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改革文學的特徵
掀起新時期小說創作第一個熱潮的，是一批深刻地控訴十年動亂給人民造成的災難和心靈創傷的作品的涌現，這批小說被稱為「傷痕文學」。「傷痕文學」的主體是短篇小說，包括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陳國凱的《我該怎麼辦》、王蒙的《最可寶貴的》等。以葉辛的《蹉跎歲月》、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為代表的、為數不多的長篇小說，也是「傷痕文學」中的成績突出者。「傷痕文學」中還有一類作品，它們以謳歌革命戰士堅持斗爭、不屈不撓的高風亮節為主題；從維熙的被人稱為「大牆文學」，取材於監獄生活的系列作品，是這部分小說的代表。《大牆下的紅玉蘭》是從維熙的代表作。張潔的《森林裡來的孩子》、張賢亮的《土牢情話》、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等作品，是以贊美人民美好情操為主題的「傷痕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傷痕文學」亮出「傷痕」後，接下來自然就是對歷史悲劇根源的探尋。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首先反思了極「左」思想的危害。此外，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劉真的《黑旗》、張弦的《記憶》、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王蒙的《蝴蝶》、古華的《芙蓉鎮》等等，都是對歷史事實的深入回顧思考，因此它們被稱為「反思文學」。
1979年，正當「反思文學」方興未艾之際，蔣子龍以他特有的敏銳感覺和出色才識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他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以振聾發聵的思想和藝術力量，為新時期文學開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棗「改革文學」。很快，「改革文學」的大旗下便聚集了一批優秀的作家和作品。蔣子龍除《喬廠長上任記》之外，又陸續發表了《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等。此外，還有柯雲路的《三千萬》、《新星》、《夜與晝》，水運憲的《禍起蕭牆》，張賢亮的《龍種》、《男人的風格》，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5號》，陳沖的《無反饋快速跟蹤》，張契的《改革者》，賈平凹的《雞窩窪人家》和《浮躁》等。這些作品從不同側面展示了各條戰線的人們不畏艱險、銳意進取的精神風貌。
建國後成長起來的第一批青年作家，修復好「文革」中折斷的文學翅膀，在新時期再次振翅高飛。鄧友梅在新時期伊始就創作了《我們的軍長》和被譽為中篇「開路先鋒」的《追趕隊伍的女兵們》。80年代後，他的創作轉向對市民生活的描寫，創作了《尋訪「畫兒韓」》、《那五》、《煙壺》等充滿地方色彩和民俗風情的作品，表現了他獨特的美學追求。
汪曾祺以短篇小說《大淖記事》、《受戒》從逝去的年代裡發掘蘊藏於各種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愫，表達他對歷史文化的見解。
劉紹棠對「鄉土文學」的倡導與實踐，為新時期小說創作做出了獨特貢獻，代表作有《蒲柳人家》、《漁火》、《蛾眉》、《瓜棚柳巷》、《魚菱風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等。
陸文夫的「小巷文學」在讓人們欣賞蘇州小巷中人物的表演的同時，細細地體味人生的真諦。
馮驥才的「文化小說」《神鞭》、《三寸金蓮》等，以通俗的形式表達了鮮活的當代意識。
何士光以清澈的憂郁細膩地刻畫了普通知識分子的心理。代表作為《草青青》、《似水流年》。
改革開放後，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啟發了許多人回過頭去追尋自己的文化傳統，80年代中，一度出現了一股尋根熱，這就是所謂的「尋根文學」,代表人物有：賈平凹、韓少功、李杭育、鄭萬隆等。其中雖不泛象鄭義的《老井》這樣的優秀之作，但仍有許多內容雜蕪、手法怪異，令人費解的作品。
