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新結構經濟學怎麼樣
才雲鵬 當年韓偉養雞成了千萬富翁，很多大連人也開始養雞，但在那個瘋狂的階段，新的韓偉並沒有出現。個中原因就在於，他們不具備韓偉的養雞技術、資本積累和敏銳的市場開拓眼光。比較優勢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這個比喻非常粗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林毅夫將比較優勢的極端重要性及具體操作指向闡述得淋漓盡致，並力圖成為指導貧困國家振興的先驗性的措施文本。 從亞當61斯密開始，二百多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努力破解經濟增長這個世紀難題，但舊有的結構經濟學對如下問題已經無力解釋：為何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絞盡腦汁、筋疲力盡之後依然家徒四壁，盡管他們學發達國家學得像模像樣。那麼，為什麼這樣的照貓畫虎處處碰壁？在林毅夫的筆下，這樣的東施效顰，恰恰是南轅北轍，它將進一步摧毀該國的資源稟賦，使其原本具備的比較優勢喪失殆盡。正是其影響深遠的可怕性，敦促林毅夫將祛貧解困當成自己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而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元區債務問題，並沒有在根源上動搖他的執著。 中國在幾十年間連續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明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其間是有明確路徑可循的。但為什麼至今仍有許多國家處於貧困狀態？如果這條路真的存在，它的源頭在哪裡？《新結構經濟學》的寫作目的就是為了解開這個最讓經濟學家惹火的謎題。這是林毅夫在世行出任首席經濟學家四年的研究成果，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巨大裨益，對中等收入國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樣具有教科書般的指導性。 舊結構經濟學的捉襟見肘，新古典經濟學的廣受質疑，說明經濟學理論從來就不是一錘定音的東西。鑒於眾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現在，已經到了重新審視發展經濟學的現狀、從過去的經驗和知識中學習、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時候了。而對新結構經濟學的實施前景，林毅夫給了一個樂觀而鮮明的藍圖，「只要政府根據本國的比較優勢採取正確的政策體系促進該國私人部門的發展，並充分發揮後發優勢，」那麼，「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國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長率持續增長數十年，顯著地減少貧困，並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中等甚至高收入國家。」這本書，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發展潛力的計劃指導書。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毋庸置疑，林毅夫提出的「雁陣模式」和「領頭龍模式」，將給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以充滿誘惑的機會。但，如果沒有結構轉變，持續的經濟增長將不可能實現。現在，所有仍處於貧困中的國家，都是因未能實現結構轉變而導致。 新結構經濟學是實證的。無論是六、七十年代成功上位的日本、韓國及台灣、香港，還是充分發揮後發優勢的中國、模里西斯和智利，都從正面對此學說給予了充分的驗證。而韓國曾經走過的彎路及印度當年學蘇聯招致的沉淪，從另一方向描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獨具慧眼的科學性。 與書名略有巧合的是，林毅夫在本書中將自己和他人的辯論文章一起呈上來，在表現形式上推進了「新結構」學說。而敢於將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批評聲音放在本書中，既是亮點，更是通過這種辯論，展示作者不怕推敲、歡迎拍磚的現代學者風范。僅此一點，已足堪一贊。 新結構經濟學到底新在何處？雖然全書充滿了學術名詞和曲線圖表，但若想讀懂這本書其實也不難，只要您符合以下兩條的任一即可： 一，您的IQ超過120； 二，您多讀幾遍。
❷ 「新結構經濟學」新在哪裡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新在哪裡
「新結構經濟學」具有新意，一是因為它為廓清新自由主義思想與「華盛頓共識」政策葯方的迷霧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潛力在更一般的理論意義上講清楚國家干預和市場機制之間的邊界，並且可以為更新穎的經濟學思路提供基礎。
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
就相似性而言，「新」與「舊」結構經濟學都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為基礎，並且都承認政府在協助經濟從較低發展階段向較高階段提升時所起的積極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標和干預措施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諸多根本性的差異。
舊結構經濟學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用違背經濟體比較優勢的發展政策，通過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措施來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對於配置資源的中心作用，並認為政府應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對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起到因勢利導的作用。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植根於對結構剛性根源的不同看法：舊結構經濟學認為，導致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市場失靈，是由不正確的價格信號所外生決定的，而這些價格信號又被壟斷、或勞動力對價格信號的遲緩反應、或要素的不可流動性等因素所扭曲。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無法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資本的稀缺、軟性和硬性基礎設置的落後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配置並不能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利潤。
同時，舊結構經濟學持有世界兩極化這種相當局限的看法，認為僅有「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這兩類國家之分，因而也就相應地用兩點分布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在內的發展連續頻譜。
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極分化的看法，使得舊結構經濟學家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而這一點正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
舊結構經濟學家總認為，外在的、政治和經濟都佔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讓初級大宗商品的價格進入下降的惡性循環，使得高度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依附於發達國家的受害者；而新結構經濟學卻否定了這種依附理論，認為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世界裡，參與世界復雜多樣的分工正是發展中國家克服不利的歷史趨勢的機遇，藉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經濟增長，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另一主要區別，在於對經濟管理中關鍵工具的運用方式不同。舊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系統性干預是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核心手段，泛保護主義（如政府強加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嚴格控制的匯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數產業部門設立國有企業等都是這種系統性干預的組成部分。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視進口替代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順產業階梯而上的自然現象，只要替代的產業符合變化後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新的比較優勢。
