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西方哲学简史》和《西方哲学史》 哪本比较适合初学者看
《西方哲学简史》比较适合初学者看，因为其内容较客观，下面是该书资料：
专著 ： 《西方哲学简史》
作者 ： 赵敦华
发表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推荐版本）
至于为什么不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理由如下：
第一，罗素很偏激；这是所有哪怕只看过一点本书的人都能体会的——对于一本叙述历史的书来说，本书中作者发表自己观点（冷嘲热讽和人身攻击）的地方过多了。
第二，罗素有挑刺的习惯，这使人脑子混乱。据我理解，解决哲学问题的目标，就像解决数学问题的目标一样，是解决手上的问题。这就像给你一个混乱的毛线团，让你把它捋顺；而罗素所做的是把这个毛线团搓成更乱的一团。
当然，对于这一点可以向好里解释，比如说：提出更多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想想看，罗素悖论确实可以说是W写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激励）。
但对于把罗素的书当作自己哲学入门书的读者来说这可有点难受——你会感觉哲学就是“曲折地学”——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只要脑子稍微转一个弯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罗素在他的《哲学问题》第一章中谈到的一张桌子到底是不是一张桌子的问题。并不是说这种问题在哲学里不重要，而是说在读者对于哲学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以明白这些问题为什么有着系统性的重要性之前，它们对于读者是不重要的。
而读者如果因为看了罗素的哲学入门书而认为这种问题就是哲学的重点而就此拒哲学于门外，罗素的书就起了有害的作用。
最后，公道地说，作者在本书中还是能够公正地叙述一些历史的，也能够公正地阐述一些哲学家的观点（虽然作者在其后添加的个人评论绝对是偏激的，这种偏激的评论却可能是致命的）。作为小打小闹的消遣它很有趣；作为糖果吃它很甜；但记住，千万不能吃太多的糖——小心蛀牙！！！
⑵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谁提出的
【摘要】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哲学史是哲学”引发了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新思考。黑格尔对这个命题及其逆命题的论述，都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前提。但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历史上考察，“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思想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哲学的性质给出否定性的定义，即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思想史，因为哲学是没有对象的，是不需要权威的，也是自由的。
【关键词】哲学的性质哲学史研究黑格尔哲学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从此以后，“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个命题被广为传诵，甚至被视为哲学史研究的圭臬。虽然后来也有不少哲学家指出，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完全是出自他的哲学体系的需要，但从理解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哲学史，这仍然成为我们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指导原则。由于这个命题得到了黑格尔的详细论述，因此，这个命题的逆命题也得到了许多哲学家的追捧，一时间，“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说法被看作是不可否认的金科玉律，甚至有的学者把这个说法视为哲学研究的唯一道路。其实，无论黑格尔如何论述“哲学史就是哲学”及其逆命题，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黑格尔的这些说法都存在着明确的思想前提。如果完全不提这些思想前提而把这些说法看作是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一般性理解，那就完全误解了黑格尔的思想本身，也会直接导致我们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错误解释。在这里，我试图首先通过揭示黑格尔论述的思想前提，说明黑格尔这个命题的真实含义；然后，我将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阐明哲学与哲学史的思想关系，并在最后提出我对哲学概念的一般理解。
一黑格尔论述的思想前提
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开讲辞中，黑格尔清楚地考察了哲学史的性质，严格地规定了哲学的概念，由此阐明了他对哲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从他的详细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黑格尔对哲学史性质的理解完全出自他对哲学的独特解释，也就是把哲学解释为认识唯一真理的理性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个唯一的真理，黑格尔就把哲学史上一切外在的偶然发生的历史事实，都解释成为了昭示这个真理的必然过程。这就表明，哲学史自然就不可能是偶然事实堆砌的历史，而是那个唯一真理借助这些事实不断自我显现的历史，也是哲学自我发展的历史。这样，哲学史自身就只能是哲学的了。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对“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命题给出了三个论证。
第一个论证：
大前提：哲学是科学的，或者说，哲学就是科学；
小前提：哲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的，因为揭示哲学史的内容就属于科学的范畴；
结论：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
