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具體點的劉勰的「文筆」觀及思想價值
所謂文筆之分，是對二類文章的區分，文是韻文，筆為非韻文。
文筆之說，漢時分出「藝文志」後就出現了，但文筆之確切之分還是在南朝。蕭繹《金樓子·立言》「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中就把文學先分為二，再分為四。「二」者指漢人文學、文章之分；「四」者指文學分為「儒」與「學」，文章分為「文」與「筆」。而把文筆對立起來，始於顏延之《南史·顏延之傳》答宋文帝問「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師培在《文筆之區別》中認為劉勰《文心雕龍》從「第六」到「第十五」與從「第十六」到「第二十五」的編排有「隱區文筆二體之驗」。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第四十四》「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為筆，有韻者為文」。郭紹虞認為，應該從文體辯析去看「文筆」之分，這樣一來才能明確文學的性質，而不僅僅泥於形式。所以雖然他得出的結論中一部分與劉勰一樣：文是韻文，筆為非韻文，但是意義已不一樣了，因為他還從文學性質上分了純文學（文）與雜文學（筆）兩類。
文筆之分即韻文與非韻文之分，那麼對聯屬於韻文還是非韻文呢？很明顯除了特例外，對聯是不押韻的，那麼應該歸到非韻文中，但對聯的兩個源流駢文與律詩卻又屬於韻文。韻文或受樂律、或受聲律約束，而非韻文基本不受樂律、聲律約束，但對聯產生、發展卻明顯受到聲律約束，這就是對聯的尷尬了。 文筆之分是在六朝時期由阮元重新提出的，因為當時人們對日益紛繁的文章製作為便於稱引、學習、品評而採用的一種分類方法，其中雖有對文學審美性、抒情性、娛樂性的體認,具有強化文學本質特性認識的理論傾向，但這種認識還只是局部的而非整體的，且並沒有形成文學與非文學的自覺區分，更沒有今人所謂的純文學觀念的產生。
2.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的道是什麼表達了作者什麼樣的文學觀念
1）從本篇的立論抄和與創作論諸篇襲的聯系看，劉勰的「道」是古老的「天道自然」，既不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也不是道家的「無為」之道。劉勰所標舉的「自然之道」的文學觀，基本上是來源於遠古先人的 「自然崇拜」觀。
2）把劉勰對「人文」或藝術美的理解化為劍盟的公式——
道
道 心-------心------言-------人 文（劉勰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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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自然規律------情志--語言文字----作 品（文論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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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美感----形式------藝術美（美學的解釋）
從這里可以概括出 劉勰的以天道自然為根基的文學觀。文學源於天道自然及其律動，它激發人的情志，於是人就用「言」來表現，這樣就有了作為藝術美的文學。劉勰《原道》篇和《明詩》篇的思想是相似的。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文學作為一種人文，它是人心在自然中獲得感動，通過語言而傳達出來的文化形態。這是劉勰在《原道》篇和《明詩》篇給我們提供的真理性的東西。
3.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的道是什麼它表達了作者什麼樣的文學觀念
1）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劉勰對於文學本質發表了他的看法。劉勰認為文學的本質是：道是其內容，文是其表現形式。《原道》開篇第一句話就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認為文是道的體現，其意義是很大的，這就是對文的實質的說明。劉勰的「文」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指宇宙萬物的表現形式。如山川日月動植品類，就是宇宙萬物之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一定的外在表現形式，這便是廣義的文；而任何事物都有它內在的本質和規律，這便是道。道對不同事物來說，有它不同表現形式，故而文也就千差萬別。道是文的內容，文是道的外化。 （2）既然文是道的外化，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自然也就有內在的道和外在的文。人的「文」即是「人文」，就是用文字語言表達的文章。天地萬物的道和廣義的文，在人身上的體現就是心和文（人文）。《文心雕龍》中所說的文即是人文，它作為道的體現和廣義的天地萬物之文是一致的。《原道》篇正是從廣義的文和道關系來說明狹義的人文之本質。 （3）在《原道》篇中，劉勰還對人文的起源與發展作了論述，以進一步闡明人文的本質及其特點。劉勰著重強調了從伏羲畫八卦到孔子作十翼，作為事物普遍規律的道，才得以充分的文字說明，其後《六經》中的其他各經，也都是從不同角度對道的內容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作了經典性的發揮。這樣，道就為大家所懂得和掌握，而孔子由於「熔鈞六經」，起到了「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的偉大作用。「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對道、聖、文之間關系的這一論述，進一步闡明了人文的本質，即人文的內容是道，文（文學、文章）是其表現形式；聖人是通過文這一表現形式來表現、闡明、運用和發揮道的。
《文心雕龍》雖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宗經」、「徵聖」等儒家思想對於他的文學理論有不少消極影響；但是，這並不妨礙它成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名副其實的「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富有卓識的專著，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份十分寶貴的遺產，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理論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注意和重視。
4. 請問有誰可以告訴我劉勰的文學發展觀
劉勰的文學發展觀
文學形式、文章風格，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並且總是「染乎世情」，「系乎時序」，「崇替在選」，適應時代需要的。辭賦的發展和演變也是這樣：楚辭演變為漢賦，某些辭賦又演變成駢文……。
