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唐代思想及其文學在中國歷史上的表現
從文學發展自身說，唐文學的繁榮乃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文學發展到魏晉南北朝，它的藝術特質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它已經朝著獨立成科的道路迅速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它逐步與學術分離，淡化它的政教之用的功利目的，自覺地追求審美。自內容言，重個人情懷的抒發，無論是表現玄理還是抒情，都是為了抒發個人情懷，發展到極端時，甚至由抒情走向娛樂。自形式言，辭采聲律之美的追求，表現技巧的創新，創作過程的體認，包括對於想像、靈感、言意、形神的感知與把握，都已經有了驚人的進展。駢體文把散文美的形式推向極致，同時也暴露了它的弱點。詩歌的聲律形式已具雛形，將要影響我國千餘年的一種新的詩歌體式已經呼之欲出。表現領域的擴大和表現技巧的豐富，促進了文章體裁(文類)的變化與擴展。原有的多種文體的寫作目的與寫作規范正在發生變化；新的文體不斷出現。僅劉勰《文心雕龍》論及的文體就有81種，雖然其中包含有大量應用文體，並不屬於文學的范圍，但文學體裁的多樣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些都說明，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為我國文學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作好了一切准備。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唐人迎來了一個詩的輝煌時代，吸取了駢文的成就，摒棄了它的弱點，進行了文體文風改革。從文學發展自身說，沒有魏晉南北朝文學，就沒有唐文學的繁榮。
唐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詩的發展最早，在唐文學中也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當詩發展到它的高峰時，散文開始了它的文體文風改革。就文體文風改革的規模和影響說，前此還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它相比。小說也開始走向繁榮。而當散文、小說、詩相繼進入低潮時，詩的另一種體式──詞，又登上文壇，煥發光彩。終有唐一代，幾乎找不到一個文學沉寂的時期。
唐文學的繁榮，還表現在作者眾多而大師輩出上。《全唐文》收作者3035人，《全唐詩》收作者二千二百餘人，據不完全統計，唐人小說今天可以找到的還有二百二三十種。唐代出現的傑出詩人數量之多，為我國詩歌史上所僅見。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它可以說是一代文學的標志。唐詩的發展存在著不同的段落。最初的90年左右，是唐詩繁榮到來的准備階段。就表現領域說，逐漸從宮廷台閣走向關山與塞漠，作者也從宮廷官吏擴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調說，北朝文學的清剛勁健之氣與南朝文學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境界；就詩的形式說，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唐人做了兩個工作，一是把四聲二元化，一是解決了粘式律的問題，從律句律聯到構成律篇，擺脫永明詩人種種病犯說的束縛，創造了一種既有程式約束又留有廣闊創造空間的新體詩─ ─律詩。到了開元十五年前後，無論是情思格調、意境興象，還是聲律形式，都已經為唐詩繁榮的到來准備了充分的條件。繼之而來的便是開元、天寶盛世唐詩的全面繁榮。這個時期，出現了山水田園詩人王維、孟浩然，把山水田園的靜謐明秀的美表現得讓人心馳神往。出現了邊塞詩人高適、岑參，把邊塞生活寫得瑰奇壯偉、豪情慷慨。還有王晶齡、李頎、崔顥、王之渙等一大批名家。當然最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以其絕世才華，豪放飄逸的氣質，把詩寫得行雲流水而又變幻莫測，情則滾滾滔滔，美如清水芙蓉。後人對此期唐詩，有許多的評論，概括的說就是骨氣端翔，興象玲瓏，無工可見，無跡可求，而含蘊深厚，韻味無窮。
正當唐詩發展到它的高峰的時候，唐代社會也從它繁榮的頂峰走向動亂與衰敗。天寶後期，社會矛盾激化，部分詩人開始寫生民疾苦。天寶十四載(755)冬，安祿山反於范陽，史稱安史之亂。這場歷時八年的戰爭席捲北方半個中國，經百餘年積累起來的社會繁榮毀於一旦。安史之亂成了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一社會大變動，也引起了文學的變化。詩歌中開元、天寶盛世繁榮期那種興象玲瓏、骨氣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漸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調也逐漸消退。代表這一時期的最偉大的詩人，就是詩聖杜甫。他直面這場歷經八年的大戰亂，以動地的歌吟，表現戰火中的人間災難、生民血淚。把強烈深沉的抒情融入敘事手法中，以敘事手法寫時事，從題材到寫法，都不同於盛唐詩了。這可以說是唐詩發展中的一種轉變。此後大歷詩人出來，因社會的衰敗而心緒彷徨，詩中出現了寂寞情思，夕陽秋風，氣骨頓衰。待到貞元元和年間，士人渴望中興，與政治改革同時，詩壇上也出現了革新的風氣。詩歌創作出現了又一個高潮。韓愈、孟郊、李賀等人，受到杜甫奇崛、散文化、煉字的影響，更加怪變，怪怪奇奇，甚至以丑為美，形成韓、孟詩派。白居易、元稹，還有張籍、王建，則從樂府民歌吸取養料，把詩寫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詩派。這些中唐詩人在盛唐那樣高的水平上，在盛極難繼的局面中，以他們的革新精神和創新勇氣，又開拓出一片詩歌的新天地。長慶以後，中興成夢，士人生活走向平庸，心態內斂，感情也趨向細膩。詩歌創作進入一個新階段。題材多狹窄，寫法多苦吟。在這一片詩的退潮中，杜牧、李商隱突起，聚顯光芒。特別是李商隱，以其善感靈心、細膩豐富的感情，用象徵、暗示、非邏輯結構的手法，表現朦朧情思與朦朧境界，把詩歌表現心靈深層世界的能力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創造了唐詩最後的輝煌。
唐代文學的繁榮，除詩之外就是散文的成就。唐詩的發展變化，除元稹、白居易曾提出過諷諫說和主功利的詩歌主張之外，總的趨勢，是朝著詩歌自身藝術物質的探討、發揮與完善的方向發展的。不同時期的不同風貌，有社會生活的誘因，但表現方法、表現技巧的不同，不同藝術趣味的追求，則更多的是詩歌自身的原因。初唐律詩的逐步走向成熟，盛唐詩歌意境創造的完美，盛極難繼之後中唐詩人的革新，晚唐李商隱對於詩歌表現技巧所能達到的神妙幽微境界的探討，都出自詩歌自身發展的需要，並非出於政治功利的目的。但是散文的發展與詩的發展不同，它的新變，主要是出於政治功利的動機。
開元、天寶盛世詩已經完全褪盡南朝詩風的影響，達到藝術的頂峰，而散文的文體文風的有意識的改革才開始。唐初近百年間，奏疏章表雖已多有散體，但駢體仍佔主要地位。天寶後期，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出來提倡古文，明確提出本乎道、以五經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張。但他們重政教之用的主張，並未與當時的政治現實結合起來，而是帶著空言明道的性質。到了韓愈、柳宗元出，提出文以明道，把文體文風改革與貞元、元和間的政治革新聯系在一起，成為儒學復興思潮的一部分，才形成巨大的聲勢，散體才取代駢體，占據文壇。這就是後人所稱道的「古文運動」。
