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給孩子起名字
傅程軒 傅程睿 傅程毅 傅程夜
『貳』 安徽醫科大學的學術研究
截至2014年4月，該校成立了臨床葯理、皮膚病、衛生事業管理等65個省、校級研究所。建有1個科技部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2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3個中央（財政部）與地方共建實驗室，25個省級以上（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科技公共服務平台、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是國家葯品臨床研究基地 。
科技部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皮膚病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省部共建重點實驗室：省部共建教育部重要遺傳病基因資源利用重點實驗室
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抗炎免疫葯物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皮膚病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安徽省重點實驗室：安徽省基因研究重點實驗室、安徽省分子醫學重點實驗室、安徽省中葯研究與開發重點實驗室、抗炎免疫葯理學安徽省重點實驗室、安徽省重要遺傳病基因資源利用重點實驗室、安徽人口健康與優生省級實驗室、安徽人群健康與重大疾病篩查和診斷省級實驗室、安徽天然葯物活性研究省級實驗室、徽省口腔疾病研究省級實驗室、安徽口腔疾病研究省級實驗室、消化疾病安徽省重點實驗室、人畜共患病安徽省重點實驗室、安徽病原生物學省級實驗室、安徽老年病分子醫學省級實驗室、安徽內分泌代謝省級實驗室等
安徽省工程技術中心：安徽省天然葯物活性成分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抗炎免疫葯物安徽省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安徽省高校重點實驗室：安徽省高校抗炎免疫葯理學重點實驗室、安徽省高校消化疾病重點實驗室等
國家中醫葯管理局中醫葯科研三級實驗室：抗炎免疫中葯葯理研究實驗室、中葯葯理實驗室、中葯葯理（心腦血管）實驗室、中葯化學實驗室
科技公共服務平台：安徽省生物醫學基礎與應用科技公共服務平台、安徽省臨床檢測技術公共服務平台、安徽省新葯安全評價中心 2007年至2012年，該校科技項目總經費達2.54億元，其中縱向經費達1.99億元，國家級項目經費占縱向經費的70.7%。獲各級各類科技成果獎105項，其中省部級一等獎以上項目7項。發表學術論文9166篇，自然科學類三大檢索論文714篇。出版學術著作200餘部 。2009年至2013年，該校共承擔「863」、「97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420餘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數近年來保持安徽省屬高校領先地位。研究成果分別入選2010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和2012年度中國高校十大科技進展。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高校自然科學技術獎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術）一等獎一項、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三項、中華醫學科技獎醫學科普獎和衛生管理獎各1項。先後以責任作者單位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自然遺傳學》等國際著名SCI刊物發表多篇高水平研究論文，在復雜疾病易感基因研究上居國內領先水平 。
2008年度，該校共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35項，總資助經費1018萬元；發表國內科技論文1612篇，全國高校排名第49位，首次進入全國高校50強，發表SCI期刊收錄論文被引92篇223次，全國高校排名第98位，首次進入全國高校百強行列。該校皮膚遺傳研究團隊發現銀屑病易感基因，國際著名雜志《自然遺傳》（Nature Genetics）在線發表研究成果，這一發現標志著中國銀屑病的易感基因研究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繼2005年和2006年連續獲得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之後，該校徐德祥和魏偉教授領銜再獲中華醫學科技獎三等獎一項。2001級葯理學碩士研究生一科技論文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百篇最具影響國內學術論文 。
