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公知的要求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如今，“公知”一词迅速贬值，甚至成为了被公众戏谑的对象。然而真正为知识人所痛心的，却是这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之中，无法被清晰辨认的操守与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其中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绝大部分。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所以人们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
然而，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对于“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著名评论人曹宗国在《公知与士节》的文章中说，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并指出公共知识分子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在文中，曹宗国详细论述了几千年来中国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肉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群体，逐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说一个人是“公知”，已经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甚至还衍生出了“母知”的戏谑、调侃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报》2004年6月19日发表文章指出，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正如学者许纪霖（微博）所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
纵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士”到“公知”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曹宗国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却“公”不起来，“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正直人格，缺乏“士节”。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独立思想、批评精神与人文关怀。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② 从公知女神到全网群嘲，“两副面孔”的柴静如今怎么样了
说到柴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2015年自费拍摄的特别调查《穹顶之下》。这项调查一经启动，立即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短短两天，网络播放量突破2亿次，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柴静被广大网友称为“女神”。
女神柴静
2013年底她正式离职央视，并远赴美国产女，这也成为她日后的被人诟病的一件事。
似乎每一个成功的独立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被戴上了"依赖男人"的帽子，甚至认为自己能受到央视品牌和一群男人的欢迎。各种媒体场景给了她一个接一个的八卦，包括她的前同事白岩松、白岩松、邱启明和陈晓卿，以及商界大佬周云蓬、罗永浩，最广为流传的是好友冯唐。
你可能对这个人知之甚少。冯唐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诗人，文学艺术界的黄金句子"春风十里不如你"来自他。
可能是文人互相同情，彼此欣赏。柴静还专门为冯唐发表了一篇文章，使两人的流言蜚语更加流行，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冯唐离婚时的柴静，说她干预了冯唐的婚姻，导致了他们夫妻的离婚，直到冯唐亲自澄清事情才结束。
③ 国内的公知和律师总想让中国的法律和西方接轨。他们有什么企图会得逞吗
西方是律师治国，中国是工程师治国。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的手段，法律崩溃变革了，统治阶级也会改变。
④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知
原文在这里
不知何时何故，“公知”在当今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已悄然成了一个贬义词。如此一来，是否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要生活在象牙塔和书斋里？然而，知识分子都有“忍不住的关怀”（请允许作者剽窃一下杨奎松先生的绝好书名）。因此，“公知”必定会存在。
事实上，“公知”也必须存在。无论公知们如何相互攻击和谩骂，永远比没有“公知”强。因为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已经令所有人绝望的社会：连知识分子都不再有对社会的大关怀，或者说是压制自己的这种关怀，这个社会就一定心脉已断。
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公知提出更高的要求。“公知”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相互攻击的水平上，他们的讨论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证据和理论的支持，而不能仅仅因为立场。甚至，尽管大方向肯定重要，公知也不能停留在提出社会应该有的大方向（“左”还是“右）”的水平上。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不能光靠“把握大方向”解决，因为即便大方向是对的，也不能保证善治和良政的出现和稳定。正确的大方向只是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的必要而并非是充分条件。善治和良政的扎根成长需要的是具体的制度体系的支撑。套用一个俗语：“成败都在细节”。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知？
中国目前的公知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媒体人士。这类人士通常都读过不少历史，也见过很多世面。第二类是文史哲和法学学者出生的公知。这些人士在某些领域的钻研超过第一类人士。第三类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公知。也就是说，这一类人首先是好的社会科学家，做出过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然后才是公知。一个直觉的判断是，中国目前的公知主要是前两类。而我认为，中国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类公知，即，基于好的社会科学的公知。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科学的首要，甚至是唯一职责，是为制度设计和变迁准备知识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相对好的治理，都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科学。西方近现代的崛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率先发展了社会科学，并且在很多制度设计上运用了社会科学所生产的知识：“坚船利炮”背后是一个相对好的制度体系。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每一个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知识传播到公共领域，并且试图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程。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因此，每一个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好的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是公知。
