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文學界的三駕馬車是誰
著名陝西作家高建群先生的成名作《最後一個匈奴》這本書，是我在渭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就讀漢語言文學專業時接觸的，然而由於這幾年學習、工作及其他雜事導致一直沒能細細品讀我省文壇代表之一高建群先生的著作，實屬遺憾！在大學畢業幾年後的2010年的一個周末，我與西安生物醫葯學院工作的語文老師劉龍山先生在相約參觀了古城西安廣仁寺（陝西唯一喇嘛廟）、楊虎城將軍止園別墅、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張學良將軍公館、千年古剎卧龍寺之後，我又相約了劉龍山老師一同前往我的會員單位「西安解放路學術書店」看書，在書店看書時與劉龍山老師這次交談中又提到了高建群先生的新著《大平原》，這讓我想起了大學時代同學之間談論陝西作家的代表作中的「三駕馬車」！當我拿到這本高建群先生新作《大平原》時，寥寥幾眼便被其中文字吸引住了！那時真後悔當出沒好好讀高建群先生的著作！於是便購買一本《大平原》，當我還未品讀完就被高先生那史詩般的著作和全景式展現關中百姓家族變遷的歷史所感染。讀完《大平原》後，高建群先生已成為即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葉廣芩後我文學追求中陝西又一位作家。時隔幾個月後，我已離開了教師這個崗位從事口腔修復這個行業，但我的文學追求之路卻一直在前行。2010年11月西安圖書展會在曲江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我在工作之餘前去參加了圖書年會，並購買到了由高建群先生親筆簽名的《最後一個匈奴》這本書，如獲重寶，激動萬分!然買回後由於工作繁忙一直未能認真品讀佳作，實屬遺憾！當2011年的鍾聲已經敲響過後，新年的第一個晚上我才拿起了我久違幾年的這本《最後一個匈奴》，細細品讀開來，這次我用半個月時間也未品讀完作品，原因是書中所描寫的「聖人傳道此處偏遺漏」的陝北高原特殊歷史環境所造就的不羈的靈魂深深的打動了我，合上書後還是久久不能平靜，果然不愧是與《廢都》、《白鹿原》並稱「陝軍東征」的「三駕馬車」的經典著作。
② 陝軍東征的陝軍東徵得名
陳忠實：《白鹿原》（1997年榮獲茅盾文學獎）
高建群：《最後一個匈奴》
賈平凹：《廢都》 高建群：《最後一個匈奴》
賈平凹：《廢都》
陳忠實：《白鹿原》
京夫： 《八里情仇》
程海：《熱愛命運》
③ 如何評價陝西作家群體，比如陳忠實、賈平凹、高建群、孫皓暉
陳忠實，男，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鄉村》、《到老白楊樹背後去》，以及文論集《創作感受談》。 中篇小說集《初夏》、《四妹子》，《陳忠實小說自選集》，《陳忠實文集》，散文集《告別白鴿》等。
1997年獲茅盾文學獎，其中《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學生必讀」系列，已發行逾160萬冊，被改編成秦腔、話劇、舞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陳忠實以455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引發廣泛關注。
高建群，男，漢族，1954年1月出生，祖籍西安市臨潼區。新時期重要的西部小說家，國家一級作家、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跨世紀三五人才。高建群被譽為浪漫派文學「最後的騎士」。他的《最後一個匈奴》與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廢都》等陝西作家的作品引發了「陝軍東征」現象，震動了中國文壇
④ 誰是西北第一才子
一眼望見《熱愛命運》四個字，內心竟湧出一股激動和感慨。 《熱愛命運》是陝西作家程海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那個時期被中國文壇稱為建國後第三次文學熱潮期。在以北京作家為代表的傷痕文學和以湖南作家為代表的尋根文學相繼掀起浪花之後，陝軍東征達到了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高潮。 《熱愛命運》被公認為這次陝軍東徵文學浪潮的扛鼎之作。 我第一次讀《熱愛命運》，是在深圳蛇口。那時候工作繁忙，很少有一部中外作品能侵佔我大塊的時間。朋友君良強烈推薦，說如果你不讀這部書，那你就是個中國當代文學盲。我聽這話的時候還有些不以為然。 打開書本之後，才發現君良並非虛言。我也同時理解了所謂扛鼎之作的真正內涵。 