2009年度，該校自然科學研究排名躍升至安徽省省內第3位、省屬高校第1位。再次榮獲中華醫學科技獎一等獎，榮獲中華醫學科技獎科普獎，榮獲安徽省科學技術獎二等獎6項、三等獎8項，中華預防醫學會科學技術獎三等獎1項。共有246項項目獲得資助（含16項橫向課題），資助總經費3384.81萬元。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39項，總資助經費1038萬元；新增1項科技部「十一五」計劃重大新葯創制專項，1項973計劃項目前期專項，1項863計劃專項。發現銀屑病、紅斑狼瘡和麻風病易感基因的三項原創性重大成果被國際頂尖醫學雜志《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和《自然遺傳》刊載 。發表論文全國高校排名第44位，全國醫葯類高校排名第12位，國內論文被引全國高校排名第66位。張學軍教授研究組利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發現銀屑病、白癜風和麻風病易感基因的研究成果被評為2010年度中國科學十大進展之一 。 2011年，該校榮獲中華醫學科技獎衛生管理獎1項，中華醫學科技獎三等獎1項，各類省級獎項16項。發表國內科技論文2302篇，在全國高校排名位列第31位，SCI收錄文獻全國高校排名112位，35篇論文被評為「表現不俗的論文」，8篇論文進入SCI學科影響因子前1/10的期刊。《2010年自然出版指數中國報告》中該校位列中國區第13位，在《自然》子刊《自然遺傳》排名上，該校名列全國榜首。共有426個項目獲得資助，資助總經費6078萬元，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年度97項，資助經費3809萬元，立項數和經費數繼續穩居省屬高校首位，連續10年保持遞增，首次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截至2012年12月，該校發表在《自然遺傳》和《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論文已達到17篇 。2012年，該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立項88項，總資助經費4339萬元，首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首批優青項目資助 。 黨委書記：李俊
校長：曹雲霞
副校長：胡志、朱啟星、金宗祥
黨委副書記：劉群英
紀委書記：常業軍 校長黨委書記姓名職務任職時間姓名職務任職時間郭琦元東南醫大校長1926年5月—1930年1月李廣濤黨委書記1951年2月—1956年6月郭琦元東南醫學院院長1930年1月—1947年1月陳韌黨委書記1956年1月—1964年2月張錫祺東南醫學院院長1947年1月—1952年10月李廣濤黨委書記1964年2月—1966年10月張錫祺安徽醫學院院長1952年10月—1960年5月崔劍曉黨委書記1964年2月—1966年10月陳韌安徽醫學院院長1960年12月—1964年2月陸志傑黨的核心小組組長1970年2月—1971年4月李廣濤安徽醫學院院長1964年2月—1966年10月杜旭黨委書記1971年4月—1973年5月陸志傑革委會主任1968年6月—1970年2月陳韌黨委書記1973年5月—1976年6月李培生革委會主任1971年2月—1973年5月張長安黨委第一書記1976年6月—1977年8月范瑞峰革委會主任1973年5月—1976年6月陳韌黨委書記1976年6月—1977年9月龍雲彩革委會主任1976年6月—1977年8月龍雲彩黨委書記1976年6月—1977年8月劉正文革委會主任1977年9月—1978年2月劉正文黨委書記1977年9月—1979年1月程毅川安徽醫學院院長1978年2月—1983年9月田玉秀黨委書記1979年1月—1983年10月許建平安徽醫學院院長1983年10月—1985年3月姚靜篁黨委書記1983年10月—1988年8月徐叔雲安徽醫學院院長1985年4月—1985年12月任詩書黨委書記1991年3月—1995年8月徐叔雲安醫大校長1985年12月—1997年9月夏英庭黨委書記1995年8月—2003年6月夏英庭安醫大校長1997年9月—2001年12月桂寧東黨委書記2003年6月—2008年9月張學軍安醫大校長2003年6月—2014年3月李俊黨委書記2008年9月— 曹雲霞安醫大校長2014年3月—--------------------------------------------
『叄』 張起靈是人間看不見的絕色：飾演小哥的演員都火了，他魅力何在
摘要小說《盜墓筆記》中的靈魂人物張奇齡是鐵三角的領導者。
最強大的和最神秘的人物在書中最後一章家族的族長,誰來承擔太多的責任和秘密,但患有疾病失去了靈魂,在這個過程中尋找自己的記憶和吳謝,王Pangzi了解鐵三角的組成,探討九門和永生的秘訣。
原著《南派三書》的作者曾說過:「張啟齡是世界看不見的美。」
《盜墓賊筆記》系列影視劇中，飾演弟弟的演員很受歡迎，他有什麼魅力?
