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明代文學有哪些特點
詩文主要是復古主義盛行，小說方面則是世俗化
❷ 請就明清小說課程內容提問，最好能體現你水平的問題，以顯示對明清小說的思考
明清小說中雖然有不少考量社會、批判現實之作，但是其中不乏淫穢下作之文，只是由於當時社會商品經濟發達帶來的一種「過度肉慾」么？？
❸ 簡述明代文學形成的思想基礎
從嘉靖以後，小說、戲曲等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創作十分繁榮，不僅數量多，而且取材面也較廣。這是明代後期文學的一個顯著特點。與此同時，詩文也在緩慢地發生變化。
小說、戲曲創作繁榮的現象之所以產生，既有社會原因，也是文學本身發展的必然結果。
嘉靖以後，東南沿海一帶的城市經濟已相當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印刷術也隨之繁榮。李詡曾指出，隆慶、萬曆時期，「滿目坊刻，亦世華之一驗也」（《戒庵漫筆》卷八）。這是更快傳播小說、戲曲的物質條件。廣大群眾對小說、戲曲的愛好和需要也不斷增長。由於城市經濟的發展，不少市民的子弟也入學讀書。王世懋《二酉委談》里就描寫過景德鎮市民子弟入學讀書的情況：「民既殷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為窯利所奪，絕無登第者。」這種既有文化又不參加科舉的市民知識層，極有利於原來植根於市民階層的小說、戲曲的流行，因而促使書商印行這類作品：「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痴□文婦，尤所酷好。」（葉盛《水東日記》卷二十一）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里說：「肆中人見其（指小說）行世頗捷。」在《二刻拍案驚奇小引》里又說，刻書商「一試之而效，謀再試之」。這種通俗文學流行過程中的商業化現象，又進一步激發了不少文人對小說、戲曲的創作熱情。徐謙在《桂官梯》卷四引《勸誡類鈔》中說：「萬曆年間，有才子張某，自命風流，酷愛編選小說，刊行發賣，自謂借人泡影，作紙上機鋒，事屬子虛，無傷陰德耳。」
❹ 明代文學試題及答案
一、填空題：
1、《項脊軒志》是▁▁▁▁▁的名篇。（歸有光）
2、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 ）的聲勢最為浩大。 （公安派）
3、公安派理論的核心口號是（ ） （獨抒性靈）
4、《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紫釵記》，合稱為「 」（臨川四夢）
二、名詞解釋：
1、公安派：
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影響最為浩大。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由於他們是湖北公安人，因此稱為「公安派」。
2、性靈說
為了評擊七子派的復古之風，公安派的中堅人物袁宏道提出了「獨抒性靈」的口號。所謂「獨抒性靈」就是「從自己胸臆流出」的真感情的抒發。這種「性靈」與李贄的童心是一脈相承的，其唯一的標准就是真。
3、臨川四夢：
是指湯顯祖的四大傳奇作品：《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因為湯顯祖是江西臨川人，他的上述四個劇本又都和夢幻有關，所以就被稱為「臨川四夢」。「臨川四夢」不僅奠定了湯顯祖在中國戲曲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在中國戲曲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4、童心說
所謂童心，即童子之心，即不含一絲一毫虛假的真心，是不受「道理」、「聞見」（指儒家的正統思想教條）熏染的心。李贄認為童心是一切作品創作的源泉，最是評價一切作品價值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標准。
5、四大奇書
神魔小說的代表作《西遊記》與世情小說的代表作《金瓶梅》，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並稱為明代小說的「四大奇書」。
三、問答題：
1、簡析《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曹操形象。
諸葛亮是「智絕」的典型。關羽被塑造為「義絕」的典型，當作義氣的化身。曹操則是被當作一個反面人物、一個暴君來塑造的，是「奸絕」的典型。
2、試述《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
《三國志演義》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歷史演義小說，也是第一部章回體長篇通俗小說。其藝術成就體現為：第一，虛實結合的寫法。第二，宏偉而嚴謹的結構。第二獨具魅亨的戰爭描寫。第四，雅俗共賞的語言。
3、簡析《水滸傳》中宋江形象。
宋江是一個忠義性格最突出的代表。宋江形象的忠義矛盾，是其典型意義所在。
4、試述《水滸傳》的藝術成就。
《水滸傳》是第一部成功的長篇英雄傳奇。藝術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表現為：第一，塑造了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標志著白話語體的基本成熟。第三，「板塊」串聯的結構。