軍旅題材小說在新時期，題材相對獨立而自身發展又始終持續不斷並有所突破。80年代，徐懷中的《西線軼事》首先突破以往注意戰爭過程與場面的寫法，通過主人公劉毛妹矛盾、憂怨、苦悶的內心世界，展示了歷史傷痕與當代軍人職責之間對立而統一的思想與情操。很快，新時期的「軍旅文學」便擁集有：朱蘇進的《射天狼》，朱春雨的《沙海的綠蔭》、《亞細亞瀑布》，簡嘉的《女飲事班長》，李斌奎的《天山深處的大兵》，劉兆林的《雪國熱鬧鎮》，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韓靜霆的《凱旋在子夜》等大批優秀作品。新時期的「軍旅文學」較之傳統的軍事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主要表現在：思想內涵豐富多樣，人物形象與情感復雜深刻，敘事方法新穎獨特。
新時期小說創作的另一支生力軍，是在新時期步入文壇的青年作家，他們中間有鐵凝、張抗抗、梁曉聲、王安憶、孔捷生、史鐵生、張承志等。王安憶以《雨，沙沙沙》為文壇所矚目，它以抒情詩般的輕柔訴說著對理解和溝通的渴望；張抗抗的《夏》、《北極光》等對當代青年的追求、理想、個性進行了深入地觸及；張承志的《黑駿馬》、《北方的河》等充滿了深厚的歷史文化感與社會人生意蘊；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讓讀者感到逝去的歲月並非一片空白；梁曉生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講述著英雄毀滅後庄嚴升騰的價值觀；孔捷生的《南方的岸》以對城市空虛的極度厭倦表達對人生真正道路與真實價值的追尋……
B. 什麼叫"傷痕文學"什麼叫"反思文學"什麼叫"改革文學
1、傷痕文學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文壇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學現象。它得名於盧新華以「文革」中知青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傷痕》。
2、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從政治、社會層面上還原「文革」的荒謬本質，並追溯到此前的歷史，從一般地揭示社會謬誤上升到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上，和傷痕文學相比，其目光更為深邃、清醒，主題更為深刻，帶有更強的理性色彩，被稱為「反思小說」。
3、中國自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便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經濟體制改革。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於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
這就是風騷一時的「改革文學」，其開篇之作，是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
(2)改革文學嗎擴展閱讀：
文學價值：
文學除了擁有外在的、實用的、功利的價值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擁有內在的、看似無用的、超越功利的價值，即精神價值。
文學是人內在的一種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與感性諸多心理因素的有機統一，是人不斷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種心理活動過程。因而，精神的價值不同於物質的價值，精神價值是內在的、本體的、不斷超越自身的。
文學藝術的創造活動是文學藝術家的精神活動，文學作品屬於人類的精神產品，文學藝術的接受鑒賞也屬於人們的精神領域的活動，所以，文學藝術的精神性價值應當是其自身最為內在的、基本的價值所在。
正如早期的德國現象學學家Moriz Geiger指出的，「在藝術作品中，存在著一些構成其價值的確定的特性，那就是藝術的精神性價值的特性，即它並不為實現某種目的而服務的手段。這些價值是作為存在於作品之中，作為被包含在藝術作品之中的特性而被人們體驗的。」
C. 改革文學 名詞解釋
這個名詞解釋如下：
中國自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便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內經容濟體制改革。
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於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這就是風騷一時的「改革文學」。
「改革文學」的開篇之作，是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
