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理学教育思想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有哪些
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说的发展,既继承了儒家的精髓也发展了儒学.
1,二程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
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
2,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而朱熹则创建了一套“客观唯物主义思想”,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程朱理学的创建与发展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套很好的“行为标准”,使人们能够依其而“生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遵守“三纲五常”,愚孝与孝,迷信,坚忍,愚忠,百折不挠,以及辩证的看待这个世界等等一系列的性格影响.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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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1.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1)批判“存天理，灭人欲”，认为“理欲不可分离”;
(2)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3)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学习;
(4)主张扩大学校的职权，使学校成为集教学、研究和议政的中心;
2.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学校不仅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机构还是评议政事的场所;
3.颜元的教育思想
(1)颜元与漳南书院：颜认为传统教育的三大弊端为毁灭人才、灭绝圣学、败坏社会风气;
(2)“实德实才”的培养目标：培养的人才一是“经世”之才，二是“百职”人才，即有利于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的实用人才;
(3)“六斋”与“实学”的教育内容：
①教育内容上：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为教育内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为智、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
②书院的六斋及各斋的教育内容为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浩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4)“习动”、“习行”的教学方法：在实践行动中练习、巩固知识，加深理解的过程，提倡“学用结合”和“讲练结合”;其依据为
①符合学习规律
②有利于人的道德修养
③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
④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充满活力。
Ⅱ .朱熹理学教育的理论核心是什么 A.心即理 B.性即理 C.致良知 D.知行合
选B 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认为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
A是陆九渊的主张 他认为心既是理 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 心学创始人
CD都是王阳明的主张 他也是心学的代表人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是他的认识论
Ⅲ 朱熹的教育思想有哪些
朱熹是程颐程颢二成的学生。
历史说是儒学集大成者，也是前儒学和后儒学的分水岭。
Ⅳ 简述朱熹的理学思想
因为朱熹是理学家,儒学家,教育家,关于他的理论简单是说就是一种哲学观念.是入世的哲学，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间万物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也是人类所憧憬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精神的理。 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其次，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再者，关于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此外，对于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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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有哪些
我国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先秦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汉以后，儒家的独尊地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得到贯彻，成为正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正统和核心。
1.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中国古代教育家认为每个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秉性也不一样，所以教育方法也应因人而异。特别重视启发教育，注意开发每一个人的智力潜能。二、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2、循序渐进由博返约
孟子认为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应自强不息，不可松懈或间断，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流于急躁。
3、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这是《礼记》提出来的：“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者，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者也。”
