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中期前七子文學復古運動是怎麼發生的
自永樂以後，「台閣體」長期統治著文壇，給文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在其影響之下，一般文人的創作無不內容貧乏，篇章冗贅，文風極為萎弱。這時候，統治階級中某些較有識見之士便希望有一種比「台閣體」有威望、能招徠人心的文體來代替它，以「揚治世之休，文運之盛」。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正是在客觀上適應著這一要求而產生和發展的。
2. 明代文學中哪些流派是圍繞復古與反復古
明代文學中唐宋派、公安派與前後七子是圍繞復古與反復古斗爭的。以下具體介紹各個流派及其文學主張：
1、唐宋派：中國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等人。前後七子崇拜秦漢是模擬古人，唐宋派則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章的傳統地位，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唐宋派變學秦漢為學歐（陽修）曾（鞏），易佶屈聱牙為文從字順，是一個進步。唐宋派還重視在散文中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們批評復古派一味抄襲模擬，主張文章要直寫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為宣傳文學主張，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164卷，進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書盛行海內，影響深遠。唐宋派散文成就超過前後七子，但也並非俱是佳品，他們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學文章和應酬文字。他們受道學影響，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認為道盛則文盛。這種觀點束縛了創作，同時也削弱了他們文學主張的影響力。唐宋派基於自身弱點，雖然指出了前後七子復古派的弊端，卻始終未能根本改變文壇局面。唯其散文創作對後世較有影響，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繼了它的傳統。
2、公安派： 明代後期，明神宗萬曆年間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領袖，其中袁宏道聲譽最高，成績最大，其次是中道。這一派作者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他們所持的文學主張與前後七子擬古主義針鋒相對，他們提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發展觀，又提出「性靈說」，要求作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
3、前七子：前七子皆為進士，多負氣節，對腐敗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氣不滿，強烈反對當時流行的台閣體詩文和"嘽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習氣。其文學主張被後人概括為大力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旨在為詩文創作指明一條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詩風。他們都懷著強烈的改造文風的歷史使命，卻走上了一條以復古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壇之後，其復古主張立迅速風行天下，成為文學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場文學復古運動。這在明代文學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4、後七子：後七子成員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余日德、張佳胤 。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名稱首見於《明史·文苑·李攀龍傳》 。因在前七子之後，受李夢陽、何景明等人的影響，繼續提倡復古，相互呼應，彼此標榜，聲勢更為浩大，世稱他們是後七子。故稱後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他們在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後，繼續提倡復古，彼此標榜，聲勢更為浩大，世稱後七子。後七子的文學主張基本上與前七子相同，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3. 湯顯祖在文學創作上是復古派是對是錯
1.湯顯祖在文學創作上是復古派是錯誤的
2.湯顯祖在文學創作上的主張是直抒性情
貫穿湯顯祖「臨川四夢」的觀念是情
4. 明代文學復古運動
具體如下:
1、傳統文學批評敘述明代詩文流變，大體分為復古與反復古之爭，復古者為李、何、王、李諸人，反復古者為王、唐、歸、徐、湯、袁、鍾諸人。《明史》將七子的文學主張簡單總結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錢謙益《列朝詩集》痛詆七子的復古，而為公安袁氏張目，視公安、唐宋派為復古派的對立面。由於錢氏詩文在清代被禁，《四庫全書總目》對錢氏之論作了回駁，對復古尚有持平之論。但不管怎樣，錢氏及《明史》文苑傳序的影響是巨大的，後人多依據其觀點對明代詩文作判斷
2、夏崇璞（1922）重拾清人舊說，把復古與唐宋派、公安派視為冰炭 。吳重翰（1949）認為唐人復古尚有創造性，明人之復古則誠復古，復古與反復古之論戰，復古派歸於失敗 。周作人、任訪秋等五四新文學者由於受時代思潮的驅使，對公安、竟陵諸子尚能擺脫前人成見，做出新評價，然對復古派則沿襲成說，一味貶低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1949）都稱復古為擬古，並從進化論的角度加以批評
3、較早對復古有同情之論的是朱東潤和錢基博。朱氏（1930）首先發掘出明人復古之新意，認為復古不是守舊，在動機方面尤有天淵之別，復古與革新相為表裡，而與守舊格格不入，並認為李夢陽對於詩的認識有為一般人所不能夢見者，近人言一切新文學之來源出於民間，李氏四百年前已有此論，其見解之卓絕，誠可驚嘆 。錢基博是一個舊派學者，對復古派尚有好評。《明代文學》（1933）認為中國文學之有明，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明之有何、李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平熟，猶唐有韓、柳之復古，以救漢魏六朝之縟靡，有往必復，亦氣運之自然也。錢氏擺脫一偏見，然褒復古而詆公安、竟陵，與沈德潛《明詩別裁集》意見相同
5. 在文學理念上堅持復古觀念的是什麼派
前後七子 主張 文必秦漢 詩必盛唐
6. 如何理解前後七子文學復古的得失與影響
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在明中期文壇掀起了一場波瀾，其中激進與保守交錯，創新與蹈襲相雜，所體現出的功過是非相互錯雜的特徵，顯示了這股文學思潮自身的復雜性。
