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萬安為什麼可以被稱為「萬歲閣老」
因為他只會說萬歲，除此之外，什麼本事都沒有，只會走後門籠絡人心。
㈡ 汪直提督西廠橫行霸道，首輔萬安扳倒他為何還被罵
因為萬安雖然成功廢除了西廠，但是他的這一點功績完全不能抵消其在位期間的不作為，因此就會受到譴責，沒有什麼好下場。說起明朝的各位內閣首輔們，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張居正，畢竟這位臣子的確是鞠躬盡瘁。但是在明朝時期還有一位閣老，和張居正簡直是兩個極端，在位期間一直不被人看好，而且在退位後始終都有百姓們對其冷嘲熱諷，這就是萬安。
這個時候的萬安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按道理講應該是需要小心行事，但是他在位期間始終不幹實事，甚至通過向當時的明憲宗獻上房中術來討好皇帝，穩固自己的位置。因此，無論是大臣還是百姓都對他這樣的行為十分不滿，也很瞧不起萬安的為人。
㈢ 萬安並無真才實學，為何得以進入內閣，讓明憲宗對他言聽計從
萬安，字循吉，今四川眉山人。明憲宗時期寵臣，官至內閣首輔。光看這簡單的介紹，或許很多人會認為，這個萬安是個很有才學的人，不然也不會做到內閣首輔的位置。但其實恰恰相反，這個萬安本人並無真才實學，為何這樣說呢？
其一，萬安、劉珝、劉吉三個人，都是明憲宗時期的閣臣，但是卻被人們戲稱為“紙糊三閣老”。就是說人們認為明憲宗昏庸，但是這三個人作為閣臣，卻不能有所匡正。可見這個萬安只是有名無實。
其二，史書記載：“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托，結諸閹為內援。”
成化九年，萬安進禮部尚書，後改戶部。成化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後為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十八年，宦官汪直請罷西廠，明憲宗不許。後來萬安又去請奏，明憲宗於是答應，就這件事萬安得到了朝廷內外的稱贊。
明孝宗六歲以前都在西宮長大，那是因為生母遭到萬貴妃迫害，不得已才將他放在西宮撫養，以保其安全。明孝宗被接出來沒多久，生母紀氏就去世了，當時不少人都說是遭到萬貴妃謀害。
明孝宗即位後，開始追究這件事，萬安生怕連累到自己，於是趕緊撇清關系表示：“我久不與萬氏往來矣。”
明孝宗仁厚，最終便沒有追究萬安。
後來有一個叫倪進賢的人巴結萬安，常常與萬安一起講房中術，萬安還提拔倪進賢當了御史。有一天，明孝宗在宮中得疏一個小箱子，發現裡面全是講述房中術的，上面還署名“臣安進”。
明孝宗隨即命太監懷恩到內閣，懷恩見到萬安後說：“此大臣所為耶？”
萬安嚇得跪在地上不敢出聲。此時群臣彈劾萬安的奏章又送了進來，明孝宗讓懷恩命令萬安自己讀出來。萬安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懷恩示意其出去。
萬安回到住所心有餘悸，於是主動請辭，他走之後，朝廷內外無不稱快。弘治二年，萬安去世，明孝宗輟朝一日，追贈其為太師，謚號“文康”。他的孫子萬弘壁授翰林編修，但沒多久也死了，萬安自此無後。
㈣ 明史列傳第七十一原文及翻譯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錦衣指揮周或，太後弟也，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閑田。命韶偕御吏季琮覆勘，韶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日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恆產，除租賦以勸力農。
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誡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
孝宗即位，召為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為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視。韶至，賊已滅，乃命兼全都僉史，整理鹽法。尋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為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灶戶煎辦、征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
