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唐宋元明清百年之際文學發展的情況和相似之處
唐代建立者一視華夷的心態，與他們的出身有關。李氏為鮮卑化的漢人。這個家族不僅有著鮮卑血統，而且長期居住北邊，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北朝漢胡文化的融合，在唐代加速了進程。唐代統治集團的這種思想傾向，安史之亂以後有所改變，嚴華夷之防的思想，在韓愈的維護道統的主張之後，有所抬頭。但是道統論的提倡，對於宋以後的正統思想的重新主導思想領域和內斂心態的形成，可能起先導作用，而對於中唐以後的整個社會生活，卻並無實際的影響。中外文化的交融並未稍衰。整個唐代，廣泛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文學藝術到生活趣味、風俗習慣，都可以看到這種影響。由於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族往來，宗教的傳播，西域各族、各國的生活習俗、文化也廣泛的影響著長安、洛陽、揚州等大都會、南北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以及像廣州這樣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這些地區，從飲食、衣著、樂舞到生活趣味，均雜取中西。唐人婚俗，也頗受北朝鮮卑婚俗的影響。敦煌發現的寫本書儀殘卷，記載唐代民間婚禮的主要儀式在女家舉行。這都是與中原固有習俗不同的。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唐代婦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男女較為平等。婦女在行為上也較不受約束。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這種較為開放的風氣，對於文學題材的拓廣，文學趣味、文學風格的多樣化，都有重要的意義。
唐代士人對人生普遍持一種積極的、進取的態度。國力日漸強大，為士人展開了一條寬闊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較之前代有更多途徑。開科取士，唐沿隋舊，而更加發展成熟。唐代開科，分常選與制舉。常選有秀才、明經等12科，其中明經又分為七；制舉的確切數目已難了解，但據唐宋人的記載，當有八九十種之多。科舉之外，尚有多種入仕途徑，如入地方節鎮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徑，為寒門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一批較接近廣闊社會生活的寒門士人進入文壇，使文學離開宮廷的狹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關山與塞漠，這對文學的發展也是意義重大的。由於國力強大，唐代士人有著更為恢宏的胸懷、氣度、抱負與強烈的進取精神。他們中的不少人，自信與狂傲，往往集於一身。《舊唐書·王翰傳》說王翰「神氣豪邁，……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陳子昂也有同樣的氣概：「方謁明天子，清宴奉良籌。再取良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歸從海上鷗。」 （《答洛陽主人》李白更是這樣一位自視甚高的人，他自比管、葛、呂望、謝安，要立蓋世之功，然後像范蠡那樣，功成身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夋免>兔何足言」（《留別於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高適、岑參、王昌齡、祖詠等，無不如此。「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騏麟閣，入朝明光宮」（高適《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岑參《銀磧山西館》）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祖詠《望薊門》）。杜甫也要「致君堯舜上」，而自比稷、契。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亂後，雖有所變化，漸至晚唐而漸見纖弱，但積極入世的總趨勢並未改變。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學上來，便是文學（特別是詩）中的昂揚情調。
唐初設立史館，出於以史為鑒的目的，修《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史。後又以太宗御撰的名義修《晉書》和以私修官審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豐富的修史經驗，不久便有劉知幾的《史通》出來，廣泛地論述史學問題，反映了一種求實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與文學潮流的發展同步。初唐的文學潮流，逐步的向著反偽飾、求真情的方向發展，並從此一步步地擺脫南朝文風的影響。史學上的求實與文學上的求真，同是崇實思潮的產物。史家對於文學問題的論述，更直接影響著文學的走向，如《隋書·文學傳論》、《北齊書·文苑傳贊》、《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和各史中的作家傳、傳論中精彩的文學見解，與初唐詩風朝著合南北文學之兩長，旨深、調遠、辭巧，聲律風骨兼備的方向發展不無關系。
唐代繪畫、書法、雕塑的繁榮，也影響到文學。我國書法，至晉而風韻標舉，臻於化境。此後北朝雄健而南朝俊秀，至隋而漸合南北之兩長，然法未大變。唐人始大變法度。初唐書法名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陸柬之、孫過庭諸人，如群星匯聚，形成我國書法史的又一高峰。他們雖仍以二王為法，但已漸趨求變。顏真卿出，一變晉人之神韻入於法度之中，結體端莊，用筆厚重，而遒麗自在其中，終於拓展了我國書法發展的一條新途徑。最能傳神地體現唐代士人昂揚精神風貌的，是張旭和情素草書，兩人均每於醉後走筆狂書，龍蛇遊走而莫測其神妙。賀知章「每興酣命筆，忽有好外，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能到」 （竇蒙《述書賦》）。書法中的這種自由縱恣的氣象，與盛唐詩人、特別是李白歌詩的精神風貌，甚為相似。唐代繪畫，在我國繪畫史上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此期繪畫已分科。人物畫家有閻立本、尉遲乙僧、吳道子、張萱、周肪、韓滉等。吳道子也擅長山水畫，而韓滉也以畫牛馳名後世。山水畫家如李思訓、王維、張璪、鄭虔等人，都是我國繪畫史上名聲喧赫的人物。花鳥動物畫家如曹霸、韓干、韋偃的馬，邊鸞的花鳥，也都名盛一時。唐代壁畫最盛，畫於宅院、寺廟、道觀、殿宇、公庭、驛廨。吳道子一生，對壁畫貢獻至巨。他畫在兩都寺觀牆壁的就有四百餘間。當時畫壁畫者不僅有繪畫名家，也有工匠，且數量巨大。武宗滅法時，天下寺廟、招提、蘭若四萬四千餘所，多有壁畫，而毀於滅法之中；殘存者數量仍甚可觀，僅成都大聖慈寺96院，至宋代尚存有壁畫8524間。唐代佛教藝術的高度成就，還可從各地現今遺存的佛教壁畫和佛教造像中看到。書法、繪畫、雕塑的高度成就，也影響著文學，我們從唐詩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唐人詠畫、題畫詩，《全唐詩》中著錄有189首。許多重要詩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齡、岑參、高適、王維都有題畫、詠畫詩。
漫遊名山大川，除了山水游賞之外，可能還與神仙道教信仰有關。「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唐代的不少重要士人，都有神仙信仰。名山訪道，成為一種時尚。這種風氣也在唐詩中留下了印記。
漫遊的又一重要去處是邊塞。邊塞詩是唐詩的一個重要題材。唐人寫邊塞詩，不一定到過邊塞。但優秀的邊塞詩，則多是到過邊塞的詩人的作品。到過邊塞的詩人，一是入節鎮幕府；一是邊塞漫遊。前者如高適、岑參、李益；後者如王昌齡，以及李白、王之渙等人。邊塞漫遊為唐詩帶來慷慨壯大的氣勢情調和壯美的境界。
漫遊還有一個去處，是通都大邑，如長安、洛陽、揚州、金陵等地。這是當時最為繁華的都市。歌吹宴飲，任俠使氣，干謁投贈，結交友朋。這也極大地拓展了文學的題材，豐富了唐文學的表現領域。
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徑很多，科舉之外，入幕是一重要途徑。不少士人，都有過幕府生活的經歷，王翰、高適、王維、李白、岑參、杜甫、蕭穎士、李華、梁肅、元結都曾在幕府生活過。中唐以後，入幕更是許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經歷。杜牧在幕府十年，這段時間的生活，成了他一生憶念的內容，深深地滲入到他的詩中。李商隱的仕途，主要就在幕府，據不完全統計，中唐以後，曾入幕的重要作家，為數當在70人以上。幕府宴飲，樂伎唱詩，唱和送別，戎幕閑談，對於詩的創作和詞的產生，對於小說的發展，都有影響。
