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為什麼中國人拿不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1．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經濟大國老實說，有經濟動物之稱的日本人居然沒有拿過經濟動物學大獎，確實讓人覺得有些奇怪。眾所周知，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有靠給西方經濟總結出幾條曲線或者幾個定理得獎的，也有因為研究美國經濟史的問題得獎的，甚至還有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得獎的，但就是沒有靠研究日本經濟得獎的，特別是沒有日本人為此得獎。這說明什麼？是日本經濟模式不重要？恐怕不能這么說，因為除了西方模式，日本模式的影響應該最大。那麼是日本人的科學思維能力差？恐怕也不能這樣說，因為日本人不僅有諾貝爾物理學化學獎得主，甚至還有文學獎得主。日本人之所以不能在幾十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佔有一席之地，大概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日本經濟模式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念，所以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解釋日本經濟時沒有達到西方人的標准，或者是許多日本人對這項工作並不熱心。關於第一個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經濟模式確實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理念，甚至對著乾的地方也不少。如果承認日本模式的地位，就可能要修正西方經濟學的普適性，於是大家乾脆把它當特例，或者等著它自生自滅。與此相比，第二個原因可能更有說服力，就是大多數日本人對於經濟學有另外一套理解，而這套理解使他們不大熱中於西方人的標准。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學與相撲的境遇差不多，相撲不被國際奧委會承認，所以入不了奧運會項目；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比畢竟是西方人制定的比賽，所以日本的經濟學同樣也不被西方人認可。但不管怎樣，只要日本人自己喜歡看相撲就自娛自樂吧；同樣，只要日本人自己覺得自己的那套分析法好使、管用，就繼續用吧。2．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西方經濟學？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大量引進西方文化。在經濟學方面，伴隨著對大量西方經濟學理論著作的翻譯和介紹，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日本經濟學理論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戰敗以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占絕對主導地位，甚至當時的社會科學一詞就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戰後直到1960年代，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是主流經濟學，但是隨著西方現代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增長理論的導入，形成兩者並行的局面；此後是以西方現代經濟學和實證分析為主的多元化格局。現在，在六十歲以上的日本經濟學家裡，使用馬克思理論的人仍然不少，而中青年經濟學家則更喜歡現代西方經濟學。這里可能還有一個功利上的考慮，因為搞現代西方經濟學畢竟可以使數學功底較好的年輕人迅速脫穎而出，而不必受經驗少的限制。山本七平在《日本的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在日本，經濟學和經營學沒有起作用。京都大學的一位叫佐伯啟思的經濟學家在《慾望與資本主義》一書中甚至這樣說：可以肯定的是，戰後日本經濟學家引進了美國的經濟學，在經濟學院里是把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作為講義的。但是，聽了這些課的學生們在參加企業經營的時候，卻把所學的內容忘得乾乾凈凈。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日本的生產方式才獲得了很大成功。這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因為至少經濟學的概念、統計學以及會計學方法等西方的舶來品，在日本一直被廣泛地應用著。再說了，這話讓那些搞西方經濟學的同行聽了肯定不高興，就好像教西方經濟學是在浪費學生的時間，是在混飯吃。關於這一現象的解釋一般是：盡管日本從西方國家引進了資本主義制度，但卻建立了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它不是對某家西方經濟學流派應用的結果，而是與日本民族的傳統和思維習慣密不可分的體制。於是，由於經濟體制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及經濟分析方法。丸楠恭一在《現代國際社會的視座》一書中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近代以來的社會科學是為了分析西歐類型社會的體系，如果沒有基督教精神和西歐的自我，近代科學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特別是亞洲地區的經濟成功往往不能在到目前為止的社會科學框架里得到說明，而只能用文化的特殊性這種非經濟因素進行解釋，這正說明了經濟學是基於特定文化背景的產物。我有一種感覺：在中國，把西方經濟學當科學看的人很多，區別只是把哪一個西方流派當科學的問題；而在日本人看來，西方經濟學只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它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那麼，日本特色的經濟學是什麼樣的？