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核功實，仕路為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只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乞嚴杜幸門，痛為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四年秋，代何喬新為刑部尚書。故安遠侯贓敗至數千兩，征僅十一。以其母訴免。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救，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荊王見潚（朱見潚）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苗通、殺人，減死遣戍。
昌國公張巒建墳逾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眾。韶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
韶蒞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為貴戚、近習所疾，大學士亦不之善。韶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謚惠安，贈太子少保。
譯文
彭韶，字鳳儀，是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錦衣指揮周彧，是太後的弟弟，奏請武強、武邑不及賦額的民田，沒收為閑田。皇帝命令彭韶同御史季琮重新審查。彭韶等巡視後直接回朝，上疏彈劾自己說：「真定的田地，從祖宗時准許百姓開墾耕種，就成為固定財產，免除租賦以鼓勵他們致力於農業生產。
功臣、外戚與國家都享受福祿，怎麼能同百姓爭奪尺寸之地？我實在不忍奪取百姓的衣食，來增益皇親國戚，請求懲罰我奉使行為失檢之罪。」奏疏呈入，皇帝詔令將田地歸還百姓，而怪罪彭韶等人邀名抗命，又將他們投入欽犯監獄。諫官爭相諫諍援救，彭韶等人獲得釋放。
孝宗即位，召彭韶為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戶陳輔因盜販作亂，攻陷府城大肆搶掠，逃入太湖。朝廷派彭韶巡視，彭韶到達，盜賊已被消滅，被命令兼任僉都御史，不久晉升左侍郎。彭韶因商人苦於強行攤派，為他們制定折價額度，減免原來拖欠的賦稅。
憐憫鹽工煎辦、征賠、折閱的困苦，繪制八幅圖進獻，條陳利弊六事，都被允許施行。弘治二年秋，回朝。第二年，改調吏部。與尚書王恕甄別人才，仕途因此而清明。彗星出現，上疏說宦官太多，不能不馬上裁減。於是請求午朝面議大政，不要只准備奏章。
不久，又說濫授官職太多，請求杜絕因受寵幸得官的路，痛加整改。皇帝認為他說得對，然而終究不能採用。
弘治四年秋天，代替何喬新任刑部尚書。前安遠侯柳景貪贓敗露數額達幾千兩，徵收僅十分之一，因其母訴訟而免除。御史彭程因議論皇壇器入獄，彭韶上疏營救，於是極力陳訴光祿寺供品過度浪費的情況，皇帝於是命令開列每年供品的數目上報。
荊王朱見潚有罪，彭韶上奏，擱置十日沒有下發。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被判免死貶謫戍邊。昌國公張巒建墳超越定製，役使軍人達幾萬。京畿內百姓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則免除徭役，，流亡的人一天天增多。彭韶都直接上疏極力陳述，皇帝只是將其奏章發給有關部門而已。
彭韶在刑部三年，言談正直，態度嚴肅，秉持節操不徇私情，與王恕以及何喬新並稱「三大老」，而被貴戚、近幸所怨恨，大學士劉吉也不喜歡他們。彭韶的抱負不能完全施行，接連上章請求退休，皇帝於是命令他乘驛車回鄉。按定製供給月廩、歲隸。
第二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說彭韶、何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都應召用，皇帝不答復。過了第二年，彭韶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謚號惠安，追贈太子少保。
(4)大學士萬安與欲不協擴展閱讀
明史特點