韓愈、柳宗元在散文文體文風改革上的成功，一是文以致用，從空言明道走向參預政治，參預現實生活，為散文的表現領域開出一片廣闊天地。這就使它不僅在文體上，而且在文風上與六朝駢文區別開來。二是它雖言復古而實為創新。它不僅吸收秦漢各家散體文之所長，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駢文的成就。「韓、柳文實乃寓駢於散，寓散於駢；方散方駢，方駢方散；即駢即散，即散即駢」。極大地豐富了散文的藝術表現技巧，把散文的創作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韓、柳之後，散體文的寫作走向低潮。晚唐雖仍有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犀利的雜文，但駢體又重新得到發展。這其中的原因甚為復雜。因古文的提倡與政治改革聯系過於緊密，政治改革的失敗，古文也便隨之低落。又由於韓門弟子過於追求險怪，古文的寫作路子越來越窄，這也阻礙了它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新的文化土壤，新的讀者群的出現有了新的需要；而文學自身的發展也提供了可能，於是出現了新的文體。唐代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和雜史雜傳的基礎上，誕生了傳奇小說。佛教在民間廣泛傳播，佈道化俗，出現了俗講和變文。而由於燕樂的盛行，燕飲歌吹的需要，出現了一種新的詩歌體式──詞。傳奇、變文、詞，是唐文學中的新體裁，是唐文學在文體上的新發展。
傳奇小說的出現，從文體內部說，是六朝志怪和雜史雜傳演變發展的產物；從基礎說，則是現實生活中娛樂的需要。宴飲之餘、幕府之暇、途路無聊、友朋夜話，各征異說，共為戲談，劇談說話，成一時風氣。加之俗講、轉變盛行的影響，遂使六朝已有的小說雛形充分發展，演變而為傳奇。傳奇小說異於六朝小說的地方，一是它的作意，就是魯迅所說的「始有意為小說」。二是它一般有較為完整的情節結構。三是它有較為完整的人物塑造。唐傳奇題材多樣化；富於人生情趣；以史傳筆法敘述虛構故事，既同於史傳，又異於史傳；散體文言，時插入詩賦，與散文的發展，與詩歌的發展，都有著微妙的聯系。它與詩歌的發展不同步，唐詩的高峰在開元、天寶之際，此時傳奇初興。傳奇的興盛期在中唐，和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高潮差不多同步。它也和散體文一樣，在晚唐逐漸衰落。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文言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成熟。
唐代出現的又一影響深遠的新文體是詞。這一新文體的出現，主要因於娛樂的需要。詞隨燕樂起，選詩配樂、依調填辭，都為了歌唱。它最初來自民間，俗曲歌舞、酒令著辭，用於日常宴飲、歌樓伎館。中唐以後，城市經濟發展，詞也得以迅速興起，文人加入詞作的行列。到了晚唐五代，詞在西蜀和南唐得到高度繁榮。西蜀《花間》詞人綺靡側艷，視野不離男女情愛，目的無非歡娛消遣。南唐詞人拓大了詞的境界，轉向內心纏綿情致的抒寫。特別是南唐後主李煜，亡國之後的詞作，把詞這一善於表現綿邈情懷的文體，發揮得淋漓盡致。把它推向了很高的藝術境界。
唐代文學是我國封建社會上升到高峰並由高峰開始下降時期的產物。從總的風貌看，它更富於理想色彩，更抒情而不是更理性，更外向而不是更內斂。從文學自身的發展說，它是藝術經驗充分積累之後的一次大繁榮，又為文學的進一步發展開拓出新的領域，為下一次的繁榮作了准備。唐詩吸收了它之前詩歌藝術的一切經驗，更加發揚創造，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峰。唐詩是難以模仿，無法代替的。在唐代完成的律詩，成了我國後來詩歌發展的主要體式。唐代的偉大詩人如李白、杜甫，幾乎成了我國詩歌的代名詞。唐代散文的文體文風改革，為後來宋代的作家所發揚，深遠地影響著我國後來散文的發展。唐傳奇使我國的文言小說走向成熟，也在人情味、情節構造、人物塑造上影響著宋代的話本小說。晚唐五代詞的成就，則是詞這種重要文體在以後得以發展的很好的開端。
② 唐朝文化的特點是什麼列舉唐詩說明唐代文學的繁榮，並分析唐代文化繁榮的原因是什麼
儒釋道三家兼容
憶昔
杜甫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兼收並蓄，風氣開放，敢於創新
③ 總結唐代詩歌的文學成就
唐代是中國詩歌創作的鼎盛時期，中國偉大的詩人有半數以上都出生在唐代。它展現了詩壇波瀾壯闊的宏偉景觀，呈現了種種不同的獨特風采，是詩盛質美的黃金時代。被中國人民稱為「詩雄」、「詩仙」、「詩聖」的岑參、李白、杜甫，就是這個黃金時代的傑出代表。
唐代不僅詩歌繁榮，詩學也頗為豐富。這一時期，眾多的文學理論家相繼涌現，創作經驗得到了更系統、更精細的總結。唐代文學理論的特點之一是散文理論與詩歌理論的自成領域；特點之二是韓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運動與元稹、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都強調復古；特點之三是唐代的詩學理論，按其審美價值取向的不同，又可分為兩大派；一是以初唐的陳子昂，盛唐的杜甫，中唐的元稹、白居易和晚唐的皮日休為代表，主張入世，描寫社會，抨擊時弊，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與社會作用；一是以王昌齡、皎然、司空圖為代表，主張隱逸、描寫自然、寄情山水，重視詩歌的藝術性和審美價值。前者可稱為「現實派」，後者可稱為「藝術派」。這兩派在唐代詩論史上，雙峰對峙，分道揚鑣。在儒家詩教占統治地位的唐代文壇，「現實派」居於主導地位；而「藝術派」則被斥之為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這是極不公允的。本文主要以陳子昂、白居易詩學的審美價值取向來評價其成就、缺點及其影響，這對我們繼承和借鑒優秀的傳統詩學不是沒有裨益的。
陳子昂與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的詩人和詩論家。一個生在唐代立國的初期；一個生在內憂外患的中唐時期。從其出身、經歷和所處的時代來看都不盡相同，但他們卻有相同的文學主張，都是「現實派」的詩論家和詩人，又都是在革新詩歌的旗幟下，搞詩歌的復古主義。他們復的是《詩經》、「六義」之古；革的是六朝文學的命。因此，在詩歌的審美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重功利的美刺諷諭。
一
陳子昂，子伯玉（661—702），四川射洪人，出身富豪，二十四歲中進士，為武則天所賞識，官至右拾遺。他是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封建知識分子，參政後，曾隨軍到過西北邊塞，後又隨軍東征，抵禦契丹的入侵，任建安武王攸宜的參謀。他積極要求改革政治，提出了「選賢任能」、「明頌息刑」、「藉田養蠶」等一系列具有積極意義的建議，要求統治者「順黎民之願」[1]，反對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但不為最高統治者採納。他憤而辭官歸故里，最後冤死獄中，年僅四十二歲。在政治上是一個懷才不遇的失意者。新、舊《唐書》中均有傳。有《陳拾遺集》。陳子昂的詩學理論主要表現在《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中。這是為詩友東方虯的《詠孤桐篇》詩寫的序言。在這短短的序言里，充分反映了陳氏的詩學觀點：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雲：「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仆亦以為知言也。故感嘆雅制，作《修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陳子昂認為「文章道弊五百年」是由齊、梁詩歌「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形式主義詩風所致。可見，他的詩學理論是針對六朝詩歌脫離現實，偏重形式主義的文風提出來的。因此，提出「興寄」和「風骨」作為詩歌的創作原則。「興寄」的「興」指比興手法；「寄」指內容要有寄託。即用「托物起興」、「因物喻志」的手法來抒發作者的情思。聯系他要恢復「正始之音」的主張來看，他提倡的「興寄」是要恢復儒家詩教所強調的「言志」傳統。他以「興寄」作為詩歌的內容就是要通過對社會生活的描繪來反映現實人生，發揮干預生活、對社會政治起積極的教化作用，這也表現了作者傳統的美刺觀念。陳子昂用這種美刺教化的功利觀來要求既不匡惡頌美，又很重視個性抒發的齊、梁文學，當然就成了所謂的「道弊」和「頹靡」之音了。所以，他要標風雅，崇漢魏，主張創作要有「興寄」，其核心就是復古，就是要使詩歌創作回到儒學所強調的「正始之道，正化之基」的軌道上去。