4、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荀子言：“诗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严师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
Ⅵ 有关朱熹理学思想的问题
朱熹的思想，与当时官方所尊奉的传统儒家思想不一致，所以被诬为“伪学”；而实际上他对儒学的发挥在本质上进一步适合了君主专制度制度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他的理学思想逐渐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
Ⅶ 与孔孟重教化相比,宋代理学教育的观念有什么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学在教育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先秦子学阶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得儒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汉唐经学阶段的笺注疏解，巩固了儒学的经学地位，但也正是因此使得儒学僵化、保守，向繁琐、空洞和虚无发展，有的学者，终其一生也不能通晓一经。进入宋代之后，这种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东来的佛学，给儒家思想造成重大的冲击波，在与儒学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儒学的变革和发展。宋代的儒学家适应大一统社会的需要，以原有的儒家教育思想为基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佛学的有益成分，重新建构儒家学说，开创性的产生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教育形式——理学教育。
一、理学教育思想中的佛学印记
宋代理学家们在建构理学思想时，一方面极力排斥佛学思想，一方面又不断接受佛学思想的浸染。著名思想家侯外庐在他主持编纂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说到：“辟佛的宋儒本质上往往不是佛学的批判者，而是批判的佛学者。”
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张载，形成者程颢、程颐，集大成者朱熹，以及理学中另一派别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与佛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名的学者，基本上都有出入儒释的经历。佛学渗透到儒学中来，是宋代思想和理论思维的一大特色。
张载，宋代理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在理学教育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学说，尤其是他关于人性论的论述，为以后的理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史料记载，张载读书“益穷六经，至释、老书无不读”。故而张载虽然是在批驳佛教宣扬的佛性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人性论，但不能否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说：“释氏之说所以陷为小人者，以其待天下万物之性为一，犹告子‘生之谓性’。今之言性者汗漫无所执守，所以临事不精。学者先需立本。”[1]他认为佛性以人生来就有的本能为性，容易使人无所立，而进一步的无所执守，是不完善的。他在统合儒家性善论和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观点。他认为，人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人本有的自然之性，而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太虚本性，是至善至美的。每个人在出生之时，秉受天地之性，被赋予了具有优良道德品性的可能，但由于秉受的阴阳二气的偏差，各人所受的“天理”多少不一，掺杂了邪恶、欲望等杂质，气质之性产生。但是气质之性可以变化，普通人可以通过养性、学习、知礼来抑制气质之性，从而不断修养到纯粹的天地之性。张载以水和冰的关系来形容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1]。早在盛唐时期，佛教名僧神秀提出，人能否超凡入圣，关键在于能否排除杂念，排除了就能使真如显现。所谓真如，在佛教看来，是指不变的最高真理。与他同时代的净觉，进一步阐发：“众生与佛性本来共同。以水况冰，体有何异？”[1]将佛性之成，比喻为冰之成水。就三者而言，气质之性和修行的僧徒，好比是冰，教育的过程和排除杂念的好比是加热的过程，天地之性和真如佛性好比是纯粹的水。“作为佛学的批判者张载，在他的二元论体系中也受了佛学的某些影响，他的‘变化气质’以求合乎天地的理论，便是转识成智的儒家版。”[1]侯外庐先生的这段议论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理学思想的形成者程颢、程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哲学层面，提出了著名的“理一分殊”说。这一学说是他们在吸收佛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程集·遗书》中记载：“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关，第二理事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1]他们将华严宗的理事关系概括为“万理归于一理也”，万理即指事，一理即指理，就是理一分殊的意思。他们借用理一分殊的佛教理论，来说说明道德德规范里蕴含着共同的道德原理，是就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意义而言。
后世朱熹将理学思想集大成，更是将“理一分殊”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引入了“太极”概念，将太极作为天地万物总的法则，同时又是每个事物的具体体现。所以“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万物分之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1]意思是说：万物合而为一太极，是谓“理一”，每个事物有具体体现着太极，是谓“分殊”，合起来就是“理一分殊”。朱熹不仅接受佛教的这一思想，连佛禅所用的比喻也直接引来接一形象的说明他的“理一分殊”说：“入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1]“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的道理。”[1]