說起來內容當然很多，這里我們只是通過日本人的經濟分析方法來看看日本特色。不過需要說明一點，說日本特色，並不是說日本人完全脫離西方經濟學另搞了一套體系，相反，在日本介紹西方經濟學的書很多，搞西方經濟學的人也很多，而且有些日本人在英美經濟學界的名聲還挺高；當然，這些人的數學功底一般都比較好，有的人本身就是學數學出身。但總的看來，大多數日本人的搞法很有日本特色。二日本人的經濟方法論1．超實用的經濟觀日本文化是一種亞文明，它需要有主流文明作為模仿對象，來消化主流文明的東西。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尋求近代國家的模式，日本政府派出許多代表團去歐洲和美國考察。在代表團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政府做出不同領域以不同國家為樣板的決定。其中教育制度以法國為樣板，電報和鐵路按照英國方式建設，大學效法美國的做法，憲法和民法以德國為原型，刑法則以法國為原型，等等等等。並且，盡管日本導入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始終沒有接受西方的價值觀。正如森島通夫指出的：盡管戰後階段日本經濟獲得了成功，但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勃興和成熟的前景依然是極其遙遠的。實際上，日本人搞改革並沒有什麼理論體系，也不像我們中國人那樣常常把時間花在論戰和搞各種各樣土的或者洋的體繫上，被理論問題長期困繞。日本人的做法一般是：直接到現場對主流文明進行考察，再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消化對自己有用的部分。於是，實物比理論爭論就顯得更重要。這和以前引進中華文明時的做法一樣，只是在文化思想上日本人用中國的東西比用西方的多。日本人最初在翻譯經濟一詞時，是採用了中國的典故經世濟民的意思，即國家的統治和實行救濟人民的措施。經世濟民的經濟學當然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宗旨，是偏重實踐而不是理論。西方人常被日本人使用的一些經濟術語搞得莫名其妙，沃爾夫(MarvinJ.Wolf)在《日本的陰謀》一書里就談到：在日本商人使用的語言中，與日本新聞報道一樣到處是軍事用語。比如，達成目標的活動叫機動（即，交戰前後或者交戰中，軍隊在戰略戰術上的移動或運動），對市場攻擊，在外國海岸建立橋頭堡，對競爭對手側面突擊、包圍、擊退，艱苦的時候叫在戰壕里防禦，成功叫勝利。當然，日本社會的最大特點還是如界屋太一說的：日本是一個沒有絕對正義的社會。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追求一種絕對的正義，而在日本的傳統中並沒有也不承認存在有普遍的絕對的正義，所以在日本人看來，沒有普遍適用的經濟學理論。日本著名經濟評論家竹內宏在《路地里的經濟學》一書中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經濟原則、財政原理、經濟政策由於國家和社會的不同，存在著明顯不同，我們所考慮的普遍經濟原則大概只通用於地球上的一個角落。所以，日本人特別不重視對普遍原則的探索。日本人看待經濟的另一個特點是關注人間性。克拉克在《獨特的日本人》一書中指出：與西方社會不同，日本不是原則關系的社會，而是人際關系的社會。這種社會差異肯定會反映在人們對經濟關系的理解上。在日本，我常常看到公司職員非常喜歡讀歷史書，其熱情度遠遠超過讀經營類的書。有財界首腦之稱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原會長稻山嘉寬說：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是人間的學問，精神的事才是中心，與百分比沒有關系。數字和統計不是經濟的主流，只是檢驗的手段。這種看法與澀澤榮一(1840-1931)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的理念一致。澀澤榮一被譽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創始人，他提出的《論語》加算盤的經營理念代表了日本經營的指導原則。《論語》是指儒家的道德理念，算盤代表謀利之器。前者是永恆不變的中心，後者是工具，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先進的經濟技術手段。還有就是，日本人觀察經濟現象的角度是強調現場實感。可以說，現場主義是貫穿日本社會、經濟、政治甚至文化領域的基本原則和習慣。即，在現場發現問題，在現場分析問題，在現場解決問題。據說豐田公司的管理就是現場主義的例證，他們在公司和工廠設置了許多提案箱，創立了人人可以對工作中的問題提出設想和建議的制度。又如，日本戰後第一任經濟企劃廳長官（廳長）高奇達之助就是來自實業界的人，他是按照經營企業的思路來要求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實際上這種現場主義是日本傳統思維方式的延續，它有兩個主要特點：一個是板坂元在《日本人的論理構造》一書里說的尊重場所，一個是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書里概括的實感信仰。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現場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日本式的實證方法，它與以統計分析為主的西方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方法不完全相同。簡單地說，日本人的經濟分析需要用眼睛看實物，而西方人則更側重對數據的計算分析。為什麼日本人會這樣看問題呢？讓我們先看一個有趣的例子。日本有一個叫《日經商業》的雜志曾在20年前組織專家學者搞了一次日本產業百年史的課題，探討企業興衰的規律(參見日經商業編《會社的壽命》)。他們對一百年間排名前一百位的日本企業進行了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與托爾斯泰說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恰好相反，對於企業來說，成功的要因是各式各樣的，而受挫和不幸的企業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說，關於企業的成功，沒有普遍適用的規律可尋，而失敗的企業倒有不少共同點。於是他們在探討企業成功秘密的研究中，全部採用對企業的個案分析。話既然說到這份兒上，就不可能逼著日本人相信世界上存在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了，更不可能讓日本人為了探索普遍的規律獻身。這大概就是日本人理解的社會科學。2．禪宗流的經濟方法日本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相反，一種被稱為實態分析的方法在日本卻相當的普及和發達。實態是指具體對象或問題的實際狀態，它是存在於一定的時間、地點和場合之中，有具體的人