更具體的分析可見以下資料（我認為上面的文字可以作為名詞解釋的回答，下面網址的內容可以作為論述題的回答）：
http://ke..com/view/701591.htm
D. 「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是什麼
蔣子龍對「改革文學」題材特別關注，被認為是「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回，他1979年發表的短篇答《喬廠長上任記》，被看作是「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屬於此類的作品，還有《沉重的翅膀》（張潔）、《龍種》（張賢亮）、《花園街五號》（李國文）等。「改革文學」或「改革題材小說」既貼緊現實要求社會進步，又能平衡「文革」、「傷痕」，因而受到指導創作的部門的重視和提倡。
E. 改革文學的概述
改革文學在它的發展初期，側重揭示舊體制的種種弊端，強調改革的歷史必然專性。感應著時代的節屬奏，改革的每一步進展都在文學中得到了及時的反映。叱吒風雲、大刀闊斧的「開拓者」與保守勢力的尖銳沖突，構成了這一時期改革文學作品的基本框架。隨著改革的深化，作家們反映改革的視野更加闊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同時，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顯露出來的國民身上的落後的文化因襲，表現改革對人的傳統價值尺度的沖擊，揭示商品經濟沖擊下舊有生活方式的逐漸瓦解，以及所有這些在人的心靈上產生的強烈震動。這既是改革文學的深化、也是文學使自己不再附庸於政治的一種努力。張潔的《沉重的翅膀》 ，賈平凹的《臘月·正月》 、 《浮躁》 ，蔣子龍的《開拓者》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F. 改革文學的分類
對於農民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土地'，因而1979年後，土地承包和生產責任制的實行在農村掀起了一次經濟和精神上的巨大變革。許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擁有土地支配權後農民的新狀態進行了大量的創作。
在這期間，農村改革小說的代表作如：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說《鄉場上》、張一弓的短篇小說《黑娃照像》、張煒的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蔣子龍的中篇小說《燕趙悲歌》、賈平凹的中篇小說《臘月．正月》、《雞窩窪的人家》等。
縱觀農村題材的改革小說，可以發現初期作品往往是簡單的'一片光明'，隨後一些作家開始致力於揭示農村改革中所受阻力並剖析其產生的原因，一些優秀之作甚至觸及到在改革中發生變異的中國農民的'傳統文化心理'層面。這一過程，是不斷深化的。
如早期出現的短篇小說《鄉場上》（1980,8）講述不再靠借貸度日的農民馮幺爸，終於挺直了彎了多年的脊樑、《黑娃照像》（1981,7）表現有了一定經濟能力的農民對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後出現的一些作品則開始展現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憤怒》塑造了儼然一方宗主的農村幹部肖萬昌的形象、《燕趙悲歌》在農民改革家武耕新頭頂上設置了重重關卡；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改革的阻力則不僅來自於國家政體的一些弊端，農民在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淀下自身形成的頑固惰性也是阻礙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臘月?正月》中描述了鄉儒韓玄子對'致富'後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難－－前者與後者從前並無任何矛盾，他之刁難後者表面上看來只是出於對'奸商'發財的不滿與嫉妒，對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擔憂而已，但實際上則反映出中國長期以來宗法制社會殘留下來的傳統文化心理，在面對新的社會體制時因感受到強烈的沖擊 相對於農村來說，城市的改革更加繁雜艱難，因而作家們反映城市改革的小說作品也更為多樣、深刻。城市題材的改革小說涉及的領域上至國家的要害行政部門，下至街道小廠、普通人的內心世界，反映出作家對社會、時代的廣泛思索。
