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民国时期的国民大学详细资料
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于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学，宋教仁、黄兴为第一、二任校长，中山先生自任校董。学校初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且建校伊始就有附属中学，1952年附中更名为北京市第29中学。中国大学的创办倾注了孙中山很多的心血。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一些国民党军界要员都曾任职。从其历届校董、校长的名单里可以看出这所大学在当时的地位。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曾担任该校的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曾担任总董事，宋教仁、黄兴、何其巩曾为校长。像中国大学这样，以国家的名字来命名、由众多政府要员来操办的学校，在世界上恐怕也比较少见。中大及附中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校培养出了以李兆麟、白乙化、董毓华、段君毅、张致祥、任仲夷、徐才、李大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
《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会刊》写道，辛亥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尽，“孙总理在这成功的失望当中，深知欲贯彻革命的主张，谋真正共和的实现，非养成革命的人才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于是和宋教仁、黄兴诸先烈规划进行，以树百年大计。这时宋先生恰供职北平，又以北平为全国文化的中心，逐决计组织搜罗学识经验丰富的革命人才为导师，而宋先生则被推为第一任校长。筹备即竣——至是为时势所要求的中大（中国大学），逐于民国二年四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了。”成立前校名定为“国民大学”。岂料将要开学时，第一任校长宋教仁先生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遇刺，22日去世。于是改由校董黄兴出任第二任校长由彭允彝先生代行校长职务。
1936年10月，曾任北平市首任市长的何其巩任校长，直至1946年10月。中国大学在何其巩校长任职的十年是一段十分艰难却又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1927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1936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任中国大学校长。1950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在其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北平沦陷期间，许多失学的河北、东北三省的学生都插入中国大学学习，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1943年学校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四个学系、一个研究院，并修订了组织大纲。
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记载，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他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中国大学地处北平，与抗日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争以教授中国大学为荣，北方青年争以就读中国大学为荣。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校长聘到中国大学任教。
1941年美日宣战后，又有一些大学停办，燕京大学的齐思和、胡鲁声、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
何其巩校长抗战开始即肩负了在敌占区造就青年的重任，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学受国民政府令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由于政府拨款中断，学校只能由学费来维持。校长何其巩与敌人周旋，想方设法按照国民政府的办学方针把学校办下去。教师忍受饥寒，不用敌人资助，坚持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学校不但没有关闭，反而得到发展。学校设立文、理、法三学院，系所由六个系增加到十个系，学生增至3000余人。
曾在中大任教的名人有李大钊、蓝公武、李达、吴承仕、黄松龄、曹靖华、杨秀峰、吕振羽。自中国大学毕业的名人有李兆麟、白乙化、齐燕铭、段君毅、董毓华、黄诚、任仲夷、杨易晨、张友渔、张致祥、浦洁修、徐才、李大伟等。可谓人才济济，为一时之盛。
1949年3月，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华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舍成为教育部办公场所。王府大院，已被列为北京市级文保单位。
2. 李广田的主政云南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李广田先生服从组织安排，调到地处边疆而又条件艰苦的云南大学担任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由云南省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将军兼任）。这是他与昆明阔别5年后，重新踏上边疆这块热土。从此，在他生命的最后16个春秋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他以满腔的热情和强烈的事业心治校办学，竭尽全部心血，直至含冤去世。