5、試析《牡丹亭》中杜麗娘形象。
杜麗娘是一餘光彩動人的女性形象。對愛情的追求經歷了三個階段，三次升華。表現了她追求愛情的堅強意志，也是劇作者湯顯祖本人的「至情」觀的體現。
6、《牡丹亭》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藝術成就：第一，塑造了眾多典型形象。第二，洋溢著濃郁的抒情氣氛，語言優美華麗。第三，講究舞台效果。
❺ 明代文學的明朝文學概述
明王朝統治時期，封建制度趨於衰落，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萌芽.這種社會特點對文學的發展有巨大影響.在前代文學發展的基礎上，在新的現實條件的影響卞，明代文學有了新的發展，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明代文學的發展約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明英宗天順八年(1464)，約百年間，為明代文學發展的前期。這一時期是明王朝恢復經濟，發展生產，鞏固政權，加強邊防的時期。朱元璋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實行招撫流亡人口歸鄉墾荒、減免搖役賦稅、興修水利、開展軍屯等促進農業生產恢復發展的措施，又實行解放工奴、減免商稅、扶持工商、懲辦貪污等恢復和發展商業手工業的措施，收到了積極效果.為加強政治思想統治，朱元璋廢除了A相制和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制.把軍政大權總攬於一身。又大興黨獄，殺戮功臣，削弱藩王勢力，使權力進一步集中到朝廷.對知識分子實行籠絡和鎮壓相結合的統治措施，設文華堂，編撰大型類書，以廣儲人才為名，行控制文人之實，把文人精力吸引到典籍整理方面。實行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促使文人讀「四書』、「五經』，代聖人之言，使他們的興趣才智被禁錮在八股文的栓桔之中。提倡程朱理學，對有字逆思想的文人實行鎮壓，大興文字獄，不少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誤而慘遭迫害.這種嚴酷的思想文化專制使明初文人謹小慎微，寫詩作文不敢直抒胸臆，針砭現實，造成明代前期文壇的黯淡景象.
❻ 中國古代文學史（三）（第二版）這門課程第二編 明代文學的知識點有哪些
中國古代文學史（三）（第二版）這門課第二編 明代文學的知識點包含概說,第一章 三國演義,第二章 水滸傳,第三章 西遊記,第四章 明代的其他長篇小說,第五章 明代的白話短篇小說,第六章 明代的戲曲,第七章 湯顯祖及其牡丹亭,第八章 明代詩文。
❼ 明代文學的簡介
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雖然也能夠看到作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抒寫的個人心理感受，但不足的是他們傳達信息的手法基本上是模仿古人，沒有或很少在藝術觀念及方法上創立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新天地。盡管如此，明代後期社會和文學的進步思潮仍然在詩文領域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明代傳統文學形式如此演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社會方面來看，明代文學家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經歷了一個從緊到松的過程。元末文人在遠離政治旋渦的環境中所形成的隱逸心理和孤獨性格在明初的政治高壓統治下收到猛烈的重創，他們在血的事實面前，不得不再次承擔其個人對封建政權的服從義務。魏晉和元代文人盡管也受到封建強權政治的擠壓，但還有隱遁於山野之途。明代文人則連隱逸也會獲罪，「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皆「罪至抄扎」。於是，從明初到隆慶之前的文壇一片沉寂就理所當然了。從嘉靖以後，社會上的進步思想開始抬頭，明代中期以後的幾個皇帝也因二百年的穩定而放鬆了警覺，而將經歷更多地放在淫逸生活上，因此代表文人個人人格精神的公安派文學的一面世。其次，在思想方面，由於統治者官方的提倡，理學思想繼續成為社會統治思想。但另一方面，理學自身的變化也決定了它對社會的影響作用的相互迭替。理學對文學最大的影響是「文道合一」觀念，是表現封建綱常思想、宣揚復古思想成明代前期文學的主流。而理學演變到後期，則成為進步文學思潮的旗幟。第三，從文學性事本身來看，傳統的舊體文學形式如詩歌、散文等經過唐宋等作家的努力，在內容、風格、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因而使明代的詩文作家感到望塵莫及，所以只能盡模仿遵從之能事。與此同時，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形式卻獲得了無限的生機，使舊體文學形式未免相形見絀。正統文人的才能只能局限於八股取試的樊籠里，而八股的體制顯然不利於文人思想和情感的自由抒發，由此造成詩文等傳統形式的萎縮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明代文學的演變發展，大致可分為前後兩個大的階段，從明初到正德年間是明代文學的前期，從嘉靖年間到明亡是明代文學的後期。這兩個階段的文學有著顯著的變化，表現著鮮明的時代特點。這種變化和特點，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哲學思潮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