01
生而神秘，存在就是奇跡
「這是一個像神一樣強大的人。有他在我的書里，我總是心平氣和地寫，因為只要有他在身邊，你就能避開所有的災難和痛苦。」
從楊陽到蕭玉亮，張奇玲在公眾視野中的古墓之旅，即使演員沒有演好角色，張奇玲依然是張奇玲，他強大而神秘，魅力無限，很多人喜歡這個IP更是有感情。
一千個人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張啟玲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這么多優秀演員的表演提高了張奇玲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觀眾的感情和情感給了她更好的詮釋。
十多年來，《盜墓奇兵》的高人氣讓這部IP劇大受歡迎。張奇齡的存在無疑是一個神壇，他一踏上神壇就贏得了很多關注。演員可能無法讓這個角色看起來像神一樣，但在他的努力下，獲得認可並不困難。
04
結論
魅力也許永遠不是演員，而是張啟齡自己，無數人心中的神，他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才華讓演員們實現自己的成功，沒有人是他，但他是一切。
有些人，看不見，見過一次，消極一生。
『肆』 荊軻刺秦故事最早見於何書
荊軻刺秦的故事在中國幾可謂家喻戶曉，魏晉以降，題詠、改編之作絡繹不絕，不僅有詩詞文賦，還進入到小說、戲曲領域；二十世紀以來，戲劇、影視以之為題材者亦不鮮見，但荊軻刺秦故事最早見於何書，卻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迄今為止，有關此問題的答案至少有三種：一是認為始見於劉向所編之《戰國策》，即《燕策》三中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二是認為始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三是認為始見於無名氏所撰之《燕丹子》。
認為始見於《戰國策》者，並非不曉司馬遷撰寫《史記》在前，劉向編撰《戰國策》在後，而是相信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參考了某個先在的戰國史料。如班固《漢書·司馬遷列傳》、司馬貞《史記索隱》都指出司馬遷「采」、「約」《戰國策》，上世紀七十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更為上述觀點提供了新的證據。由於《戰國縱橫家書》中的某些記載同時見於《史記》和《戰國策》，且文字幾無差異，使得人們有理由認為，司馬遷撰述《史記》不僅所據戰國史料與劉向所校「中書」部分重合，而且也像劉向一樣直接抄錄。盡管《戰國縱橫家書》中並不包含荊軻刺秦故事，但不少人相信，《史記·刺客列傳》與《戰國策·燕策三》所記荊軻事高度相似這一現象，應該理解為是司馬遷與劉向共同抄錄自某種與《戰國縱橫家書》類似的戰國文獻。
而認為始見於《史記》者則相信，《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乃自《史記·刺客列傳》補入。自明人鄧以贊首先懷疑《戰國策》所記荊軻刺秦事乃劉向抄自《史記》後，清人吳見思、方苞、吳汝綸等也都持類似的看法。今人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張清常、王延棟《戰國策箋注》等均認為《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一章當從《史記·刺客列傳》補入。此說依據主要有三：1、根據《刺客列傳》篇末「贊論」，司馬遷所記乃得自公孫、董生二人轉述秦國御醫夏無且之語，屬第一手材料；2、司馬遷所記遠較《戰國策》完備，除秦廷行刺事件始末之外，還包括了荊軻此前的經歷及後來高漸離以築擊始皇事；3、《戰國策》本不以敘事見長，「燕太子丹質於秦」章文風與之不類，而更近於《史記》的傳記體例。
至於始見於《燕丹子》之說，自然以《燕丹子》較《史記》先出為前提。雖然四庫館臣已判定《燕丹子》乃東漢以後人所為，「其文實割裂諸書燕丹、荊軻事雜綴而成，其可信者已見《史記》」，但將《燕丹子》付梓刊刻的孫星衍卻認為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審是先秦古書」，「《國策》、《史記》取此為文」。今人魯迅也認同孫星衍之說，肯定《燕丹子》為「漢以前書」。又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了由程毅中點校的《燕丹子》，其《點校說明》寫道：「《燕丹子》產生於漢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故「《周氏涉筆》說它『似是《史記》事本』，也是有道理的」。此外，李劍國、陳洪主編的《中國小說通史·先唐卷》雖然不以司馬遷刪削《燕丹子》以作《荊軻傳》之說為然，但仍相信《燕丹子》「出於秦漢間」，「不會在司馬遷作《史記》之後」。