陳子昂的文學復古思想，必須放在當時的整個復古潮流中才能得到恰當的解釋。唐初，從結束魏晉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後，唐統一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為了適應唐王朝立國後政治穩定的需要，儒學復古和文學復古的問題就提出來了。高祖李淵就深嘆魏、晉以來「雅道淪缺」，「儒風莫扇」，「周禮之教，闕而不修。」[2]因而強調「敦本息末，崇尚儒宗」。[3]唐太宗李世民更明確地提出了復古的要求：「朕雖德謝前王，而情深好古，傷大雅之既隱，懼斯文之將墜，故廣命賢才，旁古遺逸，探六經之奧旨，采三代之英華。古典之廢於今者，成擇善而修復；新聲之亂於雅者，並隨違而矯正。」[4]由於統治者的一再提倡，唐初文人也多主復古。陳子昂就是這一文學復古思潮的代表。
從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來看，唐初文壇以至整個唐代文壇都有一個如何面對六朝文學的問題。陳子昂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是：貶斥六朝，對建安風骨推崇備至。在《修竹篇序》中，他贊揚東方虯的《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這是他對詩歌審美標準的自覺運用。他要求詩歌慷慨堅實、音調鏗鏘，語言朴實，形成一種明朗剛健的風格。陳子昂以正統的「風雅」作為詩美的標准，當然不可能對六朝文學作任何的肯定。而六朝文學本身又確實存在著頹靡的詩風，針對這一點而倡導「風骨」，有除弊補偏之功，對唐代詩風的轉變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文學的發展不能割斷歷史，文學的繼承性作為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陳子昂怎麼能跳過六朝，甚至否定六朝而直取建安呢？六朝詩歌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階段。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風格各異的作家和作品，大大地開拓了詩歌的創作天地。特別值得稱道的是突破了兩漢以來儒家的詩教原則，不囿於「詩言志」的宗旨，對詩的興、觀、群、怨的功用也不以為然。他們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來描繪自然。優美的田園詩和山水詩是這一時期的精品。陶淵明、謝靈運、謝是創造詩美的出色代表。六朝的玄言詩和宮體詩也很盛行。但都應聯系當時的社會情況作具體分析，不應作簡單否定。由於魏晉六朝時期人的覺醒，對人的自身價值的發現和肯定，對「文學是人學」，要表現人和人的感情，在詩歌中要自由地伸張自己的個性，不少詩人是有體驗的，因而才有六朝詩歌的繁榮。就以玄言詩而言，也是六朝詩歌的一種樣式，表面看它脫離現實人生，清談玄理，不可取效，但兩晉時期的許多玄言詩也表現了個人的思想感情，從自身的價值出發，抒寫自我的內心世界，這也表現了文學的自覺，是無可非議的。六朝詩歌，就其內容的現實性和風格的質朴來說，雖然遜於《詩》、《騷》和漢魏古詩，但在語言凝練，聲律探索和表現手法的細致精巧方面卻積累了不少的經驗。特別是六朝創作中的個性化是值得學習和肯定的。這些絕不是六朝文學的「道弊」和「頹靡」之音，而是六朝文學的發展和新變。因此，六朝詩歌對唐詩的發展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事實上，初唐詩人，雖然在理論上批判六朝文學的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詩風，但在他們的創作中卻又不自覺地在吸取六朝文學的藝術營養。唐初四傑的成就即可說明這個問題。可見，唐代文學的繁榮絕不是否定六朝文學的成就而直取建安的結果。假如，唐代詩歌是直連建安，我們今天就看不到唐詩如此興旺的景象。所以，文學的發展絕不能割斷歷史，沒有六朝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的重要發展，就絕不會有唐代文學的繁榮。
從古至今，六朝詩歌倍受冷落，唯恐棄之不及。陳子昂也正是以正統的眼光來看六朝詩的。對六朝的山水詩、玄言詩以及宮體詩等等都持否定的態度，斥之為「彩麗競繁」，「逶迤頹廢」。這是他「好古者遺近，務實者去華」的具體表現。
陳子昂作為初唐革新詩歌的代表人物，他確實以「興寄」、「風骨」為宗，一變六朝抒情的風氣，寫了不少慷慨激昂，揭露現實，抨擊時弊的詩篇，對擺脫唐初宮體詩的束縛起了積極的作用，給詩歌創作帶來了新的面貌。但他過於執著超越六朝而恢復古道。因此，他的詩偏重因襲而缺乏創新。所以，皎然在《詩式》中評他是「復多而變少」，這是很恰當的。陳子昂雖然否定六朝詩歌，但在他的創作中也未完全拒絕六朝文學的藝術成就。明張頤在《陳伯玉文集序》中說：陳子昂著作「有六朝初唐氣味」。這是符合他的創作實際的。
陳子昂的詩歌復古理論及其創作實踐在唐代確實有很大影響。《新唐書·本傳》說：「唐興，文章承徐、庾余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足見，陳子昂影響之巨大。但是，他一再受到贊揚的不是詩學上有什麼新的建構，而只是就他在文學中恢復正統思想的地位來談的。文學必須與時俱進，不斷變革，陳子昂卻以革新為名行復古之實。因此，在詩學理論方面談不上有多大貢獻。
二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又號香山居士，陝西渭南人。貞元進士，累官左拾遺，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後歷任杭州、蘇州刺史，官至刑部尚書。有《白氏長慶集》二十卷，《後集》詩十七卷《別集補遺》二卷。《與元九書》是與其好友元稹的論詩之作。
白居易是繼李白和杜甫之後又一位輝耀千古的偉大詩人和詩論家。他所處的時代，是封建社會已經走過了頂峰的中唐時期。文學的復古問題初唐時已經提出，到了中唐，文學的復古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文學思潮：散文有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詩歌則有元稹、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前者要求恢復魏晉六朝以前的散文格調，批判魏晉以後的駢麗文體，提倡文從字順的文風，強調文與道的關系和文章的教化作用；後者則主張向先秦的風、雅學習，抨擊六朝以來「嘲風雪，弄花草」的詩風，提出「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創作目的，強調詩歌的「美刺」的作用。這與陳子昂的復古思想是一致的。但是，中唐的復古有其更為復雜的社會政治原因。由於安史之亂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朝庭政治更加腐敗。政局的動盪和戰亂，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更加深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因此，越來越多的文人強調詩歌補察時政的作用。例如元和初年，李行修就正式向皇帝上書，建議「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並提出要重視「勞歌怨誹之音」，認為它可以「察吏理，審教化」。[5]顯然，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看法，而是當時一批關心時政的文人們共同的聲音。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就是在這一復古背景下興起的。《與元九書》是其新樂府運動的理論總結。