❽ 怎樣評價明代文學
二十世紀的明代文學研究，約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從1900—1917；第二時期，從1917—1949；第三時期，從1949—1976；第四時期，從1976—世紀末。這是一個逐步現代化時演進過程，從觀點到方法論都漸趨成熟。明代文學的突出成就在小說，研究的重點也在這一方面。二十世紀明代文學研究顯示出這樣一種走向：由世紀初的從傳統研究到現代研究的轉型，到二、三十年代為研究的現代經奠定堅實的基礎，爾後的十多年因戰爭原因而暫時停滯；到五、六十年代的曲折發展，接著十年動亂，無學術研究可言；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明代文學研究突飛猛進。
【關鍵詞】 二十世紀； 明代文學； 研究
文學研究如同文學創作一樣，受時代、社會、政治等的影響，從而表現出發展變化的階段性。二十世紀的明代文學研究，約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1900-1917)
這一時期的社會和文化特點，實應追溯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當時的維新派於1898年發起了變法運動，即戊戌變法。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代表著革命派的壯大。所以維新與革命是這一時期歷史上的兩件大事。文學研究自是離不開時代因素的影響，所以這一時期明代文學研究也受到維新和革命以及西方文化思想如進化論的影響。
維新派領袖梁啟超認識到小說的巨大作用，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一文中提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所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這種觀點反映了他希望用小說為維新服務的目的。就對小說的認識來看，揚棄了傳統的視小說為「小道」的觀點，實際上大大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康有為的《聞菽園居士欲為政變說部詩以速之》也反映出他重視小說影響力的觀點。這時更有維新派中人借對明代小說的研究，張揚維新的目標。阿閣老人《說小說》[2]「西遊記」條稱：「《西遊記》者，中國舊小說界之哲理小說也。細觀其自借煉石化身起點，以至遠逝異國，學道而歸，恢復昔時一切權利。吾人苟能利用其前半段之所為，即可得今日出洋留學之效果，以精器械，以至富強，保種在是，保教亦在是。」「精器械」、「富強」、「保種」、「保教」正是當日維新派的口號。阿閣老人這段話，實屬借題發揮，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學研究，但其實用的目的很明顯，為變法圖強服務，與康梁的主張正相一致。邱煒薆《客雲廬小說話》[3]「窮愁著書」條說：「《水滸傳》以慕自由著，《三國志》以振漢聲著」，邱又在另一條中說：「《水滸傳》得自由意境」；定一《小說叢話》[4]「吾觀《水滸》諸豪，尚不拘於世俗，而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使後世人倡其說者，可援《水滸》以為證，豈不謂之智乎?」《水滸》的中心不在追求自由、民主、民權，所謂自由、民主、民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三國演義》有人心思漢的表現，也並不是它的重點。這些研究者提出以上問題，在於為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為反清、反專制張目，有明確的政治意圖。王國維在當年說：「觀近年之文學，亦不重文學自己之價值，而唯視為政治教育之手段，與哲學之無異。」[5]當時的文學研究正與文學創作的特點基本一致。此外，1894年甲午戰爭前後，文化界掀起了一個翻譯的西方文化著作，介紹並引進西方文化思想的新潮，在這種背景下，學人相當重視方法論，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化，如梁啟超、蔡元培等。而方法總與一定的觀點相聯系，在觀念的指導下運用，自十九世紀末嚴復翻譯英國赫胥黎《天演論》之後，進化論對維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學研究均產生過深刻影響。文學研究者以進化的觀點闡釋文學的發展變化，梁啟超在《小說叢話》中，以進化的觀點說明古語文學變為俗語文學，即是文言文學變為白話文學就是一例。但這種文學上的進化觀念要到五四文學革命發難時才大放光芒。而本階段中提出的對明代小說的推崇觀點，實際上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出「平民文學」的觀點相通。
第二時期(1979—1949)
