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明朝提“格物至志”的哲学家叫王什么，讲一下他的观点，学说，谢谢
王阳明 即 王守仁 。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贰』 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中的“程”“陆”“王”指得分别是谁
程朱陆王分别是指二程（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
二程是两个人
1、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湖北黄陂人，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
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
2、陆九渊：陆九渊（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因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
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为“陆象山”。
陆九渊为宋明两代“心学” 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而见解多不合。主“心（我）即理”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茍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明王守仁继承发展其学，成为“陆王学派”，对后世影响极大。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3、王阳明：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2)明代性理学王扩展阅读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
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
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叁』 明代的理学有哪些表现
宋代兴起的理学，在元明两代的经学领域中一直占统治地位。明回代的理学极盛，永乐间胡广等答奉敕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特别是《四书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因而在经学著述中对“四书”的注释、辨订、讲章之作也越来越多。宋明理学到明后期逐渐流于空疏，清初自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起，就一反明儒束书不观、寡学空谈的弊病，大力提倡实用之学，于是考据学兴起，清代经学盛行继承汉学、注重训诂考证之风。清代考据学在考订经书、名物训诂、音韵字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不仅对前代注经典籍作了大量整理工作，同时遍注群经，“十三经”在清代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清代经学方面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道光间，阮元编的《清经解》1400卷，选书180多种；光绪间王先谦编的《续清经解》1430卷，选书209种，可大致反映清儒治经的成果。
『肆』 明代理学的特点是什么
明代理学的特点是辨化的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1、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
2、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
因此明代社会在理学的笼罩下，变得因循有余，创新乏力，整个文化思想界呈现出死气沉沉的“述朱”、“遵朱”的状态。
在教育取士方面，明朝取士重科举，而科举考试则以文章为重点，作文又以八股文为格式，并且明朝政府在洪武十七年取消科举中的骑、射、书、算、律等考试项目，因此明代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四书》、《五经》的记诵和试文程式的训练上。
(4)明代性理学王扩展阅读
明朝推翻了元朝残暴的民族压迫统治，恢复了中华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审美情趣，把中华文化发扬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程度。
明代理学的兴起是因为政治家的需要，并且它之所以在明初期能够深深地影响的生活，束缚着人们，也是因为明初属于一个经济复苏的阶段，整个国家都在全神贯注的发展农业。
『伍』 明朝真的出现了性解放吗 不是程朱理学盛行吗
中国历史上，“男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流行于朝廷和民间，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这种风气是受当时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严苛的性禁锢的政治制度、崇尚人性自由的文化背景影响的。它的盛行在破坏封建礼教的同时，也繁荣了同性文学。然而人们对同性之爱充满排斥的同时，也应该要正视这种社会现象的正常性，为百年男风探索新的正规出路。
关键词：中国历史；男风
男风，指同性恋现象或同性恋活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男风”抱以排斥态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男风”记载却是不绝于史书的，由此可见“男风”在古代之盛，以及古人对“男风”的赞同态度。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宠大兴，甚于女色”① 的记载。此外，不少文人墨客的诗文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历史时期人们对“男风”的态度看法，如阮籍在他的诗《咏怀诗·三》里对“安陵”、“龙阳”这些事情加以吟咏赞美：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泽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男风”，根据其中有无同性之爱可分为两种：一、强权下的无爱之爱这种借风气往往出现在君王贵族这样的上流社会，他们权势剥夺他人的性选择，迫使年轻俊美的男子供其亵玩，其中的明正德皇帝武宗可堪称一最。武宗喜年少英俊的娈童，其男宠不计其数并且到处搜罗男宠，其一是从宫里的太监中鳞选娈童作贴身随从，当然也与之进行性活动：“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曰“老儿当”（ “老儿当”是当时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由于男风泛滥，当时对男同性恋有不少代名词与“雅称”），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②徐充《暧姝由笔》卷三亦曰：“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惟宠狎是尊。