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請問眾人,計量經濟學講啥的呢,謝謝諸位
以一定的經濟理論和統計資料為基礎，運用數學、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以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隨機性特性的經濟變數關系。
主要內容包括理論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經濟計量學。
② 計量經濟學是以下哪些學科相結合的綜合性學科
經濟計量學(Econometrics) 是西方經濟學中關於如何計量經濟關系實際數值的分支學科，也常譯為計量經濟學，量讀liàng（《現代漢語辭典》2012年6月第6版「計量」條）。
經濟計量學在20世紀30年代誕生之初，研究多限於計量方法的探討，實際計量工作還較少，且多集中於需求分析，能夠算做實際宏觀經濟計量分析的只有丁伯根關於美國經濟周期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經濟學家L.R.克萊因（1920～ ）等人不斷提高丁伯根開創的宏觀經濟計量的規模和深度，到60年代形成一個向資本主義企業出售經濟計量預測勞務的興旺行業。為了改進實際經濟計量的效果，西方經濟計量學家持續在計量方法技術上下工夫，除去加大模型、擴充資料庫、改進軟體包以外，在估算方法上也有不少進展。普通最小平方法只有在客觀真實情況可以用標准線性模型代表時，才能成為最佳線性無偏估算式，即估算結果最接近真實。標准線性模型是指：只有因變數是隨機變數，自變數則是一套在重復抽樣時保持不變的固定數值；因變數的隨機誤差是正態分布，因變數的各次觀測值的均方差都相同，並且兩者之間互不相關（即無「序列相關」）；各個自變數之間不存在准確的線性相關（即無「多重共線性」）。但客觀實際情況很難符合這樣嚴格的標准條件，因而設計出種種特殊估算方法來應付。例如，當原模型不符合識別條件，不能從簡化式的系數估算值還原成結構參數值，而結構式的自變數中又有隨機變數時，需要用兩階段以至三階段最小平方法估算。對觀測資料是否存在異均方差、序列相關、多重共線性等，也都設計了檢驗方法和解決措施，但這些方法和措施的效率至今還被認為有待提高。另外，在方法論上也有了變化：一向因不考慮隨機因素被大多數經濟計量學教本排除在外的投入－產出分析，現在也被當做生產技術關系方程式納入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早在40年代，荷蘭經濟計量學家T.C.庫普曼斯（1910～ ）就指責不根據經濟理論、直接從時間數列計算出的依賴先行指標指數為「沒有理論的計量」，但近年來一些經濟計量學家也把不依賴經濟理論的時間數列當做經濟計量模型。近二三十年來，西方運用數學方法進行實際經濟計量的范圍擴大了許多，由於經濟計量學的內容已經比較定型，所以這些擴大的領域形成一些新的學科，如運籌學（包括線性規劃）、經濟控制論、系統分析等，都從不同側面豐富和發展了經濟關系的計量方法和實踐。
③ 為什麼說簡·丁伯根是經濟計量學模式建造者之父
個人覺得是因為是在這方面是創始人吧，所以才會這么說。
④ 請介紹幾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
一)經濟學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⑤ 理論計量經濟學和應用計量經濟學的區別和聯系
計量經濟學不僅要尋求經濟計量分析的方法，而且要對實際經濟問題加以研究，回分為理答論計量經濟學和應用計量經濟學兩個方面。
理論計量經濟學是以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技術為研究內容，目的在於為應用計量經濟學提供方法論。所謂計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技術的研究，實質上是指研究如何運用、改造和發展數理統計方法，使之成為適合測定隨機經濟關系的特殊方法。
應用計量經濟學是在一定的經濟理論的指導下，以反映經濟事實的統計數據為依據，用計量經濟方法技術研究計量經濟模型的實用化或探索實證經濟規律、分析經濟現象和預測經濟行為以及對經濟政策作定量評價。
⑥ 為什麼說拉格納·弗里希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
因為它開創了一個新的理論，並且這個理論背後時一直沿用，並且根據這個理論又衍生出了很多的一個科學省，所以說他對這一方面的話是一個奠基人的形象。
⑦ 微觀經濟學的創立人是誰
丹尼爾·麥克法登——現代微觀經濟學創始人
丹尼爾·麥克法登是同時代中最全面的經濟學家之一。他以幾種不同的風格撰寫理論文章，影響著經濟計量經濟學的發展。他致力於大范圍的經驗調查，這些調查涉及了生產關系、不確定狀態下的決策、發展計劃、福利經濟以及城市交通系統等領域。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體現了一個共同的精神實質：經濟學家的使命就是解釋現實經濟現象。我們授予他此項榮譽，不僅因為他在科學問題上的認真態度，而且也在於他著作中的細致與嚴謹。
丹尼爾·麥克法登(Daniel McFadden)