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正式舉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旗幟的文學革命發生得更早，一般認為是1917年。作為這個文學革命發難的重要標志的有兩篇重要文章———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這兩篇文章中都涉及到明代文學的評價，以胡適提倡白話文學，認為「言文合一」的趨勢元代最盛，可惜為明代所阻，「政府」既已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復古為高。他同時推崇「白話小說」，贊譽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記》是文學「正宗」。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認為，「元明劇本」和「明清小說」是「近代文學之燦然可觀者」，明代前後七子和歸有光等人是「妖魔輩」。可見他對前後土子是採取否定態度的。
稍後，胡適、周作人等又推崇明代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甚至認為那是明季的「新文學運動」。
以上觀點，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發生過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明代的小說、戲曲作為「平民文學。被空前地重視，出現諸多著名研究家，成為一門顯學。其次，明代詩文(公安派除外)被長期忽視。
胡適身體力行，作小說研究，在明代作品方面，他寫了《水滸傳考證》、《西遊記考證》、《三國演義序》等，他對這幾部明代文學巨著的成書、作者、演化等問題的研究，實開一代風氣。他明白告訴人們，他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或形象地稱之為「拿證據來」。這種方法影響了很多學人。胡適研究文學之所長，正在這里。而對於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分析，則十分薄弱，甚至根本不涉及，所以胡適研究明代小說的貢獻，多在考證的層面，而不在思想藝術研究的層面。胡適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本是和他遵奉的進化論觀念相聯系在一起的。他在《水滸傳考證》中最早提出「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但他所提供的例子卻是淺近浮泛的，比如他說：「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水滸傳》」這就是似是而非的浮泛說法。所以，胡適的實際考證成績超過他宣揚的方法。但在當時，這種方法確又發生過影響。
鄭振鐸是五四以後研究小說，戲曲的有代表性的著名研究家，他也宗奉「進化的觀念」，或也受到胡適的影響，如他說：「文學史上許多錯誤，自把進化論的觀念引入到文學的研究上以後，不知更正了多少」，許多人都相信《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都是元朝人流傳下來的，但是有了進化觀念的人卻很懷疑，當那時，中國小說方才萌芽之時，竟會有那麼完美的作品產生……我們有了進化論的觀念的幫助，便方可以大膽地改正一般文學史上把小說當作元人盛業的謬誤了」。[6]鄭振鐸還談到戲曲的進化，認為「元曲中、其結構、人物都甚簡單，每劇只有四、五齣，每劇中只限一個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傳奇卻在為進步，出烽多至三、四、人物也多了不少，每個人物都可歌唱、有時是合唱、有時是互接的唱這使劇揚熱鬧了許多，確是一個大進化」。[7]小說、戲劇的演化與生物的進化有相似的一面，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用這種進化的觀點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的成書年代，有一定的說服力。明傳奇體制的變化，也是一種進步。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產物。他把被稱為「子部」的小說和被視為「閑書」的白話小說打通起來，寫成史著，是別開生面的，其間對明代小說的評價有卓越的見解。他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但從魯迅著作整體看，他的「進化」思想的核心是發展和變革的觀點。
在進化論和實證主義之後，社會學批評方法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這種批評方法著重從社會時代、思潮，乃至階級的廣泛聯系中，考察文學現象，而這正是考證學的方法所缺乏的。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以後，社會學批評方法更為風行。在唯物史觀指導之下的社會學批評方法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主宰。這時，一部分學者主張用唯物史觀來審視文學現象，這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1933年，鄭振鐸說：「至於那新方法究竟是什麼樣的方法呢?當然各人的師授不同，不能執一而論。唯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品的產生，不單只贊頌那產生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還應注意到這作品產生的時代與環境，換言之，必須更注意到其產生的社會因素」。[8]就是他在同一文中所說的經濟因素與時代的背景。我們只要回顧一下作者在這之前對以達爾文進化論觀念研究文學的稱贊，就可以看出研究方法的前進。1933年《讀書雜志》「社會學觀中國文學史特輯」中有李華卿《中國文學史引論》一文，該文淡到方法論時，便主張以唯物史觀作為研究文學史的方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一部明代文學史的著作，那就是宋佩韋的《明文學史》，著者結合時代因素分析明代詩文。他的論說雖也有傳統觀念的影響，但同時也顯出受當時社會學批評方法的影響的痕跡。