为什么中国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类公知呢？我猜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社会科学，更谈不上好的社会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解和态度都紧跟苏联，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研究和传授具体的国家管理技巧（比如，政府如何定价，如何调配物资），甚至直接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1952年之后，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后，社会科学在中国基本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因为这段惨痛历史，我们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家）以及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受过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什么是好的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
我们现在的许多话语都凸显我们对社会科学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社会科学通常都被和“文史哲”、“法学”一起，叫做“文科”，而大部分家长和学生认为文科都是相对比较笨的学生才学的东西。殊不知，社会科学与“文史哲”和法（理）学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又比如，绝大部分人甚至还都认为“哲学”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不知道在很多时候，哲学不仅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还阻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再比如，政治学仍旧被放在“法学”大类之下，而大部分领导人还认为经济学才是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最后，在许多人看来，社会科学不外乎或最多就是“以史为鉴”。
而事实上，社会科学使用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基于系统性证据的基础上，研究所有社会事实（因此，不仅仅是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科学更接近自然科学，而不是历史学，更不是哲学、法理学或者是意识形态。
更具体地说，社会科学遵循下面的一个基本特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都会问一个“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问题。而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回答方式是：什么样的因素（包括时空情境）、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的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发生了的或没有发生的）社会事实。只要不满足于这基本的要求的东西，都不是社会科学，至少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其次，尽管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今天的中国，好的社会科学还是非常少的，离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今天的中国，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空洞的呼吁、没有理论依据的预测、没有理论依据的批评、借古讽今的历史故事，似是而非、没有好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的政策建议，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而这些都不是好的社会科学。更可怕的是，如今的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都还在大力支持许多只能产生垃圾的所谓研究项目。这些所谓的研究或是一味的歌功颂德，紧跟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是一味的道德呼吁，全然不可能贡献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知识。
最后，也有不少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似乎只满足于发表一些SSCI或者权威期刊文章，而几乎不关心他们所产生的文章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人民的福利。加上公知已经成为了贬义词，许多社会科学家也就缺乏成为公知的动力。
中国目前缺乏第三类公知的后果之一是，绝大部分公知都只是批评既有的社会事实。批评固然重要，但批评并不能替代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但现实是，要想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批评，还更需要具体的解决方案。中国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家出生的公知。每一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好的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是公知，因为他们应该拥有“忍不住的关怀”。
最后，那些已经成为公知，特别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知，也需要学习更多的社会科学。我们的公知不能只是停留在品味历史和长呼短叹的水平上。
⑤ 公知有哪些代表人物
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张曙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贺卫方、冯象、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徐友渔、雷颐、甘阳，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
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5)法学界公知扩展阅读
公知们虽然通常具有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上免不了过于依赖直觉。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公知年龄层次相对偏大，接受教育较早，知识相对也会比较老旧，有时候会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所以公知们虽然心系社会，也时不时会提出一些不靠谱的建议。
另外，不少公知都身处政府供养的学术机构，加上年龄、视野的局限，也使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⑥ 公知，带路党，第五纵队是指什么
1、公知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是公共议题最活跃的群体，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现为对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发表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简称。
2、带路党该词揆诸历史，在满清末期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充当八国联军的带路党。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3、《第五纵队》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创作的剧本，首次出版于1938年。
该剧本讲述了菲利普·罗林斯的故事，虽然他表面上是与西班牙无瓜葛的旁观者，但在夜里他是位活跃专注的战士。
该剧本是海明威一生创作中所写的唯一剧本，具有很强的自传性，男主角罗林斯就是以海明威为原型创造的。
(6)法学界公知扩展阅读：
公知原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通常具有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