余近访知老儿当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岂闳孺、籍孺之类欤？”而且，武宗猎艳对象也不限于内臣，当其外出游幸活动中亦四处搜罗娈童：“武宗南幸，至杨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 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诨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乎？”逮上起，诸大璫遂阉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问。③众多的娈宠，或为功名利禄，或为荣华富贵，或屈服于强权之下，只有少数奋起反抗。公元370年，苻坚的前秦一举摧毁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国，前燕的一对皇族姐弟：十四岁的清河公主和十二岁的慕容冲也落入苻坚之手。苻坚贪恋两人的美貌，对这小姐弟非常宠爱，当时长安城中就有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但是这一雌一雄岂愿意充当符坚的性童呢？最终慕容冲反叛，苻坚倒台。慕容冲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个事实：被权力污染的性爱，带给人们只有屈辱与痛苦。二、惺惺相惜的有爱之爱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中潘章和王仲先从相见到相爱，情同夫妇，甚至同死的事情。他们俩合葬的墓冢后来还长出一棵枝叶相抱的树，可谓死后仍相爱如故，贞诚感天，这棵树也称为“共枕树”。这个故事虽趋于神话了点，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潘章于王仲先之间深厚的爱情。另外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也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起卧。又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④由此可见哀帝对董贤的情谊之深。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色于今之世！”墨子亦云：“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于万人之官。”由此可见“男风”是有违礼法的。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么一个无处不充斥着封建礼教思想的社会中，这种完全违背礼教思想的同性之爱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乃至自成一“风”的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玄学兴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实行性禁锢的明清时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1、动乱的年代男风的形成和当时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民无所从的形势分不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化，导致礼教松弛，人们的婚爱状况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以颓废、放浪、利己的态度对待人生，“风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另外，此时期可谓士人天堂，天下寒士尚玄学，好清谈，讲风度，求自由，由此形成了当时放浪形骸，人性自由达到到极致的社会风气。正史上有段关于文学家庾信与梁宗室萧韶同性之爱的有趣的记载：“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⑤这段资料描述了当时庾信因为萧韶对自己的冷落，致使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甚至于侮辱对方。可见，当时男风不仅盛行，而且其深入程度已经非表面作秀，而是如同男女之爱一般，礼遇冷淡之时，会有怨恨甚至争吵冲突的现象出现。2、玄学的兴盛间玄学的兴起，使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论”，强调以自然无为为“本”，名教礼法为“末”，强调人的自然性。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基于这个前提，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所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当然也包括了性爱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自然、思想道德解放的同时，也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
3、独特的审美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魏晋士人重视外貌打扮，在涂脂抹粉中寻求生命的美感。《晋书·潘岳传》曰：“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⑥这种以男子修饰仪容、敷粉装扮为美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男子脂粉气过重，偏向女子的阴柔。而这种现象正是促进了男子同性之爱的发展。二、明清时期1、物极必反的性禁锢明代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俎》中，详细地阐述了男同性恋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发展至明代的情形：“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佞幸之篇，史不绝书，至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史谓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妻离绝，动生怨恚。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由此可见，明代时男风仍是十分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明代继续受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实行着非常严酷的性禁锢：明宣宗以后，朝廷颁布法令，裁汰官妓，且对此项条令严格执行。无论官员士子，凡有宿娼者，亦或稍有不正当性行为，轻则贬谪，重则加以革职，且永不录用。然而，恰恰就是这种性禁锢促使“男风”的发展和盛行，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是不自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促成的夫妻之间感情往往淡薄。恩格斯说过卖淫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现在宿娼这条“补充”之路既断，于是只好在同性之间发泄了。《五杂俎》中有以下一段论述：“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即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既没有和法律抵触而且也花费较少的钱。