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什么
现代主义是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在文化、意识领域内的表现。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他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理性，主张用理性战胜一切、衡量一切。相信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相信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相信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和力量就是理性。
❷ 大道经的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
现代西方世界流行“后现代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相对于“现代主义哲学”而言。
所谓现代主义哲学，一般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从笛卡儿、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所代表的哲学。
其实，既然包括“古希腊哲学复兴”的所谓现代主义哲学，在我看来，就是“传统”或“正统”、“主流”哲学。
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人是宇宙的观察者、自然的解释者；
人的主观自我是认识的主体。
人们可以通过科学认识、并改造世界；
哲学的任务和目的是寻求“绝对真理”，从而为一切知识奠定理性基础、为人生奠定行为准则、为社会建立普遍的共识。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强调他们——“终结现代主义的霸权”，要“摧毁、解构形而上学”，否认有“公认的理论基础或共识”、他们“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总体性的消解”，他们否定有所谓“本质”而“重视身边的表面现象”，研究的重心不再是“大树”（笛卡儿把人类知识比喻为“大树”）的树根、树干或树枝，而是落在地上的“零碎的树叶”。他们认为，“伟大的航行、伟大的目标”已经通通消失，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哲学寻求终极真理的愿望“根本上是乌托邦”，哲学不再是“科学之王”或“科学之科学”，哲学应该“终结”了。
后现代主义似乎可以从现代科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家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数学家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等等——找到支持他们反对现代哲学关于“总体性”、“体系性”、“基础性”、“绝对真理”或“本质”的根据。
同时，后现代主义似乎还从现代社会出现的难以解释的许多社会现象——世界大战、冷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网络世界、经济发展和危机、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各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等等——使人的“存在”或“非存在”成了严重问题，似乎普遍的“理性”、“人性”、“价值观”、“信仰”，“伦理道德”都出现了分裂、四分五裂、甚至支离破碎。
有一位哲学家R.H.麦金尼精辟地指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一和多”的关系问题，他说：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
后现代主义极力反对“总体性”，认为它必然导致“极权主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都热烈地“我行我素”，倾向绝对的个人自由，以自由的捍卫者而自豪。他们善于否定性的、解构性的社会批判，而不善于建设性的、具体解决社会问题。
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们只能是苏格拉底式的“牛虻”，而不可能成为、或者他们压根儿就不愿成为柏拉图理想的“哲学王”。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成为“非哲学”，我认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使我想起《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并且，套用《金刚经》的“三段式”：佛说哲学，即非哲学，是名哲学。
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类似佛教的禅宗。他们否定经典的权威，有如佛教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他们注重“身边的现象”、注重“零碎的树叶”，也如禅宗主张的注重“当下”、在挑水砍柴、吃饭睡觉之中感悟“平常心是道”。他们主张“非一致性”、“多样性”、“多元化”，也如禅宗主张“法无定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他们主张“拒斥整体、陶冶个性”，也如禅宗之“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但是，他们缺少禅宗最根本的精神——就是“明心见性”，就是“禅悟”。
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名著《逻辑哲学论》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两个命题：“命题一，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命题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他批评哲学家“企图谈论那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正是“那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才需要我们去沉思冥想，需要禅宗大化流行的“禅定”，需要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需要“究天人之极”才能“通古今之变”。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一方面说明西方现代哲学，确实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挑战，也在遭遇“被埋葬”的命运；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哲学正在发生似乎有一种向古代东方哲学寻求智慧的趋势——我希望，“中国文艺复兴”能够与之积极互动。
❸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哲学评价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deconstruct)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一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30年代现代主义的母胎，但主要是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反映。在欧洲，以德里达、福柯、马尔特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企图由批判早期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出发来消解和否定整个传统西方体系哲学的基本观念；在美国，奎因、罗蒂等哲学家企图通过重新构建实用主义来批判、超越近现代西方哲学。他们既否定笛卡耳以来的西方哲学，又否定尼采以来的现代哲学。正是60年代兴起的后结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标志着后现代主义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进步的过程。哈桑在《后现代转折》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进行了一些概述，认为零乱性或片断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者只是割断联系，他们自称要持存的全部就是断片”。