從前後七子文學活動的積極意義上看，首先它們在復古的旗幟下，為文學尋求了一席獨立存在的地位。特別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壇歌頌聖德、粉飾太平的台閣體創作風氣還沒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學學風的熾熱，文士中有輕視詩文而熱衷於治經窮理的傾向，一些「文學士」甚至遭到排擠打擊。為此李夢陽曾發出質疑：「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為未技，何軟？」(《論學下篇》)顯然，李夢陽等前七子在文壇高舉復古大旗，與他們重視文學的獨立地位、積極探索文學發展道路有著重要的聯系。
其次，在重視文學獨立地位的基礎上，前後七子增強了對文學本質的理解，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舊的文學價值觀念和創作實踐發起了一定的沖擊。如後七子提出重「辭」而輕「理」的主張，雖有過多地注重文學形式的一面，卻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以重形式的手段來擺脫文學受道德說教束縛的要求。而前七子則明確地將復古的目的與文學表現作家真情實感、刻畫真實人生的追求聯系起來。特別是李夢陽貶斥「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的「今之文」，贊賞「文其人如其人」的「古之文」，而且把民間「真詩」的文學地位放置在文人學子作品之上，甚至欣賞被道學家斥之為「淫靡之音」的市井時調，進而將文學求真寫實風格的衰退歸結為宋儒理學風氣侵害的結果，提出「宋無詩」，「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這些都多多少少體現了對文學自身價值的一種新的理解，以及敢於同傳統文學觀念發生離異的勇氣，賦予了文學復古活動以深刻性和挑戰性。
盡管如此，前後七子復古活動的弊端也是明顯的，他們在復古過程中尋求消除文學舊誤區的辦法，卻又陷入了文學新的誤區——在擬古的圈子中徘徊，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徵便是他們的文學主張與創作實踐存在著距離，求真寫實的觀念幷未在他們的作品中充分體現出來，為數不少而缺乏真情實感的模擬之作影響了他們的創作水平。在前後七子文集中不難發現一些蹈襲的篇章，如王世貞擬古樂府《上邪》中「上邪，與君相知，譬彼結發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幾句，顯然套用漢樂府「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竭，……乃敢與君絕」的意蘊與句式。而李攀龍的擬《陌上桑》，除個別字句更改外，幾乎是照抄漢樂府《陌上桑》。其中原作「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他改成「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於是將原作中含「因為」意思的「坐」字解成「坐下」的「坐」字。毫無疑問，這是生吞活剝、刻意規摹造成的後果。像這樣的作品，顯然沒有多少藝術生命力可言。
前後七子發起的文學復古思潮，在當時的文學領域產生過不小的震動，同時也給後世文壇帶來了直接與間接、正面與負面的種種影響。比如活動於清康熙至乾隆年間的詩人沈德潛，曾標榜前後七子的復古業績，指出：「弘、正之間，獻吉(李夢陽)、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庭實(邊貢)、昌谷(徐禎卿)，左右驂靳，古風未墜。……於鱗(李攀龍)、元美(王世貞)，益以茂秦(謝榛)，接踵曩哲。」(《明詩別裁集序》)他論詩主張從前後七子的文學論點中吸取內容，重新舉起復古旗幟，以為「詩不學古，謂之野體」《說詩晬語》，幷且著眼格調，直接繼承了前後七子復古的衣缽。從另一方面來看，前後七子一些文學變革的主張在某種意義上也開啟了後世文學新精神。晚明時期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答李子髯》一詩中寫道：「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對李夢陽、何景明的文學活動加以肯定。同時他曾經頗有見地地贊賞民間所傳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類作品為「多真聲」。這一論調顯然與李夢陽「真詩在民間」的說法神理相通，或者可以說是李夢陽「真詩」說的某種延續。又如王世貞「有真我而後有真詩」的看法，似乎可以從公安派直抒胸臆的「性靈說」中找到它的影子。這些從一個方面顯示出前後七子與晚明文人文學主張上某些內在的聯系。
7. 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是怎麼產生的
前七子自永樂以後，「台閣體」長期統治著文壇，給文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在其影響之下，一般文人的創作無不內容貧乏，篇章冗贅，文風極為萎弱。這時候，統治階級中某些較有識見之士便希望有一種比「台閣體」有威望、能招徠人心的文體來代替它，以「揚治世之休，文運之盛」。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正是在客觀上適應著這一要求而產生和發展的。
8. 封建復古派是指
封建復古派，即甲寅派，代表人物為章士釗，反對新文學運動的復古流派。得名於《甲寅》雜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復刊後，成為章士釗等宣傳復古思想，反對白話文，抨擊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章士釗提倡復古，尊孔談經，攻擊新文學運動，激烈反對用白話文取代文言，甚至主張恢復科舉制。時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利用手中的職權，下令小學以上學校讀經，作文言文，極力宣傳復古文學思想。因而遭到魯迅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擁護者的痛擊。
9. 前後七子文學復古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經過前後七子倡言復古，程朱理學對明代文學的影響受到有力的抵制。從嘉靖末專到萬屬歷初，個性解放的思潮逐漸高漲，文學也即將進入晚明全盛期。當時，李攀龍已去世，王世貞執文壇牛耳，天下趨從，「後七子」文派聲勢愈盛。但實際上，文學復古運動一開始所具有的一種最重要的意義——切斷與宋代理學的聯系——在這時已經變得不很重要了，然而很多人還是抱守復古的主張不放，模仿乃至剽竊的現象在一些末流文人身上也愈發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復古運動本身的弊病已經成為文學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於是就有人起來對此提出尖銳的批判。前面說到的歸有光是這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對文學的推進是起子一定作用的。但歸氏的思想總體上比較守舊而拘謹，而且有些混雜。能夠站在全新的立場上排斥復古思潮的人物，主要是徐渭。他因地位低卑，在當時影響不大，在他死後不久，即被公安派領袖袁宏道尊為明代第一詩人。不僅在詩歌，而且在散文、戲曲方面，徐渭都是晚明文學的前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