唐人生活中另一對文學的發展產生影響的，就是讀書山林的風氣。唐代的一些士人，在入仕之前，或隱居山林，或寄宿寺廟、道觀以讀書。陳子昂曾讀書於金華山的玉京觀；李白出夔門之前，隱於大匡山讀書；岑參十五隱於嵩陽；劉長卿少曾讀書嵩山；曾讀書嵩山的，還有孟郊、崔曙、張謂、張諲等；顏真卿未仕時，讀書講學常在福山；李端、杜牧、溫庭筠、杜荀鶴、李中都曾讀書廬山；閻防、薛據、許稷曾讀書於終南山；徐商讀書中條山中；符載等數人讀書青城山；李紳讀書於無錫惠山寺；等等。唐代寒門士人得以應舉，他們讀書的一條途徑，就是寺廟、道觀。唐代寺廟經濟發達，可為貧寒的士人提供免費的膳食與住宿。且又藏書豐富，為士人讀書提供方便。讀書山中，不僅讀經史，也作詩賦。山林的清幽環境，對於士人情趣的陶冶，審美趣味的走向，都會有影響。讀書山林又往往在青年時期，這種影響，常常隨其終身，在他們的詩中反映出來。唐詩中那種清幽明秀格調，與此有關。
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後文人的貶謫生活，也豐富了唐文學，使唐文學從生活面到情調意境，都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彩的面貌。文人貶謫而形諸歌吟，自屈原而後，歷代不斷；但唐前未見有唐人如此多而且如此好的貶謫作品。李白貶夜郎途中，王昌齡龍標之貶，劉長卿的兩次貶謫，都有很好的詩。貶謫的悲憤不平，孤獨寂寞，凄楚憂傷，和對於生命的執著，對於理想的追求，構成了貶謫文學豐富多樣的內涵。這樣豐富多樣的內涵，特別明顯地反映在元和詩人的貶謫作品。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諸人都有這方面非常優秀的作品。
漫遊、讀書山林、入幕與貶謫生活，從不同的層面豐富了唐文學的內涵，構成了唐文學多彩的情思格調。
唐代儒、釋、道的融合 佛教對文學的影響 道家、道教對文學的影響
唐代近三百年間，思想取兼容的態度。以儒為主，兼取百家。唐初修《五經正義》，已含有統一儒學解釋權之意。從立國之本說，儒學是基礎。而在思想領域，則是儒、釋、道並存。唐王室以老子為祖先，莊子、列子、文子都被封為真人。《老子》、《莊子》、《列子》、《文子》被列為經，開元年間更設道舉科，四子列入考試科目。太宗支持玄奘譯經，玄宗既親注《孝經》，又親注《道德經》和《金剛經》，頒行天下，這都是兼取三家思想的明證。三家都捲入政爭之中，政治地位時有起伏，而思想地位則始終平等。儒、釋、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說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點。
在政權運作（如法律依據、社會結構與社會倫理等）方面，在人材選拔與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堯舜，建功立業，持儒家入世的進取的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會思潮、生活情趣與生活方式方面，則就時時雜入釋、道。這些方面的影響，極大地影響了唐文學的發展。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天台、三論、法相、華嚴、禪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國化方面，都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禪宗尤其如此，它已經深深契入中國文化之中。佛教對於唐文學的影響，主要通過影響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來。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績、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孟浩然、王維、岑參、常建、李頎、杜甫、李白、韋應物、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李賀、許渾、皮日休、陸龜蒙、羅隱、吳融、黃滔、韓偓、杜荀鶴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佛教影響的印記。有的在詩中直接講佛理，如「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孟浩然《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昄依」（李頎《宿瑩公禪房聞梵》）。「有起皆有滅，無暌不暫同」（白居易《觀幻》）。有的表現的是一種禪趣，一點禪機，如「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王維《酬張少府》）。「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終南別業》）。禪宗講體的自性，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藉著具體的物象，來表現難以言傳的一點禪機。這是一種更深層的影響，也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影響。它給唐詩帶來一種新的品質。唐詩中空寂的境界，明凈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蘊，就是從這里來的。這是佛教對於唐文學的積極的影響。
佛教對唐文學的更為直接的影響，是唐代出現了大量的詩僧。清人編《全唐詩》，收僧人詩作者113人，詩2783首。這些僧人的詩，有佛教義理詩、勸善詩、偈頌，但更多的是一般篇詠，如游歷、與士人交往、贈答等等。僧詩中較為重要的有王梵志詩、寒山詩。王梵志詩今存390首，似非出於一人之手。寫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層的貧困與不幸；表現佛教思想的，大體勸人為善。語言通俗，當時似廣泛流傳民間。寒山詩包括世俗生活的描寫、求仙學道和佛教內容。其中表現禪機禪趣的詩，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除僧詩外，士人與佛教的廣泛聯系，與僧人的廣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詩中。《全唐詩》中有此類詩2273首，二者相加，占《全唐詩》總數的百分之十點三。就是說，十首唐詩中就有一首與佛教有關。
佛教在唐代的廣泛影響。直接拓廣了文學的體裁。俗講與變文，就是這時出現的新文體。這種文體的主要特徵，在便於講唱，內容為佛經，而形式則與當時的民間說話一樣，帶著通俗文學的性質。
道家和道教對唐文學也產生廣泛的影響。道家思想對於唐代文人來說，主要是使他們返歸自然，生一份對於自然的親和力。唐人寫了許多以《逍遙游》為母題的賦，但都把大鵬作為抒發壯偉氣概、表現巨大抱負的形象。他們離開了莊子物我兩忘、萬物齊一的根本精神，於無為中求有為，從無為走向進取。道教對於唐人人生信仰的影響更大些。這主要表現在神仙思想的影響上，唐代作家如王勃、盧照鄰、陳子昂、宋之問、張九齡、李頎、王昌齡、岑參、白居易、李商隱等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詩里有許多神仙世界的描寫，李白筆下的泰山、天姥山、蓮花山的神仙幻境，李賀筆下五彩斑斕的神仙世界，李商隱筆下的聖女、嫦娥、龍宮貝闕的形象，都是道教影響的顯例。連以寫實著稱的白居易，也在《長恨歌》的結尾幻想了一個神仙世界。神仙思想還極大地豐富了唐傳奇的想像力，使其情節更富於浪漫色彩。
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單獨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響的。他們大多儒釋道的思想都有，只是成分多少，或隱或顯的問題。儒家思想的影響，給唐文學帶來了進取的精神，佛教的影響豐富了唐詩的心境表現，道教的影響則豐富了唐詩的想像。對於唐文學的發展來說，它們都有積極的作用。
唐代文學的繁榮 唐詩的發展軌跡 唐代散文的文體文風革新新文體的出現與繁榮 唐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唐代是這樣一個朝代：它曾經是我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時期，一百多年的開拓發展，國力的強盛，經濟的繁榮，思想的兼容並包，文化上的中外融合，創造了對文化發展極為有利的環境；盛世造就的士人的進取精神、開闊胸懷、恢宏氣度，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創造力，也給文學帶來了昂揚的精神風貌，創造了被後代一再稱道的盛唐氣象。同時，它也經歷過安史之亂這樣一場空前戰禍，在士人面前展開了殺戳破壞、顛沛流離、災難深重的生活。大繁榮與大破壞都經歷過了，然後是力圖中興而始終未能的振作。這樣豐富的生活並不是每一個朝代都有的。多樣多彩的生活，為文學的發展准備了豐厚的土壤，為文學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題材，擴大了他們的視野，給了他們激情，讓他們不得不歌吟。