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主张就是反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当代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尤其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等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使传统理性主义对理性的绝对性、先验性的信念受到巨大冲击。这些新的科学理论为强调“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等为核心内容的后现代主义所吸取和利用。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传统理性主义者深信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经过理性启蒙的世界并没有实现理性的许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深重的灾难，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1947年写就的《启蒙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后现代作为一种西方思潮，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如否定主义、虚无主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文化建设是极为有害的，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挑衅。我们不仅要看到后现代思潮对我们的冲击，还要看到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❹ 有哪些较为清晰的梳理西方二战后的思想，哲学思潮
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 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首先，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在这些大的流派之中又有相当多的分支，比如现象学中，几乎每一位大思想家都可独自立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的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与不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距离拉近，有了更多的、更深入的对话可能。此外，现代西方哲学是活着的、还在不断出新的，在当今这种全球化的形势中，对中国的各种思潮有着巨大和持久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西学东渐”的现象屡屡出现，并势将不断出现。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未来哲学的塑造中，现代西方哲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❺ 请问尼采后的哲学和尼采前的哲学有什么主要区别呢
非理性主义早在哲学的童年就存在了，而尼采的“老师”叔本华就已经完成了非常完整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体系。说尼采哲学是对叔本华的超越只是人云亦云之见解耳，而说叔本华在当时没有影响更是缺乏根据。真正将非理性主义纳入哲学发展的逻辑的哲学家恰恰是叔本华而不是尼采，理性哲学、实证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恰恰是从叔本华开始的。前面那位那么评价叔本华的兄台倒不如认真去读一读叔本华以及康德的著作。叔本华的非理性哲学中，关于各种表象的区分、关于逻辑范畴、关于语言等问题的探讨，显然比尼采要包含了更多更丰富的东西；而尼采那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比如对康德的观点，其实只是基于对历史的理解之浅薄罢了。提起非理性主义哲学，我首先想到的是叔本华、柏格森，而不是尼采。
再者，我更想不出尼采用非理性主义推翻了理性主义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如果哲学发展可以用推翻这种字眼来，那是人类的悲哀）。尼采之后的理性哲学，有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而且是一门蓬勃发展的哲学。胡塞尔本人就把把用理性认识世界作为哲学永恒的任务，他本人的哲学恰恰是以理性的彻底性、使哲学具有科学性为使命的。而欧美的分析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实证主义的延续。至于非理性主义，可以说在柏格森之后就日间式微了。尼采之后的绝大多数哲学，比起前尼采的许多哲学，恰恰不是显得非理性了，而是更追求理性的彻底性。
个人不认为尼采哲学对于哲学有什么特别高的历史价值。他或许在哲学之外的领域影响更深。当然，海德格尔把尼采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者，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说法。哲学史上，有一些具有“里程碑”、“分水岭”意义的哲学家，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至于尼采，个人不认为他在这些人之列。尼采后的哲学与尼采前的哲学有什么大区别其实是个伪问题。
❻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
哲学论述是后现代主义热闹的场境，各参加论述的有：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李欧塔的后现代状况与元话语的终结
让·鲍德里亚的超仿真
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
德勒兹/加塔利的后俄狄浦斯
理查·罗蒂的启迪/教化哲学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
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Giddens）关于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的讨论
哲学的非指向性期待
总的来看，后现代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
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其本身对于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觉的愿望缺失，因为在后现代者看来，他们的思考无从依靠，他们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也不相信意义的本源及其真实性，对未来更无所希冀。除了怀疑之外，他们的思想在理性思维者看来几乎是凝滞的，他们只能寄生在现代启蒙理性之上作个永远的捣蛋鬼。因此大部分学者（在他们的头脑中现代理性占有绝对的比重）都惯于使用启蒙的眼光和理性的词汇，把后现代当作一个对立面来阐释，于是一大批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抗性）的词语（如：颠覆、反叛、否定、拒绝、抵制、反**、非**或无**等）在后现代的定义中大行其道，一时间，后现代在哲学上的破坏/叛逆者身份深入人心。而实际上，像Derrida（1967,OfGrammatology）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正中了语言的圈套，忽视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体系指导下的语言构成力量，想当然地把无辜的后现代想象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抗体。当我们把后现代看作是零散化与叛逆性的代表时，我们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思维的平衡性，站在了理性的一边，以整体性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现象。这种行为本身造成了一种对后现代理解的偏激和错位。可悲的是，我们即使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公正，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语言无论在历时的传统上还是在共时的平面中都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以个性自由的心绪和非在场的怀疑态度去平和地参与后现代的一切，即所谓的非指向性心态。