白居易將「六義」作為詩歌審美評價的最高標准，是其復古思想的必然。對「六義」他又重在「美刺比興」。並以此為審美取向，批評了從戰國至梁、陳間所謂「六義」逐漸淪喪的情況：
泊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求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利矣。
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仿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是六義始缺矣。
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嗯》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浸微炎，陵夷矣。
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然則，「余吸散成綺，澄江凈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仆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矣。
——《與元九書》
白居易認為，周衰以後好詩很少。戰國時，屈、宋騷辭，蘇、李五言，「各系其志，發而為文」，「去《詩》不遠，梗概尚存」，尚有可取之處。但「僅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後，得「六義」之旨者極少，責謝靈運之「多溺於山水」，陶淵明之「偏放於田園」，「於時六義浸微矣，陵夷矣」；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麗剛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於時六義盡去矣」。白居易又以「美刺比興」評價自唐興以來二百餘年的詩歌：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失，人不逮夾，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爾頁）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濠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與元九書》
在這里，白居易從《詩經》到杜甫都以「六義」 為標准作了評述，在「六義」中他特別強調「風雅比興」在詩歌中所發揮的諷刺意義和作用。基於這樣的認識，他不但對梁、陳間詩作了全盤否定，斥之為「嘲風雪，弄花草」；而且對於大詩人屈原的「歸於怨思」；陶淵明的「放於田園」；李白缺少「風雅比興」也深表不滿。除《詩經》外，白居易最推崇的杜甫，也不滿意他反映現實，諷刺時弊之作「亦不過三四十首」。他把「美刺比興」的作用推到極限，完全把詩歌變成了政治教化的工具，抹煞詩歌應具有的藝術特徵，這是不足取的。
白居易以「美刺比興」為准則，審視了自《詩經》以來的詩歌，痛感「詩道崩壞」，要「欲扶起之」。如何扶持振新呢？他認為詩的內容是主要的。因此，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主張，目的是為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歌詩合為事而作」是其詩論的核心，也是他特別注意諷諭詩的原因。他在《新樂府序》中談到《新樂府》的創作目的時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更具體表明了他的這一觀點。《寄唐生》中說「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性情，卷之善一身」；[6]「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7]」。這些都是白居易所強調的「時」和「事」的具體內容。白居易贊揚張籍的詩是「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也是肯定其為「事」而作，所以不是空文。白氏的為「時」為「事」而作的思想繼承和發展了儒家的詩學理論，認為表現人們思想感情的詩歌和音樂，必然反映了作者所處時代社會政治面貌的特色。不同的社會政治情況，形成了不同的詩歌風貌，川門通過對作品不同特色的分析考察，可以認識到作者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環境。他說：
世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系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
——《策林）六十四目《復樂古器古典》
這里，白居易明確提出文藝要反映現實的政治得失，就是要「音聲之道」與政治相通，這反映了他強烈的功利觀，也表現了他詩論的偏激和狹隘。本來大自然的美是應該在整個文學中佔有一定的位置，而白氏卻以「溺於山水」、「嘲風雪、弄花草」將六朝文學在這方面的成就一概作了否定。他進而提出，即使寫山水花草也應有諷諭之意：
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升」，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 ——《與元九書》
白居易不是將「風雪花草之物」作為審美對象，而是要求象《詩經》那樣，借物抒情，含義不限於所描寫事物的本身，要發揮詩歌的諷諭作用，即「六義互鋪陳」。由於白居易過分強調詩歌內容的美刺作用，因而就淡化了藝術形式，甚至加以排斥。他樂於堅持的表現方法是：
篇無定句，句無定守，系於意，不系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聞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之樂章歌曲也。
——《新樂府序》
白居易要詩歌的創作象寫啟奏的應用文一樣，只「系於意，不系於文」，語言上主張激切和直露，其政治目的則是「欲聞之者深誡也。」詩的語言本應是含蓄的、蘊藉的，激切和直露是詩的大忌。孺家的詩論也要講「吟詠情性」和「主文而譎諫」，「 譎諫」就是要諫而不露，不能直言。而白居易認為直諫正是新樂府創作的共同特點。他在《秦中吟·序》中提倡「因直歌其事」，「直言而切」等。又在《與元九書》中說：「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在《和答詩十首序》中，又對元稹說：「意太切則言激」。元稹也說過：白居易的「諷諭詩長於激」[8]這說明，激切的諷諭和美刺，是白居易諷諭詩的根本特點，也是他諷諭詩缺乏藝術性的最大弊端，他完全拋棄了詩歌應有的審美作用。鍾惺說：「元白淺俚處處皆不足病，正惡其太直耳」。王士禎也說白居易「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9]從詩歌藝術的特質來看，人們對白居易的這些非議和批評是有道理的。