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对宗室而言，同性之爱不会诞生后代，造成血统紊乱，这对满清统治者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满族人重视血统，尤其是皇族，为保持自己满族人的皇族血统，满清朝廷严禁满汉通婚。这样一来，同性恋就成为一种为统治者所默许的满汉之间的性关系，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性爱行为的同时，放宽了对同性之爱的限制。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2、思想解放以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崇尚“心即理“一派，逐渐冲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王阳明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固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风盛行的还是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清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谴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这种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就描写了宝玉和秦钟、宝玉和蒋玉涵的恋情。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载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自叙“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⑦算是承认了他也好男风。清代同性恋文学中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男风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纵使男风在中国古代盛极一时，但是，基于男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它盛行百年，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或者婚姻机制，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清末以后男风的衰微。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之爱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封建社会时期，同性恋者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不幸胎死腹中，使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未能在神州大地实行。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西方普遍视同性恋之爱为病态，而五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断章取义”的学习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而现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部分中国人民已经渐渐重新认识同性恋的正常性，为同性之爱平冤昭雪。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社会也渐渐开始接受同性恋。我想，我们作为国家的新一代，国家的未来，也有必要正视同性之爱，以史为鉴，在我们追求异性之爱的同时，也帮助这些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探索出一条让他们能长期健康安定生活的生存道路。
『陆』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简介
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表示尊重。王阳明倡导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而中国一直倡导马专克思主属义，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王阳明有些不被重视的感觉。王学在日本是比较盛行的。我个人比较赞赏他这个人，他的军事才华不是一般的强，文武双全。建议你去看这些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主要集中于后半部分，若想简略了解，这本很好）《传奇王阳明》百家讲坛董平教授(全面了解)《明朝一哥王阳明》吕峥
『柒』 明朝理学家都有谁具体介绍
曹端（1376年－1434年），字正夫，渑池人。
祖籍山西曲沃县阎村。五岁见《河图》、《洛书》，能画地询问父亲[1]。长大后读周敦颐《太极图说》，叹道：“道字是矣！”18岁中秀才，永乐六年（1408年）河南乡试，举人第二名。任山西霍州、蒲州学正二十余年，学者称“月川先生”。曹端称周敦颐为理学宗源，“周子《太极图说》为宋理之宗”“手太极图而口其说以示二程”；又认为陆九渊所谓“又加无极二字，是头上安头”说，是“不知周子理不离阴阳，不杂乎阴阳之旨”。著《太极图说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二卷、《西铭述解》一卷。《明史·儒林传》称“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
孙奇逢（1585年—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人。明末清初理学大家。
原籍明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万历举人，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明亡，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有《读易大旨》五卷、《理学宗传》、《圣学录》等著，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世称夏峰先生。钱钟书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郑可学（？～1212年），字子上，号持斋，莆田（今属福建）人。
受学于朱熹，朱熹在漳州当知县时，延聘他当西塾师，曾删定《大学》一书，朱熹说：“此书惟子上可讹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特奏名，授忠州文学参军。嘉定五年（1212年），赴衡州司户参军任上，卒于途中。著有《春秋博议》、《三朝北盟举要》、《师说》等。
邹元标（1551年－1624年），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县县城小东门邹家人，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与赵南星、顾宪成号为“三君”。