这个论证表明了哲学与科学的密切关系，对科学性质的理解构成了这个论证的基本前提。在这里，我们不去深入讨论什么是科学，只需要了解黑格尔对哲学就是科学这个命题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科学就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而哲学则是以最为抽象的概念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以，哲学就一定属于科学。我们先不管黑格尔对科学的这种解释是否成立，从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出的是，他对哲学和科学性质的理解是从目的和功能出发的，就是说，他是用哲学和科学所要完成的工作规定哲学和科学的性质。且不说这样的规定是否符合我们对定义的一般要求，就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上看，这实际上已经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了：根据这种解释，哲学和科学完成着相同的工作，所不同的只是表达真理的方式，所以，哲学就是科学。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前提，把哲学史理解为科学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哲学史就是揭示真理的过程。由此，哲学史也就属于哲学这门科学。
第二个论证：
大前提：哲学史的起始点就是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
小前提：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当然属于哲学自身；
结论：哲学史当然就属于哲学。
这个论证看上去很是合理，但其中包含的问题却也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大前提的预设：哲学史的起始点就是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这个预设显然不同于我们对哲学史概念的一般理解。即使我们可以把哲学史上的某个哲学家的思想解释为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我们也不能由此推出，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因为哲学史研究，如果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的话，显然是要揭示历史上出现的哲学家提出的各种哲学理论和思想，从后人的眼光分析和判断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内在价值和普遍意义。这既是一种历史考察的视角，也是一种当代人的选择，所以，历史才会不断地被后人重写。但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叙述历史，我们都非常清楚，这种叙述本身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哲学理论和思想，而不是哲学本身。所谓的“哲学本身”，在这里是指哲学家们所谈论的那个对象，而不是哲学家们对那个对象的谈论。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哲学理论和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对“哲学本身”这个对象的谈论。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有哲学史研究这门学科。所以，哲学史的起始点并不是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而是对哲学家们关于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的叙述；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历史叙述，而不是逻辑上的思想论述。其次，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的确属于哲学自身，但由于不同的哲学家对它们的规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无法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规定都归属于哲学自身，否则就违反了黑格尔对哲学的一般理解，即哲学只有一个，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把历史上出现的对哲学性质和范围的规定都看作是属于哲学自身，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得到黑格尔所期望的哲学远景，也无法得到对哲学本身的真正理解。
第三个论证：
大前提：哲学是理性的知识；
小前提：它的发展史本身应当是合理的；
结论：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
这个论证涉及到了如何理解“理性的”与“合理的”之间的关系。按照黑格尔本人的解释，“理性的”东西当然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东西却未必是“理性的”。这就是说，任何被看作是合理的东西，并非因为它们是“理性的”，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对它们给出某种合理的解释。比如，当我们说哲学的发展史是合理的，这并非是说哲学本身的发展是按照某种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进行的，而是说我们可以按照某种原则或原理去解释哲学的发展历史，把这个历史看作是符合了某种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而这正是黑格尔试图表达的观点。但如此看来，黑格尔就是混淆了哲学史的自身发展与我们对哲学史的解释性重构，或者说，他正是想用后者替代前者，由此说明他的哲学是人类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根据这样的解释，黑格尔这里的第三个论证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了：首先，他用“合理的”取代“理性的”，这违反了基本的逻辑原则即“偷换概念”；其次，他用合理性解释取代理性活动本身，这又是一种依据预期理由的虚假论证。由此得出，“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这个结论不成立。
当然，黑格尔提出这个命题是为了说明，全部哲学史是一个有着必然性和逻辑次序的历史进程，这种进程本身的合理性在于它是由理念规定的，因此，任何偶然性在进入哲学领域之时就被清除掉了；而具有必然性的概念发展，保证了所有各派的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了哲学之中，这样，每一个哲学都是必然的，没有任何哲学曾被消灭过。由此，黑格尔对哲学史就会得到这样的见解：虽然它是历史，但它所研究的东西却并不是过去的东西，因为哲学史的内容是理性的科学成果，而科学的成果是不能消灭的东西；在哲学领域内劳作所得的成就就是真理，而真理则是永恒的。这样，断定哲学史就是哲学也就完全可以接受的了。