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譚丕模的《中國文學史綱》是一本旗幟鮮明的應用歷史唯物論來編寫文學史的著作，他強調「社會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則文學亦隨之發展到某一階段，社會經濟停滯在某一階段，則文學亦停滯在某一階段」。這種強調顯然流於機械。在研究明代作品的文章中，也當現過一種的做法，而作者主觀上也是想用新的社會、階級分析方法如劉毓松《水滸傳的社會思想研究》一文，分析梁山義軍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沒有革命的政綱政策和堅強的政黨領導。這如同總結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教訓一樣，以一般的歷史的政治的分析取代了對《水滸傳》這一獨特的藝術作品的分析。表現出庸俗社會學的傾向。
須要著重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明代文學研究，隨著本時期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進展，也有明顯的表現。最有典型意義的是關於《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原型問題，它涉及的是中印文學的比較研究。胡適於1923年作《西遊記考證》。他研究了印度古代神話故事《拉麻傳》，認為傳中的神猴哈奴曼是孫行者的原型。鄭振鐸《西遊記的演化》支持胡適的論點，陳寅恪《〈西遊記〉裝宗弟子故事之演變》，認為《賢愚經》的《頂生五緣品》和《羅摩延傳》的猿猴故事，是《西遊記》孫行者大鬧天宮故事之起源。比較研究至少可以拓寬學人的視野，將中國文學放到世界文學之林中去觀察研究，說明中外文學的相互影響以及規律。
三十年代，出版了兩部明代文學的斷代史，這兩部明代文學史皆能成一家之言。一為錢基博的《明代文學》，商務印書館印行，一為宋佩韋的《明文學史》，該書只談詩文。有關明代戲劇的專著有盧前的《明清戲曲史》，散曲專著則有任訥《散曲概論》，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至於其他有關明代文學的評論，考證文字，也相當的多，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視為百年中明代文學研究的第一個豐收時期。
第三時期(1949-1976年)
本時期，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已確立為全國各項工作、各項事業，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的領域指導思想，也成為文學研究中的指導思想，也是佔主導地位的方法。上階段風行一時的實證論與考據說相結合的方法，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批胡適的政治運動中被當作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典型而遭全盤否定。從西方傳進來的其他研究方法，也常被忽視。只有考證的方法還很盛行，因為研究作者，探討時代，都離不開材料的考訂。一般地說，社會學批評方法所長在評析作品的思想內容，政治傾向。它的視角較廣，不是孤立地就作品論作品，就作家論作家。它具有理性分析的深刻性，對文學作品的意義和社會價值，能洞燭其微。
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把社會學的文學批評發展到了高峰，而且本身也已形成一個科學體系。所以在1949年到1966年這十七年間，古典文學研究包括明代文學研究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這十七年間的論著比三、四十年代還要多。而這個時期最突出的特點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古典文學研究學術體系的初步建立，也就是說，這時候的研究家們通過他們的努力，在實際上創造和形成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學術體系。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明代文學的研究取得了較好成績。如馮雪峰的《回答關於〈水滸〉的幾個問題》，系統地論證了《水滸傳》的主題———農民起義說。這在當時是一篇很有影響的論文。陳中凡的發表在1962年4期《文學評論》的《湯顯祖〈牡丹亭〉簡論》，根據晚明新的經濟因素的出現以及新的社會關系，提出杜麗娘與柳夢梅的姻緣是「新的市民階層狂熱追求愛情的願望在舞台上生動具體的表現」，「只有《牡丹亭》式的杜麗娘才能體現出十六世紀末期市民意識抬頭的時代精神」。在有關《西遊記》思想內容的討論中，張天翼的《西遊記札記》在當時也有廣泛影響。