B. 中國人為什麼無緣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以表彰他在行為經濟學研究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獎金金額為900萬瑞士法郎，約合740萬人民幣。塞勒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與決策心理學。
有此遺憾的不僅是中國，還有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從1949年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來，共計有25位日本科學家獲獎(含兩位美籍日裔科學家)。進入21世紀，日本科學家獲獎人數更是快速增長，前幾日頒發的諾貝爾文學獎也被日裔小說家石黑一雄收入囊中，但唯有經濟學獎未能獲得。
為何高速的經濟增長換不回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呢？這大概要從獎項的授獎標准說起。經濟學諾獎重視理論原創性現代經濟學以數學和統計學為基礎，倡導實證分析方法，技術性工具的引入讓經濟學成了社會科學中的「自然科學」。
C. 為什麼中國人拿不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花落美國
，那些平日風光無限的中國經濟學家群體理應反躬自問：是否配得上經濟學家的稱號，是否應少一些中國文人的浮躁和功利傳統，像許三多一樣「做有意義的事」。
獲得諾貝爾獎最多的大學
當然，中國經濟學家迄今不能獲得諾貝爾皇冠的原因很多。一個原因是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落後。現代經濟學以數學和統計學為基礎，倡導實證分析方法，技術性工具的引入讓經濟學成了社會科學中的「自然科學」。諾貝爾經濟學獎要求技術性和理論原創性兼備，而中國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或者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普及者（比如高鴻業和厲以寧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於實踐而不是理論原創（比如薛暮橋和吳敬璉等），因此不被諾貝爾獎青睞也情有可原，盡管他們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甚至經濟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另外，諾貝爾獎更偏重於該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理論形成後一般要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雖然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一個待解之謎，諾獎得主弗里德曼曾說過，誰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目前似乎並沒有一套解釋中國奇跡的完整理論，即使有了也有待時間和實踐的檢驗。當然，中國經濟學科研和評估體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傾向也是重要原因，這也是自然學科同樣面臨的問題。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華裔科學家能夠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卻一直沒有華裔經濟學家獲得經濟學獎，甚至連獲得提名都很少，這已經不能從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體制的落後這個客觀原因來解釋，因為華裔經濟學家大都在國外進行學術研究，同歐美經濟學家的學術環境是一致的，為什麼他們也不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呢？這裡面或許存在文化的因素。
經濟學盡管納入了數學和統計學等技術性學科，但仍然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的理論並不是一個真理性的亘古不變的理論，這就更多需要經濟學家的「思想」來支撐，用簡單的邏輯來解釋復雜的現實生活，並進而影響政府決策和社會進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的科學家而言，在有中國生活背景的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身上，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已任的中國文人的色彩更濃，而他們也必然存在中國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輕、愛面子、浮躁、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等等。這種中國文人的通病是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障礙，特別對於生活在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家來說，如果不能擺脫在轉軌期間權力和資本的誘惑，其中國文人的通病將更為明顯。