同样，根据相同的解释，黑格尔也可以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因为一切哲学都是作为解释绝对精神发展必然性的历史过程，虽然每一种哲学自身都包含了各种特殊原则，但这些原则本身却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要求更高的原则使其成为理念自身发展的必要环节；而在黑格尔看来，正是这些不同哲学对最高原则的不断追问，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哲学思想。所以，哲学本身就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绝对精神的不断显示的历史过程，而这正是哲学史所能够向我们昭示的真理。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说“哲学史应当是哲学的”还是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黑格尔的论述都有明确的思想前提，这就是，把哲学史理解为绝对理念发展的历史，而哲学本身正是对这个历史的必然说明。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他所说的这些命题的真实含义。然而，如果我们离开了黑格尔的哲学，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特别是试图强调只有从哲学史的意义上理解哲学本身，那么，我们就必须澄清我们对“哲学史”和“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二哲学史与哲学的思想关系
如果我们暂且接受黑格尔的哲学史即哲学的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的逆命题是否成立呢？从逻辑上看，同意“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个命题，并不蕴涵着它的逆命题“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成立，因为这两个命题涉及到的两个概念在命题中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作用。在“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个命题中，“哲学史”是被定义概念，而“哲学”这个概念则应当高于或宽于“哲学史”概念，属于上位概念。根据种加属差的定义原则，“哲学史”概念应当属于“哲学”概念。而根据相同的定义原则，“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则恰好与前一个命题相反，“哲学”概念成了被定义概念，而“哲学史”概念则是上位概念。如果这两个命题都成立，那么结果就只能是“A等于A”了。显然，这并不是我们希望从这两个命题中得到的结果。无论我们赞同哪一个命题，这个命题都一定是被看作为我们提供了比“A等于A”更多的东西。可见，我们要么同意“哲学史就是哲学”，要么同意“哲学就是哲学史”，但我们不能认同这两个命题同时为真。从概念关系上看，我们知道，哲学史应当是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因此，“哲学”概念在外延上应当大于“哲学史”。在这种意义上，说“哲学史是哲学”要比说“哲学是哲学史”在逻辑上更能成立。
进一步地说，“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个命题说明了哲学史的性质，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哲学史。从黑格尔的哲学出发，这个命题更好地解释了他的哲学史观。但“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则对我们理解哲学史毫无益处，也无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因为根据这个命题，我们要理解哲学就只能而且必须通过理解哲学史：当我们对哲学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就可以说掌握了哲学。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首先，了解哲学史是我们学习哲学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作为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只有两个正确形式，一个是肯定式，也就是说，在前提中肯定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肯定它的后件。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了解哲学，那么就必须学习哲学史，而了解了哲学，所以也就掌握了哲学史。这个推理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它恰好是与其作为前提的命题相反的。还有一个形式是否定式，也就是说，在前提中否定假言判断的后件，结论否定它的前件。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了解哲学，那么就必须学习哲学史，而不学习哲学史，也就无法了解哲学。这个推理也不成立，因为它是以前提中的命题为预设的。所以，了解哲学史并不是我们学习哲学的充分条件。第二，哲学史是哲学自身的发展史，了解哲学史必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不是一些哲学家思想理论的简单堆砌，也不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时间上的连续发生，而应当是具有基本精神的哲学理念在时间中不断展现的过程，也就是说，哲学史应当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律，这些规律正是哲学理念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即使我们不采用黑格尔的这种思辨方式，我们也应当承认，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对相同哲学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哲学史的重要篇章，而正是这些哲学问题也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一定超出了对哲学史的理解，或者说，每个时代的哲学必定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哲学的更新内容。所以，对哲学史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哲学，相反，在某些哲学家那里（比如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了解哲学史反而成为他提出自己新的哲学的障碍。在哲学史上的确存在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哲学家，而且，正因如此，这样的哲学家才会被后人不断地研究和超越。
⑶ 如何理解“哲学史”
哲学是人类的纯粹思想，我们只能通过人类思想的结晶——哲学文本来了解哲学和把握哲学。不能在狭义上理解哲学文本，哲学文本从根本上说，乃是哲学的种种问题和主题。它们在各个哲学家那里得到不同层面和角度的表达，显示了它们自身的无比丰富与复杂。在哲学中，问题本身的辩证法是通过哲学自身历史的辩证法展开的。因此，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与以往的哲学进行不断的对话。对哲学史一无所知，一上来就大胆提出一整套自己的“不同观点”的哲学家，注定永远进不了哲学思维的大门。
正因为如此，哲学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对经典大师和经典著作的研究来进行的。即便是那些真正原创性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并且，他们对哲学史上重要人物和经典著作的研究，往往自身便成了经典。在中外哲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中国朱子、船山对《四书》的研究，王弼对《老子》的研究，郭象对《庄子》的研究；西方阿奎那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评注和海德格尔对康德和尼采的研究，本身都成为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留给后人不可忽视的哲学遗产。可以说，通过研究哲学史和哲学经典著作来进行哲学，是哲学发展的必然途径。