丹尼爾·麥克法登，1937年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羅利市。1953年進入明尼蘇達大學，1956年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1958年獲物理學碩士學位，1958～1961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及斯坦福大學學習經濟學。1962年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行為科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62～1963年在美國匹茨堡大學做博士後。1963～197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任教。1977年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1986年成為其統計中心主任。1991年回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至今。現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和計量經濟學實驗室主任。
他的研究領域包括計量經濟學及經濟學理論方面：隱含變數模式、選擇模式及應用、大規模抽樣計量經濟學、抽樣理論、經濟生產理論以及消費理論。目前正在研究的課題有老齡化趨勢經濟學、儲蓄行為、人口統計學、住房流動性、健康和死亡比例研究、利用計量心理學數據進行的消費者需求分析以及計量經濟學模擬方法研究。2000年他以「對分析離散選擇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發展和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丹尼爾·麥克法登顯然又是經濟學家中的數學家。事實上，赫克曼有數學學位，而麥克法登有物理學位。他們的研究工作即使從數理統計的角度來看，也都有重大突破。
麥克法登教授曾任《統計物理雜志》主編、《計量經濟學》副主編、《美國經濟評論》及《數理經濟學》雜志等刊物的編委、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主席、美國經濟學會副主席。曾獲1975年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1977年當選為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並獲1986年計量經濟學會費希爾勛章、1994年美國農業經濟學會最佳論文獎、2000年美國西北大學耐莫斯經濟學獎。2000年與赫克曼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主要學術貢獻
離散選擇分析
丹尼爾·麥克法登最為突出的貢獻是他對與離散選擇分析（即在不限定決策變換中的選擇）有關的經濟理論和經濟計量方法的發展。
微觀數據經常反映離散選擇。在一個資料庫中，有關個人職業或居住地的信息反映出他們在有限的變動中所進行的選擇。經濟學理論中傳統的需求分析假定個人的選擇是由一個連續變數所代表的，並由此而認為它不適宜於進行離散選擇行為的分析。在麥克法登取得這一最終獲得諾貝爾獎的貢獻之前，對此類選擇所進行的經驗性研究缺乏經濟理論的支持。在他所創立的新理論的基礎上，麥克法登發展了一系列可以用於社會科學諸多領域的微觀計量經濟學模型。
麥克法登的離散選擇理論來源於微觀經濟理論，根據微觀經濟理論中的基本假設，個人選擇某一特定的可變換方案，力求達到個人效用的最大化。然而當研究者無法觀察影響個人選擇的所有因素時，他感知到通過具有相同觀察特徵的個人的隨機變數。在麥克法登的新理論中，他開發出微觀計量經濟模型，這些模型可以用於諸如預測將在總體中選擇不同變換方案的佔有份額。
有條件的邏吉特分析
麥克法登的開創性貢獻是他在1974年提出的有條件的邏吉特分析。為了描述這一模型，需要假設在總體中的每一個人面對某一數目（比如說J個）的變換方案，令X代表與每一變換方案相聯系的特徵，Z代表研究者在其數據中可以觀察到的個人特徵。比如說，在對旅行模式進行選擇的研究中，可變換方案可能是小汽車、公共汽車和地鐵，X可以包括有關時間和費用的信息，而Z有可能覆蓋有關年齡、收入和教育的數據。除X和Z之外的個人及可變換方案之間的差異，盡管是研究者所無法觀察到的，也決定著個人效用最大化選擇。此類特徵是由隨機的「誤差項」所代表的。麥克法登推測這些隨機誤差在總體中具有特定的統計分布（稱為極值分布）。
此類模型經常被應用到對城市旅行交通需求的研究之中，它們可以被應用於交通計劃之中，用於檢驗政策措施的效果以及其他社會與環境等方面的變化。比如說，這些模型可以解釋價格變化、通過改進而獲得的可能性或者人口構成的變動是如何影響使用不同交通方式所佔比例的。這些模型在其他領域也具有應用意義，比如說對居住方式和居住地以及教育的選擇等。麥克法登還將他自己的模型應用到對許多社會問題的分析上，比如民用電力、電話服務和為老年人所提供的住所等。
有條件的邏吉特模型具有在兩個可變換方案（比如乘公共汽車或小汽車旅行）之間進行選擇之相對概率的特殊屬性，而對其他交通選擇方案的價格和質量不予考慮。這一屬性稱為非相關選擇方案（ILA），而這在有些應用中是不現實的。麥克法登不僅設計了確定ILA得到滿足的統計測試方法，而且還引入了更為一般的模型，比如歸巢式邏吉特模型。在此個人選擇被假設為可以在一個特定序列中進行排序的，比如說在研究有關居住地和居住類型問題時，某一個人被假設為首先選擇居住地段或位置，然後再選擇居住類型。