但張天翼文章中說《西遊記》「借天界神佛來描寫地主、貴族和皇帝，借妖怪們的造反來描寫農民起義」，有流於簡單化的弊病。當時類似這種簡單化的現象不只一見，有的則已走入庸俗社會學。因此五十年代中期後，研究界曾有批評庸俗社會學的舉動。何其芳在《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9]中提出：「沒有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那樣規模巨大，以致使得封建統治不能維持或者幾乎不能維持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孫猴子大鬧天宮那樣的情節是不可能虛構出來的。」他沒有將大鬧天宮當作農民起義的直接反映，只是將農民起義作為作者構思這一情節的基礎。實際上顯示了與庸俗社會學的批評傾向劃清界限。
但這並不能完全阻止批評方法的僵化。主要原因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階段斗爭被人為的加激，階級斗爭的理論被提高到決定一切的地位。而文學批評方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階級分析方法，如果演變為純以階級斗爭理論審視文學遺產，以階級分析方法為文學遺產定性，而這種階級分析又是簡單的地以作家的出身為依據，那就易於乃至必然導致對文學遺產的全面否定。當時，有一部文學史稱明初雜劇」只是貴族文人的製作」「完全走向了形式主義」。朱有墩是王室成員，便說他的雜劇是典型的貴族文學，除了消極思想和濃艷詞藻，並無其他。至於當時王室內部權力斗爭，這種斗爭給予朱有墩心理、創作的影響則一概不問。可是在雜劇發展史上，明初一段便成了空白，雜劇形式的變革也難以說清。
當時文學批評方法的一個根本原則是政治第一藝術第二，隨著不斷地突出政治，政治第一必然發展為政治唯一。這也是專業生硬、簡單和僵化的原因之一。可見問題不在馬克思批評方法本身，症結在於當時左的政治運動的影響。
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明代文學研究，仍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尤其是「雙百」方針的提出，對於學術討論的展開大有裨益。五十年代組織了一些有關明代文學的討論，以討論名家名作為主，討論的結果，匯集在幾部討論集中，有《三國演義研究論文集》《水滸傳研究論文集》、《西遊記研究論文集》以及《元明清戲曲研究論文集》，討論的主要問題有作品的作者，主題思想、人民性、人物形象、成書經過及創作方法等，除了在刊物上進行討論外，還以研究座談會的形式作學術交流，如1953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開了部分專家參加的關於《三國演義》的座談會。這些討論雖然僅僅是開始，還有待深入，但參加討論者的態度都是平等的，大家實事求是地各抒己見，展開爭鳴，雖然這一時期對時代文學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小說、戲曲方面，但無疑是相當活躍的。可以說，五十年代初、中期，是二十世紀後六十年間學術研究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這個時期的後十年，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支配和制約，古典文學的研究一片蕭條、荒蕪，明代文學研究自不例外，雖說評說《水滸》一度相當熱鬧，成為運動，但實際上是一種異常情況。
第四時期(1976-世紀末)
這是二十世紀後六十年間，學術研究的第二個黃金時期。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提出，是「五四」精神在更高層次上的再起。在這種形勢之下，明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以往各個階段，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突破禁區。第一是思想理論上的禁區，此前三十年，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學術研究的領域的禁區相當多，尤其是「文革」十年，更是思想禁錮的時期。粉碎「四人幫」後的一兩年，政治決定學術走向的現象，還未真正改變。只有在批判現代迷信，批評兩個「凡是」，提出解放思想的口號以後，在思想理論領域才得以撥亂反正，學術研究也才得以正本清源，即以《水滸》研究來看，由於「文革」中的「評《水滸》」運動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在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中，《水滸》研究也就成了突破口。雖然不免帶著意識形態色彩，但我們從1978年幾篇討論《水滸》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已經不僅是從政治斗爭的角度論《水滸》了。稍後，也就出現了不以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為基調的文章。1979年第期《文學評論》刊出了丁振海的《〈水滸〉研究三十年簡評》就有所突破，作者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就《水滸》的內容，宋江形象的復雜性，發表了比較公允客觀的意見，對《水滸》評論中的簡單化、形而上學、反歷史主義的傾向提出了批評。