顯然，以上三種看法不但互異，而且互斥，就是說，這三種看法不可能並存，正確的答案要麼是三者之一，要麼在三者之外。那麼，這三種看法，哪一種更為可信呢？
應該說，第一種看法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個記有荊軻刺秦故事的戰國史料文本。這個文本作於秦漢之際，完整地記錄了荊軻為燕太子丹所用，謀劃並實施刺秦的整個過程；司馬遷寫作《史記·刺客列傳》時看到過這個文本，劉向編校《戰國策》所據材料也包含了這個文本，而且兩人都不加刪削修改，完整抄錄了同一文本。可是，這樣一個文本果真存在嗎？有沒有材料（哪怕是一條）能夠直接證明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司馬遷、劉向都見過的文本？不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是提供了這種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並不能確證該文本的存在。檢《戰國縱橫家書》可知，出土帛書二十七章中，《史記》和今本《戰國策》俱存者共七章，依次為第五、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四章。七章之中，除第二十四章略有記事之外，餘下六章皆以記言為主，尤其是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四章，除首尾略有敘述，幾乎全是人物游說之辭或書信。比較《史記》、《戰國策》各自所載不難看出，文字重合度最高的正是這些記言的部分，而且隨著記事成分的增加，文本的差異也明顯增大。如果將上述被抽取出來進行比較的文字還原到《史記》文本，便會發現它們大多隻是《史記》原始文本中的一個片斷或組成部分，並不像《戰國策》那樣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章節。所以，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可以證實司馬遷和劉向利用了相同或異版的歷史文獻，卻不能由此得出《荊軻傳》必定錄自《戰國策》所據史料的結論。
第二種看法最大的不足，在於無法確證何人、何時以及為何將司馬遷所寫《荊軻傳》剪裁後補入《戰國策》。清人方苞等認為是劉向所為，但從劉向編纂《戰國策》所據材料（「中書」）及其對《戰國策》一書內容特點的概括（「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來看，他實在沒有將《史記》之文並入《戰國策》的理由。今人顧頡剛則相信是宋人曾鞏重校《戰國策》時補入，然而一個長期被人忽略的事實是，早在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時，他所看到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文字幾乎全同於《史記·荊軻傳》。司馬貞於《刺客列傳》篇共引《戰國策》十一條，其中《豫讓傳》三條，《聶政傳》七條，《荊軻傳》僅一條，即「北購於單於」句後註：「《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這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司馬貞看到的《戰國策》，特別是其中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與今本基本相同，甚至較今本更少與《史記》的差異。正因為兩者幾無差異，所以無須引《戰國策》出注。另外，無論是李善《文選》注還是司馬貞《索隱》，包括張守節《正義》，在涉及荊軻刺秦事時都缺失了高誘的《戰國策注》，這實際上意味著《隋志》著錄之高誘本《戰國策》與劉向三十二卷本存在較大的差異，包括缺少「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也就是說，唐人所見之三十二卷本《戰國策》已載有幾乎全同《史記》的「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但此部分文字卻不見於高誘注本。