即便有了這些概括和抽象，這些模型仍然對有關總體中未觀察特徵的特定假設相當敏感。在過去十年中，麥克法登構建了模擬模型（採用模擬片段方法）用於對離散選擇模型的統計估測，並且容許比以前多得多的總體假設。計算機的應用大大提高了這些預測方法的實用性，其結果是，如今個人的離散選擇可以被描述得十分逼真，並且他們的決策可以被預測得更加精確。
著作點擊
麥克法登的主要著作有：
《謹慎選擇分析的替性估計和樣本設計》（1981）；
《經濟選擇》（2000）；
《觀察性研究：基於樣本的選擇》（2001）；
《怎樣量化環境損壞或改善的經濟價值》（2002）；
⑧ 計量經濟學的主要開拓人和奠基人是
「計量經濟學」一詞，是挪威經濟學家弗里希（R. Frisch）在1926年仿照「生物計量學」一詞提出的。 隨後1930年成立了國際計量經濟學學會，在1933年創辦了《計量經濟學》雜志。
⑨ 世界最祖名的經濟學家有哪些他們都有什麼貢獻
以下人物僅供參考，有不足的，請不要見怪呀：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因開創了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而稱著於世。
我們曾經的朱總理搞經濟時就顯現出一定的凱恩斯主義風采。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
近代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新古典學派的創始人，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界最重要的人物。
加里·貝克爾（Gary S.Becker）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這個人實在太有名了,呵呵,自己去查下他吧
。
讓·雅克·拉豐(Jean Jacques Laffont，1947.4.13—2004.5.1)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法國圖魯大學（Universite Toulouse）產業經濟研究所創始人，新規制經濟學創始人之一，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Wells獎得主）。拉豐教授同時也是信息經濟學和激勵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激勵理論、規制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阿瑟·林德貝克（Assar Lindbeck）
林德貝克教授在經濟學許多領域建樹良多，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貨幣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失業問題研究，以及福利分析。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著，是瑞典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該學派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
微觀經濟學原理的教科書一般都用他的
約翰·福布斯·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
納什的數學天分大約在14歲開始展現。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時剛剛二十齣頭，但他的一篇關於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論文和其他相關文章，確立了他博弈論大師的地位。在20世紀50年代末，他已是聞名世界的科學家了。
舒比克（Martin Shubik）
他的最著名事例：美元拍賣，強烈建議你去搜來細看一下
讓·梯若爾(Jean Tirole）
天才的經濟學大師，歐洲經濟學界的傑出代表之一。
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
當代數量經濟學研究領域的著名經濟學家，這傢伙是從印度蹦達出來的，大大改變我對印度的看法，反正從某種程度上讓我對祖國挺失望的。
斯蒂芬·斯梅爾(Stephen Smale)
他其實更主要是位數學家。1966年費爾茲獎得主。他因證出五維或以上的龐加萊猜想而成名。然後轉向研究動力系統，作出重要成就，還勾劃出研究計劃，給很多研究者實行。斯梅爾也作過數學經濟的工作，近期也探究了不同的計算理論。
⑩ 什麼是經濟計量學它的研究對象和內容是什麼
經濟計量學是西方資產抄階級經濟學中關於如何計量經濟關系實際數值的分支學科。經濟計量學在20世紀30年代誕生之初，研究多限於計量方法的探討，實際計量工作還較少，且多集中於需求分析，能夠算做實際宏觀經濟計量分析的，只有丁伯根關於美國經濟周期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等人不斷提高丁伯根開創的宏觀經濟計量的規模和深度，到20世紀60年代形成一個向企業出售經濟計量預測勞務的興旺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