但這只是唐文學繁榮的客觀條件。從文學發展自身說，唐文學的繁榮乃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文學發展到魏晉南北朝，它的藝術特質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它已經朝著獨立成科的道路迅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它逐步與學術分離，淡化它的政教之用的功利目的，自覺地追求審美。自內容言，重個人情懷的抒發，無論是表現玄理還是抒情，都是為了抒發個人情懷，發展到極端時，甚至由抒情走向娛樂。自形式言，辭采聲律之美的追求，表現技巧的創新，創作過程的體認，包括對於想像、靈感、言意、形神的感知與把握，都已經有了驚人的進展。駢體文把散文美的形式推向極致，同時也暴露了它的弱點。詩歌的聲律形式已具雛形，將要影響我國千餘年的一種新的詩歌體式已經呼之欲出。表現領域的擴大和表現技巧的豐富，促進了文章體裁（文類）的變化與擴展。原有的多種文體的寫作目的與寫作規范正在發生變化；新的文體不斷出現。僅劉勰《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就有81種，雖然其中包含有大量應用文體，並不屬於文學的范圍，但文學體裁的多樣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些都說明，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為我國文學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作好了一切准備。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唐人迎來了一個詩的輝煌時代，吸取了駢文的成就，摒棄了它的弱點，進行了文體文風改革。從文學發展自身說，沒有魏晉南北朝文學，就沒有唐文學的繁榮。
唐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詩的發展最早，在唐文學中也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當詩發展到它的高峰時，散文開始了它的文體文風改革。就文體文風改革的規模和影響說，前此還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它相比。小說也開始走向繁榮。而當散文、小說、詩相繼進入低潮時，詩的另一種體式——詞，又登上文壇，煥發光彩。終有唐一代，幾乎找不到一個文學沉寂的時期。
唐文學的繁榮，還表現在作者眾多而大師輩出上。《全唐文》收作者3035人，《全唐詩》收作者二千二百餘人，據不完全統計，唐人小說今天可以找到的還有二百二三十種。唐代出現的傑出詩人數量之多，為我國詩歌史上所僅見。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它可以說是一代文學的標志。唐詩的發展存在著不同的段落。最初的90年左右，是唐詩繁榮到來的准備階段。就表現領域說，逐漸從宮廷台閣走向關山與塞漠，作者也從宮廷官吏擴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調說，北朝文學的清剛勁健之氣與南朝文學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境界；就詩的形式說，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唐人做了兩個工作，一是把四聲二元化，一是解決了粘式律的問題，從律句律聯到構成律篇，擺脫永明詩人種種病犯說的束縛，創造了一種既有程式約束又留有廣闊創造空間的新體詩— —律詩。到了開元十五年前後，無論是情思格調、意境興象，還是聲律形式，都已經為唐詩繁榮的到來准備了充分的條件。繼之而來的便是開元、天寶盛世唐詩的全面繁榮。這個時期，出現了山水田園詩人王維、孟浩然，把山水田園的靜謐明秀的美表現得讓人心馳神往。出現了邊塞詩人高適、岑參，把邊塞生活寫得瑰奇壯偉、豪情慷慨。還有王晶齡、李頎、崔顥、王之渙等一大批名家。當然最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以其絕世才華，豪放飄逸的氣質，把詩寫得行雲流水而又變幻莫測，情則滾滾滔滔，美如清水芙蓉。後人對此期唐詩，有許多的評論，概括的說就是骨氣端翔，興象玲瓏，無工可見，無跡可求，而含蘊深厚，韻味無窮。
正當唐詩發展到它的高峰的時候，唐代社會也從它繁榮的頂峰走向動亂與衰敗。天寶後期，社會矛盾激化，部分詩人開始寫生民疾苦。天寶十四載（755）冬，安祿山反於范陽，史稱安史之亂。這場歷時八年的戰爭席捲北方半個中國，經百餘年積累起來的社會繁榮毀於一旦。安史之亂成了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一社會大變動，也引起了文學的變化。詩歌中開元、天寶盛世繁榮期那種興象玲瓏、骨氣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漸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調也逐漸消退。代表這一時期的最偉大的詩人，就是詩聖杜甫。他直面這場歷經八年的大戰亂，以動地的歌吟，表現戰火中的人間災難、生民血淚。把強烈深沉的抒情融入敘事手法中，以敘事手法寫時事，從題材到寫法，都不同於盛唐詩了。這可以說是唐詩發展中的一種轉變。此後大歷詩人出來，因社會的衰敗而心緒彷徨，詩中出現了寂寞情思，夕陽秋風，氣骨頓衰。待到貞元元和年間，士人渴望中興，與政治改革同時，詩壇上也出現了革新的風氣。詩歌創作出現了又一個高潮。韓愈、孟郊、李賀等人，受到杜甫奇崛、散文化、煉字的影響，更加怪變，怪怪奇奇，甚至以丑為美，形成韓、孟詩派。白居易、元稹，還有張籍、王建，則從樂府民歌吸取養料，把詩寫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詩派。這些中唐詩人在盛唐那樣高的水平上，在盛極難繼的局面中，以他們的革新精神和創新勇氣，又開拓出一片詩歌的新天地。長慶以後，中興成夢，士人生活走向平庸，心態內斂，感情也趨向細膩。詩歌創作進入一個新階段。題材多狹窄，寫法多苦吟。在這一片詩的退潮中，杜牧、李商隱突起，聚顯光芒。特別是李商隱，以其善感靈心、細膩豐富的感情，用象徵、暗示、非邏輯結構的手法，表現朦朧情思與朦朧境界，把詩歌表現心靈深層世界的能力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創造了唐詩最後的輝煌。
唐代文學的繁榮，除詩之外就是散文的成就。唐詩的發展變化，除元稹、白居易曾提出過諷諫說和主功利的詩歌主張之外，總的趨勢，是朝著詩歌自身藝術物質的探討、發揮與完善的方向發展的。不同時期的不同風貌，有社會生活的誘因，但表現方法、表現技巧的不同，不同藝術趣味的追求，則更多的是詩歌自身的原因。初唐律詩的逐步走向成熟，盛唐詩歌意境創造的完美，盛極難繼之後中唐詩人的革新，晚唐李商隱對於詩歌表現技巧所能達到的神妙幽微境界的探討，都出自詩歌自身發展的需要，並非出於政治功利的目的。但是散文的發展與詩的發展不同，它的新變，主要是出於政治功利的動機。
開元、天寶盛世詩已經完全褪盡南朝詩風的影響，達到藝術的頂峰，而散文的文體文風的有意識的改革才開始。唐初近百年間，奏疏章表雖已多有散體，但駢體仍佔主要地位。天寶後期，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出來提倡古文，明確提出本乎道、以五經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張。但他們重政教之用的主張，並未與當時的政治現實結合起來，而是帶著空言明道的性質。到了韓愈、柳宗元出，提出文以明道，把文體文風改革與貞元、元和間的政治革新聯系在一起，成為儒學復興思潮的一部分，才形成巨大的聲勢，散體才取代駢體，占據文壇。這就是後人所稱道的「古文運動」。
韓愈、柳宗元在散文文體文風改革上的成功，一是文以致用，從空言明道走向參預政治，參預現實生活，為散文的表現領域開出一片廣闊天地。這就使它不僅在文體上，而且在文風上與六朝駢文區別開來。二是它雖言復古而實為創新。它不僅吸收秦漢各家散體文之所長，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駢文的成就。「韓、柳文實乃寓駢於散，寓散於駢；方散方駢，方駢方散；即駢即散，即散即駢」。極大地豐富了散文的藝術表現技巧，把散文的創作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韓、柳之後，散體文的寫作走向低潮。晚唐雖仍有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犀利的雜文，但駢體又重新得到發展。這其中的原因甚為復雜。因古文的提倡與政治改革聯系過於緊密，政治改革的失敗，古文也便隨之低落。又由於韓門弟子過於追求險怪，古文的寫作路子越來越窄，這也阻礙了它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新的文化土壤，新的讀者群的出現有了新的需要；而文學自身的發展也提供了可能，於是出現了新的文體。唐代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和雜史雜傳的基礎上，誕生了傳奇小說。佛教在民間廣泛傳播，佈道化俗，出現了俗講和變文。而由於燕樂的盛行，燕飲歌吹的需要，出現了一種新的詩歌體式——詞。傳奇、變文、詞，是唐文學中的新體裁，是唐文學在文體上的新發展。