辭賦作品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辭賦家的才華、氣質和學識。《才略》篇則是劉勰敘述文學家才華史的篇章。茲就其中有關辭賦作家的部分介紹給讀者。漢初曾經勸說劉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馬上得天下，豈能在馬上治天下」口號的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文帝時「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枚乘、鄒陽，「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司馬相如自小喜愛讀書，「師范屈宋，洞人誇艷，致名辭宗；然核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意即司馬相如注重文辭的誇飾，而影響了他的賦作的思想性；王褒善於辭賦的結構，「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揚雄注重辭賦的思想性，「辭氣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劉勰比較欣賞揚雄那種文辭與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劉勰在《才略》中敘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東晉末約80位辭賦作家的才華和特點。可以說《才略》篇是一部簡明的辭賦作家史。
雖然劉勰沒有明確論述辭賦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但他有幾處論斷，足以為我們引為辭賦史階段劃分的依據。比如：《時序》篇曰：「爰自漢室，迄至成哀，唯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余影，於是乎在。」辭賦史的階段劃分可以有多種標准，改朝換代、最高統治者的愛好與否、作品的內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為依據，而劉勰以辭賦形式為標准。《時序》篇還說：「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制，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我們知道，西漢、東漢的辭賦顯然屬於兩個不同的階段，劉勰在這里不是簡單地以改朝換代為劃分依據，而是以辭賦的內容、思想性、風格作為依據的；而且指出東漢從光武帝至靈帝為一個階段，獻帝的建安時代為另一個發展階段。事實上劉勰也曾指出，西漢的辭賦也可以劃分兩個階段，《才略》篇雲：「然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如果說《時序》篇的兩處論述並非直接關繫到辭賦的階段劃分的話，那麼這一段論述則是非常直接地專論辭賦史階段劃分的。西漢辭賦從漢初到王褒為一個發展階段，揚雄、劉向所處的時代則為另一個階段。整個兩漢時代的辭賦，劉勰以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詮賦》篇是辭賦發展的專門史；《時序》篇是文學的時代史（以時代為序列，但不是編年史，因為不以年代為序列），其中包含了辭賦的時代史；而《才略》篇則為辭賦作家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總結辭賦發展的歷史，是劉勰對辭賦學研究的一大貢獻。
5. 論述劉勰的文學思想
劉勰《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
但對文學語言的有限與無限、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相互統一的審美特徵，作了比前人更為具體的說明。劉勰還看到，詩文的內容不是一般經典的道與理，而是和理、志、氣相聯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與「文」相結合的有「采」之言。兩者的關系是：「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它們相輔相成，形成質文統一的完美的藝術。而這種統一在創作過程中是通過「神思」達到的。「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後，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像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疑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在他看來，「神思」雖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邏輯思維那樣受著概念的規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與物、象、言相結合，始終在感性形象中運動，並伴隨著主體情感的體驗和自由抒發。書中說：「夫神思方遠。萬塗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認為語言文學既再現著客體的物貌，又抒發著主體的情與理、志與氣。所以，劉勰側重從「體性」來劃分文學的風格，即所謂「才情異區，文體繁說」。劉勰對文學的形式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從語言文學的角度總結了平衡、對稱、變化統一等形式美的規律。
儒家中庸原則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基調。劉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學范疇都是成對的，矛盾的雙方雖有一方為主導，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在對道與文、情與采、真與奇、華與實、情與志、風與骨、隱與秀的論述中，無不遵守這一準則，體現了把各種藝術因素和諧統一起來的古典美學理想。劉勰特別強調同儒家思想相聯系的陽剛之美，表現出企圖對齊、梁柔靡文風進行矯正的傾向。他關於「風骨」的論述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對後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心雕龍》中雖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響﹐但構成它的文學思想綱領及核心的﹐則是儒家的思想。它並不否認物質世界存在的真實性﹐卻認為在客觀現實世界之外﹐有一個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這個「道」或「神」是決定客觀世界一切變化的無形的﹑最終的依據。劉勰認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原道》)﹐正是聖人著述經典的根本原則。「神道設教」語出《易‧觀‧彖》:「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現實中的代理人帝王﹐視作理所當然的最高權威。根據這一見解﹐《文心雕龍》不僅進一步發展了荀子﹑特別是揚雄以來的「原道」﹑「宗經」﹑「徵聖」的觀點﹐並且將它貫穿到《文心雕龍》一書的一切重要方面﹐成為他立論的根本依據﹐給他的理論染上了一層經學色彩而且帶來了許多局限性。例如﹐他認為一切種類的文章都是經典的「枝條」。對當時的各種應用文都設有專目論述﹐卻對正在形成的小說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龍》在論述具體的文學創作活動時﹐卻拋棄了經學家的抽象說教﹐表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文學觀﹔而且﹐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文學的特點和規律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精湛透闢的見解﹐富於獨創性。因此它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6. 劉勰 《文心雕龍》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文心雕龍》關於批評的論述﹐頗多精到的見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探討批評問題的較早的專篇文 《文心雕龍》