共二十四卷，就卷數而論，《明史》本紀所佔不足全書十分之一，若以字數而論，則所佔不及全書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紀在《明史》中所佔比例甚小，這是《明史》編纂體例中的一個特點。本紀在紀傳體史書中，是以編年形式敘史的部分，
《明史》顯然是將本紀作為全史之綱，以簡明扼要的方式，首列於全書之前，使人在讀閱這部史書之時，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歷史之概況，而不是使人在讀閱本紀時便事無巨細盡覽盡知。這應該算是《明史》修纂整體設計上的獨到之處。
《明史》本紀的另一個特點，是尊重史實，不以明代官定史論為據。如建文帝年號於成祖奪位後革除，其四年實錄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於《明太祖實錄》之後。《明史》中則專立《恭閔帝紀》一卷，甚為得體。
㈤ 劉珝傳文言轉白話（普通話）翻譯。
原文翻譯
劉珝，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考中進士。改為庶吉士，授官編修。天順年間，歷任右中允，東宮侍講。
憲宗即位，作為舊的官僚，多次升任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日講。成化十年，進升為吏部左侍郎，擔任講官照舊。劉翊每次進講，反復開導，語氣從容不迫地，聽到的人都為恐懼。學士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憲宗也很重要的。第二年，詔令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人值文淵閣參與機要事務。皇帝每次都叫他「東劉先生」，賜印章一，文章說「嘉猷贊翊」。不久升任吏部尚書，再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功。加官太子太保，升任謹身殿大學士。
劉翊性格開朗直爽。自認為官僚舊臣，遇到事情不迴避。員外郎林俊因為彈劾梁芳、繼曉被關進監獄，酸在皇帝面前的解釋。李孜省等人左道亂政，想動搖太子。劉翊秘密上疏勸諫，計劃少受阻。一向輕視萬安，曾經斥責萬安辜負國家沒有羞恥。安積忿，日夜思念中酸。當初，商轄彈劾汪直的，劉翊和萬安、劉吉幫助之爭，結果罷除西廠。有一天，劉翊又在朝堂責備王越，王越羞愧而退。不久西廠重新設置，酸不能有所爭論。到十八年，怎麼看到直失寵，揣測西廠應當停止，邀請劉翊一齊演奏。劉玥推辭不與，萬安於是獨自上奏。奏疏呈上，皇帝很驚訝沒有劉瑚的名字。安暗中派人揭發劉翊和直有牽連。恰逢劉翊的兒子劉鎰邀約妓女狎飲，里人趙賓戲是《劉公子曲》，有時增加添飾淫穢的話語，雜教坊院本中演奏的。皇帝非常憤怒，決定去油脂。派遣宦官覃昌召集萬安、劉吉到西角門，出帝親手寫的一封信函給他們看。安等人假裝驚訝救援。第二天，劉翊上疏請求退休。他飛奔，我每月、每年隸、白銀、紙幣很好。其實排擠劉瑚使他離開的，萬安、劉吉兩人計劃了。
當時內閣三人，萬安貪婪狡猾，吉陰刻。劉硼稍微好，反而喜歡譚論，人的眼睛為狂躁。劉翊已經倉促撤退，而彭華、尹直相繼進入內閣，萬安、劉吉的黨就更加穩定。劉翊當初遭逢母親去世，守墓三年。等他回到，侍奉父親盡孝。父親去世，恢復房屋在墓。弘治三年死亡，謐號為文和。嘉靖初年，因為諫官的請求，賜祠廟匾額為「昭賢」，仍然派遣官員祭祀的。
出處
出自《明史列傳》。
㈥ 罷廢丞相與內閣制度確立是怎樣的典故
在封建社會，君權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其實也不盡然，中國歷史上君權與相權之爭曾長期是廟堂爭斗的焦點。權力欲極強的朱元璋斷然採取措施，廢除了丞相制度，卻由此也開啟了明朝政治腐敗之門。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誅殺了丞相胡惟庸。隨後，他又取消中書省，廢除了丞相一職。並且在《祖訓》中規定：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秦朝設置丞相，不旋踵而亡。隋、唐、宋各朝因襲此制，其間雖然不乏賢相，但也多有專權亂政的小人。現在我朝罷除丞相，設立五府六部，彼此相互制約和抗衡，而諸事皆由朝廷總攬。後代子孫做皇帝，都不許再行設立丞相。臣下膽敢奏請設立的，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廢除丞相，不僅是有明一代的大事，也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圍封建社會中君權與相權之間長期的矛盾斗爭，至此告一個段落；秦漢以來的宰相制度從此廢止，皇帝的權力更大了，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從此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此後，明代以內閣制度取代歷朝的丞相制度，事實上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皇權的高度強化。