傳奇小說的出現，從文體內部說，是六朝志怪和雜史雜傳演變發展的產物；從基礎說，則是現實生活中娛樂的需要。宴飲之餘、幕府之暇、途路無聊、友朋夜話，各征異說，共為戲談，劇談說話，成一時風氣。加之俗講、轉變盛行的影響，遂使六朝已有的小說雛形充分發展，演變而為傳奇。傳奇小說異於六朝小說的地方，一是它的作意，就是魯迅所說的「始有意為小說」。二是它一般有較為完整的情節結構。三是它有較為完整的人物塑造。唐傳奇題材多樣化；富於人生情趣；以史傳筆法敘述虛構故事，既同於史傳，又異於史傳；散體文言，時插入詩賦，與散文的發展，與詩歌的發展，都有著微妙的聯系。它與詩歌的發展不同步，唐詩的高峰在開元、天寶之際，此時傳奇初興。傳奇的興盛期在中唐，和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高潮差不多同步。它也和散體文一樣，在晚唐逐漸衰落。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文言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成熟。
唐代出現的又一影響深遠的新文體是詞。這一新文體的出現，主要因於娛樂的需要。詞隨燕樂起，選詩配樂、依調填辭，都為了歌唱。它最初來自民間，俗曲歌舞、酒令著辭，用於日常宴飲、歌樓伎館。中唐以後，城市經濟發展，詞也得以迅速興起，文人加入詞作的行列。到了晚唐五代，詞在西蜀和南唐得到高度繁榮。西蜀《花間》詞人綺靡側艷，視野不離男女情愛，目的無非歡娛消遣。南唐詞人拓大了詞的境界，轉向內心纏綿情致的抒寫。
唐的
⑵ <隋書文學傳序>中:然南北好尚,互有異同...這一整斷斷句
隋朝文學怎麼是說韓信的呢？ 斷句：然南北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⑶ 簡要敘述宋元明清文學的特點,並各舉一例加以說明(內容包括朝代,代表人物,作品)
唐代建立者一視華夷的心態，與他們的出身有關。李氏為鮮卑化的漢人。這個家族不僅有著鮮卑血統，而且長期居住北邊，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北朝漢胡文化的融合，在唐代加速了進程。唐代統治集團的這種思想傾向，安史之亂以後有所改變，嚴華夷之防的思想，在韓愈的維護道統的主張之後，有所抬頭。但是道統論的提倡，對於宋以後的正統思想的重新主導思想領域和內斂心態的形成，可能起先導作用，而對於中唐以後的整個社會生活，卻並無實際的影響。中外文化的交融並未稍衰。整個唐代，廣泛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文學藝術到生活趣味、風俗習慣，都可以看到這種影響。由於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族往來，宗教的傳播，西域各族、各國的生活習俗、文化也廣泛的影響著長安、洛陽、揚州等大都會、南北絲綢之路沿線地區，以及像廣州這樣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這些地區，從飲食、衣著、樂舞到生活趣味，均雜取中西。唐人婚俗，也頗受北朝鮮卑婚俗的影響。敦煌發現的寫本書儀殘卷，記載唐代民間婚禮的主要儀式在女家舉行。這都是與中原固有習俗不同的。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唐代婦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男女較為平等。婦女在行為上也較不受約束。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這種較為開放的風氣，對於文學題材的拓廣，文學趣味、文學風格的多樣化，都有重要的意義。
唐代士人對人生普遍持一種積極的、進取的態度。國力日漸強大，為士人展開了一條寬闊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較之前代有更多途徑。開科取士，唐沿隋舊，而更加發展成熟。唐代開科，分常選與制舉。常選有秀才、明經等12科，其中明經又分為七；制舉的確切數目已難了解，但據唐宋人的記載，當有八九十種之多。科舉之外，尚有多種入仕途徑，如入地方節鎮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徑，為寒門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一批較接近廣闊社會生活的寒門士人進入文壇，使文學離開宮廷的狹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關山與塞漠，這對文學的發展也是意義重大的。由於國力強大，唐代士人有著更為恢宏的胸懷、氣度、抱負與強烈的進取精神。他們中的不少人，自信與狂傲，往往集於一身。《舊唐書·王翰傳》說王翰「神氣豪邁，……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陳子昂也有同樣的氣概：「方謁明天子，清宴奉良籌。再取良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歸從海上鷗。」 （《答洛陽主人》李白更是這樣一位自視甚高的人，他自比管、葛、呂望、謝安，要立蓋世之功，然後像范蠡那樣，功成身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夋免>兔何足言」（《留別於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高適、岑參、王昌齡、祖詠等，無不如此。「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騏麟閣，入朝明光宮」（高適《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岑參《銀磧山西館》）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祖詠《望薊門》）。杜甫也要「致君堯舜上」，而自比稷、契。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亂後，雖有所變化，漸至晚唐而漸見纖弱，但積極入世的總趨勢並未改變。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學上來，便是文學（特別是詩）中的昂揚情調。
唐初設立史館，出於以史為鑒的目的，修《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史。後又以太宗御撰的名義修《晉書》和以私修官審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豐富的修史經驗，不久便有劉知幾的《史通》出來，廣泛地論述史學問題，反映了一種求實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與文學潮流的發展同步。初唐的文學潮流，逐步的向著反偽飾、求真情的方向發展，並從此一步步地擺脫南朝文風的影響。史學上的求實與文學上的求真，同是崇實思潮的產物。史家對於文學問題的論述，更直接影響著文學的走向，如《隋書·文學傳論》、《北齊書·文苑傳贊》、《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和各史中的作家傳、傳論中精彩的文學見解，與初唐詩風朝著合南北文學之兩長，旨深、調遠、辭巧，聲律風骨兼備的方向發展不無關系。