“春光似海” “盛世如花” 1962年3月，春城昆明圆通山海棠花、樱花绽放，春花浪漫，春光满目。著名诗人、文学家，前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曾以《花潮》韵笔，欣颂清平盛世，抒发喜悦心扉。李广田于1952在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初期，自清华大学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校长当时由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即副省长）周保中兼任。虽然繁杂的行政事务占去了李广田的多数时间、精力，但他仍狠抓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他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广大知识分子和同事，以忠于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和满腔热情去领导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及教学改革，出色地完成了思改后期的院系调整工作。李广田曾这样说：“我对于教育工作、文学工作是不厌倦的，我愿意终生献身于此。”
（一）屯田积沃 厉兵秣马 “下乔木而居幽谷”么？
自1952年—1968年这16年的日子里，李广田再也没有离开过云南大学。40年代就有人说过，“云大是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李广田到云大来，却不是为了安身立命，他为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为文明、为文化精神的积淀及人类心智的探索而努力。为提高教学质量，他首先抓师资队伍建设，指定有学问和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亲自“带徒弟”，给青年教师补专业基础知识，补外语和古汉语，送青年教师到校外进修，并亲自主持“殿试”检查对他们的培养效果。他曾忍辱负重护学生，虽自己被错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仍然为帮助毕业分配后长期未能学用对口的学生而甘冒帽子“升格”风险，毅然给省委书记写信，同时转去几位学生写回学校倾诉委屈遭遇的来信，建议省委把他们调回重新分配工作；他曾为严格学生录取标准亲自把关，褒扬尊师美德，擎树良好学习风尚，对庸碌度日者横眉，褒奖学有创造的莘莘学子。……为抵制谬批“白专”、误反“法权”、错唱“对台戏”、诡吹“火烧中游”等不适的活动，李广田不避风险，因而被错误地免除校长职务，下放食堂劳动，甚至挂黑牌游校园示众等。他为提高工作效率而筛选干部，为提高师资素质和学术水平而选贤任能，乃至破格或不拘一格拔萃菁华擢才俊，他都精细过滤，事必躬亲。还有检查体育课教学的新鲜事例，他必亲自深入运动场馆，首先检核教学大纲、教案等文字资料，要求教师当众做示范动作，讲解要领，甚至要求教师诠释并完成全部运动过程。 10余年的艰辛务实、以身作则，李广田的举动深深唤起了一辈学人的良知、胆识和勇气，去执著追求进取，远离盲从愚昧。云大人胸怀东陆大学“自尊、致知、正义、力行”校训，秉承熊庆来云南大学校歌创新求真的办学思想（其歌曰：“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淼淼，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北极低悬赤道近，节候宜物复宜人。四时读书好，探研境界更无垠，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以作我民，文明允臻。”），在教学、科研中知行并举、不断奋进。
（二）克勤务实 营造名苑
李广田是新中国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其文采经纶锦织，但他亦深知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对富民强国之重要，他非常重视理、工、医、农各科的建设和发展。他坚信数理学科乃自然科学之基石和支柱，基石不坚，高楼何起？他曾心志若一，着力培养数理人才，上世纪50年代，他首开云南大学破格拔萃之风，袁基富、李作新、王文亮、李炽、李永材、李德修等六位青年教师被提前晋升讲师，他们均原出于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诸系。李广田积极支持物理系自行研究制造物理试验仪器，拨资成立金工车间并为之配备技术人员。 云大自造高精仪器成功，在全国院校引起巨大反响；1953年暑期，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黄松龄亲率全国10大名校（含北大、清华、南开、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诸校）校长、书记，莅临云大会泽院召开现场学习观摩大会。上百套囊括力、热、声、光、电、电子、无线电、核物理等方面的崭新仪器陈列于会泽院一楼西头的两大间物理系实验室（即当今会泽院一楼西头之第一、第二会议室）内，供贵宾们尽兴参观。各大兄弟院校的贵宾们千里迢迢送来千重嘉许、万般勉励，鼓舞我校师职生员戒骄戒躁、百尺竿头、辉丰再创。杨秀峰部长在讲话中宣布：“高教部决定，由西南高教局即时拨款为云南大学建盖一座教学实验综合大楼以示表彰。”（该综合大楼即为现今之数理馆，于1954年动工兴建并建成。）
上世纪60年代，曾有前苏联一个专家考察组来昆考察，他们对云大数理馆特别赞扬说：“在中国边远的云南见到这么美丽新颖的建筑，这是我们所没有意料到的。从这幢建筑可以想象设计师的水平，这样的建筑在现在的苏联还不过时，即使过三、四十年也不会过时。”
不宁唯是，也就在1953年，高教部曾直接组织了面对全国高校物理系，事先不予通知的突击性四门重头基础理论课程（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统一期末考试。统试结果见分晓时，云南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居前三名（即两门第一、一门第二、一门第三）。于是，双喜临门：首启研造仪器创举、锦添统试成绩拔萃，云大物理系顿时“蜚声遐迩”、全国出名，以后连续塑菁华之辈出，数十年而不衰。