然而，對於在低收入的、勞動或資源密集的經濟中推行傳統進口替代戰略，即通過財稅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來發展並不符合經濟體比較優勢、成本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則被新結構經濟學所否定。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必須與反映物質人力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的比較優勢變化相一致；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為，應被限制在為新產業提供信息、為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相互關聯投資提供協調、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這四個方面。政府必須有效承擔起在提供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置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以降低單個企業的交易費用，促進經濟體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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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上層建築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並不意味著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同時發生變化。是什麼意思怎麼理解
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築賴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現，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1、經濟基礎是由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該社會的經濟結構,經濟制度.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不是一社會現存的一切生產關系的總和,而是指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諸方面的總和.它不包括舊的生產關系的殘余或新的生產關系的萌芽,因為佔有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才能直接規定一定社會上層建築的性策和整個社會的性質,才能明確區分不同的社會形態。
2、上層建築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各種制度、設施和意識形態的總和.上層建築是一個復雜龐大的系統.它包括政治上層建築和思想上層建築。
(4)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圖擴展閱讀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實際上是用現代經濟學的方式表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遺憾的是，除了新制度經濟學之外，現在主流經濟學通常沒有考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
20世紀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創立之始，有兩個核心觀點：
1、制度內生；
2、制度是有影響的。但目前在新制度經濟學派中，像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等學者只認為制度有影響而忽視了制度是內生的。而且這些學者在談制度有影響時，基本都以發達國家的制度作為參照系，並沒有考慮到不同發展階段和其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制度安排。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同於發達國家，因此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應該不完全一樣（林毅夫，2017: 6-10）。新結構經濟學將結構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中，認為社會在不同發展階段，要素稟賦結構不同，對應的產業和技術也不同，從而導致經濟基礎不同。而社會所需要的上層建築也會隨著產業的發展而變化。也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相互作用、隨時間不斷變化的。
❺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 新在哪兒
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
最近，英文版《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專著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並陸續向國內外發行。這為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掃清了文字上的障礙，將此巨大成就展現於全球，並接受全球大眾的檢驗，這是一項百年不遇的成就。王見定教授經過30年的學習與研究，發現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內在聯系與區別，運用這種嶄新的理論，對近400年歷史的統計學進行了科學的梳理，規范了整個統計學的發展，結束了100多年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爭論。
由於經濟是通過統計學進行計量和分析的，所以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必將全面提升經濟學的分析水平，根據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宗旨：在於獎勵以科學研究發展靜態和動態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對提高經濟學分析水平有積極貢獻的人士。「顯然，王見定教授的《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理論完全具備了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水平。事實上，王見定教授已正式向瑞典皇家科學院遞交了申請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部材料。鑒於我國的歷史和現狀，為了使這項世紀成就不被埋沒，王見定教授建議由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為其提供推薦人。
註：王見定教授是我國早期的國際統計學會會員，國際著名數學家，具體內容可參見網路數學家欄目和」前沿科學「2008年第2期。
❻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哪一年出版的
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在北京大學舉，這次論壇的主題為「全球變革時代的中國」。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他認為，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林毅夫認為，世界經濟整體下行是導致這輪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舉了金磚國家、東南亞國家、發達國家三組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東南亞地區中，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中國台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發達國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他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❼ 林毅夫為什麼回大陸
