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武穴有什麼特別出名的歷史名人嗎
金德嘉金德嘉（1630—1707），字會公，號豫齋，而德嘉是尼庵功德賜的名，廣濟（武穴）龍坪人。少時，父早逝家道日衰，常無米為炊，母十分疼愛，常省吃儉用，送他上學。他卻每天五更起床，點亮菜油燈，看書看到天蒙蒙亮，就跑到學堂去。別人放學回家了，他還在學堂里埋頭讀書，要到家家點燈才回家。一年除夕，他對母親說：「兒想，過年魚肉可不吃，大門春聯不可少。」娘高興地回答：「我兒言之有理，有副紅對子，窮人自有窮人的氣派。」於是，他提筆揮灑了一副春聯：「龍坪數千家富過我窮莫過我；鵬程九萬里時讓人志不讓人。」 由於他勤奮好學志又堅，於清順治17年（1660），31歲時經鄉試中舉人，授安陸府教授，任期g年。康熙21年（1682）會試考中第一名貢士，稱會元。金會元即由此得名，是本埠有史以來第一位會元，原縣城梅川北門就為他建了個會元門。中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掌握國史。康熙26年（1687）充貴州鄉試副考宮。奉命纂修明史，改翰林院庶吉土散館，任編修。他在翰林院被人稱為碩懦，與湖北學林名士劉子壯、熊伯龍齊名。又分修《大清一統志》及《禮記解義》、《通鑒講章》等；對楚中府縣史料考訂尤為精細。與徐乾學過從甚密。康熙28年（1689），金乃以疾歸，實則為掌院李光地欲藉以傾徐乾學，對其提出彈劾。金還鄉後閑住近20年，閉門著述，於康熙46年（1707）去世。為文宗法韓愈、歐陽修，詩力追唐風。著有《居業齋文集》20卷，《續纂元、明臣言行錄》及別集10卷，行於世，清《國朝詩人征略》選有其作品。劉子壯（1609年－年），字克猷，號稚川， 明末清初湖北黃州府黃岡縣。 生於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為清朝第三位狀元，於1649年（順治六年）考獲狀元，授國史館修撰。順治九年（年）充會試同考官。告歸，不久卒。熊伯龍帝師熊伯龍，一個無神論大家 武漢市蔡甸區大集街有熊伯龍墓。鍾陵街是大集鎮的南出口，南向延伸，可抵318國道。現在還談不上繁華，顯見是由一條鋪上了柏油的「鄉級公路」發展而來，但因武漢經濟開發區拓展的勢頭強勁，這兒也逐漸「城市化」了，一排排住宅商品樓正「如雨後春筍般」拔起在路東。熊伯龍墓就像一顆翡翠，靜靜地鑲嵌在鍾陵街的西側。這兒是一個名叫「新收堡」的土丘的南坡。其墓坐北朝南，墓院呈長方形，寬25米，長30米，佔地約1000平方米。墓冢立於院落中央，冢高2.5米，直徑約5米，冢圍砌有四層青石。正碑高1.7米，底座高0.3米，上鐫「熊伯龍之墓」五個行書大字，字跡飄逸；墓碑上款刻楷書兩行，前為「皇清誥授中大夫謚學士前己丑科榜眼」，後為熊的生卒年「公元一六一六——一六六九年」；下款是重修年份；「一九九八年重立。」由武漢市人民政府撥款建成。我是今年六月一日找到這兒來的。其墓地被青草遮護，「生機勃勃」。墓前有小道橫通向一個村子，墓西緊鄰民房，中間長滿翠竹，叢竹中，最顯眼的是一棵高大的合歡樹，樹影遮蓋大半墓地，繁枝間綴滿粉紅色的合歡花，無數花瓣飄落在墓地里，給這里平添些許詩意。由於地處要道之沖，集鎮之邊，其墓雖野草深深，卻也不覺那種墓地特有的沉寂荒涼。熊伯龍是什麼人物？墓碑上透露著一點信息：「皇清誥授中大夫謚學士前己丑科榜眼」。這行字其實就是古人非常重視的所謂「功名」。「皇清」，這是清朝人的說法，咱們現在通常就說「清朝」；「誥授」，是指朝廷用誥命授予封號，有這兩個字一是證明其合法性，二是帶有一種「無上榮光」的自豪；「中大夫」是官名，明清的中大夫，是從三品；「謚」是帝王或大官死後朝廷評給他的稱號，「謚學士」就是說他死後被國家授予「學士」的稱號；「前己丑科」，是指順治六年（1649）的科舉考試，因為熊伯龍去世時是在康熙年間，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期間也有個「己丑」年，為了區別所以加一個「前」字；「榜眼」，這個就厲害了，就是科舉考試的全國第二名。但綜合墓碑上的信息，我們不難發現，熊伯龍只是一個普通的封建官僚而已，為什麼將他列入「武漢名人」行列？熊伯龍（1616—1669）字次侯，號塞齋，出生在武漢市蔡甸區奓山街紅焰村燕子咀。當地許多老人都看到過熊家的古宅，現已不存。熊伯龍晚年取號曰「鍾陵」，以示對江西省南昌市進賢縣（即鍾陵）祖籍的眷念。熊伯龍的一生，有兩個閃光點，一是他的政治功名，二是他的學術成就。先說他的政治功名。熊伯龍的曾祖熊珙任職明朝楚王府典寶，就是專門掌管王府引信的小官，楚王府就設在武昌城中。他的祖父熊士章隨侍曾祖來到湖北，曾祖去世後，熊士章便流寓漢陽一帶，並最終在漢陽府的奓山堡定居下來。熊伯龍的父親熊鳴盛，是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舉人，但他的個性似乎很強，不大適應京城官場的應酬，因與人政見不合，遂返回漢陽。