唐代繪畫、書法、雕塑的繁榮，也影響到文學。我國書法，至晉而風韻標舉，臻於化境。此後北朝雄健而南朝俊秀，至隋而漸合南北之兩長，然法未大變。唐人始大變法度。初唐書法名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陸柬之、孫過庭諸人，如群星匯聚，形成我國書法史的又一高峰。他們雖仍以二王為法，但已漸趨求變。顏真卿出，一變晉人之神韻入於法度之中，結體端莊，用筆厚重，而遒麗自在其中，終於拓展了我國書法發展的一條新途徑。最能傳神地體現唐代士人昂揚精神風貌的，是張旭和情素草書，兩人均每於醉後走筆狂書，龍蛇遊走而莫測其神妙。賀知章「每興酣命筆，忽有好外，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能到」 （竇蒙《述書賦》）。書法中的這種自由縱恣的氣象，與盛唐詩人、特別是李白歌詩的精神風貌，甚為相似。唐代繪畫，在我國繪畫史上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此期繪畫已分科。人物畫家有閻立本、尉遲乙僧、吳道子、張萱、周肪、韓滉等。吳道子也擅長山水畫，而韓滉也以畫牛馳名後世。山水畫家如李思訓、王維、張璪、鄭虔等人，都是我國繪畫史上名聲喧赫的人物。花鳥動物畫家如曹霸、韓干、韋偃的馬，邊鸞的花鳥，也都名盛一時。唐代壁畫最盛，畫於宅院、寺廟、道觀、殿宇、公庭、驛廨。吳道子一生，對壁畫貢獻至巨。他畫在兩都寺觀牆壁的就有四百餘間。當時畫壁畫者不僅有繪畫名家，也有工匠，且數量巨大。武宗滅法時，天下寺廟、招提、蘭若四萬四千餘所，多有壁畫，而毀於滅法之中；殘存者數量仍甚可觀，僅成都大聖慈寺96院，至宋代尚存有壁畫8524間。唐代佛教藝術的高度成就，還可從各地現今遺存的佛教壁畫和佛教造像中看到。書法、繪畫、雕塑的高度成就，也影響著文學，我們從唐詩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唐人詠畫、題畫詩，《全唐詩》中著錄有189首。許多重要詩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齡、岑參、高適、王維都有題畫、詠畫詩。
漫遊名山大川，除了山水游賞之外，可能還與神仙道教信仰有關。「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唐代的不少重要士人，都有神仙信仰。名山訪道，成為一種時尚。這種風氣也在唐詩中留下了印記。
漫遊的又一重要去處是邊塞。邊塞詩是唐詩的一個重要題材。唐人寫邊塞詩，不一定到過邊塞。但優秀的邊塞詩，則多是到過邊塞的詩人的作品。到過邊塞的詩人，一是入節鎮幕府；一是邊塞漫遊。前者如高適、岑參、李益；後者如王昌齡，以及李白、王之渙等人。邊塞漫遊為唐詩帶來慷慨壯大的氣勢情調和壯美的境界。
漫遊還有一個去處，是通都大邑，如長安、洛陽、揚州、金陵等地。這是當時最為繁華的都市。歌吹宴飲，任俠使氣，干謁投贈，結交友朋。這也極大地拓展了文學的題材，豐富了唐文學的表現領域。
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徑很多，科舉之外，入幕是一重要途徑。不少士人，都有過幕府生活的經歷，王翰、高適、王維、李白、岑參、杜甫、蕭穎士、李華、梁肅、元結都曾在幕府生活過。中唐以後，入幕更是許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經歷。杜牧在幕府十年，這段時間的生活，成了他一生憶念的內容，深深地滲入到他的詩中。李商隱的仕途，主要就在幕府，據不完全統計，中唐以後，曾入幕的重要作家，為數當在70人以上。幕府宴飲，樂伎唱詩，唱和送別，戎幕閑談，對於詩的創作和詞的產生，對於小說的發展，都有影響。
唐人生活中另一對文學的發展產生影響的，就是讀書山林的風氣。唐代的一些士人，在入仕之前，或隱居山林，或寄宿寺廟、道觀以讀書。陳子昂曾讀書於金華山的玉京觀；李白出夔門之前，隱於大匡山讀書；岑參十五隱於嵩陽；劉長卿少曾讀書嵩山；曾讀書嵩山的，還有孟郊、崔曙、張謂、張諲等；顏真卿未仕時，讀書講學常在福山；李端、杜牧、溫庭筠、杜荀鶴、李中都曾讀書廬山；閻防、薛據、許稷曾讀書於終南山；徐商讀書中條山中；符載等數人讀書青城山；李紳讀書於無錫惠山寺；等等。唐代寒門士人得以應舉，他們讀書的一條途徑，就是寺廟、道觀。唐代寺廟經濟發達，可為貧寒的士人提供免費的膳食與住宿。且又藏書豐富，為士人讀書提供方便。讀書山中，不僅讀經史，也作詩賦。山林的清幽環境，對於士人情趣的陶冶，審美趣味的走向，都會有影響。讀書山林又往往在青年時期，這種影響，常常隨其終身，在他們的詩中反映出來。唐詩中那種清幽明秀格調，與此有關。
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後文人的貶謫生活，也豐富了唐文學，使唐文學從生活面到情調意境，都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彩的面貌。文人貶謫而形諸歌吟，自屈原而後，歷代不斷；但唐前未見有唐人如此多而且如此好的貶謫作品。李白貶夜郎途中，王昌齡龍標之貶，劉長卿的兩次貶謫，都有很好的詩。貶謫的悲憤不平，孤獨寂寞，凄楚憂傷，和對於生命的執著，對於理想的追求，構成了貶謫文學豐富多樣的內涵。這樣豐富多樣的內涵，特別明顯地反映在元和詩人的貶謫作品。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諸人都有這方面非常優秀的作品。
漫遊、讀書山林、入幕與貶謫生活，從不同的層面豐富了唐文學的內涵，構成了唐文學多彩的情思格調。
唐代儒、釋、道的融合 佛教對文學的影響 道家、道教對文學的影響
唐代近三百年間，思想取兼容的態度。以儒為主，兼取百家。唐初修《五經正義》，已含有統一儒學解釋權之意。從立國之本說，儒學是基礎。而在思想領域，則是儒、釋、道並存。唐王室以老子為祖先，莊子、列子、文子都被封為真人。《老子》、《莊子》、《列子》、《文子》被列為經，開元年間更設道舉科，四子列入考試科目。太宗支持玄奘譯經，玄宗既親注《孝經》，又親注《道德經》和《金剛經》，頒行天下，這都是兼取三家思想的明證。三家都捲入政爭之中，政治地位時有起伏，而思想地位則始終平等。儒、釋、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說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點。
在政權運作（如法律依據、社會結構與社會倫理等）方面，在人材選拔與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堯舜，建功立業，持儒家入世的進取的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會思潮、生活情趣與生活方式方面，則就時時雜入釋、道。這些方面的影響，極大地影響了唐文學的發展。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天台、三論、法相、華嚴、禪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國化方面，都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禪宗尤其如此，它已經深深契入中國文化之中。佛教對於唐文學的影響，主要通過影響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來。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績、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孟浩然、王維、岑參、常建、李頎、杜甫、李白、韋應物、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李賀、許渾、皮日休、陸龜蒙、羅隱、吳融、黃滔、韓偓、杜荀鶴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佛教影響的印記。有的在詩中直接講佛理，如「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孟浩然《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昄依」（李頎《宿瑩公禪房聞梵》）。「有起皆有滅，無暌不暫同」（白居易《觀幻》）。有的表現的是一種禪趣，一點禪機，如「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王維《酬張少府》）。「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終南別業》）。禪宗講體的自性，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藉著具體的物象，來表現難以言傳的一點禪機。這是一種更深層的影響，也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影響。它給唐詩帶來一種新的品質。唐詩中空寂的境界，明凈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蘊，就是從這里來的。這是佛教對於唐文學的積極的影響。
佛教對唐文學的更為直接的影響，是唐代出現了大量的詩僧。清人編《全唐詩》，收僧人詩作者113人，詩2783首。這些僧人的詩，有佛教義理詩、勸善詩、偈頌，但更多的是一般篇詠，如游歷、與士人交往、贈答等等。僧詩中較為重要的有王梵志詩、寒山詩。王梵志詩今存390首，似非出於一人之手。寫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層的貧困與不幸；表現佛教思想的，大體勸人為善。語言通俗，當時似廣泛流傳民間。寒山詩包括世俗生活的描寫、求仙學道和佛教內容。其中表現禪機禪趣的詩，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除僧詩外，士人與佛教的廣泛聯系，與僧人的廣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詩中。《全唐詩》中有此類詩2273首，二者相加，占《全唐詩》總數的百分之十點三。就是說，十首唐詩中就有一首與佛教有關。
