行为人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未能如约投入到某个既定的项目中去，按照我国民法规定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如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如某民政局局长将本局拟作支付与客户签约购置设备的200万元贷款违规借给一企业使用，在合同交款期内（一个月）未能将此款从企业追回交给客户（一年后企业才还入该局），致使该客户诉该局违约，法院判令民政局支付客户违约金20万元，赔偿损失30万元，那么该民政局局长必须承担造成5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的玩忽职守罪责。
（3）因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灭失、毁坏后，经修理、重制、更换所需的资金。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对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严格管理，遵章守制，就不会发生意外，导致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灭失、毁坏等重大损失；而正是因为行为人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从而导致了正常运行中的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如机械、高新技术设备等的灭失或毁坏。要恢复正常运行就必须修理或更换，这就需要花费资金，这部分资金是额外的负担，就应认定其为玩忽职守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4）因企图挽回由玩忽职守造成的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的重大损失所列支的成本。因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和个人财产失控后，人们的心态总是企盼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办法尽可能地追回经济损失，在这过程中往往会开支掉不少费用，如本单位内部派人在追债过程中列支的差旅费、住宿费、补贴费等；在诉讼过程中列支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差旅费、住宿费、资产评估费、鉴定费等，这些费用应视为间接经济损失。
（5）因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经鉴定所须的加固费用。因房屋虽存在安全隐患但在未鉴定其为危房的情况下，该房还有使用价值，且所须的加固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应认定其为玩忽职守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4、正确认定“公共财产重大损失”应注意的问题
正确认定“公共财产重大损失”，对于严肃查处、准确打击玩忽职守犯罪，维护国家机关的形象和声誉，保障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1）玩忽职守行为与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客观危害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即使客观上存在行为人玩忽职守的行为和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
（2）严格区分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是一种“原始损失”，而间接经济损失是由直接经济损失派生出来的，是“派生损失”。两者的关系不能混淆。根据高检院《立案标准》的规定，严格区分这两者的关系，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3）要准确地、客观地认定间接经济损失，不能牵强附会地随意认定。如果因为存在直接经济损失就随意地估算尚不存在的、具有不确定性的间接经济损失，就势必会造成夸大对玩忽职守行为的打击面，不能科学地、客观地处理一些案件。
（4）要反对公共财产重大损失认定问题上两种倾向：一是主观主义，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草率认定；二是谨小慎微，对有证据证明已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左顾右盼，不敢认定。
（5）重大损失是否可以累计计算的问题。刑法中关于走私、偷税、贪污、盗窃犯罪的规定中，可以累计计算。但没有规定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犯罪可以累计计算。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在没有新的法律明文规定出台前，笔者认为，对于多个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累计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从实践情况来看，只有行为人的行为属于徐行犯，才将多个行为规定视为一个行为加以处理，如虐待罪便是如此，否则对于刑法上无独立意义的数个行为不能作为一个危害行为对待。因为徐行犯属于单纯一罪，必须按一罪论处，并应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判处与犯罪情节相适应的刑罚。数个在刑法上无独立意义的滥用职权行为或玩忽职守行为显然不属于徐行犯，当然不能适用徐行犯的法律适用原则，不应累计其社会危害性。但笔者建议以后立法完善时，可规定五年之内予以累计计算，以加大对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犯罪的打击力度。
三、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1、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因果关系概述
