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庄子思想对后世文人有什么影响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
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
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
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
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
“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
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
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
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
“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
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
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庄子这段话说出了“道”的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道是实存而无形的,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⒄道在作用上可以取得验证以证明其有,虽不见形象而真实存在。第二,道是自存的,它的存在根据在它自身。第三,道产生天地万物。这一思想仍然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⒅第四,道不受时空的限制,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在“哲学的突破”的“轴心时代”,儒、墨、道三家都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思想根本,各自的“道”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根基。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每一种“道”的内涵都衍生出不同的理想人格。儒家在孔子手上,形式的礼乐被赋予“仁”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以“仁”来重新诠释礼乐,铸造思想核心,“仁”也变成为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品质。孔子之后的士更是凭借“道”开出一个与“政统”完全不同的“道统”。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以恃以批评政治社会,礼抗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成为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批评社会的价值凭藉与精神资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⒇儒家之道,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一种树立起来的精神力量。而在哲学的突破中诞生的道家的“道”,超越了伦理意义而成为一种本体论。庄子的“道”来源于老子,而早在老子时期,便提出了“道法自然”,文化的发展是自然的后退与堕落。《道德经》中便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1)这样,“道”的儒学内涵在道家这里被抽空了,而且,修养的顺序被颠倒过来,要获得“道”,不但不能恃仁义,反而是要放弃仁义。《庄子·大宗师》记载: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22)
王先谦注“同于大通”时说:“成云:冥同大道。”这样,庄子的“道”打掉了儒家“道”的内涵核心仁义礼乐之后,要达到“大道”,就要逐步超越仁义观念,超越礼乐观念,进而超越整个文化观念。儒家所恃的是“仁”这样一种精神凭借,引出固守这种精神的理想人格,而庄子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而把“仁”这一精神凭借抽去,由实存无形,自生自在的道作为无凭借的凭借,结果导向适己逍遥,导向旷达无为,导向遁世求真。
2、“逍遥”的人格
庄子的“道”衍生出来的理想人格,是逍遥人格。从老子到庄子,“道”的本体论落实到人生观上,便是“自然”,即打掉生死、有无、彼此、是非的界限,一切顺归自然本性。孔子的人生态度着重落在“生”上,因此他的道德教诲,便是教人如何实践“仁”。而在庄子,所重视的并不是“生”,而是生命本身的自然本性,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保存生命的本然状态,一切人为的都是造作的,都将使人丧失原始的淳朴,为人生带来无穷的困惑。庄子的“我”是原始的、自然的“我”,而且他认为只有原始的、自然的“我”才是真正的本质自我,只有回归到原始、自然的生命状态,才能祛除来自社会浑浊,来自仁义道德的对生命的污染,追寻得到本质自我。
为了追寻本质自我,庄子开辟出一片“无何有之乡”的精神天地。《逍遥游》说:
“今之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23)
叶海烟先生评述道:“无何有之乡乃无为精神所开拓出来的广大的生活空间,它已不是客观意义的自然界。无为而自由,无为而逍遥,并非现实社会的实践行动所能达成,而是吾人心灵世界中无所依傍无可企求的自足状态,它超乎任何实用的意图,并因此得以自全自保,而摆脱任何之危险与灾难。”(24)
“无何有之乡”的精神空间中,人的精神状态是“无所待”。《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25)在庄子看来,列子御风而行,犹有待于风,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逍遥。真正的逍遥,是“无所待”的心灵大自由。人经常要圄于名利、权势、毁誉,而在庄子看来,人一旦受圄于这些东西,不啻于使自然清洁的精神蒙垢,仁义道德更是给精神戴上一具枷锁。因此,要在体道认道的过程中,放弃一切违背生命本性的东西,直接扪摸心灵本身。人生的意义不可能在社会中实现,也不可能在家庭中实现,而只能在体验宇宙真理,拥抱那个原始的、自然的本质自我中实现。只有无所待,人才能超脱一切与原始自然生命无关的东西,使心灵的活动超出物质世界的形相的局限,达到大舒展大自由。