八十年代以後的《水滸》研究已經回歸到《水滸》本體。第二是研究范圍的禁區。最明顯的例子是對《金瓶梅》的研究，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以《金瓶梅》作者考證為突破口，逐漸深入到書中的其他領域，乃至於書中的性描寫。這是一個長期以來使一些研究者棘手的問題，而研究《金瓶梅》它又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隨著學術界思想的活躍，學者們敢於直面這一問題了，或論述它所包含的社會內容，或評說它的人文色彩，或稱它有反禮教禁慾主義的作用，或分析它與晚明社會思潮的關系。有從審美角度探討的，有從性學、性文化這一新的視角進行探討的，等等。不妨這么說，《金瓶梅》在八十年代以後一度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在很在程度上顯示了明代文學研究中突破禁區的成果。
同以上突破禁區的情況有關，早先的那種出自政治原因而因人廢言的不正常現象也陸續被沖破。在《西遊記》研究中，胡適提出過《西遊記》的內容沒有什麼微言大義，而是滑稽玩世。這一觀點，在五十年代被批判為「反動論點」[12]，這是政治性的宣判。八十年代，有學者再次提出胡適的這種觀點，並把它歸結為游戲說，且不少學者對此說加以論證，成為《西遊記》主題研究中的一說。自五十年代批判胡適運動以後的近三十年中，胡適除了作為大批判的靶子之外，對他學術上的成就是諱莫如深的。正是在八十年代以後胡適在明清小說研究中的貢獻才又重新獲得肯定，這不能不說同當時突破學術禁區的口號與行動有關。這一階段明代文學研究的活躍，還表現在詩文研究上突破了長期存在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框框，即對前後七子詩歌主張的基本否定，乃至於對他們文學地位的基本否定。這實際是「五四」時期就已出現的觀念。對這種否定，雖然也有不同看法，但自五十年代以來的幾部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中，基本上還是持這種否定看法。到了這個時期，也是八十年代以後，這種長期存在的否定看法受到了挑戰，對前後七子的「復古」主張，作了新的較為切實的分析，指出了它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同時又對前後七子成員的同異作了較為符合實際的分析。這樣，也就帶動了明代詩歌研究。可以說，這一階段的詩歌研究，呈現出百年來最為繁榮的局面。
其次，這一階段的學術界出現了「方法論熱」，或叫「新方法熱」。這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各種方法的多元互補，易於形成學術研究的全面繁榮，本階段的研究實踐證明了這點。由於改革開放，打開國門，西方的各種研究方法紛紛被介紹到國內。經過十年禁錮的學者們，如飢似渴地吸收新鮮事物，一時間形成了方法論的熱潮。在明代文學研究中，運用新的方法最為突出的是小說研究，如運動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符號學、人類學、語義學、比較學、淵源學，等等。與方法論相聯系的還有多視角問題，即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四大奇書來說，研究者們的研究角度頗見相異，美學角度、心理學角度、大文化背景角度、民俗角度、宗教角度，等等。由於研究方法與視角的多元化，在明代小說的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碩果。如用審美批評研究西門慶這一形象，說明了這一形象的美學意義，這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的。用比較學、淵源學繼續研究孫悟空的原型問題，多數學者取得了共識，肯定這一形象與印度文學有一定關系。從文化學角度研究《三國演義》，曾有全國性的討論會，其成果反映在《〈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中。還有多篇用系統論研究《水滸》的文章。在明代詩文研究領域，象陳書錄的《明代詩文的演變》也有新穎思路，作者將詩文創作與理論批評結合起來，作交叉思考，開辟了一條詩文研究的新路。
新的研究方法雖然使得明代文學研究出現了興旺局面，但也要指出，部分學人在運用這樣那樣的方法時，並未見得能得心應手，有的論文顯得生硬難讀，反映出論者本人對於這新的方法並沒有瞭然於心，僅僅一知半解而已。這種現象，反映了學術界部分人有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九十年代以後，那種生搬硬套外來方法的現象已大為減少，這反映了學術界的更為成熟。從這一階段的明代文學研究中也可發現，傳統的研究方法，仍顯示了它不可替代的功能。乾嘉學派的考證學研究方法在「四大奇書」的作者、成書、版本、辨偽等研究中，仍然獨領風騷。有近百年傳統的社會學批評方法，在擺脫了極左政治的束縛後，重整雄風，它在明代文學，如小說、戲曲、流派的研究中，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與人們越來越熟練地掌握的美學批評方法相配合，相得益彰。