玩忽职守罪是结果犯，不仅要求行为人要有玩忽职守的表现，而且在客观方面还必须具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结果要件，玩忽职守行为与这一危害结果之间还必须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玩忽职守因果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客观存在和事实而发生，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发生的。当一种现象（他人的违法行为、自然力等，如犯罪分子李某绑架并欲杀害程某。）已经有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时，一个人的玩忽职守（如警察王某的不接警、不处警）本来与这个因果关系的锁链无关的，但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使负有特定义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个因果关系的锁链发生了联系。法律赋予负有特定义务的人采取积极的措施（警察阻止犯罪分子行凶），来防止危害结果的产生，中断这个因果关系的锁链，如果负有特定义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这样做，使危害结果的发生由可能性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那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就成为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就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2、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因果关系的特征
笔者认为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应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在于它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义务的关联性。杀人、强奸、盗窃，这些作为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身体举动与由其所引起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玩忽职守的这种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是指客观上违反刑法或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规定的不履行特定的作为义务的行为同危害社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与特定的履行义务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种履行义务，就根本谈不上不作为。如当一名法官，在遇到歹徒行凶杀人时，没有阻止救人，而是逃之夭夭，最终人被杀害，刑法也不能定这名法官构成玩忽职守罪。因为法官没有这一“职守”，相反巡逻警察则不同。
其次，还在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联系的间接性。作为的因果关系，其联系往往是直接的，例如枪响人死、刀起头落等。但在玩忽职守罪中，行为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引起的危害结果，还要借助于他人的行为和某种自然力的行为，就是必须存在某种中介条件，而且这一中介条件是引起危害结果所必不可少的。密云“云虹桥”游人跌倒后相互挤压，修水县余某的自杀，歹徒李某、杨某残杀程某，就是玩忽职守案中危害结果必不可少的中介条件。
第三，在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联系的复杂性。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其常常出现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的现象。前者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一个玩忽职守行为造成多个危害后果，后者是指多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共同或相继造成了一个危害结果。对于一因多果，在处理上不会出现困难，只要能认定多个危害结果均系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所致，行为人就应该对所有危害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多因一果，则涉及区分各行为人的责任轻重，从而确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问题。在处理多人玩忽职守案件中，责任的确定主要应当注意以下三点：(1)看原因力大小。一般来说，对导致重大损失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玩忽职守行为，其责任要大；(2)区分领导人员与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如果具体实施人员的行为是受命于主管领导人员的意志，或者在实施中曾提出纠正意见，未被领导人员采纳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应由领导人员负责。如果具体实施人员隐瞒事实真相、不请示汇报，私做主张，或者不执行领导人员的正确意见，不按规章制度力、事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应由具体实施人员负责。如果由具体实施人员出主意，而领导人员轻信允许或采纳，或者具体实施人员明知领导人员的指示、命令违反了有关规定，仍继续实施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应共同负责。(3)区分集体研究决定与个人决定。对于个人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因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个人负直接责任。如果错误决定是经集体研究做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集体研究的赞同错误决定的所有人员都应承担责任，其中主持集体研究并拍板定案的人员应负主要责任。