人格理想的趋向,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对生命的看法。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在他的《西西弗的神话》中开宗明义一句话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26)对生命,生死问题的看法,直接关系到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回答“怎样的生命才是值得经历的”这样的问题。庄子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是“齐万物”,万物平等。而他在人生态度问题上,则是“齐生死”,齐生死实是庄子人生态度的根本出发点。一旦死生被视为无悲无欢,无恸无喜,整个人生变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庄子说:“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有何患,故万物一也。”(27)这样,死生大事,被泯灭于“无何有之乡”这一精神空间的气聚气散之中,一切都顺其自然。庄子对生死的看法,最深刻的是在庄周梦蝶的寓言中: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28)
庄子以一种审美心理审视生死变幻,“生”与“死”在庄子这里,不再是两种截然的绝对状态,而是两种自然支配下相对的、自适的、对等的状态。生与死,就像梦与醒,都是自然的状态转换,都没有意义。生亦无乐,死亦无悲。而在作为哲学命题的“自杀”上,庄子的回答是巧妙的:既然生是一种状态,死也是一种状态,两者并无本质差别,栩栩然蝴蝶与蘧蘧然庄周,本就是对等的,互通的,那么“自杀”还有何必要性呢?安之此生之“我”,不正是死后之“我”呢?庄子不但否认了“生”的意义,而且否认了“死”的意义。徐复观先生从这个梦蝶语言的“物化”思想,“怀疑在庄子或庄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已有了精神不灭的观念”。(29)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3、人格理想的精神:神人
在《庄子》中对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类型有几种命名:至人、神人、圣人、全人、大人等等。对这些称谓名词,庄子似乎并没有严格统一的用法,不像儒家,用一个“君子”便可几乎囊尽儒家理想人格的内涵。庄子描述得最完整的是“真人”。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在精神上比较能够代表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的是《逍遥游》中对“神人”的描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30)
有人把庄子对“神人”的描述理解为“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它表现的与其说是超越世俗的思想,不如说是在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征服限制、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的幻想。”(31)在我看来,庄子对“神人”的描述,并非一种可以达到或者可能达到的实然状态,与儒家描述的“君子”不同,“君子”的境界是生活的境界,是可以达到的,而庄子的“神人”,乃至“至人”、“圣人”的境界,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精神超越的企求。
三、余论:儒道理想人格的调和
在中国文化史上,庄子以他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滋养了一类新的人,一种遁世求真,一心一意地追求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人,一种归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把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建立在自己内在精神的超越之上的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又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作为推荐贤良的标准,民间的儒学迅速传播。孔孟开辟的道统,成为“士”的精神凭借。儒家与道家在人格理想上是不同的,儒家重于入世,道家重于出世,儒家重于居庙堂之高,在庙堂上实现生命价值,道家重于处江湖之远,在江湖中思想精神超越。但是两者又有调和的空间。
儒家无疑是提倡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但同时,也为拒绝过于热衷政治社会生活留下空间。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2)孟子则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3)天下“有道”,个人“达”的时候,文人们便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而孔孟的“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则为传统文人在面对政治感到无力的时候,在遭到罢黜,郁郁不得志的时候,返归内在精神追求内在精神的超越提供了一片思想空地。当然孔孟教诲中的“隐”与“独善其身”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拥抱老庄之学,但是在历史上,当文人们对政治绝望,甚至走向山水田园的时候,老庄之学总是焕发出极强的魅力。因此,儒家的君子理想与庄子隐逸型的人格,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
㈡ 庄子思想对***的影响
庄子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孟之说中的参与政治生活成为文人的首要行为准则,故在古代文人之初大都怀有经世之志,但当现实和理想发生矛盾时,庄子的逍遥的精神又会复活在文人的内心.庄子理想人格中的自我超越给迷路的文人指明了一个心灵方向,于是有了魏晋文人的不羁,有了唐宋代文人的狂涓人格.