林毅夫回顧了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歷史，一直在思考如何盡快使中國變得富強起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尼克森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後，越來越意識到中國富強的希望在大陸這邊。作為一名中國人，要為祖國作出貢獻，必須去大陸。
2002年11月18日，台灣「國防部」高級軍事法庭檢察署發布新聞指出，原國軍284師上尉連長林正義（林毅夫原名）涉嫌在1979年5月16日晚上潛往大陸地區一案，經軍事檢察官調查完畢，已依陸海空軍刑法第24條「投敵」罪，於2002年11月15日發布通緝令。
該檢察署說，如果林毅夫被判罪名成立，可能被判死刑。林毅夫聞訊後平靜地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我願意背負十字架。不過，我希望這一歷史的不幸能早日結束。」
(7)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圖擴展閱讀
林毅夫植根於改革開放實際，自主創立並實踐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在國際上產生重要影響力。豐富完善農業經濟學理論，重新構建發展中國家制度安排和宏觀經濟理論，為我國經濟學理論創新作出了重要貢獻。
參與國有企業、金融體制、電信體制改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經濟全球化、糧食和「三農」等重要改革政策制定。積極推動中非合作新模式，幫助有關發展中國家成功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參與創立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推動了合作轉型和深化發展。
林毅夫的返鄉之路荊棘滿布。針對台灣《中國時報》希望台灣當局放行林毅夫返鄉之路的社論文章，台當局防務部門2013年5月28日表示，林毅夫是「敵前叛逃的罪犯」，有違軍人忠貞氣節和武德價值，對於他的返鄉問題，台當局立場至今並未改變，在處理上絕無模糊空間。
❽ 怎樣寫出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分稅制改革在經濟高增長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尤其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有一個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自2001年到2011年這十一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平均增速為10.7%。這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在寫作2002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時，張軍曾與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同仁（包括筆者）現在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些擔憂。當時，張軍判斷說：「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盈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以及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製約因素。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目前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制約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張軍自選集》，92頁）
如果不看發表日期，讀者也許會誤解張軍教授是講今天中國經濟的格局及問題呢！以致張軍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顧自己的這篇文章時，也感嘆道：「最近經濟學家對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又有諸多討論和解釋，這些討論似乎讓我有種時間倒流的感覺。我回頭翻閱本論文時，仍覺得這是一個並不過時的思路與解釋框架。當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減速一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我也在其中。」（99頁）
然而，在2012年前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經濟並沒有如本世紀初許多經濟學家所悲觀擔憂的那樣減速，而是又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且這一波經濟增長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長的體量更大。這一經濟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其中的機理與增長因素又是什麼？這正是張軍在之後的數篇長篇論文所要討論和給予解釋的，可能也是張軍本人目前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二十年增長前景與林毅夫教授一樣樂觀的原因。
在《張軍自選集》最後一篇新近寫作的文章中，張軍較全面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文章一開始，張軍就討論了紐約大學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場講演中所提出的觀點，張軍評價道：「他在講演中提到，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而且他說高儲蓄和低消費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這也是當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這一說法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正確。」（335頁）
基於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的「經濟發展的核心事實是快速的資本積累」這一理論，張軍首先指出，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隨著高投資、高資本積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張軍還具體列舉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幾個典型事實：第一，資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顯著加快；第二，用於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幾乎在所有省份都經歷了跳躍式的增長；第三，來自地方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的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資本支出是來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盡管在九十年代後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加快了，但資本的回報並沒有出現惡化趨勢。張軍認為，正是因為上述中國經濟增長的四個特徵事實或者說增長貢獻因素，「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加速是過去20年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和持續增長的引擎」（341－344頁）。
