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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在交際

發布時間: 2021-03-30 10:08:36

⑴ 如何理解文學活動系統是一個交往結構

文學是迎合社會發展的,從多角度反應社會的正面和反面。所以,文學創作者應當多學習,走出去,在社會中學習更多的,不僅僅是文學技巧,文學風格。也要在交際中觀察社會的動態,人們的主流思想意識等等。所以,好的文學是從交流中,生活中提煉出來的。

⑵ 語言,文學,文化三者間有從屬關系嗎

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語言與文化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化對語言有制約作用.本文對語言的內在系統,從語言的形式和結構上作了分析,並對語言的社會功能和其它外在因素進行了探討.
語言在人類的一切活動中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人類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然而,人類的語言現象又如此神秘,是人類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東西.自古以來,語言學家們都試圖從多方面對語言進行探討,形成了許多語言學流派.歸納起來,現代語言學主要來源於兩大傳統:語文學傳統和人類學傳統.語文學傳統從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開始,根據文學作品和書面文獻的研究對語言進行分析和比較.19世紀語文學家的工作為現代語言學的獨立研究奠定了基礎,後來發展到布龍菲爾德的結構主義和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這一傳統的繼承者強調語言的自然屬性,把語言看成是一個封閉的,獨立的系統,把語言學看成是一門橫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獨立的邊緣科學.人類學傳統指運用人類學方法去研究沒有書寫系統和文字傳統的社會集團的語言.自20世紀初美國的鮑阿斯和薩丕爾以來,人類語言學家都強調語言的社會屬性,認為語言和它的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因此必須把語言學看作是一門社會科學,把語言置於社會文化的大環境中研究.人類語言學的研究傳統誘發了文化語言學的出現和興起.通過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語言的交際過程,語言學家們發現人們在語言交際過程中不僅涉及語言系統,而且涉及同語言系統緊密關聯並賴以生存的文化系統.
在語言和文化的研究方面有兩種提法:「語言與文化」和「文化中的語言」.為了界定語言與其它文化現象的關系,有的語言學家將文化分為兩大范疇,「大文化」和「小文化」(Bright,1976).其中,語言與大文化的關系是從屬關系,與小文化的關系是並列關系.
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作為一個包羅萬象的總體概念來看,則語言屬於人類總體文化,即大文化的范疇.但它在總體文化中的地位比較特殊,與總體文化中的其它成分(即)小文化的關系是相對應的.因此可以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與人交際的工具,也是使人與文化融合一體的媒介.它隨著人類的形成而形成,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變化而變化.
從小文化角度來看,語言和文化是同步發生的,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語言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語言的豐富的發展.有了語言,人類就有了文化.語言是人類

⑶ 文學和人生的800字作文

文學與人生緊密相連,息息相關:沒有多彩的人生,就不會產生美麗的文學,所以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但是文學又不完全是人生體驗。吳密先生在他的《文學與人生》中有這樣一段經典的論述:「文學是人生的精髓」—哲學是汽化的人生,詩歌是液化的人生。小說是固體化的人生—均從各種含水的不純物質中得來的,戲劇是爆炸的人生。「初讀這段文學,並不知其意,但得出一點結論:文學泊於人生,但又作用於人生。

一、文學與人生的關系

文學樣式有多種,謂有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但無論作何種文學,為文者均有其水平之高低,文采之優劣;人生亦有多種,但不論是何種人,均有其人品,所以為文者其人品之高低,謂之曰高尚,低俗,偉大渺小,卑微等等。一部文學作品(或一篇文章)都有它的內涵及思想,通過鑒賞一個人文章的內涵及思想,可以看出為文者的為人。所以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