魏晋著名隐士,田园诗人陶渊明出身于士族家庭,祖上也曾门庭显赫,称贵一时. 陶渊明对其曾祖的功业颇引以为自豪。他在诗中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式。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少年时代,儒家思想在他意识的深层扎下了根: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外.他的胸中奔涌着澎湃的激情,充满了浪漫的幻想。然而,却生不逢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根本不存在使其充分发挥才干的条件。在士族门阀横行的社会里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不过是一厢情愿,他才迟迟不得取进仕途的机会, 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但他看不惯周围官吏们彼此间的尔虞我诈,谄上骄下的种种丑态, 更难以洁身自好.从二十九岁入仕到四十二岁归隐陶渊明对仕途彻底绝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登东辜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仕途的困苦之后,他怀抱着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归于庄子的道路.这时的陶渊明在有过了“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的痛苦经历后,他真正明白了《庄子》所说的:“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的道理,对于官禄富贵,再也不正眼相瞧。虽然他爱酒,但他更爱的是自由,是“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逸。正所谓“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陶渊明在自然的生存中找到了精神最大的逍遥..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年轻之时在儒家的经世之志影响下积极参与政治,并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表达自己对投入政治的热情和自信.但当现实中的政治在并不怎么辉煌的翰林院中到来后,李白开始失意了,复杂的政治生活束缚了李白.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经过儒家的失意后,庄子的逍遥游开始深刻影响到李白.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这样写到: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 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在自然里才能找到答案也真的在自然里找到了自己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
和李白一样,宋朝词人苏轼也曾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厉有当世志”,积极参与科举并成功进入仕途,但在政治上的屡次挫败后,他积极入世的热心开始降温并最终死心: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冷漠使个人和自我抬头,伴随着对自然回归的向往,苏轼开始皈依庄子之道.他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曰:“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 苏辙曾多次自称自己是“狂士”,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所说的“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和《颖州初别子由》所说的“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等,不仅是“狂”,而且是“久狂”、“本狂”,自然,这是“礼治”秩序无法容纳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苏辙的“失意”似乎像李白那样也是注定的。苏辙的心灵与尘世拉开了距离,直奔“超然”而“游”,他在《前赤壁赋》中如是写到:“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辙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从尘世中解脱, 走进了自我“安闲”和“适意”的状态:“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在庄子带动之下的中国文人投入和沉醉于逍遥游之中,但无论是山水游,仙游还是幻游都是一种对个人和自由的追求和体验.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年、不能忍受非合理的社会政治现实,却又不愿或无力改变社会现实,于是只有以不合作,洁身自好的方式,一方面对尘世表示抗议或不满;另一方面,抛弃尘世,寻找个人的乐趣和诗意性,在尘世中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 他们漫游于客观的自然山水中,梦游神仙,通过对象物摆脱世俗的一切诱惑和束缚,达到超越和解放. 体现了一种“自由性”它是“精神”和“意志”的自由,是不受秩序和世俗约束的“性情”自由,是自得其乐的“自适性”自由。不管是在传统社会中,还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自由”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一个现代人尽管获得了许多权利和不受外人强迫的自由,但他可能受到来自社会整体的强制,也可能在生活世界中有许多不自由。面对权利自由之外的许多不自由,人就需要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超越和解放,或者通过移情,摆脱困境和苦恼,使自己达到心灵上的宁静。
在中国文化史上,庄子以他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开辟出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滋养了一类新的人,一种遁世求真,一心一意地追求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人,一种归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把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建立在自己内在精神的超越之上的人。儒家无疑是提倡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但同时,也为拒绝过于热衷政治社会生活留下空间。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则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下“有道”,个人“达”的时候,文人们便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活跃的角色。而一旦文人在面对政治感到无力的时候,在遭到罢黜,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庄子的逍遥游和其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行为则为他们作出了一种示范,使他们走向山水田园,走向精神世界.庄子的绝对精神自由和逍遥游繁衍出中国文人人格中的自我和超越,对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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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庄子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有什么
庄子哲学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融合儒、道,“祖述老庄”,玄学的代表人物向秀、郭家作《庄子注》;东晋南北朝盛行的佛教般者学中渗入儒道思想,很多名僧都研究庄子的思想,如友遁作《逍遥游论》,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唐代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正式成为道家的经典之一。宋明理学以儒为主,融摄道释。
㈣ 庄子对后世的影响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庄子》在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魏晋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它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庄子最重要的思想是无为,无己,完成天地间一番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世间万物一体。与看重人的社会属性,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的儒家学说相比,庄子思想则是一种着重人的自然本性,关怀人的生命和精神学说,庄子自然人本精神首先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珍惜上,带有一种强烈的个性色彩,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庄子的自然人本精神对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养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㈤ 庄子哲学