娶妻任氏，育二女三男，長子伯龍，次子仲龍，三子叔龍。青年時代的熊伯龍生活坎坷，家中頻遭變故。十六歲時他父親去世，二十三歲時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據，由任氏艱難支撐，熊伯龍在《哭大父示仲、叔兩弟》一詩中說：「失父年十六，七年祖又離，父死有老祖，祖死無長兒。罹茲兩大戚，聞者亦傷悲。憶昔吾父喪，男女五童痴，白發任拮據，男婚又結縭。三男旋抱子，負志頗能奇。」二十七歲時，正值張獻忠起義軍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兒家避難，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於亂軍之中。（在熊伯龍進士及第之後，任氏被追贈為淑人，後晉贈一品。）盡管如此，但熊伯龍卻並沒有荒廢學業。作為一個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讀書進仕的重要意義。據《奓山鎮志》說，熊伯龍自幼聰明，能詩善文。少年時就學於漢陽的嵩陽寺，刻苦攻讀，夜以繼日，從不懈怠。由於他在學習上勤奮自勵，9歲時，便可將六經子史和諸家詩文熟記背誦，具備了秀才的資格。11歲時，老師以「天下歸仁」命題為文，他廢寢忘食，幾易其稿，連夜寫成方才罷休。此後跟隨名師求教儒學，潛心考究。世傳熊伯龍「讀書西山，靜一月，恍然有悟，爾後文思沛然」。青年時期，他游學江漢，結集江漢地區詩文愛好者22人，組織「尋社」，朝夕磨礪，講求經世致用之學，一時名噪江漢。 熊伯龍一生勤勉好學，還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喝墨水」的故事。據說少年時的熊伯龍刻苦攻讀，常至雞鳴。他的母親心疼兒子，恐怕他身體遭受飢寒，一天晚上給他送去一盤包子，一碟糖，並囑咐他趁熱吃下，說完就走出書房。過了一會他母親又走進書房，看兒子吃了沒有，一看包子吃完了，一碟糖卻依然放在書桌上，再看她兒子滿嘴黑糊糊的，不禁啞然失笑。原來熊伯龍只顧看書，在吃包子的時候，不知不覺競把硯池裡的墨汁當作糖蘸著吃了。關於這件事的真偽無法考據，歷史上類似的例子較多，這也幾乎就是陳毅元帥類似故事的翻版。大約某人一旦出人頭地，往往別人就附會一些故事加以神秘化吧。清順治五年（1648年），32歲的熊伯龍以秀才的資格直接參加順天府（北京）舉行的鄉試，奪得第一名。順治六年（1649年）他以《廷試策》一文，取得順治己丑一甲二名，廷對第二名，中進士榜眼，特授翰林院編修。這是漢陽地區在明清時代出的第二名榜眼，第一個是明朝萬曆八年（1580年）的榜眼蕭良有，是前雖有古人，後卻無來者的事。事實上熊伯龍能考中榜眼，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超群之外，似乎還有點「運氣」的成分。順治乙丑科是清朝推翻明朝統治後所舉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當時民族矛盾還很尖銳，一批有氣節的漢族知識分子往往隱遁而去，不為清朝統治者所用，這就無形中減少了競爭的壓力。那些「隱遁」者，對熊伯龍這些參加清代科舉考試的人多持反感甚至敵視的態度。熊伯龍之所以沒有「隱遁」，可能是因為他生逢明末亂世，自己父親也可算是明朝的「棄人」，所以對故明並無多少感情可言；而母親死於「義軍」之手，使他對「義軍」應該也沒有多大好感。作為一個虔誠的讀書人，作為家裡的長子，想重振家業，也唯有走科舉之路了。熊伯龍的仕途應該是一帆風順的。他歷授國史院編修、國子監祭酒、侍讀學士，最後於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任上去世。清代《嘉慶漢陽府志》載：「帝深憐之，賜葬故里。」據說他曾擔任康熙帝的老師，這也使得許多人在宣傳熊伯龍時，給他安上了「帝師」的高冠。但熊伯龍在政治上最值得一說的，應該還是「一榜三狀元」。所謂「一榜三狀元」，指的是鄉試一次開榜錄取的舉人里，在後來的殿試中陸續有三個人中了狀元。這最能體現鄉試主考官的眼光和能力，是鄉試主考官的理想境界，也是千載難逢的佳話。清人福格所著《聽雨叢談》載：「（順治）十一年甲午鄉試。是科浙江正考官編修漢陽熊伯龍，副考官給事中新鄉許作梅，一榜取中三狀元：史大成、嚴我斯、蔡啟僔。」 其中，史大成於順治十二年中「一甲一名進士」,即狀元。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狀元，在他中狀元之前，浙江民間便流傳著一種說法，說浙江的狀元在大清朝是「始於史，終於鍾。」殿試時，他的試卷被主考官擬為第三，皇上御覽時，十分推崇他的書法，說：「此人楷書工整，必定是個正人君子。」