在C•漢密樂頓的作品《小說之素材與方法》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美國某君,搜集一人之手跡、支票、帳單、照片等,以作小說,試驗卒失敗。」意思就是說,一人想用真實的人生為寫作對象,來寫一部小說,但最終失敗了。可見文學不是真實的人生經驗。(至少小說表現的不是真實的人生)即吳密先生所說的:人生≠真實的與直接的經驗。所以,准克地再現人生的做法在文學的做法在文學創作中是不可取的,也是很難做到的。每一部文學著作都是生活細節為對象,再加之以想像,賦之以深邃的思想才完成。四大名著無一不是在歷史事件(或家庭瑣事)的基礎上改編,提煉其精華,投之以作者的感情才形成的:《紅樓夢》中作者將自己的生活經歷附加在賈寶玉身上,但又加了一些虛幻境、空空道長等),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與廣度;《西遊記》作者以歷史事件玄奘西遊為小說線索,加之以孫悟空、豬悟能等傳奇人物,使小說主題立刻升華;不是單純表現唐僧師徒四人如何與妖魔鬥智斗勇,而是表現了當時人們對自由生活的嚮往。

細細品味吳密先生對幾種文學作品巧妙的比喻,終於體會了「文學是人生的精髓」。真實的人生是混有雜質的一盆水。但在文學作品中,人生便是已經除去雜質的清水、純凈水,而其中哲學是「汽化的人生」,最好為純凈,所以哲學是人生中最精華的部分—精神;詩歌是「液化的人生」,較哲學次之,所以詩歌表現了人的思想情感,是理想化的;而小說最劣,它只是在真實人生的基礎上稍稍加工而成,所以小說重在記事,輔之心肝膚淺的情感表達……所以,「文學是人生的精髓」。

文學源於人生,是人生的表現,同樣,文學作品也反映了人的思想。

現在中國文學有諸多缺失,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種,即宣傳文學——專門作為宣傳達室的工具;閑談文學——缺乏作文的嚴肅性;消遣文學——低級趣味的文學。從這些文學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們的低級超味,作文的不嚴謹,為人的不嚴肅。讀過韓寒的《一座城池》的人,再了解一下韓寒這個人就會真正體會到「文如其人」。

二、文學於人生之功用

我們為什麼要作文學?因為文學於人生有非常大的作用。

讀《史記》,我們可以了解太史公坎坷艱難的人生;讀《離騷》,我們懂得了屈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讀柏拉圖的《理想國》我們知道了「公正是靈魂的優點,也是獲得幸福的手段,它是其他各種德行的基礎「。於是我們學會了公正……所以,文學之於人生等一大功用及涵養心性,培養心志,培養道德。

文學還可以促進真正文明。文學改變了人的意識,使人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改變,從而促進人的進步。所以,一切優秀文學都在宣揚與體現人的規律,最終讓人進步,促進真正文明。

除此之外,文學還可以讓人通曉人情:《紅樓夢》「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人章「。可以讓人了解世事:」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也可以增強人們的愛國之心: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學作用於人生,功效甚廣,但一定是好文學才可以促進人養成好品質。

最佳文學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義的部分 ,而且讓讀者愛到啟迪,得到樂趣,這才是文學與人生的最佳契合點。