第四，玩忽职守的因果关系还在于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平民百姓的见死不救和巡警的见死不救，法律要求不同，人们期待评判不同，对前者只能是道义的，对后者人们自然而然感到一种危险性，因为人们把警察当着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神。由此可见，无论是立法者的意志或是行为人的主观因素，都对玩忽职守犯罪因果关系的成立影响巨大。所以，我们看到玩忽职守案的办理，往往表现受制于媒体舆论。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立法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办案人员的主观评判因素。笔者认为，在面对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不高、公职人员素质低下、安全事故频发、治安状况恶化的社会形势下，作为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应当确立积极的因果关系评判说。以加大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的打击力度，从而提升国家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信。因为法律是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的，使社会关系有序化，并且有条不紊地协调发展。当社会关系中某一具体的人应当履行某种法律义务而不履行时，社会关系就不能按照法律所指引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危害结果发生的方面发展。当一个地区警察接警、处警不力，又受不到法律追究时，我们能期待这一地区治安状况好转吗？我们看到的恐怕是杀人案件频发而又难以侦破。
Ⅳ 跪求3000字论文。大大奖赏题目为从甲午战争看李鸿章
借用毛泽东对李鸿章的评价〝舟大水浅〞意思是〝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借用左宗棠对李鸿章的评价〝误尽苍生〞意思是〝祸国殃民〞倒行逆施，胡作非为。
列举两大事件：中法越南条约，中法大战，清兵在余州大捷，收复10余州县。然后镇南关大捷， 先后收复广威府、黄岗屯、鹤江等地。此后，一路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法军，攻克文渊城，直逼谅山，终获谅山大捷。南洋水师也告捷，2艘法国军舰遭重创回去修理，2艘鱼雷艇被击伤搁浅。法国舰队无计可施，每日在港外游弋，不敢内侵。台湾对法军也有基隆和淡水捷报，法军损失三分之一兵力。此刻法军怕了，法国游行四起，政府内部也群起斥责内阁总理茹费理的远东政策，迫使内阁要求停战和谈。李鸿章同意了，最后居然签了法国最初的条件，不平等条约。而站在左宗棠一边，对法军英勇抗战的将领也对李鸿章主和不服。李鸿章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敖，将他们充军流放。而左宗棠突然死亡。
因李鸿章签了〝中法越南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法国有中法越南边界越境特权，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无须交战，并使之与越南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签了〝中法越南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隐藏着非常大的利益交换，变相割地，因为西方惯用的回扣贿赂，就是你给越多利益，从利益里回扣越多的钱给你，李鸿章卖国怎么可能不大手笔。主和派会演变成仇杀程度，可见除了枱底贿赂利益，别无其他解释。以李鸿章的才智想不到后果？如果，万分之一的机会，他真是蠢才治国，那他只能是滔天大罪和大罪之分。
假洋务实贪污和卖国：1871年-最早入侵中国的电报通信是英国、俄罗斯、丹麦，密秘铺设从香港至上海、日本长崎水线，全长2237海里。秘密从海上将海缆铺入扬子江、黄浦江设到上海市内陆。中国所有商业和政府的高层秘密都在英国，俄罗斯、丹麦、以及后来强大的日本掌控之中。中国人从法国得到电报机的知识，于1873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报机，1875年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有全面成熟的电讯技术。并先在福州铺设后又在台湾铺设。电报是自己研发的，有自己的电码术语和技术，不易被截获。呈报给清政府，李鸿章出面拒绝采纳，然后于1881年利用中堂（宰相）之权行贪腐之私，派手下盛宣怀建立国办电报业，钱去了盛宣怀就是去了李鸿章口袋里。表面是国办电报业，实是跟丹麦勾结，国内通讯不设防，没有自己的电报机和技术，全部仰赖西方技术，令中国电讯业倒退几十年。洋务的目的就是有自己的科技，自己掌控，李鸿章倒行逆施，中国那能不弱不穷。
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海陆军，任用手下非船政大学毕业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总司令），理由陆军比海军勇猛，必须由陆军之人带领海军，其私心之重，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丁汝昌的原因，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丁汝昌不但没有基本海战常识，还把陆军的歪风带到海军，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弄虚作假，水手纪律松懈。舰艇机器维护极差，煤炭用的是劣等货，船速减了三分之一，钱到那里去了？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严重错判局势。看看北洋陆军豪无气节，未打争先恐后逃亡，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北洋陆军跟北洋海军比，有天壤之别，不说就知道谁之错。
问题是，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处心积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那算什么功劳？那只能算掠夺他人之功，那懂得珍惜水师成立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那知道培养水师人才之辛酸。北洋水师一步到位，班底全部来自福州船政，除了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之外，他本身海军知识和管理一片空白。国内舰船也是来自福州船政造船厂，李鸿章不过是借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功劳，来标榜自己洋务的成就而已。不要忘了，福州船政创立人是左宗棠，经营人是沈葆桢。李鸿章本身没有知耻近乎勇的隐忍，没有与时俱进的触角，更没有为宰相的胸襟，显而易见是，争权夺利，诿过于人，粉饰洋务，粉饰贪赃，这些才是李鸿章的真能力。否则北洋水师怎么可能全军覆没。除了私心之外，中国随便任何一位庸碌之才也不可能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是有才，因其私心过重成了低劣之才，连庸碌之才也不配。