综上所述，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在德育理论的哲学层面，的确受佛教影响颇深。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经常研读佛教著作，出入佛释，但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禁锢在佛学的窠臼里，而是创造性的批判和吸收。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说是为了引导人们消除物我差别，泯灭生死界限，于日常生活中体悟佛禅；而理学的理一分殊论则是关注俗世，教导人们于日常行为举止注重道德品节的修养，以达至贤境界，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在教育思想领域，理学家们批判佛教思想的同时，有意或者无意地将佛教思想引入儒学，开创性的提出了理学的人性论和理一分殊说，为理学教育的充实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走入低谷的儒学教育思想，提供了新鲜血液，巩固了它的主流教育地位。
二、禅定和体悟
佛教教义的目的，是人抛弃虚幻不实的现实世界，最终达到精神皈依天国，这就需要佛教众徒通过自我的修炼和体悟。佛教在长期的宗教活动中选择和创造了很多教育教学方法，并逐渐的为儒家教育所利用。这种教育方法，主要体现在道德修养方面。
1、禅定。禅定，又称为“止”，即坐禅入定的意思，也就是扫除妄念，根绝一切欲望，达到寂静的境界。这是一种心专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而后，随着佛教思想的发展，这种精神状态发展为意识的锻炼，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心无杂念的境界，达到探究世界本源的目的。
从现代的教育心理学角度来看，禅定这种修行方法是有合理因素的，它注重意念的高度集中，思考问题时专心致志，另外也注重了意志力的培养和修炼。这种教育方法，被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者合理利用。
在道德修养上，二程也主张“止”，“静”，只是和佛家的禅定差别很大。他们所谓的“止”和“静”，是要求在道德修养时抛却物欲杂念，在道德实践中，虔诚的对待自己，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职责。也就是说，他们的道德修养方法更注重了伦理社会角色的体认，虽然也是无私无欲，但内心却坚持了儒家纲常礼教信念，这与佛家出仕的宗旨是截然不同的。
后世朱熹，最重“敬”。在著名的“朱子读书法”中，就有一条是“居敬持志”： 指读书要有专静纯一的心境和坚定久远的志向。但是，与二程一样，他的“敬”，也与佛家的禅定有所区别。在朱熹看来，佛学的禅定，抛却了世间万事万物，是一种以为寻求自我解脱的自私自利的静，而他的敬，则是积极入世的，时刻关注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居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察天理，更好的引起道德自觉。
尽管二程和朱熹的“静”与佛教所主张的“禅定”区别很大，但不能否认，理学家们提倡的心性修养方法与禅学在这一方面的思维走向是一致的。
2、悟。所谓悟，就是指醒悟、感悟的意思。在佛教史上，悟是成佛的步骤和方法，有顿悟和渐悟之分。顿悟不需要长期的修习，一旦把握“真理”，就可以突然觉悟成佛，渐悟则需要长时间的精神修炼，以累积功德，到一定程度达成圆满。无论顿悟还是渐悟，纯粹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教育方法，是符合人类知识逐渐积累的过程的，即在量变的基础上发生了质变。
这种方法的利用，在宋明理学大家中，与佛教最为相似者，当属理学另一派别——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他的心学主要观点就是“心即理”：“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比理，是不容有二。”[1]而佛家早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0正因为如此，朱熹批判陆派心学“金溪学问，真正是禅。”11 “江西之学，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以为妙觉。”12当然，朱熹这样“攻击”陆九渊的心学派，是有失偏颇的，毕竟陆派心学与佛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从侧面也反映出陆派心学的确是与佛禅内省体悟的修养方式是有着很大的相似和相通性的。
儒家学者一般是把人的伦理道德修养放在首要地位，陆九渊则是将封建伦理道德修养作为学习的唯一内容。他主张道德自省，并且与客观世界脱节，不依据书本文字，要求“发明本心”。“发明本心”是陆九渊方法论的中心内容。这种存养本心的修养工夫怎样进行呢？陆九渊回答回答：“或问：先生之学，当自何入？曰：不过切己自反，改过迁善。”13可见，他的这种修养方法，就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和自我完成的过程。《六祖坛记》记载六祖惠能传授教法：“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法流行，令学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14主张寻求文字以外和推理以外的表达思想观点的方法，最终达到顿悟。这与前面所述的陆派心学修养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陆九渊认为“六经皆我注脚”，对自己理论观点的阐述很少，同时也主张顿悟，所以有时也用示意等非逻辑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曾以他的徒弟杨简断扇讼之事来回答他“如何是本心”之问，说“本心”是先天自然本有的伦理道德品性和是非判断能力，又以待坐在前的弟子，见他突然站起而即刻随之站起的动作说明“本心”如同本能，是一种自然的安排。15陆派心学和禅学虽然相似，但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禅学之心，是指一种没有任何定型的、无善无恶的、本然的存在，而陆派之心则是一种先天具有的伦理道德内容并能判断是非善恶的主观意识。陆派心学的形成过程受到禅学的影响则是无疑的。清代学者罗聘说：“宋之大儒，有著脚佛门者，若指其人，则人人皆似。”16宋代学者经常出入儒释的颇多，他们都标榜自己与佛门界限分明，实质上却几乎全不例外的有意或无意的已经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陆九渊自己也说：“某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17陆九渊能这样评介自己，说明他所受的佛教影响之深，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书院教育：寺庙教育的世俗化
宋朝时期，虽然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状况，但是，国家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官学愈来愈腐败和被废弃，于是，理学教育家们立志通过创办书院来实现教育改革，复兴私学教育，继承和发展儒学。尤其到了南宋时期，书院担当起教书育人的重任，成为研究和发展理学的学术基地，并形成严格的教育教学制度。