⑷ 文學在語言運用上有什麼特殊性

文學是一種藝術,但這種藝術同音樂、繪畫、雕塑、建築等其他藝術樣式不同的是,它用語言材料作為自己的構造手段,並以語言材料的超常使用所能達到的最佳藝術效果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當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所領略到的是一個以各種語言手段建構起來的「意義世界」。這個意義世界和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既十分相似,又有很大不同,讓我們覺得既陌生又熟悉。我們被作品用語詞所編織出的美好的藝術境界和藝術形象所感染,從中得到了審美的娛悅而非純粹道德上的教訓。
文學作品都是由語言所組成的,然而並非用語言寫成的就是文學作品。薩丕爾說:「語言是一件看不見的外衣,被掛在我們的精神上,預先決定了精神的一切符號表達的形式。當這種表達非常有意思的時候,我們就管它叫文學。」 卡西爾也說:「詩人不可能創造一種全新的語言。他必須使用現有詞彙,必須遵循語言的基本規則 。然而,詩人不僅使用權語言賦予新的語言特色,而且還注入新的生命。 」文學語言與其他語言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作家是創造性地使用語言。作家的思想情感、表達能力,觀察事物的能力、想像力等素質都通過精美的語言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文學語言是藝術創造的一部分,故而文學語言也必須是藝術性的語言。
作為藝術創造的文學語言,其特殊性究竟何在呢?俄國形式主義詩學對此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托馬舍斯夫斯基在分析詩歌時,刻意探險討了詩歌語言與實用語言的不同。他指出,在實用語言中,最為重要的是交流信息的功能,而在詩歌語言中,這種交流退居二線,文學結構自身獲得了獨立的價值。也即是說,語言的認識功能在詩歌中被埋沒,而美學功能則占據理力爭了主導地位。雅克•布森則根據索緒爾的言語活動的分類規則來劃分詩歌語言和散文語言,認為由句段的組合的關系所組成的「換喻過程」是散文語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聯想的聚合所組成的「隱喻 」過程是詩歌語言的典型牲征。所謂文學的「文學性」,在他看來也就是這種隱喻手法的成功運用所賦予文學的特性。在這些形式主義理論家看來,詩歌中的種種技巧如音韻、節奏、和聲、比喻等均旨在提示詩歌語言文字本身內涵的復雜性及特殊性。
在區分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這一點上,布拉格學派的穆卡洛夫斯基的著名論文《標准語言與詩歌語言》有得很大影響。穆卡洛夫斯基認為文學語言的特殊性在於「突出」(foregrounding),即作者出於美學目的對於標准語言有意識的歪曲、偏離。他斷言:「詩歌語言的功能在於最大限度地突出話語……它不是用來為交際服務的,而為了把表達的行為,即言語自身的行為置於最突出的地位。 」在標准語言中,人們對表達手段已經習以為常,僅僅關注表達的內容,而在文學語言中,通過對標准語言的偏離,作者又重新將注意力吸引到語言表達上來。穆氏指出,在文學語言中,「突出」不是為了交流而服務的,而為了將表達方式的重要性推向極至,這與新聞報道等其他話語種類不同,在這些話語種類中,即使有語言「突出」的現象,也是為了服務於交流的目的,旨在讓讀者更加明白其所表達的內容。穆氏對於語言詩學功能的探討與雅各•布森在《語言學與詩學》中的看法如出一轍。兩者都認為在非文學的語言中,能指僅僅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而在文學語言中,能指本身的形式排列組合至於關重要,文學語言符號具備自我指涉的性質。但兩人的詩學理論有個明顯的弱點,即主要關注詩歌,而難以運用到符號指向關系較為明確的現實主義小說中。這一缺陷,在著名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那裡得到了部分的克服。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文學的功能在於產生「陌生化」效果。他在《作為技巧的藝術》一文中這樣闡述:「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就是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頭顯出石頭的質感。藝術的目的是要從感覺到事物,而不是僅僅知道事物。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化,使得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因為感覺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然設法延長。藝術是具體體驗對象的藝術構成的一種方式,而對象本身並不重要。 」可見,什氏的著眼點既非客觀事物,也不是文字元號本身,而在於讀者對所指物的感知。什克洛夫斯基的這一理論對於小說同樣適用。他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發現了大量運用陌生化手法的例子,並且還進而指出了兩個影響廣泛的小說概念,即「本事」和「情節」。所謂「本事」,指的是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因果關系排列的所有事件,而「情節」則指對這些素材進行的藝術處理或形式上的加工,特別指在時間上對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作為素材的事件即「本事」變成小說「情節」時,必須經過作家的創造性變形,具有陌生的新面貌,作家越自覺地使用這種手法,作品的藝術性就越高。什氏的這一理論為20世紀現代派文學的崛起奠定了理論基礎。