如果說高儲蓄、高投資和資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資本支出在這一時期資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的話，那麼我們也自然理解為什麼張軍認為朱鎔基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對的了：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的「加速工業化現象不應該[被]理解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實施工業化戰略和選擇產業政策的結果，正好相反，經濟的市場化和各級地方政府成為工業化和資本形成的有利推動者」。張軍的這一判斷，顯然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有差異，而與張五常近些年所主張的地方政府競爭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於張五常過於強調「縣」在地方政府競爭中的作用（346頁）。按照林毅夫的理論解釋，之所以取得經濟高速增長，一個主要貢獻因素是因為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中所採取的因勢利導作用，使中國企業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進行產業化升級和結構調整。（《新結構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別看重地方政府競爭，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各級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和資本形成中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張軍相信朱鎔基時任副總理時所推動的分稅制改革成為之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了。張軍說：「……分稅制幫助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進程。這或許是分稅制的積極推動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先生當初意想不到的結果。」因而張軍相信，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那就真是通過『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變誘導地方主義的那種激勵機制了」，並從而「讓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變成了良性競爭，導致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的加速」（347－348頁）。
就筆者管窺所見，近些年來，經濟學界、財政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對1994年中國政府分稅制的問題議論較多，且很多的是批評和否定意見。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以實證方法正面來論述分稅制改革的財政體制的合理性以及給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筆者唯獨見到張軍的這幾篇論文。這一方面說明張軍經濟理論分析的獨創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的理論解釋，確實還有巨大的空間和待解釋領域和問題。探討和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機理和過程，不僅在經濟學基本理論上會有巨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把握、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張軍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言：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他將很難再思考其他問題。張軍也說：「你如果對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展產生興趣，你就有沒完沒了的研究題目，你當然也無法再對單調而枯燥的一般理論問題保持興趣了。」（自序）
那麼分稅制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積極增長的激勵機制的？張軍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保證了政府間激勵的兼容性，這首先是因為在分稅制下，由於稅收分開徵收，中央稅收的增加不會與地方政府擴增稅收的努力和激勵相沖突和產生負面作用；其次，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隱瞞增值稅收入的動機要小得多；最後，正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稅，而該稅稅基的擴大一定與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擴大增值稅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也就同時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頁）。結果，「分稅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在激勵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張軍得出結論說：「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也是解釋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關鍵。」他的具體解釋是，「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結果，而分稅制驅動了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頁）。由此張軍認為，在這樣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進工業化，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長越快」。
很顯然，張軍以上的經濟理論推理和實證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毫無疑問，在市場經濟機制形成之後，發展經濟又成了中國各級政府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均可謂發展主義政府。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的大量湧入，乃至國有企業的改制和參與經濟整體的市場化過程，上級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基本上是當地GDP的年增速，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上的競爭和錦標賽的發展機制。在此獨特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中國自1994年以來採取了主要以國稅和地稅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且在國稅徵收和使用上採取分成制，這顯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的。就此而論，張軍的判斷無疑是對的。然而，要把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歸結為分稅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懷疑。最多我認為，1994年所逐漸形成的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對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還構不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為，自上而下的層層發展主義的政府，最多是經濟增長的「助產婆」，還顯然不能算作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從理論上來說，稅收和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時期的主要行政目標，因為，在歷史上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領導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財政收入最大化的。當然，為了達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國家、任何王朝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且都願意「發展經濟」。