在這類作品中，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等都較為優秀。其中柯雲路的長篇小說《新星》反響最大。這部小說以明朗的語言風格，描寫三十二歲的李向南受命到古陵縣擔任縣委書記後，採取的種種雷厲風行的改革手段及因此與反對派間產生的種種矛盾糾葛。小說主體上採用了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但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帶有明顯的英雄主義色彩。在小說結尾，當李向南在副書記顧榮千方百計的阻撓中陷入困境時，作者安排他到北京尋求幫助，這個開放式的結局給讀者留下許多聯想的餘地，也使李向南的改革避免直接陷入絕望，從而給小說增添了一點亮色。顯然，這部作品延續著傳統的革命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而這種明朗的色調，的確給作品增添了極大的可讀性，由該作改編同名的電視連續劇因此在1984年創下了全國最高的收視率。
在關注城市改革題材的作家中，蔣子龍因其在獨特的經歷而創作出大量傑出的作品，從其作品的發展變化上看，他的創作可以說涵蓋了整個改革文學思潮的過程。
早在1976年初，蔣子龍就已經在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中，塑造了一個支持技術革新的領導形象，這篇作品因當時嚴峻的政治環境而受到了批判。1979年7 月，蔣子龍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揭開了「改革文學」思潮的序幕。小說描寫某電機廠內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種種矛盾與阻力，作品中那位大刀闊斧、銳意改革的電機廠廠長喬光朴激起了全國上下的改革熱情，以至許多工廠掛出了「請喬廠長到我們這里來！」的長幅標語。《喬廠長上任記》雖然在藝術上還顯得比較粗糙，但作者的激情無疑彌補了這一點，而且主人公喬光朴的形象以其「硬漢子」的性格力度和改革家的膽識與氣魄也備受讀者的喜愛。此後，蔣子龍又先後創作了《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人事廠長》、《開拓者》、《狼酒》、《拜年》、《收審記》、《赤橙黃綠青藍紫》等一系列反映工業領域的小說作品。不久又拓展題材范圍，將目光延伸到商業、農業的改革上，創作了《鍋碗瓢盆交響曲》、《燕趙悲歌》、《陰差陽錯》等小說，其中長篇小說《蛇神》已經將作品重點由對事件的描劃轉向對個人性格的刻畫。這以後創作的《尋父大流水》、《子午流注》、「《飢餓綜合症》系列」等作品，蔣子龍的創作風格開始發生轉變，作品中塑造的形象由「主動進攻型」的強者轉向「被動承受型」的小人物，顯示出作者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產生的命運無奈感。此時作者的創作已經不再有改革小說中的風發意氣，但卻明顯增加了對社會問題思索的深刻性。
蔣子龍的改革小說，大多是自上而下正面描寫改革中的各種舉措及矛盾阻力，相比之下，鄧剛的中篇小說《陣痛》則採用了一個比較新鮮的角度，側面描寫置身於改革潮流中的基層人員，尤其是那些看來遭到了「改革大潮」拋棄的社會成員的內心狀態。小說展示了以郭大柱為代表一群曾經「以工代干」的舊日時代驕子，在車間實行承包後因不懂技術而被淘汰後的內心痛苦與彷徨。與那些懶惰倒蛋分子相比，這些人無疑是優秀的，他們曾經努力地去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如畫宣傳畫、進行講演，他們曾經毫不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遭受被時代淘汰的命運時才更顯得可悲。他們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但承受這惡果的卻只能是他們自己，小說用郭大柱選擇給工人們送茶水後的表現來暗示他未來的命運將把握在自己手上，只要他努力，他將趕上這個時代的發展，成為改革大軍中的一員。這也就是小說題目的寓意：「改革帶來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卻是暫時的」。這篇小說對人物心理發展的描寫雖然不夠細致深入，但作者表現改革問題的切入角度和對人物命運的展示卻是比較獨特的，因此這部作品也被視為是改革文學成熟過程中的一部代表作。在城市題材改革文學的深化過程中，陸文夫的《圍牆》也是應當提到的一篇作品。某設計所舊圍牆倒塌，新牆的高度、樣式、質料成為所里上下的中心議題，人們分成了幾大派別，甚至有人在發表意見時拉扯上了「大觀園」，意見不能統一，結果大家不歡而散。不料星期一上班來時一堵新牆竟然已經樹立起來，於是心有不甘的人們開始把矛頭指向辦事麻利的行政科馬而立，一致抨擊新圍牆的樣式、功能及其他。不料在建築學年會上外地來的學者卻眾口誇贊圍牆的獨特風格，於是一時間這堵圍牆又成了所有設計所成員的合作結晶，每個人都開始盤算如何在學術總結中加入自己的一份功勞。