邹元标幼有神童之称，九岁通《五经》，万历三年（1575年）在都匀卫所（后改名南臬书院）讲学。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入刑部观察政务，与伍惟忠友好，为人敢言，勇于抨击时弊，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首辅张居正居丧不丁忧，元标三次上疏反对“夺情”，“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根本与禽兽无异，结果被当场廷杖八十，发配贵州，潜心钻研理学。万历十一年（1582年），回朝廷吏部给事中，他又多次上疏改革吏治，触犯了皇帝，被皇帝视为“讪君卖直”，再次遭到贬谪，降南京吏部员外郎。以疾归，居家讲学近三十年。天启元年（1621年）任吏部左侍郎，后因魏忠贤乱政求去。谥忠介。著有《愿学集》8卷、《太平山居疏稿》4卷、《日新篇》2卷、《仁丈会语》4卷、《礼记正议》6卷、《四书讲义》2卷、《 工书选要》11卷、《邹南皋语义合编》4卷。有子邹德淇。
胡居仁（1434年—1484年），字叔心，江西省余干县人。
吴与弼弟子，与陈献章是同窗好友。绝意科举，筑室于梅溪山中，人称敬斋先生。成化元年（1465年），受提学李龄、钟成的邀请，入白鹿洞书院主事。曾攻击陈白沙，指斥为流禅的异端。其学承袭程朱旧说，无所发明。“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居丧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门。”[1]尝作《进学箴》：“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万历十三年（1585年）从祀孔庙，追谥文敬。弟子以余佑最著名。著有《居业录》。
吴与弼（1391年—1469年），字子博，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
父亲吴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弼年十九岁时，见《伊洛渊源图》，放弃科举，苦读闽学语录，推崇程朱，注重“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中年躬耕读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学者称康斋先生。有弟子胡居仁、陈献章。天顺初授左春坊右谕德，两个月后借口有病，回乡讲学。尝言“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著作有《康斋文集》、《日录》等。
黄佐（1490年－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明代广东香山石岐仁厚里人。
祖父黄瑜、父亲黄畿，均以治儒学闻名。十二岁乡试第一，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科二甲进士，次年选庶吉士，授编修，“陈初政要务”，嘉靖十年（1531年）任广西按察司佥事，修成《广西通志》。因母病辞官归家，拜师王守仁，“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得到王守仁称赞，“家居九年，简宫僚”。嘉靖十三年（1534年），起用为南京翰林院编修兼詹事府司谏。后任江西佥事、广西学督等职，因论河套事与大学士夏言不合，弃官归养。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七月二十二日卒，追赠礼部右侍郎。世称泰泉先生。著有《广东通志》七十卷、《泰泉乡礼》七卷、《诗传通解》二十五卷、《礼典》四十卷、《乐典》三十六卷、《续春秋明经》十二卷、《小学古训》一卷、《姆训》一卷等。
魏良弼（1492年－1575年），字师说，一作师悦，号水洲。明理学家、教育家，新建（今属江西南昌）人。嘉靖二年（1523年）成进士，曾因直谏屡遭廷杖，然言之愈激。在家乡的丹陵书院讲学达四十二年之久，深得乡人尊。受学于王守仁，与钱德洪、陈九川、刘邦采、罗洪先、邹守益等往复论学，联集讲会，阐扬王学。 认为良知、天理非二也。为学力主“悟道”。在道德修养上反对时论“多于触处、动念处体认良知”。认为人本得天理良知，但人被习心遮蔽，故不能呈现。强调“良知之学不待教”，要在“四端” 处“扩充”，“以诚身为贵”。 隆庆初，进太常寺少卿，致仕。卒后，追谥忠简。著有《水洲文集》，后人撰有《魏水洲先生行略》。
其弟魏良政和魏良器亦是江右王门重要学者。
陆世仪（1611年～1672年），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亡不仕。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出生，学宗朱程，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卒于清圣祖康熙十一年（1672年）。
颜钧（1504年～1596年），号山农，又号耕樵，江西永新（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人。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自幼体弱，智慧不开，被当成痴呆儿。十二岁随父在常熟学宫读书。二十岁以后家贫而废学。不久接触王阳明的《传习录》。由徐樾介绍到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人称“嘉隆江湖大使”。嘉靖十九年，王艮卒，颜钧为其守墓三年。嘉靖二十五年，在江苏扬州、泰州等地传道，后因思想过于激进，被朝廷逮捕，发配充军。有《颜钧集》传世。
『捌』 “理学‘素王’”和“白衣卿相”指的分别是谁
宋代大词人柳永称自己是“白衣卿相”,乃柳永自视为未入仕的卿相之才
素王是孔子的众多称呼中的一个，理学素王可能指朱熹
『玖』 宋明理学主要代表人物都有谁
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
1、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 号元公，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元公集》）。
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2、程颢
程颢（1032—1085.7.9） 字伯淳，号明道，学者称其“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后，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
程颢在北宋嘉祐年间考中进士，宋神宗时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
在学术上，程颢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
3、朱熹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4、陆九渊
陆九渊（1139年3月26日—1193年1月18日），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
因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为“陆象山”。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调靖安主簿，历国子正。有感于靖康时事，便访勇士，商议恢复大略。曾上奏五事，遭给事中王信所驳，遂还乡讲学。
绍熙二年（1191年），知荆门军，创修军城，稳固边防，甚有政绩。绍熙三年十二月（1193年1月）卒，年五十四。追谥文安。
5、王守仁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
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