於是欽定他為狀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後一個狀元叫鍾駿聲，驚人地驗證了「始於史，終於鍾」的說法。嚴我斯，生於崇禎二年（1629），卒年不詳。字就思，號存庵。浙江歸安（今湖州）人。康熙三年（1664）狀元。蔡啟僔(1619—1683)，字碩公，號昆暘，浙江省德清縣人。康熙九年(1670)狀元。這三人陸續被點狀元，給熊伯龍身前身後帶來了相當的聲譽。但這些聲譽與幾千年封建歷史上的那些名臣名將比較起來，則有小巫大巫之比，不足以讓其成為影響深遠的「不朽」人物。讓熊伯龍「不朽」的是他的學術成就。熊伯龍「尤精字母反切之學，知西洋天文演算法，又通佛經，解翻譯。其雜著似唐荊川，律詩類《中州集》（註：金詩總集，金代元好問編）。楷法篆隸，弓馬琴棋，無一不工。對客揮塵，宋人理學，晉人清談，兼而有之。」（《無何集·衡衡子書》）是明末清初時的博學多才之士。特別是八股文的寫作，即所謂「制藝」，文字典麗，氣勢恢弘。清人翁方綱題黃鶴樓聯雲：「千古題詩到崔李，本朝制藝在熊劉。」崔李即崔顥、李白，劉是指與熊伯龍同科的狀元劉子壯。《清史稿》也說：「開國之初，若熊伯龍、劉子壯、張玉書，為文雄渾博大，起衰式靡。」在順治是十二年中，朝中制冊詔誥多出自其手。清朝《嘉慶漢陽府志》有載：「其（熊伯龍）才學深得順治、康熙二帝賞寵。著有《谷詒堂全集》（一名《熊學士詩文集》，均見錄於《四庫全書總目》和《清史稿·藝文志》），凡詩291首，文78篇。」 但這些「學術成就」的價值和影響都不及一本《無何集》。熊伯龍在《無何集》的自序和跋中說，他「自幼不信神仙鬼怪，禍福報應之說」，據說在他還是一個苦讀的少年時，有人曾勸慰他：「熊伯龍呀熊伯龍，富貴不能強求，其奈命何！」他則回答說：「命奈我何！」入仕之後於公務之暇，研讀東漢傑出無神論哲學家王充的《論衡》，並撰寫《無何集》，其目的是「欲以醒世之惑於神怪禍福者」。《無何集》一書初步寫成於順治十七年初夏(1660年)。在他生前，這部書一直沒有刊行，只有他的朋友何省齋、劉子壯等少數人讀過手抄本。何省齋說：「讀此數篇，則《無何集》一書，無怪乎當今之世無有稱之者。雖日抉《論衡》之精華，又采輯群書以補仲任之不足，可謂千載之異書，書林之寶笈也；然生於今時，誰其肯信?」劉子壯說：「鍾陵作《無何集》，千載而後，定當與仲任齊名。」 《無何集》全書14卷，前12卷，選輯《論衡》的「神怪禍福之說」，兼錄其他古書中的有關資料，並加以自己的評論。原名《論衡精選》，又名《無何集》。「無何」語出《荀子·天論》：「雲而雨，何也？無何也，猶不雲而雨也。」第13卷，別題《委宛續貂集》，以選錄諸家批佛之說為主，熊伯龍本人所輯。第14卷別題《勿廣余言集》，是無神論言論的拾遺，熊伯龍兒子熊正笏編。該書可謂是自《論衡》後，中國古代無神論思想集大成之作。 熊伯龍編著《無何集》的宗旨在於勸世人不要受惑於神怪禍福。他認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沒有意志，不能幹預人事，「災異非天戒」，「祥瑞非天祐」。人的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不過是「偶然之遭遇」。他認為所謂聖王受命於天，是自欺欺人的謊言。他肯定精神依附於形體，說「人老而血氣自衰」，死則「精神升天，猶火滅隨風散；骸骨歸土，猶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為鬼的謬論。他還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說，認為佛教宣揚「來世」，「疏漏畔戾而無據」。所謂「天堂地獄」是不存在的。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術，說「血肉之軀，安能長生不死？」熊伯龍揭示了有神論的認識根源，指出鬼神觀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據天神天帝的圖像狀如古代帝王的事實，說明人們根據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他還概括了一條與有神論斗爭的經驗:「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說而詰之，其理必窮。」 同時，他還努力從神學產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學，說：「凡托鬼神斂民錢者，皆奸人射利也。」 從殷周至近代的統治者，無不宣揚天命論與君權神授，借神權來維護皇權，「假天以治人」。而熊伯龍的《無何集》明擺著就是在唱反調。而這，也正是此書的價值所在，由今天看來，這又何嘗不是熊伯龍的生命價值之所在？《無何集》在熊伯龍離世125年之後，他的六世孫熊培仁的摯友衡衡子看到這本書的手抄本，驚嘆地說：「真千古異書也！」「急為開雕」。