從歷史上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以後，地方集權於中央，中央集權於皇帝。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宰相），歷來是輔弼皇帝處理全國政務的最高行政長官。然而，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由於權力分配上的不均。皇權與相權之間始終互為消長，不斷發生沖突。這種矛盾、斗爭的結果，一方面表現為宰相的「專權」甚至於「篡位改朝」。譬如，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就是以相權壓倒帝權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歷代有所作為的君主，無不採取措施限制相權的膨脹。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極早的例證。自此以後，君、相之間的斗爭就始終沒有停止過。到明代，作為一代雄猜之主的朱元璋，深感丞相的權力對他的帝業終究是個威脅，於是乾脆廢除了丞相一職，實際上是以皇帝兼行宰相的職權，成為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丞相制度廢除之前，六部從屬於中書省，此後則直接聽命於皇帝，並向皇帝負責。明太祖將此前丞相的職權作了重新的劃分、定製、決策諸大權，收歸他本人親自掌管；實際政務則通過提高六部尚書的職權，交由六部分擔。明太祖將中樞機構概括為：「六卿分職，朝廷（皇帝）總攬。」然而，這種劃分也隨即產生了一個新的矛盾——廢除丞相雖然使得朱元璋一人大權獨攬，滿足了他個人強烈的權力欲，但此後六部處理的政務，事無巨細，最後全都匯總到他的手裡。有人做過一個統計，廢相之後，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為例，8日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共1660份，合計3291樁事。換言之，朱元璋每天平均要看200個報告，處理400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務，使得朱元璋即便是精力過人，事必躬親，也仍然會因應接不暇而心力交瘁。尤其是定製、擬旨、批示等都要筆之於書，寫成文件，此類的文書工作，更非一人所能操持應付。故而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認：「朕嘗思之，人主以一身締御天下不可無輔臣。」
為了解決這一新的難題，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和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獨裁勤政的朱元璋先後設置了「四輔官」和「殿閣大學士」，讓他們襄助侍從，以備顧問，並協助自己批閱奏章，處理政務。一般認為，殿閣大學士的設立，標志著明代內閣制度的萌發。內閣制度的萌發絕不是偶然的，它是朱元璋大權獨攬而又無法不任用輔臣的結果。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為了進一步強化君主專制統治的職能，又挑選了一批翰林入值文淵閣參掌機務。因文淵閣在午門之內的內廷，遂有「內閣」之稱。當時，朱棣也是自操威權，而讓儒臣侍奉左右出謀劃策，以備顧問。
然而，朱棣雖然信用閣臣，但因後者的品秩不高，故而在處理朝政時仍然多有掣肘。有鑒於此，隨後的仁、宣時期，就不斷提升閣臣的官階，從而使得內閣許可權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原先只有五品銜的內閣學士，此時卻躋身於公侯尚書之列，內閣勢力也因此超過了六部的權力。對此，《明史·七卿年表序》說：
明太祖十三年罷丞相，政歸六部，（六）部權重也。洪、宣以後，閣體既尊，而權亦漸重，於是（內）閣、（六）部相持。