西方形式主義詩學對於文學語言特殊性的見解是頗為精闢的,但其中也含有不少偏頗之處。他們由於受到索緒爾靜止、封閉的語言學觀念的影響,往往把能指和所指嚴格地區分開來,認為文學語言的特性只在於能指本身的有機的排列組合,而斷然否認在其背後蘊含的人類的審美心理。實際上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存在體或語言模式,本身是作家對於語言的審美的感性選擇的結果。當作家在選擇某些意象及其所組成的結構時,或者在選擇人物及編撰相應的故事時,他實際上是在選擇審美地闡釋自下而上的對於世界的態度以及在此態度下所獲取的特定文化涵義。如果一篇作品的語言完全脫離了社會文化語境及人的審美心理,則其作品也就無人能夠讀懂。這時候,語言的「陌生化」就成為文字游戲,我們對作品的評價也就失去了客觀依據。就如唐末詩人溫庭筠的佳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商山早行》)用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分析,其妙處在於「不用一二閑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為難得。(李東陽《詩眼》) 」但這種對於通俗語言的背離,如果脫離了作者當時窮愁失意的生活感受,則其審美價值必然大打折扣,而其語言的特殊性,也就成為空中樓閣,失去根基。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如李商隱的詩以用典精密、詞語華麗著稱,用雅克•布遜的理論分析,其作品包含了豐富的隱喻,表達方式與眾不同,因而文學價值頗高。但實際上李商隱的這些詩句來源於他纖細多情的性格及鬱郁不得志的苦悶。後世人不明此理,紛紛仿效,如北宋初的西昆體等,便只能得其皮毛,而其神氣骨髓,一分不能得。再如本世紀西方最著名的戲劇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形式極為芒誕,寫兩個流浪漢毫無來由地等待一個叫戈多的人,但實際上主人公「戈多」(Godol)是以諧音的形式表達的一個深刻隱喻,指上帝(God),劇作的意義是暗示上帝在現代社會中已不再給人帶來希望。由此可見,我們理解文學語言的特殊性時,不能孤立地從語言的外在形式出發,而要將其與具體文化語境和讀者的思維接受方式聯系起來。文學中的「突出」並不是單純的語言現象,它以非實用性和關系功能為基礎;它是作者特定創作程式的產物;讀者也會以相應的闡釋機制去解讀。伊格爾頓在《文學理論導論》一書中寫道:「根本不存在文學的『本質』。人們可以『非實用地』去讀任何寫出來的東西-如果那就意味著對文學作品的讀法,正如任何東西都可被當成詩來讀一樣。 」這說明文學語言的特殊性雖然源於形式,但並非絕對的、孤立的,一篇有節奏的散文如果用分行的方式寫出來,人們就有可能把它當成詩來讀。而類似於「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這樣的句子,本來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說出,但它出現在魯迅的《狂人日記》的第一句,便獲得了一種獨特的含義。可以說,這一句話打破了古典文學中月亮的一般觀念,如和諧、寧靜、委婉、哀怨等諸多色調,而呈現出一種近似於凄厲恐怖的現代感覺。從現實的層面上看,所謂對語言的「突出」「陌生化」等手法,在自然主義或某些現實主義小說中並不明顯,相反卻在日常的廣告、笑話、報刊標題等非文學話語中大量出現;很少有人會把繞口令(如「十是十,四是四,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當作文學,盡管繞口令以其獨特的語言形式引起了人們對它的注意,並且能讓你口不從心。而在廣告學中,各種手段也常常會得到突出的表現,甚至比現實主義等作品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我們對於文學語言的特殊性,不宜過分地擴大其某一局部,而應從其整體性上去理解。除了我們通常理解的形象性和情感性、音樂性等特徵外 ,我們還須注意到文學語言作為一種社會語言,它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文學語言離不開自然語言。這里試舉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受一般語言影響的例子(參考了張毅《文學文體概說》)。中國的上古漢語為比較簡單的單音節語,反映在詩歌中便是簡單的雙音一頓的節奏形式。《彈歌》是一首流傳下來的古樸的原始歌謠,一詞為一字,兩字為一拍,全篇為四句文字:「斷竹,續竹,飛土,逐肉。」而到西周時代,漢語詞語出現了一批雙音節詞,如參差、綿綿、君子、淑女等,因此這時的詩歌不僅篇幅加長,而且句式也變成四字一句的形式(如<<詩經>>中的大部分句子)。再到漢魏以後,隨著佛教傳入,漢語受拼音文學的影響從內部滋生了大量的復音詞,原先的四言一句的形式已滿足不了表達的需要,於是又產生五七言體。最著名的例子是由詩經詩句改作而成的五言詩和七言詩。如《詩經•蒹葭》中「白露為霜」「道阻且長」二句,到了《古詩董嬌嬈》中就擴展成「白露變為霜,道路阻且長」,而到曹丕《燕歌行》中單「白露為霜」一句就擴展成「草木搖落露為霜」 。由此可見文學語言對於自然語言的改造,必須是在自然語言的基礎上進行,充分利用並發展自然語言的本身特點。當然,無視文學的藝術價值,將文學語言與其它類型的語言完全混為一談也是錯誤的。一段新聞報道盡管可以當作一首詩來讀,但這種閱讀方式畢竟不能完全消除詩歌跟新聞報道之間的本質區別(穆卡洛夫斯基也指出同樣是突出,新聞跟文學還有審美和實用目的上的差別)。一個人在創作詩歌時遣詞造句的方式在一般情況下仍然有別於寫新聞報道。20世紀西方形式主義批評在將文學與非文學進行對比時,常常有意無意地誇大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且將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分別視為精英話語與通俗話語。這種等級觀念必須打破。但是,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等一概反對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之間的界限,甚至認為根本沒有所謂文學的語言,這就陷入了相對主義的泥潭。對於廣大的文學家和研究家而言,如何在歷史發展的文化語境中吸取養料,在保持文學特殊性的同時,創造出開放的與生活世界緊密相關的文學語言,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⑸ 文學和語言的關系