這樣，這一部幾遭淹沒的無神論哲學著作，才於乾隆五十九年春(1794年)在湖北刊行。在《無何集》印就之前半年，熊培仁已去世了，他也沒有看到這部書的出版。《無何集》問世131年後，湖北沔陽學者盧弼先生借得北京大學藏本，於1925年予以影印，這是《無何集》一書第二次刊行。《無何集》第三次刊行，是在全國人民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大討論之後的1979年，由中華書局整理點校出版。以一部著作而名垂青史，代代不乏其人，熊伯龍無疑便是其中的幸運者。肖光際民間智星肖光際 肖光際（1781年—1864年）字流芳，號脂香，清湖廣廣濟（武穴）梅川銅鼓寨肖家凹垸人，22歲中秀才，設館教學，為境內名宿。肖光際的故事在鄂東傳說很多，被稱為民間機智幽默人物，但無文籍資料以佐證。《肖氏宗譜·肖光際傳》僅載：「邑某氏勢微弱，有悍族欲並其先祖墓地，訴之於官，不能勝，先生上書力爭之，乃得直，吾邑無不帖服」。肖終年84歲，著有《四書訓蒙節解》。吳亮嗣，字明仲，（？－1623年），明朝政治人物。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初為南充縣令，遷兵部給事中。當時萬曆怠政，不理政務，內閣只有朱賡一人，吏部沒有「掌印」官，不能給牒，以致於數千人在京中等待赴任，動彈不得。吳亮嗣於萬曆末年的奏疏中說：「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1]。天啟元年（1621年）升太常寺少卿轉中憲大夫。吳亮嗣是楚黨領袖人物，與東林黨人有怨。天啟三年（1623年），東林黨人趙南星入主吏部，吳亮嗣被彈劾。天啟三年（1623年）十二月卸任回籍，年底卒於家。張仁熙清代詩人。字表仁(一作長人)。廣濟人。 家居江濱藕灣，明東避亂於蘄州(今湖北蘄春)。十一歲時即能文，有奇氣及長，與同邑劉醇驥、顧景星研討詩學，在江漢間頗負才名。入清，山居謝客，不願出仕，後受黃州知府宋犖之聘，在東齋說詩。曾組織「五經社」，同從兄致力詩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修《湖廣通志》。著《藕灣全集》二十九卷(包括詩初集十卷、二集十卷，文集九卷)、《雪堂墨品》一卷及《日庵野錄》、《雨湖庄論別錄》、《草窗鈈錄》等，並行於世。宋關佑(1807～1894)，亦名美中，字佐扶。廣濟(今武穴市)宋春垸人。幼年習武，技藝嫻熟。又為醫，善接骨推拿。 1853年3月，宋憤縣衙強征民賦，逐走公差，入城與知縣蔡潤身論理，不期被辱，以「官逼民反」號召起事。4月初，率鄉民佔領縣城開倉濟貧，據城屢挫來犯清軍，旋在兩路口雀兒山戰敗。新任廣濟知縣陳肖儀。大肆搜捕起義農民，宋二、三、七弟與胞侄及參加起義骨幹均被殺害，宋隻身潛往九江投太平軍。9月，隨太平軍攻克梅川，斬知縣陳肖儀，再次開倉濟貧。太平天國失敗後，末改名吳永壽，毀容為僧，光緒初年住蘄春桐梓鄉慈雲閣。1894年病卒於該廟，葬廟後，立有碑誌。
Ⅱ 泰戈爾和冰心的資料，詩歌
冰心 （1900～）現、當代女作家，兒童文學作家。原名謝婉瑩，筆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福州，幼年時代就廣泛接觸了中國古典小說和譯作。1918年入協和女子大學預科，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19年開始發表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此後，相繼發表了《斯人獨惟悴》、《去國》等探索人生問題的「問題小說」。同時，受到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寫作無標題的自由體小詩。這些晶瑩清麗、輕柔雋逸的小詩，後結集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稱為「春水體」。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同年起發表散文《笑》和《往事》。1923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文科。赴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在旅途和留美期間，寫有散文集《寄小讀者》，顯示出婉約典雅、輕靈雋麗、凝煉流暢的特點，具有高度的藝術表現力，比小說和詩歌取得更高的成就。這種獨特的風格曾被時人稱為「冰心體」，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26年，冰心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回國，執教於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校。