李广田身居云大，更熟悉云南的自然环境与天然资源状况，号称“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的云南，独特的天时、地利，为设立相应的学科专业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裕条件。他积极帮助生物系对原有办学及研究的深厚底蕴予以总结提高、扩幅提炼；在李广田的持续“追踪”关注下，经过生物系师生们的不懈努力，紧随物理系在全国声名鹊起之后，数理馆理科又一系———生物系被拔居云南大学踞全国的第二个名系。正是
广田运筹 珠联璧合 璟阁名卉 溢馨万里
（三）谐美天然宝库 导建时代专业
1956年，全国学习前苏联之风蔚然兴起，李广田接任云南大学校长后，继续选择物理系筹建云大第一个学科专业，即金属物理专业（时称金属物理专门化）。老一辈学人，学识造诣高实的教学“台柱”杨桂宫先生（杨时为物理系主任，后为云大副校长）、顾建中先生，以及胡维菁先生等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第一个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骨干。
李广田高瞻远瞩，“金属物理专业”在云大的设置，率先享用了云南的矿藏资源条件，名副其实地谐和了三迤人民和全国人民对云南“金属王国”誉称所寄予的开发愿望；李广田主校、办校的16年中，云大金属物理专业向全省、全国输送了许许多多的金属冶金、设计、金属材料质检、应用，贵金属及其合金的提纯、合成（合金化），单晶的制备、晶体缺陷、乃至超微结构材料，真空冶金、提纯、溅射喷镀、低温超导、高温金相、纳米技术、激光全息、激波、热处理、核辐照、超声波、电磁辐射、微波和射线（涵CT、PET和中子射线、核磁共振等）的非破坏检测，以及它们的综合应用等方面的综合人才。
作为一校之长，李广田称得上是一位难得的优秀“管家婆婆”，云大理科学生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学好了专业知识，打好了数理基础，练就一身过硬本领，毕业分配到全国各地，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中国科学院北京物理研究所党组书记兼常务所长、原国立云南大学航空系教授、校五联会主席郭佩珊先生是这样说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年都向云南大学要求分配一批理科毕业生，不论是物理系、数学系或是化学系的毕业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础扎实、工作勤奋、作风诚朴、好求上进。”因此不用几年，他们的业务便上去了，成为所里各个研究室的业务骨干。
（四）厚用馆藏书 承传大学精神
云南大学图书馆是国内大学藏书较多的图书馆之一，历来馆内外文书籍和期刊杂志名类丰厚，英、俄、德、日、法语、阿拉伯语、拉丁语等语种文籍丰富，泰文、朝鲜文、越南文等亦不鲜见。李广田鼓励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外文期刊，他强调说：“大学必须大搞科学研究，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对我们搞科研有启迪作用，不可不读。外语是阅读的工具，必须充分掌握。”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大学二年级起，上课的理科教师多数都用英语讲授，做作业也基本上用英语，也有使用第二外国语的情况，如法文或德文。50年代后期，在向前苏联学习的日子里，李广田积极动员老师们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俄文，并亲自组织俄文速成班，调部分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参加突击俄文训练，规定4周内学成，然后经考试（当堂笔译理科俄文丛书若干页，合数千字），合格发给证书（笔者后来做科研阅读俄文期刊并翻译出版了俄文译著，全得益于广田校长主持的“俄文速成班”之突击学习）。
1955年，云南大学的自然科学杂志《云大科研简讯》出刊，这应算是建国后云南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前身，李广田聘请时任理学院院长、负责科学研究的副教务长张其濬教授为杂志主编，定为双月刊，主要刊载自然科学的科研成果。论文一经刊登，稿酬是比较高的；张其濬按李广田的解释说：“这既有鼓励大家搞科研的作用，亦有奖励的性质。”
当云大人走过云大数理馆门前时，定然会看到爱因斯坦所说的话：“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李广田是具有这一最高品质的人。
3. 黑子无损于太阳的光辉的作文素材
据刘泽华教授说，1971年夏，为了批判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南开组织了一个由牛星熙、郭士浩、封毓昌和他自己一共四人参加的小组，把一些可疑的书刊尽量找来审查。其中有一本《社会学大纲》，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由于陈伯达在那个时期活动于京津一带，于是怀疑是他的著作。在查阅中，封毓昌发现这本书在论述“矛盾”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议封把这件事弄清楚，封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于是他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秀峰去信询问，杨让其秘书给封回了信，证实了该书的作者确是杨秀峰，但同时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但刘又多次请封从学术史的角度把事情写出来，但封总说等等、等等，等到现在，人都老了，《社会学大纲》图书馆也不知去向，无法核对，以致封说，“不找麻烦了”。可是，并非发现者的刘泽华却积极性很高，不仅不与“发现者”封毓昌商量核实，也不和当年四人小组其他两个成员商量核实，就凭自己并不准确的记忆和印象将这事“写出来”了，而且还鲜明地亮出了他的结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看来，刘教授是很有一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的。
1.所谓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成了一桩无头案