所以，如果《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確實是從《史記·刺客列傳》補入的話，那麼其時間必定在漢以後，唐以前，亦即魏晉南北朝時期。據劉知幾《史通·六家》，晉人樂資、孔衍分別撰有《春秋後傳》、《春秋後語》兩部戰國史，兩書基本上都是以《戰國策》、《史記》所記戰國史事為依據加以剪裁編排，而《春秋後語》似乎更為流行。樂資的《春秋後傳》宋以後已不存，孔衍的《春秋後語》亦亡於元、明之際，後人雖有輯本，然篇幅短小，難窺全貌。所幸敦煌藏經洞文書中存有《春秋後語》的若干殘卷，經今人康世昌等整理輯校後得以恢復其大概。通過將《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與殘存《春秋後語》相關部分作文字比對，並結合《春秋後語》編撰體例進行考察，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即兩個文本的行文風格非常類似；更重要的是，《燕太子丹質於秦章》開頭一段文字（「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乃孔衍據《史記·燕世家》中「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數句稍加變動而成。這表明今本《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極有可能是後人據《春秋後語》補入。再從《燕太子丹質於秦章》的結尾補敘高漸離以築擊秦皇帝事來看，也與殘存之《春秋後語》相符。故所謂《燕太子丹質於秦》章實出自孔衍《春秋後語》，其事已無可疑，至於補入之時間，最有可能的是隋至唐初兩次由朝廷出面的大規模有償徵集遺書活動期間。
既然今本《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章》乃後人據《春秋後語》補入，則就《史記》、《戰國策》二書而言，司馬遷之作無疑是原創；那麼，是否還有可能如孫星衍所言，《燕丹子》出自先秦，而「《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呢？
這種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事實上，《燕丹子》並非出自漢人之手，更非先秦古書，而是南朝江淹的擬作。比較《燕丹子》與江淹經歷及其創作，可以看出二者之間存在某些頗為特殊的關聯，如《燕丹子》所寫太子丹與建平王劉景素頗多相似，而荊軻身上依稀能看到江淹的影子；此外，《燕丹子》文風與江淹散體之作不乏一致，且江淹本以擅長模擬著稱。簡言之，江淹可以說既有撰寫《燕丹子》的動機，同時也具備寫作所需之條件，《燕丹子》出自江淹之手，可能性極大。另一方面，若將《燕丹子》與《史記·荊軻傳》對讀，則不難發現二者多有差異，比如說太子丹與鞠武的對話，某些事件發生的時間，某些人物細節描寫等，二者都有明顯的不同。尤其是人物關系的變化（如太子丹取代荊軻成為故事的主角），敘事重心的調整（《燕丹子》增加了田光評點太子丹門客、荊軻與夏扶舌戰等場面，以及太子丹厚待荊軻三事），故事結局的改變等，更是呈現出《燕丹子》獨有的創作特色。所有這些變化的發生，如果只是歸因於對先前民間傳說的吸納，或後代文人的潤飾，實在過於勉強；而如果聯系建平王其時所面臨的情勢及江淹處境，便能夠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釋。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羅根澤曾撰文指出，《燕丹子》成書時代「上不過宋，下不過梁，蓋在蕭齊之世」，這個判斷大體不錯，但如果說得更具體些，《燕丹子》的寫作時間應該是在宋後廢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吳興之前。
綜上，荊軻刺秦故事最早實見於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其後晉人孔衍據之改寫成《春秋後語·燕語第十》之荊軻刺秦篇，南朝江淹則取其故事框架，想像虛構創作小說《燕丹子》，隋唐之際又有人對孔衍之作稍加剪裁補入《戰國策·燕策》，後人失察，遂有司馬遷抄自戰國史料，或《燕丹子》為《史記》事本等誤解。
以上所說如若可從，那麼，對於這樣一個自唐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誤解，是否應該予以糾正呢？相應地，諸如現行中學語文教材中的荊軻刺秦文章選自《戰國策》而非《史記》，文學史在介紹《史記》敘事藝術時以荊軻刺秦事為例說明《戰國策》對司馬遷的影響，以及中國小說史論著將《燕丹子》作為漢代甚至先秦小說加以論列，進而肯定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早在秦漢時期就已達到成熟之境等問題，我們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審視，另作選擇？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