书院，作为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萌芽于唐朝，在宋朝兴盛发展，这与佛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佛教，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很有特色的教育制度：寺院教育。每座寺院可以说就是一所佛教学校。所谓寺院教育，是方丈以及大和尚根据佛教的教育目的、内容向寺院中的众僧徒进行的教育。因此，在寺院教育中，也有一定的严格的教学制度。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首先，地点的选择。佛教将禅定作为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修行者为了做到专心于一境，往往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精舍，通俗说，也就是寺院，从事坐禅，依傍山林便于清修。书院大多也设立在名胜之处，很明显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宋初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选择的就是庐山、岳麓山、太室山、石鼓山、茅山等山林胜地，作为其讲学的地点。而且，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嵩山书院的前身，都是寺院。岳麓书院在唐朝年间，原为僧侣所建的佛寺，五代前期，才以此为基础建立书院；嵩阳书院，在北魏的时候称作嵩阳寺，唐代为嵩阳观，石鼓书院前身是寻真观18。
不管当时是何原因，使得理学家们选择山林清静之地作为讲学之处，在讲学地点的选择上，的确是受了佛教很大的影响。
其次，讲学与制度化。讲学是向佛教僧徒讲授佛教经典，也称之为讲经。这种讲学最初是与翻译佛教经典结合在一起的，随着佛教的发展，逐渐的制度化。僧侣们把一年分为四期，前两期讲经，后两期专门作禅，平时还要随便开讲，地点听众没有限定。而且，在讲经的过程中，大师们经常采用问答法宣讲，有时讲者自问自答，有时僧徒问，讲者答。大师们的讲学内容被僧徒们记录下来，成为后世佛学的经典。佛教的教学活动还面向社会，一般有两种方式：俗讲和受戒。俗讲是应用轻读和唱导对佛经进行讲读，传播佛教知识；受戒，是设立讲坛为出嫁的僧尼，或者是在俗的教徒，传授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
与之相似的是，书院也实行讲学制，只是讲解的内容与寺院不同。理学教育家在书院讲解他们的理学观点，向学生传授知识，达到教育的目的。他们讲学时，也注重问答法的使用，讲求质疑问难，朱熹就认为，老师除了给学生讲演外，还应该负责给学生解答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书院导师们的讲学内容也被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成为理学的代表著作。而且，理学家们往往不是以一所或者是几所书院作为他们讲学的场所，同时他们还积极邀请持不同或者是截然相反观点的理学家来本书院讲学，书院成为不同学术流派进行交流的场所。南宋时期，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将教育目的，教育教学过程，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以学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完整的书院教学制度体系，书院教育走向了制度化。
第三，藏书。众所周知，寺院内基本上都有专门收藏佛教经典的地方，通常称之为“藏经阁”。收藏佛教经典，功能就像现代社会的图书馆一样，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资料和权威性的言论。同时，藏经的多少，也是一个寺院在众寺院中是否居权威地位的一个标志。
理学家们在主持书院教学时，非常重视书院的藏书建设。朱熹在重建白鹿洞书院的时候，积极主张建立藏书阁，一方面提倡学者们贡献自己的书籍，一方面请求朝廷向书院赐书。在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时期，书院藏书的多少，也称为以书院在众书院众是否权威的很重要的标志。
综上所述，佛教寺院教育制度和理学书院教育制度，在地点的选择、讲学与制度化、藏书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有着很大的渊源。宋明理学家们在进行儒学的教育教学方面，采纳了很多佛教教育的经验，更好的为当时的儒学教育所利用，推动理学教育的发展。
四、对当代中国教育建设的启示
今天中国的教育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引发的文化冲击，外来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模式等，对我们传统的教育是一种挑战。面对挑战，我们是回避矛盾还是面对矛盾？是盲目抵制外来教育思想的进入还是通过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改造来实现中国现代教育的复兴？这都是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宋明理学家们批判吸收佛教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和重建，不仅实现了儒学的复兴，更使儒学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并不是全盘的接受佛教教育思想，也不是全部的抵制佛教教育思想的“入侵”。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们是立足于本有教育思想——儒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重组，他们改造的前提是前辈的儒学，尤其是先秦儒学。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中国教育要想与世界教育接轨，实现中华教育的复兴，不仅仅是要虚心接受外来先进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寻找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挖掘传统教育思想中的某些能够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义理和理念，换句话说，就是寻找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现实的结合点，让旧有的对当代社会有利的教育思想重新散发生命力的光辉。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我们一味得“训诂”古代教育思想，我们要学习宋明理学家们，坚持自己的本来教育思想和风格，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教育理念作为基础和根本，批判的吸收外来教育理念，合理充实我们的教育，使它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符合世界化的趋势。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Ⅷ 朱熹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
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
他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做了一番归纳、整理、总结、改造工夫，使之系统化了。其中很多是发人深思的见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遗产。
(8)理学的教育思想扩展阅读：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朱熹文学成就：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