這是一部帶有調侃性質的中篇小說，陸文夫用詼諧幽默的語言，描寫了一個近乎鬧劇的故事，然而這個鬧劇卻又具有可悲的真實性：在現實生活中，「穩妥」確實「往往是緩慢的同義語」，而像馬而立這樣因工作中的干練與麻利被視為毛毛燥燥、辦事不穩的人又何在少數？人們的精神被異化，人們心目中判斷事物的價值尺度已經顛倒。陸文夫說過：「我造牆的目的在於拆牆；造一堵有形的牆，拆一堵無形的牆，即拆掉那些緊緊困住我們的陳規陋習和那奧秘無窮的推拉扯皮。若干年來，我覺得到處都會碰上這堵無形的牆，弄得人一籌莫展，啼笑皆非。」 在這篇小說中陸文夫就是試圖以嘲諷的方式，揭示現實生活中已經被人們習以為常的一些弊端，如臃腫機構中的慢性綜合症、誇誇其談的惡習、以貌取人的世俗偏見、無功請賞的鄙俗心理，並力圖根除它們。可以說陸文夫的改革矛頭是指向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層面的，與僅僅描寫保守阻力的改革作品相比，他的思索顯然要深入得多。
改革小說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真正全面鋪開後，逐漸減掉了它的銳氣，作家們開始比較平和地反映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生活狀況，改革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思潮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由於社會變革並未從此停止，因而這類題材的創作仍然不時出現，如遠山、純輝合作的中篇小說《反水》就是是一部反映九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作品。小說通過原附屬「海峽集團」的「卓越公司」董事長凌銳在接管整個集團，出任總經理職務後，為了考慮集團的全局利益而損及自己一手建立的「卓越公司」，並因此與原來配合默契、親如兄弟的助手歐陽凱及其他夥伴之間開始出現裂痕，最後雙方分崩離析的過程，反映出當前改革問題的尖銳性與復雜性。在小說最後，經過艱難的整合，原來機構臃腫的「海峽集團」終於上了軌道，凌銳也如願以償步入政界，升任團省委書記；歐陽凱則在「反水」（脫離集團）後，成為「二十一世紀電腦公司」的總經理，帶領一班弟兄使事業蒸蒸日上。所有人似乎都萬事如意，但凌銳與歐陽凱之間的友誼卻就此終結，而且兩個人似乎也並無遺憾。新的經濟組合使他們各自有了新的「朋友」，但讀者卻不禁為這種友誼的變遷而感到失落。另外，結尾交待了一個新的消息：歐陽的公司也有人「反水」了！離開的人正是當年堅決擁護歐陽與他並肩作戰的夥伴。這看似無意的一筆，卻顯然暗示出在新的經濟關系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經無法用「信譽」、「友誼」等傳統道德約束，「利益」的比重才是決定一切關系的法碼。
在這篇小說中，改革主要阻力已經不再來自傳統的保守派，而是同樣積極參加這場改革的新人物們，因從不同角度考慮利益問題而產生了種種矛盾。這里已經很難簡單地判別善與惡、正義與卑下，而只能在紛繁的快節奏中，見出人們復雜多樣的思考與心態。
另外，陸天明發表於九十年代的長篇小說《蒼天在上》也是一部反映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作品，小說因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而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這一方面說明「反腐倡廉」口號的深入民心，另一方面也證明高科技媒體在當下社會的強大魅力。
G. 以下哪些作品屬於"改革文學
改革文學
中國自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便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經濟體內制改容革。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於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這就是風騷一時的「改革文學」，其開篇之作，是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
H. 為什麼《陳奐生上城記》被列入「改革文學」