白居易的詩論繼承了儒家的現實主義傳統，因此，他始終注意詩與政治，詩與現實的關系，強調詩歌的社會使命和政治作用。他提出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補察時政，泄導人情」都是傳統詩教的繼承和發展。在他之前，從國風、小雅、漢樂府以至杜甫、元結等人都有反映「人病」、「時闕」的詩，早已有反映社會黑暗和人民疾苦的傳統。但把這些從理論上加以總結、強調和肯定，白居易可稱是第一人。盡管他的最終目的是在維護「王道」、「教化」，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的詩歌理論是有進步意義的。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自己的理論主張，寫了大量反映「時朗」和「人病」的詩歌。他的這些詩使「權貴者變色」，「執政者扼腕」，「握軍者切齒」，起到了諷諭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將自己的詩分為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並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明志。因此，他認為：「諷諭詩，兼濟之志也」，「閑適詩，獨善之義也」。並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白居易的詩論觀與其創作實踐是矛盾的。他最欣賞的諷諭詩是他重美刺詩論的具體實踐，固然不乏優秀之作。如《觀刈麥》、《新豐折臂翁》、《紅線毯》、《賣炭翁》、《重賦》等等，都是諷諭詩的優秀篇什。這些與詩人「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創作思想分不開。表現了詩人關心民生疾苦並敢於揭露時弊的銳氣，這是白氏前期「兼濟天下」之作，無疑是進步的，應該肯定。但更為人們所稱道的還是他藝術造詣高的「感傷詩」和「雜律詩」，如《長恨歌》和《琵琶行》就是其中最優美的代表。這是詩人擺脫了時政所羈的人生感悟之作，抒發了詩人對世事的憂悲和感嘆！具有「怨而不怒」的風格。
三
陳子昂、白居易的詩歌復古理論，從客觀來講，是順應時代政治思想的產物；從主觀來說是為了維護儒家正統的詩教原則。他們的創作成就，遠比其詩學理論更高。這深刻地說明，文學的發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的理論並不能限制他們在藝術上的出色創造。陳子昂和白居易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和所產生的影響都遠在他們的詩學理論之上。
唐代「現實派」的詩論並非都是強調復古而缺乏創新；並非都只重功利而籠統否定六朝詩歌。被我們尊稱為「詩聖」的杜甫，不僅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創造了能與日月爭光的詩篇；而且對詩歌的評論也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見解，開創了以詩論詩的先河。他的詩論除《戲為六絕句》外，更多的是在抒寫情懷、酬答唱和的詩篇中有所表現。他喜歡在詩中談藝論文，如《解悶五首》、《春日憶李白》、《偶題》等。但最精采最集中的還是《戲為六絕句》這是六首絕句構成的一篇組詩，其核心是討論遺產的學習繼承和詩歌的創作問題。隋唐以來的文壇，為了適應統治者復興儒學的需要，文人著述，對六朝文學幾乎都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斥之為頹廢浮艷，陳子昂是其中的代表。更有甚者，有的只承認六經及孔孟之文，連戰國屈、宋以來的文學都要加以否定。在這樣一股強大的復古潮流中，真正能以藝術的眼光來審視屈、宋以來，特別是六朝的文學遺產而給以肯定者為數極少，杜甫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他的《戲為六絕句》就是針對這種割斷歷史，籠統否定六朝詩和唐初詩歌的傾向而發的。
在如何對待六朝詩的問題上，杜甫沒有作簡單的否定。在他之前，隋朝的李鍔說：「江左齊梁，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月之狀。」[10]唐初的陳子昂和與他同時代的李白，都相繼打出革新詩歌的旗幟，提出復古的口號，標榜「漢魏風骨」，力圖糾正「嘲風月，弄花草」的萎靡傾向。如：陳子昂說：「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李白則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11]他們對齊梁詩一概加以否定。只有杜甫在堅持發揚「漢魏風骨」，繼承風雅精神的同時，對六朝的詩歌和詩人採取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肯定陶淵明和謝靈運；推崇鮑照的詩歌風格，特別贊美在七言歌行體方面的才氣和貢獻；對謝朓、何遜、陰鏗等詩人在詩歌聲律和語言方面的成就都作了充分的肯定。特別對遭到「今人嗤點」的庾信，對其晚年作品更加推崇：「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並在《詠懷古跡》中又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庾信晚年的詩歌，充分抒發了思念故國的情懷，與杜甫憂國憂民的感情息息相通，杜甫把他引為知己，給予了高度評價。對宮體詩，杜甫最為厭惡：「恐與齊梁作後塵」，但宮體詩不能代表齊梁詩的全部，更不能代表全部六朝詩。杜甫不以偏概全，以一疵而否定全體，而是具體分析，區別對待，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對於一個時代的詩歌如此，對於一個作家的作品也應如此。由此可見，杜甫對六朝詩所持的觀點是辯證的。清人馮班說：「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甫，曉得它的短處，又曉得它的好處。他人只是望影架說話。」[12]正因為這樣，杜甫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六朝詩歌。
如何正確評價唐初「四傑」，杜甫也發表了他的真知灼見：「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因詩歌在經過梁、陳、隋幾代詩人的探索和實踐後，逐漸形成了一種工於聲律，講究對仗的新體詩———格律詩。唐初的宋之問、沈佺期，以及王、楊、盧、駱四傑，在新體詩的創造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由於當時人們對齊梁詩風的不滿，致使一些人產生了錯覺，把新體詩也當做浮艷之作來指責、否定。因而王、楊、盧、駱的詩歌就遭到誹議和責難。杜甫則力排眾議，明確指出：「王、楊、盧、駱當時體」，他們的詩歌是適應詩歌格律的不斷精細完整而產生的，雖然還存在著柔弱纖細的風貌，但擴大了詩歌的寫作范圍，並為五言、七言律詩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們的詩歌是當時風尚的表現，也是詩歌歷史發展的必然。杜甫忠告那些「哂未休」的人們說：「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你們的軀體與名聲將隨時間的流逝一同消亡；而「四傑」的詩文則如萬古長流的江河永生不息。杜甫是從文學歷史發展的趨勢來評論唐初的新體詩，因而，他能充分肯定唐初四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面對當時文壇是古非今的現象，究竟應該怎樣正確對待古與今的問題？杜甫的態度是「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他論詩不厚古薄今，只要是清詞麗句都加以肯定。杜甫對於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無論是前賢還是後生，都同樣取其所長，虛心學習。他對庾信和唐初四傑的態度就是很好的例子。至於對文學遺產的繼承，杜甫的原則是「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對過去的文學遺產不能兼收並蓄，全盤肯定，而應有所批判有所選擇，也就是博採眾家之長，虛心向前人學習。他以六朝詩和唐初新體詩為例來說明「別裁偽體」和「轉益多師」的重要。這兩者又是相互聯系的，「別裁偽體」是鑒別精華與糟粕；「轉益多師」是博取眾家之長，學習一切優秀的東西。前者是去偽存真，後者是無所不師。所以，對待文學遺產必須是在去偽存真的基礎上進行學習。杜甫就是一位虛心向前人學習的大詩人，他能攀上詩歌藝術的頂峰是與其「多師」分不開的。中唐詩人元稹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13]他融入了各家之長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正說明杜甫是以「多師」為師的典範。