這里問題的關鍵是，政府採取什麼制度和用什麼方法和手段來「發展經濟」，乃至在什麼樣的制度下發展經濟。譬如，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級政府的任何行政長官在發展經濟上也有競爭，各級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徵到更多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但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蘊生出較快的經濟增長呢？另外，盡管錢穎一和溫格斯特1997年的《財政聯邦主義》的著名文章就試圖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歸因於當時實行的分權式「財政承包」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但後來陶然、蘇福兵、陸曦和朱昱銘在2010年的研究則證偽了這一判斷，他們的研究表明，「並不存在充分證據支持以下觀點：即對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尤其是被認為關鍵的GDP增長率考核指標，對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提拔具有關鍵的意義。」（《經濟增長能夠帶來晉升嗎？——對晉升錦標競賽理論的邏輯挑戰與省級實證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頁）這一研究無疑也對張五常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縣級競爭論，「官員晉升錦標賽競爭理論」，乃至財政分權論的激勵觀點在邏輯和實證兩個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戰。
另外，從經濟學和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在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張力。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稅收的高速增長和高稅負對經濟增長卻有一些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稅和提高稅率都會減少企業和家庭的私人財富，因而一般會通過一些內在關聯和傳導機制對企業的投資和擴張以及個人家庭的消費支出產生一定的遏製作用，從而對宏觀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說來這並非是純粹經濟學推理。實際上，數年前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曾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專門做過一項實證研究，該項經驗研究發現，在一個現代國家裡，當其宏觀稅負在10.3%～30.9%時，每提高1%的稅負，將使國內投資下降0.66%，GDP 增速則下降0.36%。世行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在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一般有這樣一種負相關關系，主要因為：（1）企業所得稅的增收會降低企業贏利水平，削弱了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2）個人所得稅的增收，則會降低勞動收益率，抑制勞動供給；（3）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增收，會抑制民間消費。另外，除了上述宏觀經濟考量外，更為嚴重的是，從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開征任何新一種產品稅（車船稅基本上屬於這一種）、資源稅或提高其稅率，均會減少該產品以及相關產品的市場需求或供給，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無謂損失」，即減少社會總福利。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常說的「哈伯格三角」。
無論從經濟學原理上進行推理，還是世行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稅收增加和高賦稅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把過去二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政府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這一判斷可能就值得懷疑了。當然，政府徵收的稅收多，花費的也多，尤其是在發展主義政府追逐高GDP增長目標的導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乃至政府自身建設各式各樣的漂亮的行政大樓，都會創造和增加各地當年的GDP。但是，如果從資金和資本的使用效率來考慮，即使不考慮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與效率》一書中所發現的政府征稅後總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應」，到底是資金留在企業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還是通過政府征稅後替企業和私人花更有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考慮到分稅制改革後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幾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兩倍，有幾年甚至高達三倍以上）這一事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分稅制改革，可能有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別的不說，單是考慮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勵增長的「標尺競爭」體制下，各地政府都幾乎毫無例外地用減稅或免稅的方法來吸引外資（包括外資和外省外地資本）來本地建廠投資，就大致能理出從稅制改革和演進上解釋經濟增長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了。當然，從張軍的經濟學推理中，可以認為，只有在分稅制的財政體制中，各地政府方有為了發展本地經濟而用減稅和免稅及提供土地、廠房、公共設施等手段來進行招商引資的權力空間和可能。盡管如此，我們毋寧把近二十年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看成市場經濟引入後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
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分稅制改革在當時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拮據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來經濟高增長中的進步和積極意義。因為，在當時中央財政收入拮據、宏觀稅負佔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況下，一個當時人均GDP很低國家的政府是很難有任何作為的。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財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長，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政府投資和政府所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的來源和原因。高投資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快速增加，這些特徵事實均是不可否認和不可忽視的。而這些特徵事實恰恰為張軍和他的合作學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討和解釋了。