刘文上网后，有网友激于义愤，对刘文所谓的“《矛盾论》抄袭《社会学大纲》”问题迅速撰文进行了批驳，指出: “《社会学大纲》是党的一大代表、我国著名哲学家李达所著，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初次出版，根本不是什么陈伯达，或者杨秀峰写的。”文章还指出，“毛主席于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批读此书，批读原件《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现刊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年5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主席1938年2月1日开始的《读书日记》，逐日记录了他1月17日起读《社会学大纲》的情况，从第1页到第852页，一页不拉，到3月16日读完。”而“《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此时他还根本没有批读《社会学大纲》！”文章并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本书从上海出版后寄送到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延安，三个月时间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寄送到了，一本854页的书，毛主席要读完、要“抄袭”，也根本来不及。”
不过，这一批驳也确实过于匆忙了一点。作者以为《社会学大纲》就是李达撰写的一本，殊不知用《社会学大纲》这一书名写书的不仅有李达，还有其他不少人。据我所知，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家都曾用这一书名写过他们的社会学教科书。我查了一下，在中国，用这个书名编写或编译过《社会学大纲》的人就可以数出一大串，他们是：孙本文、吴景超、潘菽、游嘉德、黄凌霜、吴泽霖、杨开道、朱聚仁、曹源文、李剑华、黄国璋等。当然，也有人用《社会学大纲》这个书名来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材。在这方面，李达当然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从世界范围来说，最早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是布哈林。他在1921年写了一本《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副标题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 他在该书 “导论”的第6节还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的名称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它又叫作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简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这种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是人类思维和认识的最锐利武器。借助于它，无产阶级可以搞清楚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中一些最复杂的问题。借助于它，共产党人曾经正确地预言过战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预言过不同的政党、集团和阶级在人类所经历的伟大变革中的作为。”而在此之前，“所谓‘社会学’有时被理解为有关原始文化和人类共同生活基本形式（例如家庭）的起源的科学，有时被理解为有关形形色色‘一般’社会现象的非常含糊不清的论述，有时被理解为不加批判地把社会同有机体类比（社会学中的有机论学派即生物学派）如此等等。”布哈林指出，“这些论调都是不正确的。首先，我们不应当从笼罩资产阶级阵营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制造混乱。历史唯物主义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它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情况决不抹杀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一门较为抽象的科学给不大抽象的科学提供观点（即方法），这是很常见的。”（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布哈林的这些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列宁曾经给予布哈林以十分高度的褒扬，同时又给予他非常中肯的批评，说他“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页）应该说，布哈林把社会学区分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无产阶级社会学，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取代某一门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就不符合辩证法了。我国30年代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哲学称作社会学，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受布哈林上述观点的影响。据我所知，不仅李达的哲学著作被称作《社会学大纲》，1932年陈豹隐（即陈启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在国内被通缉，故改用此名，并流亡日本）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也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这样的书名。看来都与布哈林的上述观点有关。新中国建立以后，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全国取消了社会学系，显然也是受布哈林这个观点的影响。