於是，內閣便從最初的文學侍從機構，逐漸演化成凌駕於府部院寺之上的中樞機關。特別是宣德年間，內閣開始「票擬」。所謂票擬，是指閣臣將處理政事的初步意見擬具成文、奏呈皇帝的工作，這實際上就是掌握了代替皇帝起草批文意見的職權，等於直接參與了國家政事的處理。於是，內閣的權位得以迅速地提高。後人將明代內閣之職比做古之丞相，主要原因就是閣臣主持票擬的緣故。在宣宗朝，由於皇帝的信任，閣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所草擬的意見，絕大多數都能很快變成在全國必須遵照的諭旨，當時內閣的票擬制度，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提高了明王朝國家機器的效能。
隨著內閣權勢的提高和閣臣品位的尊崇，閣體內部也發生了變化。內閣大學士多時達六七人，最少也有二三人。仁、宣年間，內閣權力集中在「三楊」手中，其他閣臣的權力不能與之相提並論，明中葉後形成的「首輔」制度。實際上在此時已初見端倪。後來，在主持票擬及處理其他政務時，往往根據閣臣入閣的先後、資歷的深淺以及皇帝的旨意等，在閣臣中挑選一人擔任內閣首領——首輔，首輔之下為「次輔」或「次揆」，其餘的大學士作為他的助手，號稱「群輔」，權力遠較首輔要小得多。
此時的首輔品位尊崇，與皇帝是近水樓台，權大勢重，恍若漢唐時代的宰輔，所以內閣首輔號稱「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不過，雖然後來在入值閣臣中也曾出現過權力很大、與歷代丞相頗為相似的內閣首輔，但明代的內閣制度與先前的丞相制度，畢竟仍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丞相具有裁決機宜的執行權，遇事可以上奏執行，甚至可以先斬後奏；而內閣輔臣卻沒有漢唐宰相的實權，事無巨細都要稟承皇帝的旨意，請旨定奪，一切都斷自宸衷，遵照他的意見擬具出辦法，等被批准之後，才能據以擬旨頒行。換言之，內閣對於朝政國事，並無獨立裁決的法權，而是奉詔辦事，其職掌實際上並沒有超出翰林的職責以外，也從未改變其「侍從左右，以備顧問」的身份。從本質上看，明代的閣臣，事實上還是文學侍從之臣，做著翰林分內應做的事情。丞相擁有法定的權力，而閣臣包括首輔在內，只備皇帝「顧問」，其權力的大小，完全取決於皇帝對他們眷顧的程度。故而明代閣權之輕重大小一直處於飄忽不定之中。其次，在歷代中央集權制度下，「統理政務，統率百僚」的丞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長官，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諸多僚屬。在明初，丞相府稱為中書省，省中有左丞、右丞和參知政事等屬官，六部為其直接的下屬機構。而內閣則不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機構。首輔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長官，六部更不是它法定的直接下屬，閣臣的品秩有的甚至比各部尚書還要低。再次，先前的宰相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得位極人臣者方能躋身相位；但閣臣卻不一定，起初各類學士的品秩才區區五品，甚至更低。嗣後閣臣體制雖然漸趨尊崇，入閣者往往先是任命為禮部侍郎或尚書，再以兼任××大學士而入預機務，但入閣者品秩不拘這一特點卻與明代相始終。此外，丞相歷來有著定員定製，而閣臣則無定數。丞相通常是左相、右相各一人，最多時也不過再加上一兩個；而閣臣則不然，在明代中後期，其人數少則四五個，多時七八人，最多時竟達十數名。內閣始終不是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與六部並沒有任何的隸屬關系，內閣大學士兼尚書只是虛銜，不許實際掌管六部的事務，內閣並無對部臣發號施令之權，更無直接任免官吏的許可權。