即使認識到上面分稅制改革在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忽視由於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上的不對稱，所給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正在造成和帶來的問題，而這些財政體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決，將會導致影響未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甚至社會安定。而實際上，從財政體制上啟動政府體制改革，已正在被越來越急迫地提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議事日程。這已成為很多經濟、財政學界、社會各界乃至政府決策層的共識。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論述范圍，我們只能留在未來的研究中來討論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非經濟學解釋
過去二十多年，盡管經歷了2008年之後的世界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也沒有先例。但高速增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貢獻因素有哪些？
記得大約在2001年，張軍在哈佛訪學期間，就曾寫過一篇《關於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雜感》的經濟學隨筆。在那篇隨筆中，張軍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制度不完善，從而在制度變遷的「縫隙」中蘊生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迅速增長的理論洞識。在新近一篇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題為《可改革的體制：中國經濟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張軍再次提出：「對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種體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而變化。脫離了經濟發展的階段，談論最佳的體制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張軍這些年來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開放性和制度的創新空間」的真正意思。
同樣，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訪學期間，曾寫了四篇《哈佛書簡》，其中第四篇《哈佛書簡》，也討論了「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市場、法治與民主》，韋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頁）的問題。
在那篇書簡中，我曾提出，在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面，還存在著許多謎團。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回答這類極其復雜的問題時，不同的論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視角，並自然會產生不同層面的理論解說。首先，一些宏觀經濟學家可以根據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要素來分析，譬如，從消費、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外貿出口這三大要素分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進行理論分解。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也可以從中國的匯率變動和貨幣政策給出一些理論解釋。一些人口學家也可以從人口紅利的視角進行解釋。然而，盡管這種純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但並沒能說明這些現象是到底如何發生的。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說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外貿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貢獻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推動經濟增長的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長（近些年來尤其是後兩個因素）同時發生在體制轉軌和對外開放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一些其他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著大致相同資源稟賦和同樣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同時強勁增長？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專門問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當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貿出口這些年來一直保持這樣高比重和這樣高的增長速率？為什麼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就不能產生如此高的投資率和出口比例？
對於這個問題，第二個層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激勵，並進而蘊生出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這一層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幾分道理。然而，這一解答仍然沒有解釋得了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包括實行和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只有中國，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的國家也不只有中國，那麼，為什麼只有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之後產生了如此驕人的經濟業績？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討論了張五常先生的「中國的市場制度最優說」，香港大學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頓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伯傑（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種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說，以及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榮譽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國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國人解除了制度的約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釋。
通過綜述經濟學家的要素貢獻說，張五常「制度說」、伯傑、雷丁和筆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討過的中國人的經商精神說，以及林恩的中國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論解釋，筆者當時得出以下結論：