应该说，认识社会学的阶级性，划清无产阶级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界限，是完全正确的。就这一点来说，布哈林不愧是列宁所说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学，用哲学来取代具体的社会科学，那就正好应验了列宁对他的批评：“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可以指导各个研究领域的具体科学，但却不能取代各个领域的具体科学；可以用一般来指导特殊和个别，但不能用一般来取代特殊和个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界整风时曾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毛泽东的这句话，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30年代，人们还缺乏这样的认识，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观点还有很大的影响，那时的人们用“社会学”或“社会科学”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不奇怪了。
当人们一听说《社会学大纲》就断定是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应该考虑一下，刘文所说的“抄袭”的具体内容是“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可是查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其中并未谈到这些观点。而且，刘文已经明确地说了，他所说的《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而并不是李达，并且此事还得到了当时仍健在的杨秀峰本人的确认。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来说事，就不免是张冠李戴（应说是“杨冠李戴”）、无的放矢了。
问题是，究竟有没有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呢？我曾查了南京图书馆和南大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无论是用“题名”《社会学大纲》还是用“责任者”杨秀峰都没有搜索到这本书。在大学数字化图书舘合作计划（CADAL）数据库里也没有查到此书。结果，刘教授所说的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竟成了一桩无头案。
2.杨秀峰的讲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而不是什么《社会学大纲》
无奈之下，只好又回到刘文。刘文在描述杨秀峰所编写的这个《社会学大纲》时说，“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那应该是正式出版的书籍，但是我们从“没有署名”，“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上又可以断定，这是一本未经公开出版而由学校内部印行的讲义。因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学校印发的讲义一般都不署编写教师的姓名，其印刷的方式多为油印，当然也可能有石印的，不过少之又少，至于铅印的讲义，恐怕只有个别的例外，一般是没有的。对于油印，人们过去都很熟悉，只是在有了复印机后它才被淘汰。至于石印，那是一种由奥地利人在19世纪上半叶发明而于下半叶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印刷技术，其方法是将要印的内容用特制的化学材料书写在专门的纸上，再将此纸覆盖于平滑光洁的石板上并且加压，然后再揭去此纸，要印的内容就“转写”到石板上了。最后再在石板上刷上油墨并送纸进行印刷，所需的印的印品就印在纸上了。石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常盛行，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1902年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就是由南洋公学石印的（参见拙作《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但是，到了30年代后，这种石板印刷又让位于更先进的铅字排版印刷，除了一些小印刷社在印一些数量不大的印品时仍沿用石印外，多数正式出版的书籍已不再使用这种印刷方式了。至于杨秀峰这份讲义的印刷时间，刘说是“上世纪30年代初”，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30年代初的杨秀峰还在国外，根本就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在河北法商学院教书写讲义呢？根据杨秀峰的传记材料，杨秀峰于1929年秋赴法国留学，进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1930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9.18事变后，他因为领导当地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进行抗日示威游行而遭到法国当局的拘捕，并于1932年2月被驱逐出境。他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在列宁学院，他因反对王明对于陈郁（解放后曾任广东省省长）的错误批评而遭迫害，被遣送到乌拉尔山的加里宁铁矿做电工。1933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他回国到苏区工作，因赴苏区有困难，故又决定改以公开身份回国。为了增加一些在国外的经历，以便更容易地取得公开的身份，他又游历了德国和英国：他于1933年5月到柏林，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工作；同年底，他又辗转赴伦敦，并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工作。1934年3-4月，他从伦敦返回上海。