杜甫雖是儒家詩學的傳人，但他並不囿於儒家的詩教原因，而是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和發展，杜甫雖屬於唐代「現實派」的詩論家，他亦重視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文學的繼承、文學的社會作用等問題，但他都能以正確的態度和辯證的觀點來處理。因此，在詩歌的審美價值取向上，絕不偏執於只重功利的美刺諷諭。杜甫的現實主義詩論亦如他的詩歌創作一樣是大唐帝國的高峰，其影響是深遠的。
④ 古代文學唐朝詩風革新的作用及成就
作用
唐代詩文革新運動以其鮮明的文學理論和豐富的詩文創作，在初唐時徹底清除了齊梁余風之後，即進入盛唐詩文創作的繁盛時期，緊接著的兩次意義重大的詩文革新運動更是開創了中唐文學的新局面，也影響著晚唐乃至後世詩文的發展，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成就
一 、初唐：「四傑」拒齊梁詩風，子昂創「興寄風骨」
唐代詩文革新運動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初唐(從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年間），這是盛唐詩歌大繁榮的預備階段，詩人們漸漸走出南宋齊梁綺艷之風和梁陳宮廷之風。王、楊、盧、洛四傑一登場就對這種華靡之風加以批判，主張詩歌應該反映現實生活，指出詩歌應有「剛健」和「骨氣」。 到陳子昂步入詩壇，開風氣之先，讓唐代文學從理論和創作上徹底摒棄了齊梁余風，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正如劉克庄所言：「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高唱高雅沖淡之音，一掃六代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清嘉慶刻本）①高度評價了陳子昂對唐代詩壇做出的貢獻。
二 、盛唐：詩歌創作大繁榮，不因理論尤「運動」
唐代詩文革新運動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即盛唐（從玄宗開元年間至太宗大歷初年），這是詩歌的大輝煌大繁榮時期。詩歌創作獲得了空前絕後的發展，達到了風骨聲律兼優的唯美境界。這個時期涌現了大批詩中高手，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還有王孟、高岑、韋應物、劉長卿、王昌齡等等，真是不盡長江滾滾來。詩歌創作空前繁榮而詩歌理論卻頗為沉寂,理論的發展似乎明顯滯後於創作實踐。然而盛唐詩人作為唐代文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文章創作也是百川中的一支。他們不同於理論家，而他們的
鮮明的創作風格和獨特的個性色彩，卻將深深地影響到後世的理論和作品創作。故而他們的文章創作同理論家的創作一樣，對唐代的詩文革新運動起有促進作用。
三、中唐：「元白韓柳」齊上陣，「樂府古文」新運動
唐代詩文革新運動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中唐（從代宗大歷年間至穆宗長慶年間），這是唐詩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繼盛唐之後的又一個繁榮時期。這個階段的前期由於社會的動亂和王朝的衰微，詩人們失去了開闊樂觀的精神風貌，詩歌也出現了「氣骨頓衰」的不爭氣象，就是號稱大歷十才子的詩人們，也出現了一種漸入雕飾，追求麗詞的傾向，有種頹廢的味道。到了中唐後期，詩人們的精神重新振作了起來，唐詩出現了「新變」，各種風格流派爭奇斗艷，顯示出大活躍的景象。至貞元、元和年間，由於出現了韓孟、元白兩大風格迥異的流派和劉禹錫、柳宗元等風格獨標的名家，經由元白詩派新樂府詩歌理論的帶動和韓柳古文革新運動的力推，唐代的詩文創作再次出現了大繁榮的局面。
四、晚唐：詩雖衰有小「李杜」，文漸末出新「詞體」
唐代詩文革新運動發展的第四個階段，即晚唐（從懿宗咸通初年到唐王朝滅亡）。中唐詩文高潮到唐穆宗長慶時期逐漸低落，在國運衰微的影響下，晚唐詩歌面貌再次發生變化，由盛唐的雄健壯麗，轉而為哀婉凄艷。晚唐詩人以李商隱、溫庭筠、杜牧三
人為代表，盡管為晚唐詩增添一份新的色彩，卻也難以抵擋唐詩衰微的洪流。
⑤ 永田知之 唐代的文學理論:復古與創新 有翻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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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概述唐宋時期文學成就
一、唐代文學概況
唐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輝煌、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之一。唐代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歌、散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
(一)唐代詩歌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歌，有一代文學之稱譽。詩歌的創作不僅古體、近體等各種形式及藝術技巧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且作家和作品眾多。《全唐詩》所收詩歌近5萬首，作者2200餘人，而且傑出詩人和優秀作品的數量和質量都是其它時代無法比擬的。唐代詩歌一般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這也是整個唐代文學的一般劃分。
初唐詩歌是唐代詩歌走向興盛的准備階段。初唐大致是指從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時期（618-712）。初唐前期詩歌受南朝齊梁詩風的影響較大。貞觀時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圍的宮廷詩人虞世南、李百葯等，他們的創作日趨宮廷化、貴族化，多是奉和應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飾辭藻，齊梁積習猶存。以上官儀為代表的「上官體」，成為當時宮廷詩人創作的典範。初唐後期詩歌雖沒有完全擺脫齊梁詩風的影響，但出現了新的轉機。「四傑」的創作開創了不同於宮廷詩人的新詩風，在內容題材、審美追求和風格上都發生了關鍵性的轉變。「文章四友」、「沈宋」雖也都是宮廷詩人，但對律詩的定型和成熟作出了貢獻。陳子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轉變唐代詩風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齊梁詩風，主張恢復漢魏風骨和風雅的興寄傳統，並且實踐了這個主張。總而言之，初唐詩歌顯示了過渡和創新的特點。