如果把這三種解釋串聯起來看，或者說把三者疊放在一起來考慮，也許我們就能大致把握得住這些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脈搏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上三種乍看來互不相乾的理論解釋，實際上是有著某些內在關聯並從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著的。具體說來，正是因為中國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國外的一些優生學專家的實際研究所發現的那樣），一大批中國的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營銷員以及生產者才會有超強的經營頭腦、精明的商業意識以及令人贊嘆的「craftsmanship」，才會在競爭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市場中不斷增強中國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智商甚高的中國企業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產者有著如此精明的商業意識和精確判斷商機的經營頭腦，他們才會在中國四分之一多個世紀的經濟改革開放的歷史際遇中充分利用各種「制度縫隙」和「體制空檔」（或者以現在張軍的「體制適應和可改說」——韋森補記），來不斷發展自己的企業，創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國」，從而不但走出家門、省界，而且走出國門，勇敢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在近些年中國漸進的社會體制變遷過程中，這些有著高智商的企業家、經理人、營銷員和生產者，既是體制轉軌的獲利者，也是當下中國工商業慣例和規范的實踐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現實市場制度安排的創造者。在與政府官員的行政干預並與其他競爭對手與合作夥伴的市場交易的社會博弈中，他們不僅不斷成長並壯大了自己的企業和生意王國，也實際上同時創生了當下中國市場運行的市場秩序和博弈規則，因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千百萬在中國大陸各類企業中實際經營和成長著的的企業家、經理人、管理者和生產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斷的那種「目前中國最合宜的種種市場制度規則」的創造者（《市場、法治與民主》，229－230頁）。
從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東方周刊》發表後，筆者仍相信這一判斷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進的計量模型和方法來檢驗，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來解釋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開了改革開放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家（包括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的老總）的崛起，離開了中國人樂於和善於經商的文化精神，純經濟學的解釋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在經歷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經濟衰退沖擊後中國大規模投資和超大規模貨幣創造（廣義貨幣近100萬億元，M2/GDP的比率已經達到1.88的當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國經濟在未來能否保持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相對增長，需要我們做哪些制度建設和改革，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和經濟學家們所共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就此而論，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和機理，並排除一些成見、誤識和偏見，不僅僅是解釋過去和現在，還在於指向未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意義主要在這里
❾ 王勇：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
林毅夫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有效市場，有為政府」，而學界似乎有不少人對於「有為政府」等觀點持批評態度，爭論頗多。有學術爭論是值得鼓勵的一件好事，可以促進論辯雙方思維的互相砥礪，共同提高。筆者是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學國發院碩士就讀期間的學生、世界銀行與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的前同事、新結構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希望對一些基本概念做出澄清，使將來的交流更加有效率。
市場力量、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引擎，中國應該繼續朝著市場經濟的大方向改革，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政府需要在兩個大方向上同時做得比較好，即政府必須「有為」，才可能會帶來，至少容許幾十年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發展。一是，政府要結合本國特徵推動在社會政治秩序比較穩定的條件下實現較優速度的試驗摸索性市場化改革，包括如何簡政放權。二是經濟學教科書意義上政府彌補市場失靈。對於中國的討論中，大家似乎不太重視第一條中的政府有為，或者將第一條完全等價於政府「無為」的市場化，我覺得這是值得商榷的。
Dani Rodrik 曾在 《經濟展望評論》上撰文試圖總結中國發展的有用經驗，其中他對於中國政府的「貓論」、「摸論」這些實用主義的試驗性的不教條的改革方式大為贊賞。要知道，比如經濟特區，它並不是能夠在所有發展落後國家都可以取得像中國這么大的成功的，非洲、印度等很多國家政府就比較弱勢，沒有政府領導人能夠願意承擔特區實驗失敗的政治風險，所以市場化改革本身就卡著動不了，其實這就是「政府無為」的失敗。值得強調的是，新結構經濟學雖然主要來源於，但並不局限於中國的發展改革的理論與實踐，而是試圖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經濟發展理論。
再次強調，我認為克服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利益集團的阻撓、策略地有序地推進市場化改革，這一點本身也是我所理解的「有為政府」的內容，就在前面提到的第一層含義里。「有效市場」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學者們喊喊口號就能讓政府嚇破了膽而自動實現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府內部官員，具有政治智慧、領導力與堅韌不拔的改革意志，朝著正確的方向積極推動的結果。最優改革過程本身就需要有魄力有擔當的改革派領導人，需要政府有為，雖然這種「政府有為」對於市場而言的表現是更加「無為」：把原來干預之手縮回去了。這個最優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過程本身就非常值得更深入的學術研究。
林毅夫一直所說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其中「政府有為」應同時包括上面提到的兩個「有為」。遺憾的是，他經常被很多媒體與經濟學者誤解，似乎把他刻畫成主張「政府主導、市場失靈」的反市場改革派了。
「有為政府」在概念上並不復雜，要說復雜恐怕也主要是因為政府在現實經濟中究竟應該如何發揮作用這個問題本身很復雜。在中國的現實政策實踐中，可能的確存在政府官員將「有為政府」當作「亂為政府」的理論借口，進一步亂加干預市場，強化扭曲與管制，使得改革發生倒退。因此，不少學者對於「有為政府」這一提法的反對與顧慮其實並不在於學理上的反對，而主要是擔心政府官員將這個理論概念自由無限延伸，加以「政治口號化」，那將不利於改革實踐。這種擔心固然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釐清具體問題上「有為政府」與「亂為政府」的明確界限，而不是因噎廢食，只提倡政府無為，不去研究辨析政府如何做才是正確的有為。如果那樣，可能導致政府該為而不為，或者由於缺乏理論指導即使善意卻也胡為亂為，結果可能會更糟。
值得強調的是，新結構經濟學雖然主要來源於，但並不局限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的理論與實踐，而是試圖提出更加一般化的經濟發展理論。不能因為當下中國存在政府過度干預管制市場的問題，就否認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政府過於弱勢、過於「不為」的現實，就不允許新結構經濟學提出「有為政府」的理論概念。
此外，林毅夫經常講制度不僅重要，而且是內生的。這句話也可能經常被誤解。講制度內生並不是說現有的制度就一定都是最優的。制度變遷本身也有自身的路徑依賴，而且制度有小制度，大制度。我想，林毅夫的意思是「最優的/最合適的」制度是內生於該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當時很多具體約束的，比如當時的鄉鎮企業形式，但他並不是說所有現存的制度本身就一定是最優的制度，否則就不需要任何制度改革了。請別忘了，林毅夫是中國大陸最早那批引入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強調制度變遷重要性的學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