現代經濟學更加重視「技術性」，目前在國際經濟學界相對受認可的華人經濟學家恰好大都集中「技術性」較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這增加了該研究領域的華裔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包括鄒至庄、白聚山、李龍飛、張俊森和艾春榮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鄒至庄和艾春榮外，其他幾位都是理工科出身，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中國文人的通病左右著經濟研究的成果。事實上，中國文人的通病對自然學科領域也有影響。西南聯大畢業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恰恰因為中國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揚鑣，給世人留下了不少遺憾。
當然，有規則就有例外，未來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當然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獎。但如果不能擺脫浮躁的學風和文人相輕的習慣，不能更多地關注現實關注基礎理論，就會喪失很多機會，即使獲獎或許也只能集中在技術性更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D. 誰能解釋中國經濟，誰就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句話話是根據張五常先生的說法是趙紫陽在會見弗里德曼時說的。具體原因如下：
中國經專濟是指中華人屬民共和國成立後，通過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國之一，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按預定計劃，到2010年，中國已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到2020年，建立起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正處在一個經濟增長的上升周期，我們要抓住這個有利時期，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有利因素都用起來，爭取在這段時間實現較快發展，這樣能夠取得主動，包括今後幾年，在保證增長質量的情況下能快的時候我們盡量快一點，這樣我們發展的主動權，主動性就會大大提高。
E. 中國誰已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美籍華人 楊振寧 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美籍華人 李政道 1957年諾貝回爾物理學獎答
美籍華人 丁肇中 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美籍華人 朱棣文 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美籍華人 崔 琦 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美籍華人 李遠哲 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
美籍華人 高行健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
F. 諾貝爾經濟學獎對中國有何啟發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花落美國
，那些平日風光無限的中國經濟學家群體理應反躬自問：是否配得上經濟學家的稱號，是否應少一些中國文人的浮躁和功利傳統，像許三多一樣「做有意義的事」。
獲得諾貝爾獎最多的大學
當然，中國經濟學家迄今不能獲得諾貝爾皇冠的原因很多。一個原因是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落後。現代經濟學以數學和統計學為基礎，倡導實證分析方法，技術性工具的引入讓經濟學成了社會科學中的「自然科學」。諾貝爾經濟學獎要求技術性和理論原創性兼備，而中國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或者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普及者（比如高鴻業和厲以寧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於實踐而不是理論原創（比如薛暮橋和吳敬璉等），因此不被諾貝爾獎青睞也情有可原，盡管他們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甚至經濟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另外，諾貝爾獎更偏重於該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理論形成後一般要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雖然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一個待解之謎，諾獎得主弗里德曼曾說過，誰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目前似乎並沒有一套解釋中國奇跡的完整理論，即使有了也有待時間和實踐的檢驗。當然，中國經濟學科研和評估體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傾向也是重要原因，這也是自然學科同樣面臨的問題。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華裔科學家能夠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卻一直沒有華裔經濟學家獲得經濟學獎，甚至連獲得提名都很少，這已經不能從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體制的落後這個客觀原因來解釋，因為華裔經濟學家大都在國外進行學術研究，同歐美經濟學家的學術環境是一致的，為什麼他們也不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呢？這裡面或許存在文化的因素。