語言是符號系統,是以語音為物質外殼,以語義為意義內容的,音義結合的詞彙建築材料和語法組織規律的體系。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進行思維和傳遞信息的工具,是人類保存認識成果的載體。語言具有穩固性和民族性。
文學是指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稱作體裁)表現內心情感和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
語言與文學的關系是個很大的問題,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主要的觀點,一種是傳統的工具論,一種是後起的本體論。兩種觀點相持不下,誰是誰非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看,兩種觀點實際上分別強調了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綜合起來,也許我們能夠把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一些。
大體而言,中外古典文論所持的基本上是「工具」論,即認為語言只是一種「形式」、「工具」、「媒介」、「載體」,它的功能在於表達生活和情感的內容,內容具有「優先權」,而包括語言在內的形式則處於被內容決定的被動位置。文學用語言作為自己的構造手段,並以語言的超常使用所能達到的最佳藝術效果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詩人卡西爾說:「詩人不可能創造一種全新的語言。他必須使用現有的詞彙,必須遵循語言的基本規則。」簡言之,語言是文學實現表達的載體。從這種觀點出發自然觸及到中國文學里一個古老的問題——「言不盡意」。往大了說即文學表達因為語言自身的局限而受到某種限制。這就要求文學家創造性地使用語言,使得文學語言具有一些與常規語言不同的特點。也正是由此出發,一部分文論家提出了文學的語言本體論。
文學理論研究中的語言本體論認為文學的本質特徵在於語言形式,作為藝術品的文學創造,其價值在於他是一個特殊構造的語言事實,如同雕塑,音樂等藝術形式一樣,它本身就是一種目的,一種美,而不是為了表達什麼,即所謂:「為藝術而藝術」。不同之處只在於文學選擇而且只能選擇語言作為其載體。正如戴昭銘在所言,文學的本體不在於對生活的模仿,不在於對作者心靈的表現,而在於文學的語言形式本身,文學的變革也不是對社會變革的反映和社會變革的副產品……文學以語言組成自己的形式,這種形式有時候是一種對現實的普通語言陌生化和疏離化的結果。文學作品是一個特殊的語言等級,是與普通的語言相對立的。普通語言的的首要功能指向世界的存在以溝通信息,文學語言以自我為中心,它的功能是排除外向指稱,只把注意力放在形式和技巧方面,使事物顯示出自身的特殊性,從而改變人們的感覺方式,使之獲得一種審美效果。
各種文學樣式都必須以語言材料作為自己的構造手段,但是不同的文學樣式對語言材料的各種功能在使用上各有側重。戲劇側重於語言的會話功能,小說側重於語言的敘事功能,詩歌則側重於語言的抒情功能。但無論側重什麼,語言的各個功能是文學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條件。
語言對文學的影響由上文可見一斑。同時文學反過來也對語言產生了一系列影響。
最明顯的莫過於文學對共同語形成的影響。從人性角度講,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兒文學的傾向。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民族文化的瑰寶,往往成為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徵,它在全民族中的崇高威望,廣泛流傳和深遠影響,使得這些作品的語言對民族語言的統一和共同語的形成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然而文學的終極目的並不在於語言的完美運用,而且,由於語言自身的局限性這也是無法達到的。文學的最終目的在於擺脫語言的桎梏,使作者與讀者進行直接的語義交流,從而分享一種來源於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美的感受,即讓讀者與作者「感同身受」,進而引發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引發思考。然而由於語言本身的局限和人個體間的相對獨立和特殊,所謂「感同身受」是無法達到的,所以目前的文學是通過語言的運用進行情境的不完全創設,進行有意或者無奈的「留白」,讓讀者進行再創作,進而達到文學引發思考的目的。從這個方面看,雖然語言對於語義的表達具有一定的局限,但是正是這種不完全表達、不完全架構使得讀者對文學的思考和闡釋呈現多樣化和個性化,體現出文學的美感,並使文學進一步發展下去。因此,對於文學而言,語言的局限或許並不重要。