清朝时，李鸿章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没有收回扣？（回扣是西方惯用的贿赂手法，暗中从多得条约利益里，回扣给代表签约之人让他让利），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中国之南在越南，南山不倒天朝不亡，割一地而牵全国，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越南人的意志是以中国的意志为根本。这么容易就割了？并且附带变相割地，云南和广西。但李鸿章的巨额财富说不清，道不明。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西方都要指明李鸿章谈判签约。《马关条约》事件：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李鸿章曾经串通日本间谍，因此事干系太大，军机处看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奏折后，没敢呈给光绪皇帝，李鸿章侥幸逃过刑罚。但无风不起浪，因此联想到，李鸿章遭遇日本人枪击，枪手手按轿夫肩上，近距离射击，子弹入观骨下非致命点，只开一枪，枪威力偏小。这情节跟台湾总统陈水扁非常像，用苦肉计转移视听，尺度刚好不致命。然后日本媒体配合减白银一亿两，天衣无缝。因此李鸿章再次坐稳宰相之位。李鸿章当时绝对有必要演这一出戏。日本减少赔款的原因不过是世界列强干涉而已，《马关条约》签订仅仅六天后的4月23日，俄罗斯、德国和法国联手，就为了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清政府。日本减少一亿两是急着签约，三国介入有可能拿不到钱。在谈判期间俄国一直通过外交干涉，甚至于不惜一战。李鸿章为什么不为中国争取？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李鸿章为日本争取了两亿银两索赔。后来跟俄国签1896年《中俄密约》时，沙皇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是解封俄国资料得来的。
Ⅳ 论文题目：公安专业工作中不同类型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状况（大家帮忙）
相关资料：
论犯罪心理的生成机制
[论文摘要] 任何犯罪行为是以犯罪主体的犯罪心理为基础的，而犯罪心理的产生又总有一定的规律和机制。从犯罪心理的产生过程来看，需要有其根源和基础。当需要与具体的满足对象、工具和手段结合时，即构成动机推动个体去实施满足需要的行为；当个体的行为方式经常、反复、稳定地出现时，既构成一个人的人格特征。在需要基础上生成的犯罪人格就是犯罪心理的具体体现。对于犯罪的研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对犯罪的研究中，需要在犯罪的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分析犯罪现象，需要阐明各种导致犯罪的心理机制。隆布罗索的天生犯罪者理论，将犯罪者看作与平常人有本质上的不同是错误的。应当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知识，对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心理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犯罪心理的形成和变化规律。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犯罪行为的产生必然要受到各种相关心理因素（如需要、动机、兴趣、爱好、价值观、态度、自我意识等）的影响，以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认识活动、情绪情感活动、意志活动、注意活动等）和心理特征（如性格特征、气质特征、能力特征等）为基础。
对于犯罪的研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对犯罪的研究中，需要在犯罪的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分析犯罪现象，需要阐明各种导致犯罪的心理机制。隆布罗索的天生犯罪者理论，将犯罪者看作与平常人有本质上的不同是错误的。应当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知识，对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心理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犯罪心理的形成和变化规律。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犯罪行为的产生必然要受到各种相关心理因素（如需要、动机、兴趣、爱好、价值观、态度、自我意识等）的影响，以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认识活动、情绪情感活动、意志活动、注意活动等）和心理特征（如性格特征、气质特征、能力特征等）为基础。
支配和影响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活动和有关心理因素被称为犯罪心理。犯罪心理是犯罪行为生成的前提，也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而犯罪心理的生成有总有一定的规律和机制。“机制”一词在现代许多学科中广泛的使用着。大体有三种意义：一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如计算机的机制。二是用来表述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如动脉硬化的机制。三是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如优选法中优化对象的机制等。心理学机制就是犯罪心理的形成机制与犯罪行为的发生机制，它是犯罪心理特别是犯罪动机引起犯罪行为的工作方式与过程的总称，也就是要从犯罪人的心理方面揭示犯罪行为发生的机理。
就绝大多数犯罪人来说，犯罪心理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自觉的过程。他们的犯罪行为是有意识的行为。我们把这个逐个渐进的、自觉的演化过程和有意识的犯罪行为，作为犯罪心理形成的一般过程来研究。
