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理学的本质是什么
宋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义理之学取代章句之学，回成为宋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创立答于北宋中期，综合吸收佛、道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的理学，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之久。 宋代理学使儒学遗产重获方向并恢复元气，它确应被称作新儒学。在其形成期，曾被从不同的侧面给予过其他几种名称。根据它最杰出的北宋先驱者程颐及其集大成的领袖朱熹，它被称作程朱学派；根据意为“原则”和“推理”的“理”这个词，它又被称为理学，因为它的学说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理永存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且推究可致。总之，这些概念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大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种事业成败与否的无形的精神文化气质。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理学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宋代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与宋代理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② 什么是“理学”它包括哪些内容 还有“经世致用”和“格物致之”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物理的学科，已失佚，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③ 宋朝文化的理学
朱熹，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一生著书立说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在建构儒家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理是万物之源。“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 。
④ “理学对宋词的特点有何影响
理学对宋词的特点有何影响：
宋代理学家的词创作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大略可分为具有理学意味的词作和词人面貌的词篇两类。但按照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必须具备的流派宗主、文人群体和主导风格三个要素来衡量,宋代并不存在所谓的理学词派。理学和宋词的关系,不仅体现为理学家对词创作的染指,更有理学对词的深层次影响。在词学观念上,理学的浸染,使得文入学者对词的品评,出现道学气;在词的创作上,以理入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畛域,强化了宋词的哲理色彩,促进了宋词的雅化。
⑤ 国学文化：什么是程朱理学
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1] ，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由程到朱，所以叫“程朱理学”。
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其基本观点包括：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3] ，认为万事万物各有 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
⑥ 如何看待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理学直接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时也有选择性的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理学由北宋程颢、程颐建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1130~1200)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集孔子之后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朱子理学，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6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
理学又称道学。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理学直接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同时理学思想体系也有选择性的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理学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正面影响：开启了忠君的高潮，从此封建王朝没有再从内部瓦解过，权力之争从外戚、权臣那里转化为对外族侵略的矛盾。很好的维护了内部的统一，社会相对稳定，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高，发展了中华文化，创造了很多灿烂的文明。
负面影响：文人开始变得迂腐，重视繁文缛节，拖慢行政速度。开启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导致国家国防力量羸弱，面对外来侵略不堪一击。儒家孔子所倡导的“权”的思想变得僵化，行政机关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对妇女进行了多方面的禁锢，强化了贞洁等等葬送女人一生幸福的各种观念，让中国妇女从此陷入被压迫的深渊。
⑦ 宋明理学的文化背景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称为“理学三先生”。然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在时间上，这场儒学运动持续到明清之际，影响直至当代；在空间上，这场儒学运动不限于儒学的故乡，还牵涉到受儒学影响的东亚诸国，以至于在这些国家，所谓的儒学主要就是理学（或称性理学）；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同时改换了先秦儒学的积极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颓废，因而就其后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研究理学哲学智慧，不仅在于了解它对回应与解决当时社会与文化问题作了怎样的解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其得失的分析来帮助我们思索一些诸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对当代仍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而给这种思考以启发和借鉴，正是理学智慧的意义所在。
⑧ 理学与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从理学看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宋明理学也称道学，是以儒家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宋明理学把汉唐以来注疏五经的传统一变为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的传统，并以民间自由佛学之书院为依托，把传统精英文化进一步世俗化，西方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可以说是关于“人”的学问，它所讨论的大概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例如，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理学的目的是要在人生的各种对立面中得到统一，简单的来说就是对立面的统一。
再说说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它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它凝聚于文化传统之中，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的文化基本精神，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并随文化的发展演变而发展变化，不断扩大和加深自己的思想内涵。因此，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在中国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而不是莫测，高深的悬思妙想，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
下面就结合理学来看其中所反映的主体精神。
首先是天人合一，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共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而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达到统一。
作为理学奠基着之一的张载认为，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的对立统一规律，它所体现的是自然界和人的共同的“性命之理”，他还认为，性天相通，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性与天道，具有同样的属性，即变易，张载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协调，他主张穷理尽性，“为天地立，为生民为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完成人道，实现天道，最终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其次是以人为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
宋明理学十分推行人本主义，气本论以张载为代表，主张世界统一于理，万事万物不过是气的聚散而已，张载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反对佛教所宣扬的神鬼迷信。在他看来，人的生死是气化的必然现象，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死以后，其气归于“太虚”，无所谓生死轮回，更没有什么超脱生死的“涅磐寂静”的彼岸世界。他认为鬼神只是表示气的不同运动形态，不是什么人神格。理本论以朱熹为代表，主张世界统一于理，万事万物不过是“理”的表现。朱熹认为，没有理也就不成其为事物，如他说：“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芥，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这些事物之间的具体差别和联系，都是由一个根本的道理所决定的，是理的分殊体现。他认为理是根本，是决定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根据，也就是说“理”是第一性的。这种先于具体事物的一般原则“理”，朱熹对它叫做“天理”。这无非是强调“理”是最高的，绝对的，永恒的和必然的。心本论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世界统一于“心”，万事万物不过是“心”的外化而已。陆九渊认为，世界的本源便是吾心，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提出了一套所谓“简易”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他认为，心中本有真理，真理本在心中，因此只要反省内求，就可得到真理。他所谓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就是认为道德意识是最高的实体，心就是世界的根本，世界就是依据这种道德意识而存在的。
这三派之间尽管有种种不同，甚至有尖锐的思想分歧和理论斗争，但都反对灵魂不灭论，否认鬼神的存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强调道德性对于个人境界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接下来就是贵和尚中，贵和谐，尚中道，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但由于宋明理学是儒家的继承，自然体现了贵和尚中的思想。王阳明较人要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朱熹强调道德理念，规范与知识。
最后就是刚健有为，由于孔子刚提出过刚健有为的思想，他十分重视“刚”的品德，所以作为新儒家的理学，自然也就传承了这一点，只是三个主要派别并没有在此方面有什么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