佛教在唐代的廣泛影響。直接拓廣了文學的體裁。俗講與變文，就是這時出現的新文體。這種文體的主要特徵，在便於講唱，內容為佛經，而形式則與當時的民間說話一樣，帶著通俗文學的性質。
道家和道教對唐文學也產生廣泛的影響。道家思想對於唐代文人來說，主要是使他們返歸自然，生一份對於自然的親和力。唐人寫了許多以《逍遙游》為母題的賦，但都把大鵬作為抒發壯偉氣概、表現巨大抱負的形象。他們離開了莊子物我兩忘、萬物齊一的根本精神，於無為中求有為，從無為走向進取。道教對於唐人人生信仰的影響更大些。這主要表現在神仙思想的影響上，唐代作家如王勃、盧照鄰、陳子昂、宋之問、張九齡、李頎、王昌齡、岑參、白居易、李商隱等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詩里有許多神仙世界的描寫，李白筆下的泰山、天姥山、蓮花山的神仙幻境，李賀筆下五彩斑斕的神仙世界，李商隱筆下的聖女、嫦娥、龍宮貝闕的形象，都是道教影響的顯例。連以寫實著稱的白居易，也在《長恨歌》的結尾幻想了一個神仙世界。神仙思想還極大地豐富了唐傳奇的想像力，使其情節更富於浪漫色彩。
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單獨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響的。他們大多儒釋道的思想都有，只是成分多少，或隱或顯的問題。儒家思想的影響，給唐文學帶來了進取的精神，佛教的影響豐富了唐詩的心境表現，道教的影響則豐富了唐詩的想像。對於唐文學的發展來說，它們都有積極的作用。
唐代文學的繁榮 唐詩的發展軌跡 唐代散文的文體文風革新新文體的出現與繁榮 唐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唐代是這樣一個朝代：它曾經是我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時期，一百多年的開拓發展，國力的強盛，經濟的繁榮，思想的兼容並包，文化上的中外融合，創造了對文化發展極為有利的環境；盛世造就的士人的進取精神、開闊胸懷、恢宏氣度，極大地豐富了文學的創造力，也給文學帶來了昂揚的精神風貌，創造了被後代一再稱道的盛唐氣象。同時，它也經歷過安史之亂這樣一場空前戰禍，在士人面前展開了殺戳破壞、顛沛流離、災難深重的生活。大繁榮與大破壞都經歷過了，然後是力圖中興而始終未能的振作。這樣豐富的生活並不是每一個朝代都有的。多樣多彩的生活，為文學的發展准備了豐厚的土壤，為文學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題材，擴大了他們的視野，給了他們激情，讓他們不得不歌吟。
但這只是唐文學繁榮的客觀條件。從文學發展自身說，唐文學的繁榮乃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文學發展到魏晉南北朝，它的藝術特質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它已經朝著獨立成科的道路迅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它逐步與學術分離，淡化它的政教之用的功利目的，自覺地追求審美。自內容言，重個人情懷的抒發，無論是表現玄理還是抒情，都是為了抒發個人情懷，發展到極端時，甚至由抒情走向娛樂。自形式言，辭采聲律之美的追求，表現技巧的創新，創作過程的體認，包括對於想像、靈感、言意、形神的感知與把握，都已經有了驚人的進展。駢體文把散文美的形式推向極致，同時也暴露了它的弱點。詩歌的聲律形式已具雛形，將要影響我國千餘年的一種新的詩歌體式已經呼之欲出。表現領域的擴大和表現技巧的豐富，促進了文章體裁（文類）的變化與擴展。原有的多種文體的寫作目的與寫作規范正在發生變化；新的文體不斷出現。僅劉勰《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就有81種，雖然其中包含有大量應用文體，並不屬於文學的范圍，但文學體裁的多樣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些都說明，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為我國文學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作好了一切准備。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唐人迎來了一個詩的輝煌時代，吸取了駢文的成就，摒棄了它的弱點，進行了文體文風改革。從文學發展自身說，沒有魏晉南北朝文學，就沒有唐文學的繁榮。
唐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詩的發展最早，在唐文學中也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當詩發展到它的高峰時，散文開始了它的文體文風改革。就文體文風改革的規模和影響說，前此還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它相比。小說也開始走向繁榮。而當散文、小說、詩相繼進入低潮時，詩的另一種體式——詞，又登上文壇，煥發光彩。終有唐一代，幾乎找不到一個文學沉寂的時期。
唐文學的繁榮，還表現在作者眾多而大師輩出上。《全唐文》收作者3035人，《全唐詩》收作者二千二百餘人，據不完全統計，唐人小說今天可以找到的還有二百二三十種。唐代出現的傑出詩人數量之多，為我國詩歌史上所僅見。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它可以說是一代文學的標志。唐詩的發展存在著不同的段落。最初的90年左右，是唐詩繁榮到來的准備階段。就表現領域說，逐漸從宮廷台閣走向關山與塞漠，作者也從宮廷官吏擴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調說，北朝文學的清剛勁健之氣與南朝文學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境界；就詩的形式說，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唐人做了兩個工作，一是把四聲二元化，一是解決了粘式律的問題，從律句律聯到構成律篇，擺脫永明詩人種種病犯說的束縛，創造了一種既有程式約束又留有廣闊創造空間的新體詩— —律詩。到了開元十五年前後，無論是情思格調、意境興象，還是聲律形式，都已經為唐詩繁榮的到來准備了充分的條件。繼之而來的便是開元、天寶盛世唐詩的全面繁榮。這個時期，出現了山水田園詩人王維、孟浩然，把山水田園的靜謐明秀的美表現得讓人心馳神往。出現了邊塞詩人高適、岑參，把邊塞生活寫得瑰奇壯偉、豪情慷慨。還有王晶齡、李頎、崔顥、王之渙等一大批名家。當然最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以其絕世才華，豪放飄逸的氣質，把詩寫得行雲流水而又變幻莫測，情則滾滾滔滔，美如清水芙蓉。後人對此期唐詩，有許多的評論，概括的說就是骨氣端翔，興象玲瓏，無工可見，無跡可求，而含蘊深厚，韻味無窮。
正當唐詩發展到它的高峰的時候，唐代社會也從它繁榮的頂峰走向動亂與衰敗。天寶後期，社會矛盾激化，部分詩人開始寫生民疾苦。天寶十四載（755）冬，安祿山反於范陽，史稱安史之亂。這場歷時八年的戰爭席捲北方半個中國，經百餘年積累起來的社會繁榮毀於一旦。安史之亂成了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一社會大變動，也引起了文學的變化。詩歌中開元、天寶盛世繁榮期那種興象玲瓏、骨氣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漸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調也逐漸消退。代表這一時期的最偉大的詩人，就是詩聖杜甫。他直面這場歷經八年的大戰亂，以動地的歌吟，表現戰火中的人間災難、生民血淚。把強烈深沉的抒情融入敘事手法中，以敘事手法寫時事，從題材到寫法，都不同於盛唐詩了。這可以說是唐詩發展中的一種轉變。此後大歷詩人出來，因社會的衰敗而心緒彷徨，詩中出現了寂寞情思，夕陽秋風，氣骨頓衰。待到貞元元和年間，士人渴望中興，與政治改革同時，詩壇上也出現了革新的風氣。詩歌創作出現了又一個高潮。韓愈、孟郊、李賀等人，受到杜甫奇崛、散文化、煉字的影響，更加怪變，怪怪奇奇，甚至以丑為美，形成韓、孟詩派。白居易、元稹，還有張籍、王建，則從樂府民歌吸取養料，把詩寫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詩派。這些中唐詩人在盛唐那樣高的水平上，在盛極難繼的局面中，以他們的革新精神和創新勇氣，又開拓出一片詩歌的新天地。長慶以後，中興成夢，士人生活走向平庸，心態內斂，感情也趨向細膩。詩歌創作進入一個新階段。題材多狹窄，寫法多苦吟。在這一片詩的退潮中，杜牧、李商隱突起，聚顯光芒。特別是李商隱，以其善感靈心、細膩豐富的感情，用象徵、暗示、非邏輯結構的手法，表現朦朧情思與朦朧境界，把詩歌表現心靈深層世界的能力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創造了唐詩最後的輝煌。