那么，哲学史究竟是“哲学”，还是“历史”或“史学”？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它是“史学”。例如，胡适在其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典范与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便是如此。他说，哲学史的目的有三，即明变、求因、评判。要达此三个目的，则先要“述学”，而述学必须“审定史料”和“整理史料”。审定史料要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五个方面着手。整理史料的方法则是“校勘”、“训诂”和“贯通”。(参见胡适，第8-23页)这基本上就是当时流行的史学研究的要求。以这种方法论思想指导的哲学史研究著作，如劳思光所批评的，其实“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劳思光，第2页)这样的著作，我们现在还不时见到。(参见景海峰，第211页)
同样是现代中国最早哲学史作者之一的冯友兰，虽然承认研究哲学须研究哲学史(冯友兰，第12页)，但明确表示，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和哲学“并非一事”。(同上，自序三)在他看来，哲学史实际上是通史的一部分(同上，第12页)，那么，哲学史就应该属于史学的范畴。所以，哲学史并非是哲学家本身从事哲学思考的途径与凭借，而只是他书写与叙述的对象。当然，他区分了“历史学家的哲学史”和“哲学家的哲学史”：前者注重的是“谁是谁”；后者注重的是“什么是什么”。(《三松堂学术文集》，第198页)“什么是什么”，也就是弄清事实。
这也是一般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目标。所以，当冯友兰说研究哲学要研究哲学史是“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冯友兰，第12页)时，显然不是把研究哲学史视为研究哲学本身，不是与研究对象处于一种建设性的对话关系，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过程，而只是尽可能客观地解释和整理古人的理论。这样的哲学史研究实际上仍是“史”的研究，而不是哲学，因为哲学不是要追究“什么是什么”，而是追究为什么“是”和如何“是”。
这就使得近代产生的“中国哲学学科”本身，也基本上只是以“中国哲学史”为核心，其任务，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理”和“重述”。(陈来)“在这个学科体制下的研究论文，其基本宗旨也是‘重述’。”(刘宁，第150页)可以说，近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无论新派老派，基本上是一种“史学”研究。老派的哲学史著作可以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其“凡例”开宗明义：“此书以史传之体裁，述流略之旨趣。”(钟泰，第1页)新派的代表除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外，还有以唯物史观撰写的哲学史著作。这类著作的代表可以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1949年以后出现的各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为代表。它们基本上只是以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观点来解释哲学本身，实质是以社会史、政治史的眼光来研究过去的哲学。它们所标榜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其实只是让逻辑为历史作注，只有历史，没有逻辑。
蒋维乔和杨大膺合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可说的一个异数，它对当时流行的哲学“史”明确表示不满：“现在所流行的《中国哲学史》，无论是编的是译的，都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自身的史；而是中国哲学家——或称为中国学者——的史或传。”(蒋维乔、杨大膺，第4页)与此针锋相对，“本书则反之，以哲学问题为经，哲学家为纬；所以只将我国所有哲学思想划分为六派，而以派为分类的唯一标目，不再罗列某某人的哲学。然后将某派的中心思想，先叙述出来；再依时代的变迁，和后来学者思想的改换，说明各派思想变化和演进的情形。”(同上，第5页)但这只是将史传形式改换成以派别为纲目，同样缺乏哲学本身的思辨。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虽然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为纲，但同样基本是一部“史”的著作，即以“叙述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为目的的著作(张岱年，第1页)，以整理和重述为主，而不是以创发为其目的。
或曰，难道我们不应该用流行的史学的客观性要求来要求哲学史的研究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区分自己和研究对象，即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如实地反映研究对象吗？难道我们可能生活在研究对象的那个时代和世界，比如生活在孔子和孔子的世界吗？如果我们把哲学史理解为一门特殊的史学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合理的。
然而，如果连实证主义史学的目标都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的话(参见王晴佳，第210-268页)，那么实证主义的哲学史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任何人写的历史都包含着某种对所写事物的理解和解释，工业革命只有一次，人们写的工业革命史可以有无数，并且永远也不会完全一致。哲学史就更不用说了。它必然包括写哲学史的人对以往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著作的理解与解释，而哲学史的价值恰恰存在于这些理解和解释，否则它只算是“一本‘汇编’式的东西，而并非一本哲学史”。(劳思光，第12页)当然，这种理解与解释决不是像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所实践的那种没有任何理解之同情、党同伐异式的做法。
但另一方面，那种如其所是的哲学史，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古人就已看清楚了：“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今人冯友兰也在其《中国哲学史》承认，完全“如实”的哲学史是不可能的。(参见冯友兰，第12-14页)