因当时党组织遭破坏而未能接上关系，遂又赴日本。直到这年10月才从日本回到天津。就是说，直到1934年10月，杨秀峰才真正回到中国，怎么能说他在“30年代初”就写出那份讲义来呢？事实是，他回国后，先在河北法商学院任教，1935年以后又在北平师范大学、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讲授“社会主义史”、“近代产业发达史”、“中国政治史”、“国际政治”“现代政治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实际上是以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讲这些课程，由于观点新颖并且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很受同学欢迎，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与此同时，他还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领导了平津的抗日救亡运动，直至1937年2月，因为有人告密，河北法商学院解散，而他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所通缉，并被北平师范大学所解聘。（侯刚、麻星甫：《杨秀峰在北京师范大学二三事》，载《回忆杨秀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0页；麻星甫:《杨秀峰传略》，载《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138页）因此可以断定，杨秀峰撰写那本讲义的时间，不是刘文说的“30年代初”，而只能是在1934年10月到1937年2月这段时间。
实际上，杨秀峰所编写的讲义的名称，也并不如刘文所说是什么《社会学大纲》，而是上面已经提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杨秀峰的这本讲义虽然当时并未正式出版，各大图书馆也没有收藏，但是，由于杨秀峰是一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过河北省省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教育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现在要找到杨秀峰编写的这本讲义其实也并不那么困难，只是刘教授太缺少严肃认真的态度，一心想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尽快“写出来”，没有下功夫做这件事罢了。当然，要说此事也有一定的难度，那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杨秀峰在30年代中期任教过的那个河北省法商学院早已不复存在，这当然会给找书带来一定困难。但是，他曾任省长的河北省还在；他曾就读过并且兼过课的北京师范大学至今依然存在，并且还是一所名校；他曾担任过部长、院长和副主席的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政协也都还在，人们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当年教育有方、品德高尚的红色教授和知名校友，也不会忘记这位这位被徐向前称为“人民的公仆”、被聂荣臻誉为“高风亮节 楷模永垂”、被宋任穷誉为“全党楷模”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了纪念杨秀峰诞生90周年和100周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了由彭真题字的《回忆杨秀峰》一书；北京师大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了《杨秀峰教育文选》一书，后又在1997年出版了《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而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杨秀峰文存》一书。在《杨秀峰教育文选》一书的附录里曾提到杨秀峰在30年代中期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其中有一门课程就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里还收录了该校梁中义教授写的一篇绍介性的文字——《珍贵的哲学文献——〈社会科学方法论〉简介》。粱在这篇绍介的文字里说，“早在12年前，北京师大校史研究室的麻星甫同志，为编辑出版老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杨秀峰同志的文集，送给我他的一本哲学讲义让我阅读。我们认为这是珍贵的哲学文献，还是单独出版为好，因而未收集到文集中。但是，好事多磨，辗转十多年也未能如愿，愧对革命先辈。时至杨秀峰同志百年诞辰，北京师大决定举办纪念活动，才把此书加以兑现。”粱文还介绍了原讲义的外观：“封面上写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二十四年度’即杨秀峰同志1935年学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时编写的讲义。距今已60年有余。”差不多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出版社也在1997年出版了《杨秀峰文存》，更加完整地收录了杨秀峰一生的主要著述，《社会科学方法论》当然也在其中。不过从其题注看，两书还有一些不同。《文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题注中说，“此为天津河北省法商学院授课提纲，该院及天津寰球印务局印行。”题下所注的出版时间也不一样，括号里注的是“1936年上半年”。（见《杨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看来，这里所根据的就是“天津寰球印务局”印的“石印本”。至于题目下所标注的“1936年上半年”看起来比法商学院讲义标注的“1935学年度”似乎要晚一些，但是“1935学年度”是从1935年9月开始的，它应该到1936年8月才结束，是包括“1936年上半年”在内的，二者其实并不矛盾。这样一来，刘文所谓的杨秀峰写的《社会学大纲》其实应该是他写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可以确认了。