唐代文學的繁榮，除詩之外就是散文的成就。唐詩的發展變化，除元稹、白居易曾提出過諷諫說和主功利的詩歌主張之外，總的趨勢，是朝著詩歌自身藝術物質的探討、發揮與完善的方向發展的。不同時期的不同風貌，有社會生活的誘因，但表現方法、表現技巧的不同，不同藝術趣味的追求，則更多的是詩歌自身的原因。初唐律詩的逐步走向成熟，盛唐詩歌意境創造的完美，盛極難繼之後中唐詩人的革新，晚唐李商隱對於詩歌表現技巧所能達到的神妙幽微境界的探討，都出自詩歌自身發展的需要，並非出於政治功利的目的。但是散文的發展與詩的發展不同，它的新變，主要是出於政治功利的動機。
開元、天寶盛世詩已經完全褪盡南朝詩風的影響，達到藝術的頂峰，而散文的文體文風的有意識的改革才開始。唐初近百年間，奏疏章表雖已多有散體，但駢體仍佔主要地位。天寶後期，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出來提倡古文，明確提出本乎道、以五經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張。但他們重政教之用的主張，並未與當時的政治現實結合起來，而是帶著空言明道的性質。到了韓愈、柳宗元出，提出文以明道，把文體文風改革與貞元、元和間的政治革新聯系在一起，成為儒學復興思潮的一部分，才形成巨大的聲勢，散體才取代駢體，占據文壇。這就是後人所稱道的「古文運動」。
韓愈、柳宗元在散文文體文風改革上的成功，一是文以致用，從空言明道走向參預政治，參預現實生活，為散文的表現領域開出一片廣闊天地。這就使它不僅在文體上，而且在文風上與六朝駢文區別開來。二是它雖言復古而實為創新。它不僅吸收秦漢各家散體文之所長，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駢文的成就。「韓、柳文實乃寓駢於散，寓散於駢；方散方駢，方駢方散；即駢即散，即散即駢」。極大地豐富了散文的藝術表現技巧，把散文的創作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韓、柳之後，散體文的寫作走向低潮。晚唐雖仍有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犀利的雜文，但駢體又重新得到發展。這其中的原因甚為復雜。因古文的提倡與政治改革聯系過於緊密，政治改革的失敗，古文也便隨之低落。又由於韓門弟子過於追求險怪，古文的寫作路子越來越窄，這也阻礙了它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新的文化土壤，新的讀者群的出現有了新的需要；而文學自身的發展也提供了可能，於是出現了新的文體。唐代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和雜史雜傳的基礎上，誕生了傳奇小說。佛教在民間廣泛傳播，佈道化俗，出現了俗講和變文。而由於燕樂的盛行，燕飲歌吹的需要，出現了一種新的詩歌體式——詞。傳奇、變文、詞，是唐文學中的新體裁，是唐文學在文體上的新發展。
傳奇小說的出現，從文體內部說，是六朝志怪和雜史雜傳演變發展的產物；從基礎說，則是現實生活中娛樂的需要。宴飲之餘、幕府之暇、途路無聊、友朋夜話，各征異說，共為戲談，劇談說話，成一時風氣。加之俗講、轉變盛行的影響，遂使六朝已有的小說雛形充分發展，演變而為傳奇。傳奇小說異於六朝小說的地方，一是它的作意，就是魯迅所說的「始有意為小說」。二是它一般有較為完整的情節結構。三是它有較為完整的人物塑造。唐傳奇題材多樣化；富於人生情趣；以史傳筆法敘述虛構故事，既同於史傳，又異於史傳；散體文言，時插入詩賦，與散文的發展，與詩歌的發展，都有著微妙的聯系。它與詩歌的發展不同步，唐詩的高峰在開元、天寶之際，此時傳奇初興。傳奇的興盛期在中唐，和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高潮差不多同步。它也和散體文一樣，在晚唐逐漸衰落。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文言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成熟。
唐代出現的又一影響深遠的新文體是詞。這一新文體的出現，主要因於娛樂的需要。詞隨燕樂起，選詩配樂、依調填辭，都為了歌唱。它最初來自民間，俗曲歌舞、酒令著辭，用於日常宴飲、歌樓伎館。中唐以後，城市經濟發展，詞也得以迅速興起，文人加入詞作的行列。到了晚唐五代，詞在西蜀和南唐得到高度繁榮。西蜀《花間》詞人綺靡側艷，視野不離男女情愛，目的無非歡娛消遣。南唐詞人拓大了詞的境界，轉向內心纏綿情致的抒寫。
⑷ 《隋書》第62卷，列傳第27的譯文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雲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議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
晉王廣之鎮並州也，除行台右僕射，賜彩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嘆，賜金百兩，並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幾歲余。征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籓，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
開皇十一年，上幸並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須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雲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並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凄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
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岩
元岩，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岩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岩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岩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岩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岩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於家。
高祖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岩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並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僚佐。於時岩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岩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台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岩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葯。岩皆不奉教，排閣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岩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岩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於今思之。岩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僚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岩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修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於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