除了方法论上的不可能外，还有存在论上的不可能。正是这种存在论上的不可能，决定了真正的哲学家不可能把以往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作为自己的客观研究对象来处理，或者说，不可能把它们对象化。
对于哲学家来说，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和哲学经典著作，就是哲学本身。当黑格尔在写《哲学史讲演录》时，他就是在写哲学。无论是赫拉克利特还是康德，对他来说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哲学，或哲学本身的展开。而朱熹在给《四书》作注时，也是在做哲学，否则我们今天不会把他的注当作他的哲学思想来引用。当然会有“述而不作”，只是“客观”叙述前人思想或分析哲学经典的人和著作，但人们一般并不把这些人当作哲学家来看待，他们这方面的著作，也不会被人视为真正的哲学著作。例如，人们不会把康浦·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与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混为一谈。前者只是一部关于哲学的著作，而后者本身就是哲学著作。
的确，对以往的哲学家和哲学经典著作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研究方式：一种是将被研究者对象化为与我保持绝对距离的研究客体，我始终是外在于它、与之相对的主体。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处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世界，研究者是整理者、分析者、批判者和审判者。即便认同研究对象的思想，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研究著作是在说自己的话。另一种是研究者将自己视为与研究对象同处在一个历史中，他不是照着研究对象说，而是接着说。但这种“接着说”却不能简单理解为纯粹时间次序上的接着说，而是带着自己的视域，重新探讨和回答前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并从中发展出新的问题，或改变提问的角度与方式。研究对象不是处于研究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它与研究者共有一个历史，都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面对的是同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普通意义的世界，而是构成哲学基本问题的世界。
伽达默尔在回忆他最初听到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现象学阐释时说，海德格尔开创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使得“亚里士多德确确实实在我们当代对我们说话”。(Gadamer，S.77)亚里士多德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的对象，人们是从当代的哲学问题和问题压力出发走向亚里士多德。(ibid，S.79)也就是说，伽达默尔那一代人把亚里士多德不是视为早已去世的古人，一个超然的哲学史(学)研究对象，而是视为自己的同时代人，他不但不会束缚人们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反而会使人们从当代的偏见与传统中解放出来。
⑷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哪个出版社的好
其他的版本都不好
商务印书馆的最好！
翻译的是最原汁原味的！
《西方哲学史》上册 译者 何兆武 李约瑟
不用说了，都是学术界、 翻译界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西方哲学史》下册 译者 马元德
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人。
像这种高难度学术著作，必须得有权威的人来翻译，要不然是一般的译者，会混淆很多的概念，使读者误解，那样很不好！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您有所帮助！谢谢！
⑸ 请比较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个人认为两本都不适合初学者使用。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不合适之处有两点：
1.比较难以理解。黑格尔讲哲学史，其实很大的目的在于说明他所谓的“绝对精神”的发展。他把整个哲学史看做是“绝对精神”在历史性时间进程内的自我发展与显示，而哲学史上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环节，而一个环节又逻辑地向另外一个环节发展，而他本人的哲学理论，就是整个过程的最高点。要理解此书，就要求你必须首先对黑格尔本人的“逻辑学”中关于“绝对精神”内在各种规定的推演有一定了解，并且了解黑格尔那令初涉德国哲学者望而生畏的辩证法语言。既然LZ是想大面了解一下，作为入门读物，这实在太难了；
2.因为黑格尔是18世纪末的哲学家，关于19、20世纪的哲学，自然无法在他的著作中被介绍。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最大的缺点则在于不严谨。确实，这本书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还拿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罗素随意评点前人，很多批评或者褒扬都显得缺乏根据。比如介绍康德哲学时，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他只字不提或者一语带过，而对于《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四个形而上学演绎，罗素则用了大量的篇幅，予以逐条批驳——而且这些批驳在我看来也不见得理由充足，李泽厚先生批评他是用巴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混合物来反对康德，并非上纲上线，对于《纯粹理性批判》这样在哲学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的著作，罗素尚且以这么不严谨的态度对待，别说其他的哲学理论了；再如谈及罗素一向不怎么欣赏的尼采时，罗素居然想象出一段尼采与释迦牟尼之间在的争执。有趣吗？确实有趣。但是哲学史可以这么写吗？如果想获得对哲学大致的认识和入门，这本书也实在说不上合适。
推荐三本，梯利著的，斯通普夫著的，张志伟著的，书名都是《西方哲学史》。既不难于理解，又相当严谨、全面，均是适合入门者阅读的哲学史。不过说一下，张志伟教授那本我并没有读过，但是作者值得信赖。
又或者，可以结合张志伟教授的《西方哲学十五讲》再加上张汝伦教授的《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如果把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尽量追求通俗性作为衡量一本哲学史入门著作的标准的话，这两本可能是我所知道的中最好的。
如果非要在黑格尔和罗素中挑一本，那我还是建议挑黑格尔。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有些地方读不懂总比读了一大堆一家之言性质的东西好。
⑹ 西方哲学史谁写的好（黑格尔写过吗）
西方哲学史，写的最好的还是弗兰克·梯利。