强烈欲求与满足方式的选择
犯罪心理是犯罪行为生成的前提，而犯罪心理的生成又是以满足需要为基础的。需要是指个体和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是因个体对某种事物的缺乏状态而引起的。由于有缺乏状态，才有对缺乏状态的平衡，进而对缺乏之物的择取。因此，需要是人处于缺乏状态时身体内出现的自动平衡倾向和择取倾向，当人们需要某种东西时，便会把缺少的东西视为必需的东西，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人必须进行有关的活动以获得所需之物满足需求。可见，需要是个体活动的积极性源泉，是人进行活动的基本动力。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每个人的复杂而多样的需要有强弱程度的不同。比较弱的需要，一时难以产生活动动机。而强烈欲求常常唤起人的行为动机。强烈的常态欲求并非坏事，它不能决定人犯罪或不犯罪。一个人有了强烈的常态欲求之后，他可以奋发努力，通过合法途径予以满足。人不同与动物，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同时，应当考虑主客观条件和满足需要的可能性，并根据社会规范，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需要。只有在欲望十分强烈，满足欲望的冲动迫不及待，并走上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惜侵犯他人和社会利益去满足欲望的道路时，才会启动形成犯罪心理的初始环节。
犯罪人的需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处于对立地位。行为人头脑里只有个人的欲求，不考虑他人的需要和国家、社会的需要；为了满足私欲，不惜采取非法手段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的利益。二是畸形的、膨胀的需要。行为人的物质需要毫无节制，享受的欲望脱离个人的支付能力：性的欲求违反社会道德规范，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在其需要结构当中，缺乏高层次的学习、劳动、荣誉、事业成就等精神需要，而对吃喝玩乐之类的低层次需要津津乐道，站主导地位。
由此可知，犯罪心理与守法心理的界限，并不单纯取决于欲求的强烈与否，还在与个体最终做出了何种方式的选择。同时，有些强烈欲求并非常态欲求，而是法律所禁止的变态欲求，如吸毒、性淫乱、痴迷于邪教以及政治上的违法欲求等，也就谈不上用合法手段予以满足。那么，这类欲求的出现和无力遏制，就标志着犯罪心理的萌发。也就是说，犯罪人的人格倾向，是犯罪心理结构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出发点。
犯罪心理结构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发的。犯罪心理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主体一般心理结构和人格的先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犯罪心理结构的产生，都是在原有的一定的心理结构、一定的自主独立性的主体人格的基础上发生的。
犯罪个案表明，任何犯罪行为的发生，不管其看起来有多么偶然，我们都可以从犯罪人即有人格中存在着的某些消极面和缺陷找到一致性和对应性。这正是我们犯罪心理结构立论的事实依据。因此，我们认为犯罪人的即有人格，即人格倾向，是一切犯罪心理结构存在的基础和演化的出发点。
人格倾向，就是一个具有对内外刺激信息发生最一般反应倾向的心理图式所组成的图式系统（图式指一定的结构或组织）。当主体面临特殊的内外环境刺激时，就会依据其最概括化的心理图式，积极能动选择和处理来自主体外部刺激和内部状态的心理结构组织。研究犯罪心理结构的形成就是要探讨犯罪人的人格倾向是如何由图式演化为结构的这一过程。如果做个比喻，犯罪人的人格倾向，就像是一个计算机软盘中的菜单或程序目录，它本身只具有最初级的、未分化的反应倾向。当被主体外部命令和内部状态激活后，它就能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检索和工作程序自动化地（因而常常是无意识的）选择和提取有关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合成一动态的、具有积极反应定势的犯罪心理结构。它决定了同类后继心理活动及所产生的犯罪行为的性质、方式和水平。
那么，人格倾向都是由哪几种图式板块构成的呢？从心理对行为的作用与意义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人格倾向主要由三大图式板块组成。
一是认知活动倾向，即个体在认知活动（感知、记忆、思维等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般特征及初级分化和概括化的个体价值观体系反应倾向。这一认知活动倾向构成了个体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框架和风格，并具有根据主体需要而进一步分化和具体化，即向个体价值取向系统演化的能力和倾向。
二是需要活动倾向，即主体内在需要、欲求所导致的对某类刺激和信息的优先反应倾向，犯罪人的这一需要动力倾向也是整个人格倾向向犯罪心理结构方向演化的动力。
三是神经系统性活动倾向。现代生理学已证明，人的心理活动，特别是那些具有稳固性经常性的心理活动，都是与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性活动相对应的。但我们这里所指的神经系统活动倾向，不仅是指大脑皮层机能系统性活动的神经动力过程即动力定型倾向（如技能、习惯），还包括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所构成的人的气质倾向。同时，我们也将人们智能活动倾向归入此类，因为人的智能主要是由人的神经系统性活动水平（如神经联系的灵活性、快捷性、稳定性及准确性等等）所决定的。犯罪人的神经系统性活动倾向具有进一步具体化，即向动力定型系统演化的能力和倾向，并通过由此形成的犯罪人的智能、技能、行为习惯和气质特点而影响着犯罪行为的方式和水平。
犯罪人通过上述三大图式板块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就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初级心理结构，即人格倾向，并且随犯罪人的不良实践活动和主观恶性的不断加深，这一人格倾向就逐渐向犯罪心理结构方面转化。
品德缺陷与抑制力的缺乏
采用何种方式满足欲求并不是偶然的。当一个人决定用非法手段去满足强烈的欲望和选择犯罪命运时，必定和他的品德缺陷和抑制力缺乏有关。也就是说，应当进一步探讨犯罪者的人格缺陷。