第三，這一階段明代文學的研究深入與拓展，呈現了新的面貌。我們看到世紀初對明代小說研究的簡單甚至幼稚，第二階段的研究主要在作者、成書、版本等考證方面，第三階段的研究發展到對小說內容、人物形象的分析，但主要定位在社會性、階級性上，對小說藝術性的分析顯得薄弱。本階段的研究則大為深入，以小說與戲劇的研究而言，深入到了文化學、美學、心理學、宗教、民俗等等領域。深入到從前的禁區———人性及性學的領域。研究的深入還表現在宏觀研究的加強，宏觀和微觀當然是相對的，比如研究明代小說史，在概括明代小說史全貌的基礎上，從史的發展中論述明代小說，這便是一種宏觀的把握。宏觀的研究能更為全面地描述文學發展，探討文學發展的規律。研究的深入還體現在改變了將復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單一化的作法。如從前只是把公安派作為前後七子派的反對派看待，實際上這只是問題的一面。這時一些學者論到了另一面，前後七子派中的人提倡真情和崇尚民歌，實是公安派的先導，公安派繼承了這一傳統。這就說明兩者異中有同，這就是研究深入的一種表現。
這一階段的明代戲曲研究在側重名家名作的同時，研究者也發出了重視二、三流作家的呼籲。以前很少提及甚至無人提及的作家作品，也開始進入研究的視野。有的明代戲曲家如被視為臨川派的阮大鋮，以其人品卑劣，對他的作品的評論往往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而本階段出現了多篇研究阮大鋮及其作品的論文，黃鈞的《阮大鋮〈石巢四種〉平議》，便是其中之一。該文比較全面地論述了阮的思想，為人與劇作。在如何評價歷史上的「反面人物」的文學作品的問題上，有所推進。
在領域的拓寬方面，出現了思想史與文學史的綜合研究，如馬積高的《宋明理學與文學》，在闡釋二者的關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來審視明代文學，這就突破了文學本身的范圍，拓寬了研究的空間。
本階段的明代文學研究還加強了比較研究，有縱向比較，從史的發展對文體，流派等作比較，如台閣體與茶陵派，茶陵派與明七子，明七子與公安派，公安派與竟陵派，它們之間的繼承與革新的關系。有橫向比較，是文體之間的比較研究，如明代詩文與小說、戲曲之間的關系，小說與戲曲之間的關系。有明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比較。種種比較都是對研究領域的拓展。
二十世紀明代文學研究，是逐步現代化的演進過程。由世紀初的從傳統研究到現代研究的開始轉型，到二、三十年代為研究的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爾後的十多年因戰爭原因而暫時停滯；到五、六十年代的曲折發展，接著十年動亂，無學術研究可言；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明代文學研究突飛猛進。回顧這一演進過程，其曲折，可以使人警醒，其成就，可以成為今後研究的起點和基礎。那末，二十一世紀的明代文學研究將更為輝煌，是可以斷言的。
❾ 下列不屬於明代文學的表達形式是什麼
下列著名的文學作品不屬於明代三大奇書的是（）A、湯顯祖的《牡丹亭》B、施耐庵的《水滸傳》C、吳承恩的《西遊記》D、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提問者：冷菥汐-一級最佳答案A、湯顯祖的《牡丹亭》、、、被明末著名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稱為"四大奇書",這一稱謂一直沿用至今."四大奇書"之稱與明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市民文化勃興、傳統儒家經典遭到懷疑、大眾文化需要確立自身經典的社會文化背景相關聯,與通俗小說成為大眾的主要文化消費對象、通俗文學對大眾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產生重大影向的社會現實相關聯.因此,"四大奇書"的命名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牡丹亭》是明朝劇作家湯顯祖的代表作之一，共55出，描寫杜麗娘和柳夢梅的愛情故事。與其《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並稱為「臨川四夢」。此劇原名《還魂記》，創作於1598年。
❿ 明代中期文學有什麼特徵
明代中期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俗文學的興盛和雅、俗傳統的混融。
這一時期，順應著市民階層文藝需求的增長，出版印刷業出現空前的繁榮。《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小說在嘉靖時期開始廣泛地刊刻流傳，戲曲作家也陸續增多。就主要從事詩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視通俗文學，並從中得到啟發。李夢陽倡論「真詩在民間」，已表達了對文人文學傳統的失望和另尋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舉失敗以後的詩歌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典雅規范而力求「俗趣」。在陳繼儒的《藏說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吳中文士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愛收藏、傳寫「稗官小說」的生動記載。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戲曲的創作、評析、傳授上來。另外應該注意的是，小說《西遊記》也是完成於明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