早期公知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亲民的一类人，肩负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的作用。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书立说，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比如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神话，“我们的史学家们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更爱好。他们都说贞德英勇就义。
但是根据当时的记事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她接到判决书时声泪俱下，对社会上众多的冤屈事件发出抗议，为之申诉直至受冤屈者终获昭雪。
⑦ 公知的粉丝都是些什么人
公知粉丝我觉得有5种。
第一种，确实是政策的问题，包括以前和现在，特别是以前，有些人受了很多委屈，可以理解。
第二种，义愤填膺的年轻人或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觉得公知的文化程度高，说的话高大上与国际接轨，全盘西化是最现代化的表现，民主可以解决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一切问题。
第三种，就是俗称精外，这个外其实也不是真实的外，是公知长期渲染的一个完美的外，总所周知，不可能有完美的国家完美的制度，就连所谓灯塔美，社会某些矛盾也是尖锐的，那么这个外，就是虚构的假象的理想的没有任何参杂人的本性的完美国度，公知粉把他特定为，英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还有印度，真实够“精度”。
第四种，有点文化，受过点高等教育，特别是西方教育，一般还是偏文科类的教育，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哲学等，这就是中国几十年韬光养晦的弊端，学习别人的就要分辨夹带的私货，分辨不清，便看不起中国。
第五种，读过点书，翻过点墙，会写文章，不愿意看见美好，极端的轻视，或者蔑视中国人的。大家应该都见过，就是典型公知文。开头岁月静好，中间不知哪里搞得不知是不是自己编的“史料”，一顿分析，得出结论-------中国不行，美国行！结尾，世界怎么了，沉闷，压抑，流觞。 都见过吧，我看的多了，知道套路了。像这样的文章，典型就是有点文笔知道如何表达能让人印象深刻但就是逻辑不通，不顾事实，抽象分析的暗示，因为人都是有不满的，用这种方式似乎有点像鲁迅。
正所谓鲁迅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鲁迅
⑧ 从公知女神到全网群嘲，被丁院士痛批的柴静，如今过得还好吗
柴静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位主持人，有不少人都看过她主持的节目和拍摄的纪录片，并被其打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关于非典的访谈，让柴静迎来了自己的事业高峰，通过这个访谈节目，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充满感恩又无所畏惧的新时代女性形象。
再加上2012年她所自费拍摄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更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才华，在中国有这么多记者的情况下，柴静也是里面能够叫得出名号的人了，曾经被誉为大众的“公知女神”。
尤其是在这一个信息化爆炸的时代，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也只不过是有些人经过刻意加工后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信息的真假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如果说一味地去接受扑面而来的爆炸性信息，那我们本身大脑是无法全部接受，只会选择一些能够刺激我们神经的消息并把它认为真理，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愚蠢的。
当我们人云亦云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已经成为了人人不齿的键盘侠。或许我们只是无心却办成了坏事，但柴静的生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也和舆论所带来的压力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我们不想看到另外一个柴静的陨落，那么我们保持自己的理智，能够有明辨是非的头脑是非常重要的。
⑨ 现在头条里所讲的《公知》是什么人
公知原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其定义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一般地，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公认的。
早期公知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亲民的一类人，肩负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的作用。
美国哲学家雅各比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专业素养，有世界视野，有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行动，有担当社会引路人的勇气。这“5个有”，从正面意义上勾画了公共知识分子画像的基本轮廓，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以神圣的期待。
起初，用“5个有”这个概念衡量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都是教学、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如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等人，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但是，近年来社会对于“公知”的认知和评价正在发生变化。
⑩ 中国公知指的是哪些人网上最为活跃的有哪些谁给举例一些
从历年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可以看出，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当中的绝大部分。而且这类人群，尤其是大学教师，一般还具有某一方面（通常还是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这就使得他们的发言水平能够有保证，也更具信服力。
例如2014年于建嵘教授发起“微博打拐”活动，发动网友拍摄街边的乞讨儿童，上传微博并报警，并希望立法禁止儿童乞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他们本没有权利无端怀疑并强迫检验，也无疑侵害了很多非拐卖儿童正常乞讨的权利。
在药家鑫一案中，一些法学专家“废除死刑”的呼吁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公知们也常有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过多呼吁政府管制的毛病。
(10)法学界公知扩展阅读
典型的公知一部分在体制外，还有一部分属于体制内的另类人物。他们对体制持尖锐批评态度，往往在推动形成互联网舆论事件的过程中表现活跃。对于揭露社会的一些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压力，他们颇具贡献。所以我过去就说过，中国需要有他们，一旦没了公知，中国就是朝鲜。
但必须指出，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很多公知是西方政治体制的忠实粉丝，主张或倾向于中国模仿西方进行自我政治改造。他们中一些人在立场上已经倒向西方，或者在中西之间严重摇摆。
因此他们揭露中国的具体问题时，常常不是就事论事，集中注意力推动解决问题本身，他们更感兴趣通过揭露这些问题批判国家的体制，论证这个国家如何“烂透了”。
因此他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很容易走过头，或者故意、或者客观上做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冲击者，带节奏，扮演了中国稳定和团结的瓦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