獻。它提出了批評的態度問題﹑批評家的主觀修養問題﹑批評應該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論述雖然帶有經學家的氣息，但不少論述都是較精闢的。例如關於批評態度問題，劉勰非常強調批評應該有全面的觀點。因為作家的才能稟性不僅「修短殊用」﹑「難以求備」（《程器》）；而且，由於文學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是豐富而多樣的，因此批評家就不應「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否則就會出現「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的現象。又如對於批評家﹐他特別強調廣博識見的重要性：「圓照之象﹐務先博觀。」並且根據桓譚的「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曉劍」（《全後漢文》卷十五《賦道》），提出了一個在後世非常出名的論斷：「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知音》）認為任何批評中的真知灼見，只能是建立在廣博的學識和閱歷基礎之上的。這些意見不僅對當時作家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典論論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的不良批評風尚具有積極的針砭意義，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作為一個批評家來說，劉勰有時也是缺乏應有的識力和判斷的，例如他對傑出作家陶淵明﹐竟一語未及。
《文心雕龍》在論述具體的文學創作活動時﹐卻拋棄了經學家的抽象說教﹐表現了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文學觀﹔而且﹐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文學的特點和規律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精湛透闢的見解，富於獨創性。因此它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7. 劉勰文藝觀的理解
劉勰文藝觀點主要是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生態文藝觀。
《文心雕龍》的文學史觀，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把已往這一方面的理論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劉勰也很重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
在《通變》篇中，他根據揚雄關於「因」「革」的見解所提出的「通變」，即文學創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膽的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
所謂「通」，是指文學的常規：「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文學創作只有通曉各種「故實」，才會「通則不乏」，「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和統一起來，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獲得長足的健康的發展。
(7)劉勰文學觀擴展閱讀：
在語匯修辭方面，劉勰提倡慎重遴選詞語。語匯修辭中，還涉及用字，劉勰在《煉字》提出用字「四要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無怪劉勰嘆曰：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語法修辭部分，劉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劉勰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並用整散結合，以收盪氣回腸之效。
8. 怎樣看待劉勰關於文學的發展問題
文學形式、文章風格，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並且總是「染乎世情」，「系乎時序」，「崇替在選」，適應時代需要的。辭賦的發展和演變也是這樣：楚辭演變為漢賦，某些辭賦又演變成駢文……。
辭賦作品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辭賦家的才華、氣質和學識。《才略》篇則是劉勰敘述文學家才華史的篇章。茲就其中有關辭賦作家的部分介紹給讀者。漢初曾經勸說劉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馬上得天下，豈能在馬上治天下」口號的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文帝時「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枚乘、鄒陽，「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司馬相如自小喜愛讀書，「師范屈宋，洞人誇艷，致名辭宗；然核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意即司馬相如注重文辭的誇飾，而影響了他的賦作的思想性；王褒善於辭賦的結構，「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揚雄注重辭賦的思想性，「辭氣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劉勰比較欣賞揚雄那種文辭與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劉勰在《才略》中敘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東晉末約80位辭賦作家的才華和特點。可以說《才略》篇是一部簡明的辭賦作家史。
雖然劉勰沒有明確論述辭賦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但他有幾處論斷，足以為我們引為辭賦史階段劃分的依據。比如：《時序》篇曰：「爰自漢室，迄至成哀，唯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余影，於是乎在。」辭賦史的階段劃分可以有多種標准，改朝換代、最高統治者的愛好與否、作品的內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為依據，而劉勰以辭賦形式為標准。《時序》篇還說：「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制，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我們知道，西漢、東漢的辭賦顯然屬於兩個不同的階段，劉勰在這里不是簡單地以改朝換代為劃分依據，而是以辭賦的內容、思想性、風格作為依據的；而且指出東漢從光武帝至靈帝為一個階段，獻帝的建安時代為另一個發展階段。事實上劉勰也曾指出，西漢的辭賦也可以劃分兩個階段，《才略》篇雲：「然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如果說《時序》篇的兩處論述並非直接關繫到辭賦的階段劃分的話，那麼這一段論述則是非常直接地專論辭賦史階段劃分的。西漢辭賦從漢初到王褒為一個發展階段，揚雄、劉向所處的時代則為另一個階段。整個兩漢時代的辭賦，劉勰以為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詮賦》篇是辭賦發展的專門史；《時序》篇是文學的時代史（以時代為序列，但不是編年史，因為不以年代為序列），其中包含了辭賦的時代史；而《才略》篇則為辭賦作家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總結辭賦發展的歷史，是劉勰對辭賦學研究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