⑹ 交際學屬於文學嗎!!是幹嘛用的!為人處世是哪門學科!!!

不屬於。是探討人與人之間如何交往的,俗稱交往的禮儀,應注意的事項,談論的話題等等。沒有具體的,好多學科都可以,語文政治的都有涉獵。如果准確些就是交際學。

⑺ 漢語言文學專業在交際中的優勢是什麼

優美的文字使用會使人認為你是一個有修養有素養的人。會使人喜歡並且願意與你就繼續深談下去,良好的談吐會為你的個人形象提高很多分。但是如果在外企工作,漢語言文學可能就不算特別好的優勢了。

⑻ 中外文學作品可以用在跨文化交際課題中么

可以,只要你寫的好

⑼ 提高人交際能力的文學作品

據我10幾年的工作經驗來看,我認為有以下幾點,誠心的道出來,我們共同學習:1、生活中、工作中說話並不需要華麗的言詞,除非是你寫文章,或給領導寫報告、總結之類的;
2、現實中的說話,你得看領導或別人的臉色,判斷他想聽什麼,需要你說什麼,想好了再說,話並不在多,一句足矣,說的話應表達出「感謝、感恩、栽培、服從」等意思;
3、如果你出口成章或誇誇其談,往往會適得其反,有一大部分人會認為你逞能或出風頭;
4、做一些具體的、領導非常認可的事情,證明你很有才,這是最重要的,並不體現在語言上;
5、多看一些官場書籍,你會發現你明白很多。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