照理说，刘文既然下了“《矛盾论》有抄袭之嫌”的结论，当然应该拿出证据来加以证明。刘说杨秀峰的这本书在论述‘矛盾’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显然应该将《矛盾论》和杨秀峰的讲义进行具体的对照，指出《矛盾论》在哪些地方怎样抄袭了杨秀峰的讲义才是。但是，刘文却只有断语而没有提供任何论据，而且据他的说法，这本讲义“已经不知去向”。当时那么郑重其事的一件事，而且当事人都还健在，怎么连书也弄得不知去向了呢？如果他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的话，也应该想方设法把书找到以后再谈“雷同”和“抄袭之嫌”，为什么要在没有掌握必要证据的情况下，甚至连所谓“抄袭”的书名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如此急急忙忙地用污言秽语来丑化和污蔑毛泽东和他的《矛盾论》呢？难道这是一个“最讲认真”的共产党人和为人师表的高校教师所应该做的吗？
我们从前面梁中义的介绍和《杨秀峰文存》编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作的题注里可以得知，现在北京师大出版社重印的《杨晓光社会科学方法论》和《杨秀峰文存》所收录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其实也就是刘教授所谓的《社会学大纲》，尽管它们的名称与刘教授所说的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所说的作者和讲义的内容却是一致的；作者都是杨秀峰；而讲义的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出现这个名称问题，显然是刘教授求胜心切，但却不专心致志，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孟子•告子章句下》,《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2页）把原本应该做的更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连书的名称都搞错了，哪里还找得到书呢？此事不仅使刘教授自己大出洋相，还让别人因为他的错误而白白地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社会上留下了许多骂名。这是咎由自取，不能怪人的。
4. 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担任教育部长的杨秀峰写过《社会学大纲》吗
《社会学大纲》是党的一大代表、我国著名哲学家李达所著，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初次出版，根本不是什么陈伯达，或者杨秀峰写的。
毛主席于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批读此书，批读原件《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现刊于中亖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年5月编辑出版的《毛亖泽东哲学批注集》。
毛主席1938年2月1日开始的《读书日记》，逐日记录了他1月17日起读《社会学大纲》的情况，从第1页到第852页，一页不拉，到3月16日读完。此日记手稿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毛亖泽东哲学批注集》也有刊印。
毛主席的《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此时他还根本没有批读《社会学大纲》！
5. 2016年高考全国卷英语难不难，全国卷英语难度系数答案点评解读
【望采纳】
“今年的试卷（Ⅰ）与前两年的试卷相比不偏、不怪。试卷难易适中，考点分布全面，梯度把握较好，遵循了英语考试说明，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2016年全国高考英语项结束后，山西太原的几位英语老师不约而同的表示。
山西省实验中学 王秀萍
“今年的试卷侧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较好地体现了《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要求。对中学英语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王秀萍老师说。
阅读理解注重考查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知识的能力，重点考查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
从题材、体裁看，A篇为应用文，简要介绍四位杰出女性的社会贡献；B篇为社会生活说明文，介绍了美国老年人开始照顾下一代的潮流；C篇为记叙文，通过自述的形式介绍了运送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经历；D篇为说明文，介绍了“沉默”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含义；七选五为一篇介绍网络加密的说明文。
从题型来看，主旨大意1题（35）； 推理判断1题（24）；猜词1题（29）； 细节12题（ 21，22，23，25，26，27，28，30，31，32，33，34）。
从能力考查来看，整体上偏重对文章事实细节的考查。重点考查学生对文本信息的理解以及对选项句意的理解。其中，主要体现在选项的命制上，除采用同义句、近义句的形式，部分选项还采用了归纳概括的方式，注重考查学生对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理解。
完形填空主要考查学生结合文意，对词语用法的掌握情况。整体难度适中。试题为一篇记叙文。讲述了见义勇为的司机Larry及时扑灭出事汽车大火的事迹。
语篇填空考查学生在具体篇章或对话中，识别语法现象和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其中65题，需要考生通过阅读文章，把握文章内在逻辑才可以完成。其他小题从每句话中都较容易判断并完成。