犯罪者的人格缺陷，又称为不健全人格，是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因出现失误而形成的社会化程度不足和偏离社会规范的个性。它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人格缺陷和健全人格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认知水平低下，缺乏辨别、判别是非的能力；
需求欲望强烈、内心经常出现矛盾、冲突、紧张、焦虑和挫折感，难以自控调节；
接受非主流文化和反社会道德标准的影响，意识状态偏离常规；
法律知识缺乏，对法律持轻蔑态度；
以自我利益为核心，并采取一相情愿、超脱现实的思维方式，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能使自我利益得到满足；
冷酷无情，粗野肆虐，富于攻击性的性格；
正确意志薄弱，不能抑制消极情绪的滋生蔓延，对错误行为的产生采取放任态度；
缺少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社会性情感；
价值取向偏于错误的和违法，以错误的价值观为人生导向；
具有进行违法活动的智力和特殊能力。
虽然存在上述人格缺陷的人在整个社会人群中为数不多，但他们是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不安定因素，是犯罪的“预备军”，易走向违法犯罪。
品德是人格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社会的人，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必须具有遵守社会规范的良好品德。品德的主要内涵是“克己”与“利他”，即按照“克己”和“利他”的标准、方向来塑造人的心理品质，建立自我调控的机制。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当人的品德由于社会化程度不足或经历了错误的社会化而产生缺陷时，就意味着自我调控机制的缺乏。在私欲膨胀时，其抑制力十分薄弱，甚至无力抑制自己的欲求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违法犯罪意向。
萌发犯罪意向
意向是一种未被意识的处于朦胧状态的行为动机，它是没有分化的、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需要。一个体验到意向状态的人，虽然他在主观上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客观世界中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这种意向引起的活动目的是什么，但他已经体验到一种躁动、渴求和不安，这是人的行为动机形成的最初阶段。
犯罪意向（简称犯意），即实施犯罪的意向、冲动或意图。它是尚未分化的、没有明确意识到的违法犯罪需要。当行为人的人格存在明显缺陷，或者不良习惯业已形成后，在外界诱因刺激下，便可能产生模糊的、朦胧的、没有特定指向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内心冲突，从而进入了萌芽犯罪意向的阶段。此时，行为人的认知、情感、意志以及其人格已经发生全面畸变，足以克服内心的反对动机和矛盾冲突，而达到犯罪意向的内部协调。它标志着犯罪心理的初步形成——有关实施犯罪活动的多种心理因素开始组合，产生向着犯罪行为方向发展的合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犯罪条件和机遇的出现，就会产生明确的犯罪动机，实施犯罪行为。然而，从法律意义上说，在这一阶段，除内在的犯罪意图外，个体并没有进入实际上的犯罪预备，尚未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
形成犯罪动机和确定犯罪目的
在多数情况下，仅有犯罪意向还不足以着手实施犯罪，还要经过产生犯罪动机和确定犯罪目的的阶段才能发生犯罪。
犯罪动机是激起和推动犯罪主题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在动力因素。不同的犯罪动机，不仅直接反映出犯罪主体的主观恶性程度的大小，而且也表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因此，是量刑轻重的主要依据之一。前苏联法学界一些知名人士认为：“无论动机是否作为基本特征被列入犯罪构成，如果没有一定的动机，那么任何一种故意犯罪就不可能实施。即使不把犯罪动机列入犯罪构成，他依然是法院在审判时应加以考虑的重要情节。”
关于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
萌芽阶段。犯罪动机总是由一定原因引起，或者由外部因素刺激所致，或者由内部因素的冲动而萌发。在这个阶段，犯罪动机首先具有初试性，即刚刚开始萌发、孕育；其次具有模糊性，即犯罪动机的各个成分正在按一定模式聚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结构，主体对自己的动机还不够明确、清晰；再次具有内隐性，即犯罪动机的初始性和模糊性，反映了它的意识状态还处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前意识层。犯罪动机的萌发阶段，又可称为犯罪意向阶段。
过度阶段。当犯罪动机萌芽之后，主体会对产生犯罪动机基础进行评价，即在知、情、意和个性特征等心理素质的参与下，对犯罪动机进行价值衡量、道德衡量与利弊衡量，以决定取舍，并确定犯罪目的，形成清楚、明晰的犯罪动机。此时，犯罪动机已上升到人的意识层，能够被主体所意识。犯罪动机的过度阶段，又可称为明确动机阶段。
定型阶段。当犯罪动机完全明确之后，何时事实及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尚需通过选择时机、确定方式等动机斗争，最后下决心，对犯罪动机加以确认和巩固定型，进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犯罪准备状态。犯罪动机的定性阶段，有可称为犯罪决意阶段。
消失阶段。即犯罪动机的终了阶段。一般情况下，通过犯罪行为实施，犯罪目的已经达到，犯罪动机抵达归宿点而消失。在有些时候，虽然犯罪行为已经实施，但处于未遂状态，犯罪目的未实现，即由于主客观原因在世不可能实现犯罪目的，而放弃犯罪动机；或者原犯罪动机为新的犯罪动机所取代，原犯罪动机消失。犯罪动机的消失阶段又可称为犯罪心理结构的衰落或衰减阶段。