弗兰克·梯利（Frank Thilly，1865—1934），美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曾任教于密 苏里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在大学讲授哲学史多年。《西方哲学史》一 书就是以其讲义为基础编写的一部哲学史著作，于1914年出版。本书问世后，在西方哲学 界颇受好评，在美国各大学哲学系被广泛采用为哲学史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梯利逝世后， 他的第子和同事莱杰·伍德对本书从结构到内容都做了相当大的修订和增补，分别于1951 年和1957年出版了增订第二版和增订第三版。
本书初版本在解放前曾由陈正漠译成中文，于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当时教 育部定的《大学丛书》之一，也是中国各大学哲学系广泛采用的哲学史教材。解放后，葛 力仍据那版本重译本书，于197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葛力将原书第三版中第20—22 章有关现代哲学的部分译出，附于原译全书之后作为补遗，于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本书中译本的增补修订版。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哲学史中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让人很容易理解某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因而书中对一般历史的叙述也比同类著作做得要多。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上、下两卷约80万字，但作者学识渊博，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书中文字优美流畅，注释旁征博引，读起来并无枯燥晦涩之感。
黑格尔写过《哲学史讲演录》，不过并不提倡去读黑格尔的，因为写得很晦涩，专业一点的（比如考研，写论文参考之类）还是梯利的，业余爱好，仅仅开阔视野的话，还是罗素的好一点。
⑺ 为什么说《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部“哲学教程”（一）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古希腊约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结构和内容是如此之深，以至不仅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用他的概念和术语思考问题，而且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用亚里士多德式的语言去反对他。不同观点的人会对他做出不同的评价，但是，回顾人类思维的历程，谁都不会否认，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化的一大奠基人。——英国学者乔纳逊·伯内斯当我们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可以说，一部欧洲思想史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史，是他第一个以科学的方法阐明了各学科的对象、简史和基本概念，并把混沌一团的科学分门别类。亚里士多德奠定了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提出了公理化体系的理想。他的生物学直到19世纪才被改变形式；他的逻辑学在其后两千年之中一直是构成欧洲哲学统一性的基础；他的《形而上学》使他荣膺“哲学家之王”的称号。
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令人震惊。黑格尔曾说：“如果真有所谓人类导师的话，就应该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的一个人。”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与这一评价相称的。他徘徊在古希腊的文化史中，游荡在天地人三界的广漠的知识领域中，撰写了百余部大著，开绽出一朵朵绚丽的精神之花。他的成就令他人难以望其项背，他对后世的影响之大无与伦比。他至少撰写了170种著作，其中流传下来的有47种。当然，仅以数字衡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渊博的学识令人折服。他的科学著作，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本网络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学、动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理学等等古希腊人已知的各个学科。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道德、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思想，今天看来依然非常先进，如“贫穷是革命与罪孽之母”、“立法者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青年上，忽视教育必然危及国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到今天依然广泛流传，它们大多是教科书式的文献，很多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学生的笔记。在中世纪的早期，由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盛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没有被翻译。但到了12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开始兴起，他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各种欧洲文字，并成为中世纪后期的经典哲学，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⑻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怎样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对于想了解西方哲学的入门者来说,是相当不错的,罗素的语言功底很深厚,对哲学家的评论非常精彩,不过主观性强了些,专业一点的有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还不错。商务印书馆的最好!
翻译的是最原汁原味的!
《西方哲学史》上册 译者 何兆武 李约瑟
不用说了,都是学术界、 翻译界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西方哲学史》下册 译者 马元德
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人.
像这种高难度学术著作,必须得有权威的人来翻译,要不然是一般的译者,会混淆很多的概念,使读者误解,那样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