启蒙理性的怀疑之路
自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而后现代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作为其最重要的标识）。但当代哲学对理性的责难却并非始于后现代的发端。在启蒙诞生阶段，经验论者就与理性论者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康德(Kant)虽然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理性认知体系，他却首先对启蒙思想的知行观（即理性认知经验主导一切的说法）进行批判，提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的局限性（Habermas,1971,Knowledge&HumanInterests,p4-14）；接着，黑格尔对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的思考和对知识的异化问题（知识对人的控制与奴役）的初步探索都成为使“现代性”产生动摇的关键（ibid）；到了19世纪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对现代理性发动总攻，其后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王岳川，199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P151)。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种子生发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态势。从对黑格尔的继承来说，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异化
的进一步阐释，继而导致马尔库塞（Marcuse）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业社会与科技进步的左派激进革命和福科将矛头指向话语权利的新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右翼）；后有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中对历史和语言中的真理经验的重新诠释；再有哈贝马斯走折衷路线的新理性回归与Lyotard的彻底反击。从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继承来说，一方面是德勒兹、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面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在限止右翼疾进的道路上，除了Habermas之外，还有新历史主义与伊格尔顿的批判等众多学说）。
面对异化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Frankfort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率先指出，在启蒙时代初期，理性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另一类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和谐统一的。然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并在与人文理性的共存中占了上风，人文理想中的自由与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这样人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人异化了。面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衍生出了两种思潮，一个是马尔库塞所倡导的，矛头指向工业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左翼激进革命（甚至包括我们的文革），它以彻底地破坏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为主旨进而逼迫资本主义露出残暴的嘴脸；另一个是福科等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开端，它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以抵消霸权与垄断。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认作是后现代哲学期待的源初设想。在电影中，它被赋予至少三个使命：一是反映人的异化，即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蚕食；二是讽刺左派激进行为的浪漫与不实际并引导观众进行反思（如反映文革的电影）；三是以拒绝整体性、同一性为前提，对电影的传统模式、规范、语言和结构进行转换性尝试来离散电影的中心话语权利，使观众的主观精神重获自由。
新诠释学的真理观
在新诠释学中，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把对真理的认识分为审美、历史和语言等三个领域来展开（Gadamer,1975,TruthandMethod），在这里（哲学范畴内）我们只对其后两者进行评述，而把真理的审美领域放到第3部分（审美范畴）去探讨。在历史领域中，伽达默尔强调了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
开的倾向性，他强调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存在的传统（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而理解活动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如今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所以不仅历史决定我们，我们（的理解）也决定历史。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视界融合”，伽达默尔指出蕴涵于本文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本文进行解读的接受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些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的更迭所引起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理解的过程一定是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这个过程是敞开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的视界的超越。伽达默尔由此认为历史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其自身与它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这样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在后现代电影中应该首先注重观众的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具体的说，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来拉近普通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并努力引导观众对历史经验进行多维的、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非盖棺定论式的叙事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怀旧成分来勾起观众对过去的主观性记忆，以倡导一种对待历史（与真理）的主 观与客观的“视界融合”，鼓励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历史产生更多的微观现实意义。其次，表现偏见的“不可避免”与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也是后现代电影的一部分（像影片Zelig或《阿甘正传》那样，后现代影片总是一次次把我们带入近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却又一次次引导我们去怀疑其来源的真实性，继而质疑历史真实的绝对客观存在，使得历史的距离感和单一的意思固守荡然无存。） 更深层次的，在语言领域里新诠释学对海德格尔所谓：我们“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深为赞同。