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征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於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黨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托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管長史，克並州，毗有力焉。除為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俊，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征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入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
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懾，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外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釒質。」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懾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
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並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吊之，贈縑五百匹。
子敬真，大業之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直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為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勛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泛級。
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合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嘆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於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乾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暗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雲：『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雲：『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乾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乾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宴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慾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雲：『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敕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右僕射楊素當途顯貴，百僚懾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台。素恃貴，坐彧床。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妝，車馬填噎。餚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竟此一時。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敕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
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征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彧，將與計事。彧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跡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征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干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雲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衤軍，俗雲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合中，或遇上與皇後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嘆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於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勛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征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於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於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系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岩、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台，姦邪自肅。然不畏強御，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閻纂之風焉。
⑸ 古文《隋書.文學傳序》的「貴於到詠歌」後面六句是什麼
應該是：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舍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⑹ 隋書 文學傳序在一九七四年中華書局版的隋書的第幾頁
隋書卷七十六
⑺ 二十五史中的《文學傳》是什麼啊
二十五史是中國歷代的二十五部紀傳體史書的總稱。它包括《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二十五部史書。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止於清朝宣統三年（1911年），用本紀、列傳、表、志等統一的體裁的編寫。二十五史之中，除第一部《史記》是通史之外，其餘皆為斷代史。而多數地方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入合為二十五史。
以上來自網路。
有《文學傳》么？
如果包括在某本書裡面，那不就是介紹那段時間的文學？
⑻ 隋書，文學傳序 以《易》曰：關乎天文以查時變。。開頭翻譯
原文是這樣的：《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翻譯：《易經》說：研究自然的規律，可以洞悉時局的變化，研究社會人倫，可以普及感化天下。
⑼ 求翻譯！！魏徵的《隋書•文學傳序》
宮商韻律在江左地區（南方）很流行，寶貴之處在於文風清淡，河朔地區的詞的意義很貞烈，剛強，著重於氣質，有氣質所以文章的道理勝過文詞，文風清淡則不能表達文章的意思。文章道理很深的人應該被用於合適的情況，文章華麗的適合詠頌詩歌，這是南北詞人得與失的大方面比較的差距。 翻譯有點邋遢，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樓主寫錯字了吧：崎——綺
⑽ 隋書 文學傳序 求原文求翻譯。。。。
宮商韻律在江左地區（南方）很流行，寶貴之處在於文風清淡，河朔地區的詞的意義很貞烈，剛強，著重於氣質，有氣質所以文章的道理勝過文詞，文風清淡則不能表達文章的意思。文章道理很深的人應該被用於合適的情況，文章華麗的適合詠頌詩歌，這是南北詞人得與失的大方面比較的差距。 翻譯有點邋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