短文改错试题覆盖了学生的知识重点和易错点。其中， 对学生把握英文句子结构作了重点考查。考点涉及冠词、代词指代一致、动词时态一致、被动语态、宾语从句连接词、状语从句连词、并列连词、介词、词性变化以及形容词、副词转化的问题。其中将honest( adj. ) 改为honesty (n.) 是学生的难点。
书面表达与以往试题类似，立足学生生活实际，要求写一封信，请外教帮忙修改申请信和简历的文字及格式。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实际，难度适中，题目要求清晰、明确。学生容易上手，不容易跑题、偏题。难度在于如何添加有效信息，使文章内容充实、用词得体，交际有效。
“综上所述，2016年全国课标卷I突出了在语言运用方面的考查。不难发现，阅读能力仍然是高考试卷中考查的重点。同时注重在语境中考查学生对词语的掌握能力和理解能力。阅读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需要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对于2017年的考生而言， 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对于语言知识的实际运用是高考取得好成绩的保证。同时，考生应该加强时文阅读训练，选择内容新、语言新的语料，在语言实践中提高自身的语言素养，掌握英语语言的规律，以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山大附中 杨秀峰
老师表示：“今年的试卷不仅注重考查学生对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而且强化了考生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同时考卷渗透了时代气息和人文思想，传播了正能量。”
听力部分选材多是学生熟悉的日常交际场景，基本没有生僻词语，语速适中，考生们可以借助播放听力前的时间，通过读题猜测文章可能所涉及的内容，有助于直接找到考点。侧重考查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对听到的语料的反应能力和理解能力。但是因为不计入总分只作高校录取时的参考，所以很多考生不太重视。
阅读理解主要考查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预测推断的能力和分析概括的能力。考生不仅要能正确理解文章的表层意思，还要能通过表层意思去合理推断、挖掘文章的隐含意义。这是对考生知识储备和心理素质的综合检测。今年全国Ⅰ卷秉承了多年来的一贯特点：
体裁多样
阅读理解的选材通常有记叙文（C 篇）、说明文（D 篇和七选五）和议论文（B 篇）；同时应用文（A 篇类似于应用文）的选材也比较常见。
题材丰富
阅读理解注重题材的多样化、现代化和生活化。选材多源于国外的英文图书、报刊、网络媒体，语言地道纯正，具有鲜明的英语语言文化特点。常见的题材有广告信息类（A篇）、社会现象类（B篇）、逸闻趣事类（C篇）、政经文化类(D篇)、科普知识类(七选五)、健康环保类、人物传记类、历史地理类、教育科技类、新闻报道类和日常生活类等等。
题型稳定
高考阅读理解的题型一直比较稳定，通常有四大类：事实细节题为主（直接信息理解题21、23、26、30、31、33、34；间接信息转化题22、25、27、32）；主旨题（35）；推断题（24、28）；释义题（29）。
七选五介绍了密码技术相关的知识，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总体难度不大，学生通过抓住关键词、分析语段的结构、意思的顺延等基本上能定位答案。
句子结构复杂
虽然相对于前两年今年高考阅读理解在词汇运用和句子结构方面难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长难的句子影响到考生对文章意义的理解。如B篇中句子 “In the 1960s we were all a little wild and couldn’t get away from home far enough or fast enough to prove we could do it on our own,” 如果考生对于固定的结构“...can’t ...enough to do...（再......也不过分）”不理解肯定会将27题答案选错。
完形填空主要考察学生对语篇的理解能力、使用词汇和运用语法知识的能力。做这种题型时考生不能孤立地解决每一个问题，因为完形填空中的每一处空白在内容上都与上下文密切相关。一处空白的失误有时会导致对通篇文章的错误理解。今年的完形填空的体裁为记叙文，讲述的是一位司机路上遇到发生事故的车辆并且英勇施救的故事。大多数考生都认为难度不太大，比较容易得分。词语方面考查的重点仍然是实词为主，其中7个动词或动词短语，4个名词，3个形容词，1个副词，1个代词，3个连词，1个介词短语。要求考生要有相应的词语辨析、句法结构、逻辑推理，归纳概括、语篇理解、情景运用和文化、生活常识方面的能力。如41题：对于“travel”用作“前行，移动”这个意思学生不是很熟悉，很容易勿选touring；42题：如果不能明辨“passengers”和“customers”的差异，肯定会选错答案；又如44和45题：如果不联系上下、如果没有基本的生活常识就不可能选择“another”和“flames”。
短文改错语言明白易懂，基本不会涉及生僻的语言现象和繁杂的语言结构，内容和难度略低于学生的写作水平。从词法、句法、语篇结构考查学生能力。今年的考题涉及到词法相关的有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转换honest改为honesty、动词短语dream of、冠词a的添加、副词steadily搭配动词；句法相关的有名词性从句中that改成where、被动语态的使用are used、；语篇结构相关的有上下文中平行结构的把握连词but 的删减、or改成and、上下文时态一致had 改为have、代词指代要明确our改成his。
书面表达继承前两年的风格：依然是可以应用英语的场景、依然是书信体，依然是半开放的作文。试题内容为给外教写信，请她修改你附的申请书和个人简历。有助于考生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展示个人能力。考生有话可说，较好把握，但对表达的流利性和顺畅性要求较高
6. 石家庄政法职业学院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普通学校。
一、河北政法职业学院位于友谊北大街569号
二、石家庄政法职业学院附近公交站
政法西院途径公交有113路;171路
武警指挥学院途径公交有113路;171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