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一般来说，犯罪目的实质以观念形态预先存在于行为人头脑中的对犯罪行为所期盼达到的结果，而不是结果本身，不是已实现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目的是一种有特定对象的、需要付出意志努力的自觉的追求。它虽然是行为人内在的心理活动，但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和行为的指向性加以确认。刑法学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某些类型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之一，他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的犯罪之中，表现了直接故意的内容，并通过故意实施犯罪来实现。在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中，所造成的危害性后果，并非行为人追求的目的。
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是紧密联系的，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的。
犯罪决意
当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均已产生和确定时，就进入了犯罪决议阶段。犯罪决议是指行为人已就实施犯罪行为做出了最后决定。它包括两个环节：
行动手段的选择。在目的确定之后，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手段和途径。如果可能各种手段选择余地很大，行为人就要进行分析、比较，考虑主客观条件及实施的可能性。各种手段的选择，同行为人的性格特点、知识结构和智力结构有很大关系。同样是非法获取财务，有盗窃、抢劫、诈骗、贪污和计算机犯罪等多种手段，究竟采取哪种手段，除了机遇因素之外，主要由行为人的自身条件所决定。
行动时机的捕捉。犯罪手段确定之后，何时实施，需要根据客观情况而决定，即捕捉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的时机。侦查人员可以从判断作案人是仓促行事、犹豫不决，还是老奸巨滑、轻车熟路中判断起性格和意志特征。
犯罪决意一般是指行为的决定阶段。但也有把他扩大为行为的执行阶段的意见。即认为在执行犯罪计划过程中，有时会产生意志的紧张和动摇，或产生新的动机冲突；是将犯罪决意坚持执行下去，还是停止犯罪预备或中止犯罪，仍然是犯罪决意的表现。
综上所述，犯罪心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多方的因素。我们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为社会、学校和家庭提供一定的建议，以便更好的预防、控制和减少犯罪，可以为公安、司法、监狱等部门的工作人对于惩治犯罪以及矫正犯罪提供心理方面的建议。
参考文献资料：
1、梅传强 ，《论犯罪心理的生成机制》 ， 河北法学 ，2004年2月
2、罗大华 ，《犯罪心理学》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3、杨焕宁 ，《犯罪发生机理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年
4、陈兴良 ，《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年8月
5、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康树华，《犯罪学通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Ⅵ “各计赃准盗记，罪止三千里”什么意思啊求翻译成现代文
“私有交易者，谓市买博易，各计赃，准盗论，罪止流三千里。”
所得利益属于自己的，根据赃款数额大小，以强盗罪论处，最高刑罚为流放3千里。是《唐律》对赌博的定刑处罚，为后世禁赌法律的完善奠定了基础。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唐代流刑分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古代五刑分类如下：
（1）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
（2）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
（3）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4）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5）死刑。分绞和斩二等。
对照今日的五刑：
（1）管制：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3年。
（2）拘役：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
（3）有期徒刑：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的可以延长到25年。
（4）无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宣判之日起计算，判决宣判前先行羁押的日期不能折抵刑期，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执行有期徒刑，先行羁押的日期也不予折抵刑期。
（5）死刑：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一般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死刑分为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被判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人如果在二年考验期内有故意犯罪的行为或以前隐匿的犯罪行为被发现，则执行死刑，否则减为无期徒刑，如有重大立功表现，则减为有期徒刑20年。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Ⅶ 帮写一下论文 题目《浅论转化型抢劫罪》
么么呀 这个也叫论文 我的天呀 不是打击你啊 还不如我交的平时作业的论文 你个懂什么叫论文 先上网络 或者查查大字典“论文”这个词 又写 哎·！没有办法 我原来以为 中国的高等教育 大专与本科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时间上本科多一年 现在看来 我错啦 直接不能用差距这个词来形容 小伙子 不要混日子啦 拿出点认识来 好好整整 ~！
Ⅷ 贪污犯罪的论文怎么入手
首先确定论文题目，其次拟定论文体系，再者就是收集相关的论文素材进行内容勾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