高曉生曾在《且說陳奐生》中寫道，「寫作《陳奐生上城》不是預先有了一個概念，不是為了證實這個概念，而是在生活接觸到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觸發，有所感悟。」作家在農村生活過二十多年，與農民患難與共，有著一致的情感，而且多年的經驗和觀察使其對中國農民的性格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這促使他致力於描寫和反映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民命運。與蔣子龍等作家早期的「改革文學」相比，高曉生關注的始終是最廣大、最普遍的農村小人物的命運。1979年他發表《漏斗戶主》，講述了三中全會後，在新的歷史形勢下，農民如何解決溫飽問題，開啟了「陳奐生」系列，1980年，他創作發表該系列第二部《陳奐生上城》，進一步探討解決溫飽後農民的精神層面問題。
具體到《陳奐生上城》的寫作，啟發高曉聲創作靈感的契機同樣來源於他的生活經歷。高曉聲恢復工作後，經常出差，在東道主的熱情安排下住進了較好的房間，住一夜要付五六元到七八元不等。有著豐富農村生活經驗的他聯想到蘇南農民勞動一天通常只有七八角的收入，懸殊實在太大，農民們如果聽說他住的房間價格，一定會笑他吹牛。由此，他設想出了讓農民住進高級招待所的情節，又想到了他的小說《「漏斗戶」主》的主人公陳奐生。選擇陳奐生為主人公，一是因為高已經寫過他，能把握得住他的性格；二是《「漏斗戶」主》在《鍾山》上刊登後，因為印數少，無法為更多讀者所熟悉，作家想通過《陳奐生上城》引起讀者對《「漏斗戶」主》的注意，「救活」《「漏斗戶」主》
I. 改革文學的廣義和狹義之分
個人認為
改革文學：問題的廣義與狹義用斷句斷詞的方式分為兩種。即改革V+文學N和「改革文學」N。
一種是通過改革的方式來改變文學的走向，可以說是大的方向上的改革；
其二是「改革文學」即狹義的，指改革變化舉動之時產生的所有文學作品以及現象等文學內容。
J. 什麼是文學改革
在文學走出「傷痕」之後，幾乎在「反思」的同時，開始了「改革文學」思潮的勃興。1983年前後，描寫經濟體制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現，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創作高峰。
「改革文學」本身經歷過了一個發展的過程。1979年，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脫穎而出，「改革文學」開始了它的發軔期。
蔣子龍以他的《喬廠長上任記》而首先開創了「改革文學」的先河。改革文學、開拓者家族的寫作，這是蔣子龍的一大貢獻。
隨後出現了一個與「喬廠長」有血緣關系的「開拓者家族」的作品系列，如宗福先等的話劇《血，總是熱的》，柯雲路的小說《三千萬》、焦祖堯的《跋涉者》、以及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和稍晚出現的張鍥的小說《改革者》等。在這些「改革英雄」身上，傾注了作者對新時代英雄的贊美，也投合了讀者對他們的嚮往。
但是，在蔣子龍後來的《喬廠長後傳》、《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等作品，主人公環境變得復雜了，改革也不再是輕易成功的了，像水運憲的《禍起蕭牆》等，乾脆以改革者的慘敗而告終。
至1981年底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問世，改革文學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創作剖示了改革進程的繁難與艱辛，透射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特別是思想、道德和倫理觀念的變化。
影響較大的長篇小說有蘇叔陽的《故土》、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柯雲路的《新星》、張煒的《秋天的憤怒》，中篇小說有路遙的《人生》、矯健的《老人倉》、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賈平凹的《臘月•正月》，以及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等。
張潔的小說創作，通常分為表現現實生活矛盾和愛情倫理生活兩大類。前者表現出作家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參與精神；後者以愛情為基點，側重表現對人、個性與自由的尊重，表現出更多的女性意識，也更能體現張潔作為「痛苦的理想主義者」的創作特點。
路遙始終關注「城鄉交叉」地帶的文化落差，關注從農村到城鎮的變化，既展示了社會變遷的歷程，又揭示了城鄉兩種文化的矛盾。
高曉聲對農村改革和農民命運追蹤式描寫，既表現了中國的社會歷史命運對農民命運的制約，也表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遷，還表現了中國農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