經濟學盡管納入了數學和統計學等技術性學科，但仍然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經濟學的理論並不是一個真理性的亘古不變的理論，這就更多需要經濟學家的「思想」來支撐，用簡單的邏輯來解釋復雜的現實生活，並進而影響決策和社會進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的科學家而言，在有中國生活背景的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身上，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已任的中國文人的色彩更濃，而他們也必然存在中國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輕、愛面子、浮躁、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等等。這種中國文人的通病是他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障礙，特別對於生活在中國本土的經濟學家來說，如果不能擺脫在轉軌期間權力和資本的誘惑，其中國文人的通病將更為明顯。
現代經濟學更加重視「技術性」，目前在國際經濟學界相對受認可的華人經濟學家恰好大都集中「技術性」較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這增加了該研究領域的華裔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包括鄒至庄、白聚山、李龍飛、張俊森和艾春榮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鄒至庄和艾春榮外，其他幾位都是理工科出身，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中國文人的通病左右著經濟研究的成果。事實上，中國文人的通病對自然學科領域也有影響。西南聯大畢業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恰恰因為中國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揚鑣，給世人留下了不少遺憾。
當然，有規則就有例外，未來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當然有機會獲得諾貝爾獎。但如果不能擺脫浮躁的學風和文人相輕的習慣，不能更多地關注現實關注基礎理論，就會喪失很多機會，即使獲獎或許也只能集中在技術性更強的計量經濟學領域。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G.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如今已沒有什麼力量能阻礙中國實現繁榮，為何
如果讓中國人來形容我們國家如今的現狀，大家都會不約而同想到一個詞："富強"；如果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形容對我國第一印象也會是："強大"。站在世界中央的中國，終於可以挺起胸膛驕傲地對全世界宣布：中國，這次真的站起來了。
自己評價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狀況，當然沒有說服力，就算我國在經濟上的各項指標都達到了國際上的標准，讓自己展開評價，總有那麼一點欠缺信服力。而這次，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評價我國的經濟狀況：如今已沒有什麼力量能阻礙中國實現繁榮。
而面對全球經濟疲軟狀態，中國沒有袖手旁觀，而是伸出援手無償地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為非洲國家提供物資支援，提倡一帶一路戰略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物質幫助，這些彰顯了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應有的擔當。
如今的中國，不僅沒有力量能夠阻礙它的發展，還要用自己的力量使世界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
H. 中國唯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是誰
翟山鷹，巴菲特來的中國唯一想見的人，希望能幫到你！
I. 為什麼中國無人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
最近，英文版《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專著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並陸續向國內外發行。這為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掃清了文字上的障礙，將此巨大成就展現於全球，並接受全球大眾的檢驗，這是一項百年不遇的成就。王見定教授經過30年的學習與研究，發現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內在聯系與區別，運用這種嶄新的理論，對近400年歷史的統計學進行了科學的梳理，規范了整個統計學的發展，結束了100多年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爭論。
由於經濟是通過統計學進行計量和分析的，所以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必將全面提升經濟學的分析水平，根據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宗旨：在於獎勵以科學研究發展靜態和動態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對提高經濟學分析水平有積極貢獻的人士。「顯然，王見定教授的《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理論完全具備了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水平。事實上，王見定教授已正式向瑞典皇家科學院遞交了申請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部材料。鑒於我國的歷史和現狀，為了使這項世紀成就不被埋沒，王見定教授建議由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為其提供推薦人。
註：王見定教授是我國早期的國際統計學會會員，國際著名數學家，具體內容可參見網路數學家欄目和」前沿科學「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