（Heidegger,1962,BeingandTime）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Gadamer,1975,TruthandMethod）而后现代要想超越这个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就必须在语言上寻求一种突破与创新。而电影作为各类语言的综合体（包括：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叙事语言、电影本体语言、对白语言等等）显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抱有复杂的语言突破倾向。这些倾向的一个最重要的阐释点就是维特根斯坦与伽达默尔先后提到的“语言游戏”，虽然在伽达默尔那里，语言被看得更本体化一些，但两人的观点还是近似的。他们指出语言---无论是对话、本文还是叙事，都如同游戏一样：没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言说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要求后现代电影在叙事语言上淡薄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述技巧和开放式结尾；在叙述过程上体现一种过与逻辑化的陈词滥调来反衬理性话语的乏力，以使观众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新诠释学的“参与性”审美观
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的审美领域主张一种改造性的审美态度，这逐渐发展成为后现代审美思维的一部分。它并不要求（苛求）作品的原意与审美表达在受众那里得到绝对的复原，因为作品的存在应超越任何历史限制，其所散发出的审美意义应属于永恒的。因此，后现代电影倾向于鼓励和启发接受者在理解活动中产生新的、个性的、现实的审美认识，重视观众的参与性，强调他们的现实心态与作品的“视界融合”与互动，并力图打破封闭的叙事系统，为多元消解、拼贴、戏仿提供可行性，最终为观众创造更广泛的审美参与空间。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不过，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论说，往往被论者认为是对现代性的问题，提供了最激进最有效的反动，全面解构（并非否定）由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其中由语言学入手，批评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现代主义论述亦即时成为被解构的案例之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单只为批评现代主义所谓的方法论（这表达方式是德里达独创使用，表示在行文间既要使用这概念，但同时亦解构其内涵，原本的表达方式，应以交差号，但标点以此取代)基础，更以解构主义的放射性阅读，重新解读西方多本主要的哲学论著。找出当中自我解构的基因。另一个主流是由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为基础，认为现代主义为人类提供动力，永恒为改进自己境况而努力的思想方式，故此，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强调对于固有意识反动的提法，根本就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也是人类可以不断创新的推动力。后现代主义只是继承现代主义方案的一种表现。
也有不少论者认同后现代主义等同现代主义晚期逻辑的说法，其中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FredericJameson,TerryEagleton等持这一说法，当中亦结合了马克思对于晚期工业社会的批评，形成一体。
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哲学：
（1）实践性是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最主要，最显著的特征，阶级性是它另一显著特征。
（2）革命性是指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它把变革旧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和目的。
（3）科学性是指一方面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它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4）它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科学性是革命性的必要前提和保证，革命性是科学性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擅长于用矛盾冲突的观点分析社会中利益存在冲突的社会群体，是一套“经典”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采取了唯物的看待历史的观点，假设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在于阶级之间的冲突。认为历史有其客观的支配规律，认为社会变化是辩证的。
向左转|向右转
❽ 后现代哲学的主要流派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人物及其基本主张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
理查德·罗蒂（1931－）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哲学教授，是当今英语哲学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哲学与自然之镜》[②]和《偶然、反讽与团结》[③]等一系列极具思想冲击力的著作的问世，确立了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领军人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对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本体论、相对主义真理观、最低纲领自由主义政治观、实用主义的女权主义和后哲学文化及政治理论的积极倡导，也使他同时成为了西方学界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重要著作包括：《哲学与自然之境》（1979）、《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客观性、相对主义与真理：哲学论文第一集》（1991）、《论海德格尔及其他哲学家：哲学论文第二集》（1991）、《真理与进步：哲学论文第三集》（1998）、《立国论》（1998）和《哲学与社会希望》（2001）等。
理查德·罗蒂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基本上是循着：1．在本体论上反对实在论、2．在认识论上反对基础论、3．在心理学上反对自我论等三个维度展开的。罗蒂不同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者，即不仅仅对现代哲学进行解构、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与解构中进行重建。这种重建就表现为罗蒂以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为基本点，提出了“后哲学文化”。后哲学文化包含以下内容：今日之哲学充当了各学科的法官，获得了与中世纪神学一样的至尊地位。这种哲学追求大写的“真理”、“善”、“理性”是一种大写的“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也应该失去至上的地位，进入后哲学文化。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仅仅是后哲学文化中的一员，哲学和哲学家是小写的哲学和哲学家，在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科学标准可以遵循，也因此没有人声称他们拥有说明一切的奥秘，没有科学家和学者以为他们的著作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和“哲学意义”。
在《后哲学文化》中，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观”：启蒙运动的先知们以哲学文化观代替中世纪的神学文化观，但随着人们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日益增长的怀疑，哲学最终无法成为文化的核心。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政治，都是平权的文化，不存在“文化之王”和“文化的最后法官”，而民主先于哲学。