盛唐詩歌是唐代詩歌的極度繁榮時期。盛唐大致從唐玄宗開元元年到唐代宗永泰元年(713-765)。這一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風格獨具的詩人。出現了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比較有名的田園詩人還有儲光羲、常建、祖詠、裴迪等人。出現了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寫作邊塞詩的著名詩人還有王昌齡、王之渙、李頎、崔顥等。成就最卓著的兩位詩人就是「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他們達到了浪漫與現實詩歌創作的頂峰。
中唐詩歌是唐代詩歌的繼續繁榮時期。中唐大致從代宗大歷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766-835)。這一時期作家眾多，流派林立。大歷至貞元年間出現了韋應物、劉長卿以山水詩為主的詩歌創作、元結、顧況等新樂府先驅的詩歌創作，以及以錢起、盧綸等「大歷十才子」和李益的邊塞詩創作。貞元以後出現了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張籍、王建、李紳等人參加的新樂府運動，出現了以韓愈、孟郊為代表追求奇崛險怪的韓孟詩派，還有風格奇譎怪誕的詩人李賀。此外，劉禹錫、柳宗元的詩歌創作也都獨具獨具一格。
晚唐詩歌是唐代詩歌的衰落時期。晚唐大致從文宗開成元年到唐滅亡(836-907年)。晚唐詩歌影響較大的詩人是李商隱和杜牧，二人有「小李杜」之稱。陸龜蒙、皮日休繼承了新樂府運動的傳統，但多具閑適淡泊的情調。此外，溫庭筠、杜荀鶴、韋庄等都有一定的成就。
(二)唐代散文
唐代散文主要有駢文和「古文」兩大類，並且在不同階段中各自占據著優勢，在相互斗爭中消長，相互交融。此外，古文創作走向低潮後的晚唐小品文也顯示了它的奇光異彩。《全唐文》所錄的作家有3千餘人，作品有2萬余篇。
初唐時期沿著南北朝駢文創作的道路，駢文仍然占據著文壇的統治地位。奏疏、章表、論說等等的寫作仍使用駢文，而且一直延續到盛唐。初唐駢文創作的優秀作家是「初唐四傑」，如王勃的《滕王閣序》、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此時古文運動的先驅陳子昂提出復古的主張，其文章也在向單行散體方向發展。駢文創作總體上是向著散文化的方向發展。
盛唐時期駢文的創作仍很興旺，但也顯示了新的變化。玄宗開元時號稱「燕許大手筆」的張說、蘇頲主張「崇雅黜浮」，駢文能夠運散入駢。
⑦ 唐宋時期中國文學取得了哪些成就
一、唐代文學概況
唐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輝煌、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之一。唐代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歌、散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
(一)唐代詩歌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歌，有一代文學之稱譽。詩歌的創作不僅古體、近體等各種形式及藝術技巧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且作家和作品眾多。《全唐詩》所收詩歌近5萬首，作者2200餘人，而且傑出詩人和優秀作品的數量和質量都是其它時代無法比擬的。唐代詩歌一般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這也是整個唐代文學的一般劃分。
初唐詩歌是唐代詩歌走向興盛的准備階段。初唐大致是指從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時期（618-712）。初唐前期詩歌受南朝齊梁詩風的影響較大。貞觀時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圍的宮廷詩人虞世南、李百葯等，他們的創作日趨宮廷化、貴族化，多是奉和應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飾辭藻，齊梁積習猶存。以上官儀為代表的「上官體」，成為當時宮廷詩人創作的典範。初唐後期詩歌雖沒有完全擺脫齊梁詩風的影響，但出現了新的轉機。「四傑」的創作開創了不同於宮廷詩人的新詩風，在內容題材、審美追求和風格上都發生了關鍵性的轉變。「文章四友」、「沈宋」雖也都是宮廷詩人，但對律詩的定型和成熟作出了貢獻。陳子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轉變唐代詩風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齊梁詩風，主張恢復漢魏風骨和風雅的興寄傳統，並且實踐了這個主張。總而言之，初唐詩歌顯示了過渡和創新的特點。
盛唐詩歌是唐代詩歌的極度繁榮時期。盛唐大致從唐玄宗開元元年到唐代宗永泰元年(713-765)。這一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風格獨具的詩人。出現了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比較有名的田園詩人還有儲光羲、常建、祖詠、裴迪等人。出現了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寫作邊塞詩的著名詩人還有王昌齡、王之渙、李頎、崔顥等。成就最卓著的兩位詩人就是「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他們達到了浪漫與現實詩歌創作的頂峰。
中唐詩歌是唐代詩歌的繼續繁榮時期。中唐大致從代宗大歷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766-835)。這一時期作家眾多，流派林立。大歷至貞元年間出現了韋應物、劉長卿以山水詩為主的詩歌創作、元結、顧況等新樂府先驅的詩歌創作，以及以錢起、盧綸等「大歷十才子」和李益的邊塞詩創作。貞元以後出現了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張籍、王建、李紳等人參加的新樂府運動，出現了以韓愈、孟郊為代表追求奇崛險怪的韓孟詩派，還有風格奇譎怪誕的詩人李賀。此外，劉禹錫、柳宗元的詩歌創作也都獨具獨具一格。
晚唐詩歌是唐代詩歌的衰落時期。晚唐大致從文宗開成元年到唐滅亡(836-907年)。晚唐詩歌影響較大的詩人是李商隱和杜牧，二人有「小李杜」之稱。陸龜蒙、皮日休繼承了新樂府運動的傳統，但多具閑適淡泊的情調。此外，溫庭筠、杜荀鶴、韋庄等都有一定的成就。
(二)唐代散文
唐代散文主要有駢文和「古文」兩大類，並且在不同階段中各自占據著優勢，在相互斗爭中消長，相互交融。此外，古文創作走向低潮後的晚唐小品文也顯示了它的奇光異彩。《全唐文》所錄的作家有3千餘人，作品有2萬余篇。
初唐時期沿著南北朝駢文創作的道路，駢文仍然占據著文壇的統治地位。奏疏、章表、論說等等的寫作仍使用駢文，而且一直延續到盛唐。初唐駢文創作的優秀作家是「初唐四傑」，如王勃的《滕王閣序》、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此時古文運動的先驅陳子昂提出復古的主張，其文章也在向單行散體方向發展。駢文創作總體上是向著散文化的方向發展。
盛唐時期駢文的創作仍很興旺，但也顯示了新的變化。玄宗開元時號稱「燕許大手筆」的張說、蘇頲主張「崇雅黜浮」，駢文能夠運散入駢。