從上述丞相制度與內閣制度的比較上來看，內閣顯然只是皇帝加強專制獨裁的工具，它是明朝統治者惟恐皇權旁落並試圖解決皇權與相權矛盾的有力措施。明代以內閣制度取代先前的丞相制度，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皇權的高度強化。說穿了，明太祖廢除丞相制，是想徹底剪除相權的威脅，挑選一些既能辦事、又少實權的「宮奴」，輔佐他統治整個大明帝國。這種內閣制度，為其後代子孫謹遵勿替，對於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廢除了丞相制。君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得以基本解決。君權空前膨脹，這對於大明朱氏江山的穩固。自然是極為有利的。揆諸史實，有明一代將近300年的歷史中，前後在位的皇帝多達十數名，其中，有好幾位是在童年時代便成為九五至尊的，有好幾位則多年避居深宮，倦於理事。但盡管如此，君權還是極為牢固，並不曾出現過權傾一朝、覬覦皇位的人物。個中的主要原因，自然與丞相制的廢除有著莫大的關系。與君權的空前膨脹相比，閣臣的作為則相形見絀。明代的閣臣絕大多數是由進士而翰林，然後再拜命入閣。這些人的人生道路往往是靠書本鋪砌的，一生久在翰苑，舞文弄墨。從總體上看，缺少長袖善舞的政治實踐經驗。像仁、宣年間的「三楊」和萬曆朝張居正那樣的權臣，畢竟是鳳毛麟角。在張居正當朝的時期，內閣權威曾發展到了頂峰，但這個「震主」的權臣卻最終禍發身後，慘遭抄家之禍。其他的內閣輔臣大多庸庸碌碌，只知恪守皇明舊章，而極少勇於任事、敢言直諫者。於是，有明一代關於閣輔，出現了許許多多的綽號，如「紙糊三閣老」、「萬歲閣老」、「劉棉花」、「伴食中書」、「青詞閣老」、「土木偶」、「魏家閣老」、「門生宰相」和「清客宰相」等等。譬如，「紙糊三閣老」之謠，是指成化中後期同值內閣的萬安、劉吉和劉翊3人。萬安是當時的首輔，他是靠巴結宦官養子得以舉薦入內閣的。入閣之後，不學無術，日事請托，整日忙於交結諸閹作為內援。成化七年（1471年），出現彗星，群臣多言此乃君臣之情不通所致，強烈要求憲宗及時召見大臣議政。憲宗畏天命，無奈之餘只得面見大學士彭時、商輅和萬安諸人。剛剛沒說幾句話，萬安就頓首呼「萬歲」欲退出。彭時、商輅不得已，也只好叩頭而退。對此，中官戲朝臣日：「你們這些人一直說皇上不召見，等到見面了，卻只知高呼萬歲罷了。」後人有《萬歲閣老》詩曰：
紫微垣旁彗星見，
群臣請對文華殿。
群臣乃受閹宦欺，
情意未洽休盡辭。
一言不合叩頭退，
若輩只知呼萬歲。
噫吁嘻！
傳言絕倒萬歲閣老，
安小人不足言，
彭公、商公何草草。
萬安諸人見到皇帝，只知高呼萬歲。朝野上下一時傳為笑談，謂之「萬歲閣老」。萬安的同黨劉吉，也是銳於營私的小人。此人時常為言路所訐，但卻從未倒台。居內閣18年，人稱「劉棉花」。像這樣平庸奸險的小人執政，內閣自然無從發揮應有的作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神宗皇帝召見大學士方德清和吳崇仁。當時，方德清只是叩首唯唯，並無他言，而吳崇仁更是噤若寒蟬。御史劉光復越次進言，萬曆皇帝勃然大怒，厲聲喝令拿下，眾太監一擁而上，哄聚毆打劉光復。此事變倉猝，吳崇仁驚怖不已，竟至嚇得僵卧在地，口吐白沫，便液流溢。萬曆皇帝回宮後，當數位皂隸將吳崇仁扶起時，卻發現這位大學士猶如木偶像，完全失去了知覺。直到幾天之後，才恢復了視聽感覺。吳崇仁的膽怯，自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從中我們也可看出內閣大臣對於專制皇帝權威的恐懼。在明代，大多數輔臣雖然還沒到吳崇仁那樣的地步，但許多人卻與另一個大學士方德清的作為頗相類似——見了皇帝只知唯唯諾諾，叩頭高呼萬歲，成為屍位素餐的「萬歲閣老」。更有甚者，則整天迎合帝意，撰寫齋醮詞文，歌頌天人感應，成為名副其實的「青詞宰相」。特別是嘉靖年間，由於皇帝迷信道教，許多閣臣都是以善寫青詞而得入閣，而入閣後也是專門只寫青詞，不幹別的。清人萬斯同有一首《青詞相》這樣寫道：
天子銳意求長年，深居秘殿祠神仙。
一時臣僚爭獻媚，西苑供奉何榮貴。
撰得青詞文句工，富貴即時超儕輩。
君不見夏相當年充西市，頗由青詞失帝旨。
又不見嚴相當年擅國權，實由青詞邀帝歡。
神仙之事誠有無，君兮相兮乃爭趨。
天下未得神仙力，群公實賴神仙扶。
試觀前後諸公輔，誰不由茲登政府？
君臣論相只青詞，廟堂袞職更誰補。
噫吁嘻！廟堂袞職更誰補。
詩中的「夏相」、「嚴相」，即嘉靖朝先後以青詞而入閣的夏言和嚴嵩。由此可見，在這種皇權登峰造極的形勢下，失去了丞相的輔弼和制約，政治上欲求清明無從談起。故而明代的皇帝也大多碌碌無為，除了太祖、成祖外，只有宣宗和孝宗，稍為後世所稱許，其餘的不過是些昏憒無道之主。
「票擬」是內閣的最大權力，而票擬能否被批准，則取決於皇帝的「批朱」。所謂「批朱」，也叫「批紅」，是指皇帝根據閣臣的票擬文件，用朱筆批具意見，或是認可，或是批駁，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閣中，命其照擬。換言之，票擬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見，而批朱則是皇帝對內閣所擬意見的裁決，故而處理政務的大權，實際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裡。正因為如此，即使是二十餘年不視朝的明世宗，也能「張弛操縱，威柄不移」。萬曆年間范守己就曾說過，他曾在大學士徐階處看到嘉靖皇帝的諭札和改定的旨草，發現大學士票擬的文件，全都經過嘉靖皇帝的省覽改定，有時整個文件甚至被批得體無完膚。即使所擬完全符合帝王的心意，嘉靖也一定要更易數字，以表示自己的「明斷」。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則駁回再擬。再有不符，則必加申斥，所以內閣輔臣擬旨之後，無不惴惴不安。由此，范守己得出結論說：以往人們認為輔臣擬旨，幾乎是執擅國柄，事實則遠非如此。