罗蒂还反对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是人们相信为真的东西，认为真理只是指所有真的陈述共有的一种性质，真理没有本质，它只是用来表示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不表示对事物的说明。因此，真理是我们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雅克·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 (1930～)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他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写作与差异》(1967)、《散(sàn)播(bō)》(1972)、《哲学的边缘》、《立场》(1972)、《人的目的》(1980)、《马克思的幽灵》等。
解构主义针对结构主义而言。结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对世界采取结构式的、系统式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严格意义的上的结构主义指的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的思维方式，它所强调的是一个系统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外部，而是依赖于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系统个别单位之有意义并不是他们本身具有什么实体性的意义，它们的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
德里达解构的对象主要是传统哲学。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从语言入手，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在场”，否认本体、本质的存在。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在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行为中，“阅读就是一种误读”。因此本体、在场是不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场”也是必须解构的。反对二元论，主张自由嬉戏，德里达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消解中心与本原，颠覆二元结构和等级结构，使事物之间、等级结构的两极之间变得“自由嬉戏”。如果坚持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则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即认为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中心与非中心等的二元结构。认为要把一切都放在同一平面上，让各要素之间、等级结构的两极之间进入一个自由嬉戏的范围。根本不能回头想什么源头或根源。反对语言中心主义，并由此更进一步地解构形而上学大厦本身，语言中心主义就是认为语言和写作是对立的，“语言的本质是说话而不是写作，写作不过是说话的派生物（记录）”语言更能直接地表达说话人的意思，写作则使说话人的意义不能完全自我呈现。言说优于写作。他认为言说和文字是一种平等和互补的关系：文字、书写记录言说，是说话的记录形式，说话是文字、书写的补充形式，二者不可偏废。循着对语言中心主义的颠覆、拆解，德里达一鼓作气，直抵形而上学大厦本身，拆解中心本身的在场与不在场。
德里达不顾一切地解构，使其解构主义走向了另一极端，即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
利奥塔的知识合法化危机与元话语、中心的被放逐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郎索瓦·利奥塔(1924—1998)。少年时代经历过二战和德国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纳粹的暴行，尤其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屠杀，成了利奥塔不断反思的对象，也令他对黑格尔思辩叙事的前提“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产生怀疑，这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来源。利奥塔的主要理论著作有《利比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公正》（1984）和《多元共生的词语》（1986） 等，《后现代状况》一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
利奥塔是以“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为人所熟知的，何谓后现代主义?利奥塔称：“我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那么，何谓元叙事?利奥塔说：“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
利奥塔后来对“后现代”这一提法不满，因为它容易使人误以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其实，后现代乃“现代的一部分”，后现代只是对“现代”的预先规定及假设提出疑问，“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由于在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大家的思想家中，只有利奥塔坦承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所以他对“后现代”的解释具有特别的权威性，并基于其立场，利奥塔反复强调“后现代”乃“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因而应对宏大叙事的霸权予以批判。
利奥塔说：“如果哲学家们帮助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不存在权威的地方存在权威，并予这种权威以合法性，那么他们就不再是在真正的思考。”利奥塔还认为，在普遍适用的宏大叙事失去效用后，具有有限性的“小叙事”将会繁荣，赋予人类新的意义价值。
利奥塔不像德里达直接以本体论为批判对象，也不像罗蒂以哲学和文化的关系为基本点，来建构一个后现代理论，而是把对本体论的批判转化为对知识的合法性和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考察，以此来实现他“去中心”、消解同一性和整体性、放逐元话语的目的。他宣告：元话语已经过时，元叙述的社会语境如英雄圣贤、拯救解放、伟大胜利等已散入了后现代知识的杂乱的星空中，人们不再相信伟大“推动者”、伟大“主题”，人们只运用“小型叙事”，只相信后现代世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救助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理性出现偏差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而在于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意识形态防御系统。需要冲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摆脱思想压制，进行自由交流，重建新型人类关系和新理性。主张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强调交往和共识，建立“新理性”，“自己能证实一个种类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语言交往和合作的结构，理性的活动必然要依靠理性”。
哈贝马斯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理解和获得共识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他的“新理性”就是一个人们通过交往、交流并对阻碍交往、交流的社会因素进行批判而达到一种具体的共识的过程。
❾ 后哲学或后主体主义的艺术哲学以非哲学、非美学的多元艺术经验为主题,进行了
现在无论是后哲学
还是后主体主义的哲学，
其实
都是以经验哲学为基础的，
如果没有经验哲学，
那么这些基础理论也都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