⑧ 唐代文學在詩,散文,傳奇,詞等方面的成就
唐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詩的發展最早，在唐文學中也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當詩發展到它的高峰時，散文開始了它的文體文風改革。就文體文風改革的規模和影響說，前此還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它相比。小說也開始走向繁榮。而當散文、小說、詩相繼進入低潮時，詩的另一種體式──詞，又登上文壇
煥發光彩。終有唐一代，幾乎找不到一個文學沉寂的時期。
唐文學的繁榮，還表現在作者眾多而大師輩出上。《全唐文》收作者3035人，《全唐詩》收作者二千二百餘人，據不完全統計，唐人小說今天可以找到的還有二百二三十種。唐代出現的傑出詩人數量之多，為我國詩歌史上所僅見。
唐詩的發展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它可以說是一代文學的標志。唐詩的發展存在著不同的段落。最初的90年左右，是唐詩繁榮到來的准備階段。就表現領域說，逐漸從宮廷台閣走向關山與塞漠，作者也從宮廷官吏擴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調說，北朝文學的清剛勁健之氣與南朝文學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境界；就詩的形式說，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唐人做創造了一種既有程式約束又留有廣闊創造空間的新體詩─
─律詩。到了開元十五年前後，無論是情思格調、意境興象，還是聲律形式，都已經為唐詩繁榮的到來准備了充分的條件。繼之而來的便是開元、天寶盛世唐詩的全面繁榮。這個時期，出現了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還有王晶齡、李頎、崔顥、王之渙等一大批名家。當然最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與杜甫。此期唐詩骨氣端翔，興象玲瓏，無工可見，無跡可求，而含蘊深厚，韻味無窮。
天寶後期，社會矛盾激化，部分詩人開始寫生民疾苦。天寶十四載（755）冬，發生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成了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一社會大變動，也引起了文學的變化。詩歌中開元、天寶盛世繁榮期那種興象玲瓏、骨氣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漸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調也逐漸消退。從偉大詩人杜甫開始，從題材到寫法，都不同於盛唐詩了。這可以說是唐詩發展中的一種轉變。此後大歷詩人出來，因社會的衰敗而心緒彷徨，詩中出現了寂寞情思，夕陽秋風，氣骨頓衰。待到貞元元和年間，士人渴望中興，與政治改革同時，詩壇上也出現了革新的風氣。詩歌創作出現了又一個高潮。韓愈、孟郊、李賀等人，怪怪奇奇，甚至以丑為美，形成韓、孟詩派。白居易、元稹，還有張籍、王建，則從樂府民歌吸取養料，把詩寫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詩派。這些中唐詩人在盛唐那樣高的水平上，以革新精神和創新勇氣，又開拓出一片詩歌的新天地。長慶以後，中興成夢，士人生活心態內斂，感情也趨向細膩。詩歌創作題材多狹窄，寫法多苦吟。杜牧、李商隱突起，聚顯光芒。特別是李商隱，以其善感靈心、細膩豐富的感情，用象徵、暗示、非邏輯結構的手法，表現朦朧情思與朦朧境界，把詩歌表現心靈深層世界的能力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創造了唐詩最後的輝煌。
⑨ 唐代的文學有哪些突出成就
唐文學的繁榮，表現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上。詩的發展最早，在唐文學中也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當詩發展到它的高峰時，散文開始了它的文體文風改革。就文體文風改革的規模和影響說，前此還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它相比。小說也開始走向繁榮。而當散文、小說、詩相繼進入低潮時，詩的另一種體式──詞，又登上文壇 煥發光彩。終有唐一代，幾乎找不到一個文學沉寂的時期。
唐文學的繁榮，還表現在作者眾多而大師輩出上。《全唐文》收作者３０３５人，《全唐詩》收作者二千二百餘人，據不完全統計，唐人小說今天可以找到的還有二百二三十種。唐代出現的傑出詩人數量之多，為我國詩歌史上所僅見。
唐詩的發展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它可以說是一代文學的標志。唐詩的發展存在著不同的段落。最初的９０年左右，是唐詩繁榮到來的准備階段。就表現領域說，逐漸從宮廷台閣走向關山與塞漠，作者也從宮廷官吏擴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調說，北朝文學的清剛勁健之氣與南朝文學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風骨又開朗明麗的境界；就詩的形式說，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唐人做創造了一種既有程式約束又留有廣闊創造空間的新體詩─ ─律詩。到了開元十五年前後，無論是情思格調、意境興象，還是聲律形式，都已經為唐詩繁榮的到來准備了充分的條件。繼之而來的便是開元、天寶盛世唐詩的全面繁榮。這個時期，出現了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還有王晶齡、李頎、崔顥、王之渙等一大批名家。當然最重要的是偉大詩人李白與杜甫。此期唐詩骨氣端翔，興象玲瓏，無工可見，無跡可求，而含蘊深厚，韻味無窮。
天寶後期，社會矛盾激化，部分詩人開始寫生民疾苦。天寶十四載（７５５）冬，發生安史之亂。安史之亂成了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分水嶺，這一社會大變動，也引起了文學的變化。詩歌中開元、天寶盛世繁榮期那種興象玲瓏、骨氣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漸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調也逐漸消退。從偉大詩人杜甫開始，從題材到寫法，都不同於盛唐詩了。這可以說是唐詩發展中的一種轉變。此後大歷詩人出來，因社會的衰敗而心緒彷徨，詩中出現了寂寞情思，夕陽秋風，氣骨頓衰。待到貞元元和年間，士人渴望中興，與政治改革同時，詩壇上也出現了革新的風氣。詩歌創作出現了又一個高潮。韓愈、孟郊、李賀等人，怪怪奇奇，甚至以丑為美，形成韓、孟詩派。白居易、元稹，還有張籍、王建，則從樂府民歌吸取養料，把詩寫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詩派。這些中唐詩人在盛唐那樣高的水平上，以革新精神和創新勇氣，又開拓出一片詩歌的新天地。長慶以後，中興成夢，士人生活心態內斂，感情也趨向細膩。詩歌創作題材多狹窄，寫法多苦吟。杜牧、李商隱突起，聚顯光芒。特別是李商隱，以其善感靈心、細膩豐富的感情，用象徵、暗示、非邏輯結構的手法，表現朦朧情思與朦朧境界，把詩歌表現心靈深層世界的能力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創造了唐詩最後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