事實上，執筆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禮監大太監。內閣在票擬皇帝詔諭時，要依據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宦官中的秉筆太監，將皇帝口頭指示用朱筆記錄下來的，因此秉筆太監的權力很大。「口含天憲」的司禮監秉筆太監，根據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奏章，傳諭詔書，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皇帝的代筆和代言人，這就為宦官借皇權操縱政務提供了方便。與司禮監的這種決策權相比，內閣的票擬不過是供他們參考的建議權。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後，皇帝往往深居內宮，不大臨朝問政，而將宦官視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幾度出現宦官擅權的局面。內閣票擬也就形同虛設，詔令敕文幾乎完全出於內宦之手。宦官專權，是皇帝極端專制獨裁的產物。而它之所以專權，是因為其中的司禮監掌管內外奏章文書，並照閣票「批朱」。他們往往倚權仗勢，擅自批答和篡改票旨。司禮監有了「批朱」權，便能代替皇帝批示內閣呈進的擬旨，這使得輔臣與司禮監內臣，實際上對立於皇帝寶座的兩側，形成了宮廷與內閣相互制約的局面。司禮監代行「批紅」，與其說是讓太監代為處理國政，還不如說是利用宦官勢力牽制內閣，代表皇權監督和控制內閣的施政活動，以確保皇權不受損害和侵犯。而司禮監抓到了「批朱」權，其權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響到了閣臣的職權范圍。司禮監往往藉此專權亂政，操縱內閣，為所欲為，使自己的特權位居內閣之上。對此，清人趙翼曾評論說：「明代首輔權力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力又在首輔之上。」閣臣為了保官晉秩，往往必須交結太監。例如嘉靖朝「奸相」嚴嵩的得寵，就與其善交內侍有關。隨著明朝政治的日益腐敗，皇權與閣權的矛盾沖突日益尖銳，宦官的權力也急劇膨脹起來。在內閣與宦官的矛盾斗爭中，皇帝往往更多地偏袒於後者。明武宗就曾明確指責內閣大臣說：「天下事哪裡都是內官鬧砸的？你們閣臣辦壞事的十常六七，先生輩應當有自知之明才是。」崇禎皇帝更是多次對閣臣表示：「如果各位大臣都能殫心竭慮地為國家盡力，朕怎麼要倚靠內臣呢？」由於皇帝的心理天平嚴重地向宦官傾斜，顯然直接導致了後者對內閣輔臣的蔑視。嘉靖年間，一個內侍不無炫耀地說：「昔張先生（璁）進朝，我們要打恭；後夏先生（言），我們平眼看他；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拱手始進去。」從嘉靖朝三任首輔對宦官的態度變化中。人們不難看出宦官勢力的如日中天和閣臣權勢之式微。隆慶至萬曆初年，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先後輔政。當時雖說是閣權較重的時期，但徐階卻因為得罪了中官而被迫退位；另一輔臣高拱企圖趕走司禮太監馮保，結果自己反遭放逐。而張居正則正是因為密結了馮保。才得以取代前者而為首輔。執政後，馮保貪財好貨，張居正就不遺餘力地設法滿足他的奢欲。至於後來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有的輔臣甚至不惜賣身投靠，成為「魏家閣老」，閣臣的權位更是為內監所操縱。當時，凡是內閣補用的大臣，大都要取決於魏忠賢。而中官與閣臣的勾結，又必然引發黨派紛爭。於慎行認為：「國朝既罷丞相，大臣體輕，以故政歸宦豎，士鮮廉節。」這確實道出了當時的真實情狀。