此後著有散文《南歸》、小說《分》、《冬兒姑娘》等，表現了更為深厚的社會內涵。抗日戰爭期間在昆明、重慶等地從事創作和文化救亡活動。1946年赴日本，曾任東京大學教授。1951年回國，先後任《人民文學》編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聯副主席等職。作品有散文集《歸來以後》、《再寄小讀者》、《我們把春天吵醒了》、《櫻花贊》、《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讀者》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藝術上仍保持著她的獨特風格。她的短篇小說《空巢》獲1980年度優秀短篇小說獎。兒童文學作品選集《小桔燈》於同年在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中獲榮譽獎。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還出版有小說集《超人》、《去國》、《冬兒姑娘》，小說散文集《往事》、《南歸》，散文集《關於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譯選集》等。她的作品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是一位印度詩人、哲學家和印度民族主義者，1913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人。
泰戈爾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富裕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地方的印度教宗教領袖。在外國泰戈爾一般被看作是一位詩人，而很少被看做一位哲學家，但在印度這兩者往往是相同的。在他的詩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學的見解。對泰戈爾來說，他的詩是他奉獻給神的禮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他本人被許多印度教徒看作是一個聖人。
除詩外泰戈爾還寫了小說、小品文、游記、話劇和2000多首歌曲。他的詩歌主要是用孟加拉語寫成的，在孟加拉語地區，他的詩歌非常普及。
他的散文內容主要是社會、政治和教育，他的詩歌，除了其中的宗教內容外，最主要的是描寫自然和生命。在泰戈爾的詩歌中，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樣性就是歡樂的原因。同時，他所表達的愛（包括愛國）也是他的詩歌的內容之一。
印度和孟加拉國的國歌都是使用泰戈爾的詩歌。維爾弗德· 歐文和威廉·勃特勒·葉芝被他的詩深深感動，在葉芝的鼓勵下，泰戈爾親自將他的《吉檀枷利》（意即「獻詩」）譯成英語，1913年，他為此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後來他與這個運動疏遠了。為了抗議1919年札連瓦拉園慘案，他拒絕了英國國王授予的騎士頭銜，他是第一個拒絕英王授予榮譽的人。
主要作品有詩作《吉檀迦利》，小說《兩畝地》、《沉船》等。1913年作品《吉檀枷利—飢餓石頭》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 「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這詩出之於高超的技巧，並由於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
他反對英國在印度建立起來的教育制度，反對這種「人為」的、完全服從的、死背書、不與大自然接觸的學校。為此他在他的故鄉建立了一個按他的設想設計的學校，這是維斯瓦－巴拉蒂大學的前身。
在他的詩歌中，泰戈爾也表達出了他對戰爭的絕望和悲痛，但他的和平希望沒有任何政治因素，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生活在一個完美的和平的世界中。
泰戈爾做過多次旅行，這使他了解到許多不同的文化以及它們之間的區別。他對東方和西方文化的描寫至今為止是這類描述中最細膩的其中之一。
Ⅲ 消炎鎮痛膏是不是哪裡痛就貼哪還是貼在穴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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