庄子哲学是对老子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是首先提出道术(哲学)和道理一词的内哲学家。
仍然是如何理容解《庄子》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前提。
也就是如何应用传统训诂与诠释的一致性去理解庄子。
而诠释是当在(当下之存在)的中国人的思维形式理解庄子的表达的解释的可理解性。如何能指道(导)我们回答处境和行为的二难问题。让我们在明镜中透彻庄子对意境的那份思辨的审美情趣,和对大道的名辩是非的智慧搏弈能力。
庄子哲学蕴含(哲学集合的所有指称问题)只是一点看法。
㈥ 庄子的哪些思想对当今社会有影响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老庄,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是最为适应创造力的需要,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隐微 庄子像
的部分的。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是率性的,是顺应自然的,而反对人为的束缚的,它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 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既是一位有着鲜明特色的伟大哲学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在他的著作中,用生动形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故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寓言的方式使庄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着水一般的整体性。 庄子的文章结构,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 庄子一生洁身自爱始终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他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是惊世骇俗的哲学大家,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奇葩。曾经“庄周梦蝶”,他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差距。他与时人惠子有“安知鱼乐”的精彩辩论。相传,庄子妻子过世时,他鼓盆而歌。庄子的寓言有汪洋恣肆的想象,缜密精微的哲理,生动细腻,挥洒自如。 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浑飞越,想象的奇特丰富,情致的滋润旷达,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㈦ 庄子的核心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庄子》在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魏晋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它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㈧ 庄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中哲 南开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庄子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庄子》在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魏晋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它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庄子》在唐代(618-907年)正式成为道家的经典之一。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说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㈨ 庄子的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在一个动荡喧嚣的环境中,庄子的思想映射出一片宁静的光辉。 在那乱哄哄的时代时在,人民都处于倒悬状态,庄子极欲解除人心的困惫,可是,现实的无望却使他无法实现心愿。由于他既无法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安顿自我,又不愿像神学家们在逃遁的精神情状中求自我麻醉,在这种情形下,惟一的路,便是回归于内在的生活——向内在的人格世界开拓其新境界。庄子所拓展的内在人格世界,乃艺术性及非道德性的(“人格”一词不含伦理判断或道德价值)。因而在他的世界中,没有禁忌,没有禁地;他扬弃一切传统的形式化,遗弃一切信仰的执迷。 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不是互相牵制,互相搅扰的,庄子则试图化除现实生活上种种牵制搅扰,以求获得身心的极大自由。化除的方法之一,即是要虚静其心——通过高度的反省过程,达到心灵虚静,能掌握自身的变化,并洞悉外在的变化,而不拘执于鞭一特殊的机遇或固定的目的。因为外在世界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同时人类本身也受情意的驱使而在万物变化之流中奔走追逐,不能中止,直到形体耗损殆尽,仍属空无所持,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面对这样可悲的现象,庄子乃转而对内作一番自觉的工作,在自觉过程中,感悟世界的幻灭无常,于是认定驰心于外物,对于人类的精神实是莫大的困扰。由是导出庄子哲学之轻视物欲的奔逐,而倾向于精神的自由,并求个人心灵的安宁。 庄子对于现象界有深刻尖锐的洞察力。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彻了。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浑浑噩噩像乌龟似的爬来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东奔西窜,然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惊惧结什么,为得着什么。一旦省悟时,便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如此地莫名其妙……看开了,一切都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你就会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动。然而这样的社群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每个人都像庄子笑声下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进入到“每件事焉似丧其耦”的境况,那末个人和社会岂不近于静止?因而,庄子哲学如何处理及适应这情况,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尤其是今日的世界——已被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动力系统中,缓步或停足都有被抛弃的危险。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庄子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行者,也非逃离现实生命的乌托邦理想的人。他的见解是基于人类无止境的餍欲与物化的倾向所引起发出来的;同时,鉴于个人的独存性已消失与被吞噬,遂于洞察人类的处境中安排自我的适性生活。没有这种感受的人,自然无法体会庄子。因而庄子哲学对于读者来说,能感受多少,他的可接受性就有多少;他的看法是无法得到大众一致公认的,同样的一句话,有人会视如智慧之言,有人会以为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庄子的哲学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庄子的说话也不是说给群众听的,他的声音有如来自高山空谷。 读庄子书确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眼底里,凡夫俗子就如一窝吱吱喳喳、跳跳跃跃的小麻雀,官僚是一群猪猡,文人学士则有如争吵不休的猴子。看他书中大鹏小鸟的比喻、河伯海若的对话,以及井底虾蟆的设喻,你会觉得他简直是千古一傲人。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孤鸿远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从庄子哲学的恢宏气象看来,也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的思想角度,从不拘限于枝枝节节,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杀精细的分析,否则就犯了《秋水》篇中所说的“自大视细者不明”的毛病。他往往从整体处观察事理,从各个角度作面面的透视。 从庄子哲学的对境来说,恢宏的气象乃表现于不以人类为中心(不拘限于人类),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拘限于自我),而能推及于广大的自然界。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方面表现出民胞物与的胸怀,另方面又呈现着艺术精神的和谐观照。很显然庄子取消了天地万物和我——客观和主体——的对立关系。这种主客一体的宇宙观,实为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和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的宇宙观,迥然不同。庄子不仅要打破主客对峙的局面,进而达到二而合一的境界,他还要进一步达致物我(主客)两忘境界。在这里,庄子充分表现出大艺术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