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規定：「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人官；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泄漏機密、夤緣作弊者，皆斬，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顯然，朱元璋對朋黨及內外官員勾結的打擊不可謂之不嚴，但明代黨爭的激烈程度，卻遠遠超過了以往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明代內閣中的首輔，因其具有擬旨特權，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決機宜等特點，故而成為閣臣們競逐、覬覦的目標。縱觀有明一代，閣臣間的爭奪排擠，明爭暗鬥，呈愈來愈激烈的態勢，他們往往朋黨台諫，紛爭不休，拉幫結派，互相吹捧或攻訐傾軋，形成朋黨勢力，手段也越來越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特別是從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入閣以後，閣臣問的爭奪傾軋更為激烈，到了夏言與嚴嵩、張居正與高拱之間的傾軋爭奪，則達到了高潮。閣臣間拉幫結派，拉攏言官，攻訐不已，進而形成了後來的門戶之爭。客觀上來看，這種閣臣間的紛爭，對於皇室的統治是相當有利的。因為閣臣間的紛爭，以及閣臣與宦官之間的爭斗，使得他們彼此相互制約，皇帝高高在上，更便於平衡處置，統治起來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明王朝之所以能夠維持近300年的統治，與此不無關系。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閣臣間無休無止的傾軋紛爭，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卻是極為不利的。懸想事勢，遙度人情，朱元璋從鞏固皇權統治的目的出發，意欲建立相互牽制、內外相維的官僚體制，卻沒有想到後世竟因此造成了朋黨迭興、黨爭激烈的局面，並最終導致明王朝國政的日趨荒廢，以至走向衰亡。特別是明朝後期，整個朝廷坐視國是日非而振作乏術，終至內外交困，以至亡矣。故此，晚明傑出的思想家黃宗羲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㈦ 明朝萬安的外號
萬安的外號叫「萬歲閣老」，他是一個什麼事也不會干，只會喊萬歲的人。一次，疏於朝政的成化皇帝因為天上出了彗星，「天變可畏」，好不容易召見了兩位大學士。安排此事的萬安怕時間長了皇帝心煩，還沒等兩位大學士說上兩句，就「頓首呼萬歲」，沒辦法，那兩個人不得不跟著他退出來。當時人們就譏笑萬安「止知呼萬歲耳」。另外，萬安與劉珝、劉吉統稱為「紙糊三閣老」。
㈧ 文言文翻譯 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調，而李孜省私其同鄉，欲使代 裕，相與謀中之
精銳教育提醒您：大學士萬安和耿裕不和諧，同時李孜省和他同鄉有私交，想要讓萬安代替耿裕，於是和萬安在一起謀劃。
㈨ 明朝的「萬歲閣老」，究竟指的是哪一位牛人
在中國古代，「萬歲」一詞不僅僅指活一萬歲，還可以是皇帝的代名詞，「萬歲」和「萬歲爺」指的都是皇帝。很多古裝劇中，百姓和大臣向皇帝叩頭的時候，嘴裡常喊的那句話便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萬歲」一詞在不同朝代不同情況下，所代表的意義也有所不同。舉個例子，按照明朝時期的慣例，只要大臣高呼「萬歲」，就代表他們已經奏事完畢。這就像是大臣與皇帝之間心照不宣的暗號，「萬歲」二字一出，皇帝秒懂，明白了，你們都退下吧。
那時，彭時已死，萬安這是看準了死無對證啊，竟無恥的將自己的過錯全都推到彭時身上。正是因為這件事，萬安多了個極具諷刺性的外號「萬歲閣老」。之所以是閣老，是因為萬安一共做了十八年大學士。
除了這件事，萬安還做了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那就是給明孝宗的奏疏上大談房中術。明孝宗大怒，想逼萬安辭職，就派太監懷恩向萬安問罪：「這可是一個大臣做得出來的?」沒想到萬安臉皮忒厚，只一個勁叩頭，愣是不談辭職的事。當時的人譏諷萬安，說他「面如千層鐵甲，心似九曲黃河」。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萬安退休，兩年後他就去世了，贈太師，謚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