我以為那就是才氣。超乎尋常的才氣。即使不便說是絕無僅有的，也至少是中國近現代作家裡極為少見的。 彌漫在《熱愛命運》書頁里的那股才情，只在閱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對話繆塞的《一個世紀兒的懺悔》，拜讀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的時候才有過相似的感覺。 幾天後，相約了廣州，深圳幾位對文學前景充滿困惑，棄筆從商的文學痴迷者，在廣州蘭圃展開了一場關於《熱愛命運》的大討論。與同期在北京舉行的，有六十幾位國內著名作家，評論家參與的《熱愛命運》座談會比起來，我們的規模顯然很小，而規格和話語空間更是無可類比。但我們卻得出了幾乎相同的結論。 《熱愛命運》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力作。程海先生所創作的藝術形象----小說主人公南彧，將是中國文學史藝術群像中一個不朽的經典人物。 也就是在這次難得的激情聚會上，我第一次提出了「程海是西北第一才子」的豪放之言。也許北京座談會上的參會者有同樣的感嘆，只是限於某些因素不便公開放言。但從會議紀要上可以讀出背後的聲音。 何謂才氣？我以為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超越常人的藝術感覺，極富靈感態的語系，充滿震撼的思想內涵和哲學高度，獨特的表現形式。而這些元素被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一個不同凡響的藝術形象，和一部力透紙背的經典力作。 這一點，在近百年的華語文學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示的寥寥無幾。即使是巴金的《家》，錢鍾書的《圍城》，沈從文的《邊城》也都在某些方面存在缺失。 但《熱愛命運》做到了。 首先，在藝術感覺和形式上，程海先生揮舞起人性的解剖刀，以其激情，真誠和靈魂的真實來展開他的藝術畫卷。在這個畫卷里，我能看到茨威格，川端康成，馬爾克斯，杜拉斯等文學巨匠的影子，但卻又保持著程海自己的藝術個性。 其次，在敘述的語系中，他是用詩的語言來完成他的故事的。這在中國作家中極為罕見。而程海使用得那麼游刃有餘，並形成了自己唯美的文字語系。即使是以此見長的孫犁，也要遜色於他。這樣的語系，極大地提升了程海小說藝術的審美品質。 更為重要的是，《熱愛命運》所透示出來的哲學和思想內涵。在帶有某些自傳色彩的南彧身上，他把一個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和靈魂，撕裂在讀者眼前，把愛恨情仇和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高度人性化和藝術化。表面上蘊含了對鄉土的眷戀和摯愛，而真正完成的是一幅壯闊的時代和歷史畫卷。做到這一點的作家不多。讀程海的《熱愛命運》，不自覺地會聯想起莎士比亞，雨果繆塞等遠去的背影，感覺到那種激情，思想和智慧的回歸。 《熱愛命運》有一種逼人的藝術魅力。拿起來就放不下，總恨不得一口氣讀完。幾乎每一頁上都藏著思想的珍珠，幾乎每一個段落，都散發出哲學的光芒。有人說她是一部愛情的教科書，也有評論家說她是一部人性的史詩。 這樣一部作品的橫空出世，讓我們那一群對文學愛之深恨之切的人，重樹了內心的期待。從廣州蘭圃的茶亭分手時，我們曾經預言，程海和他的《熱愛命運》將為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文學建構一個高度。 我們期待著他新的爆發，期待著文學界對他的充分認識和定位。 此後一個時期，《熱愛命運》發行近百萬冊，四處出差的我，在全國各地的書店和書攤上，看到過上十個不同版本和盜版本，北京出版界的一個朋友開玩笑說，《熱愛命運》鋪滿了北京城。我雖然痛恨盜版，卻又為文學本身深感欣慰。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 看到再版的《熱愛命運》時，內心竟充滿了困惑。這十幾年裡，那個創造過我們期待的人好像消失匿跡了。如果他是被超越了，那當然是好事。是讀者之福，藝術之幸。但放眼這十幾年來的中國文壇，遍覽各種暢銷和獲獎作品，不要說超越，連接近的人和作品都難以尋找。 我敢說，程海是西北第一才子。 毋庸諱言，在編織故事以及歷史感方面，程海也許還稱不上是西北作家中最好的。但我說的僅僅是才氣。僅就作品中噴薄洋溢的才氣而言，程海無疑是西北第一才子，在全國文壇也是極少見的。 也許這一定位對他來說並沒有實質性的意義。甚至有可能被某些占據高位地庸才們更瘋狂地打壓，及文壇黑哨們群起攻之。如果因此給他帶來了傷害，我將深表歉意。 但一個文學奇才，一部傳世佳作，是上帝賜給人類的禮物。 我要讓處在謊言和惡俗超市裡的中國讀者們知道，我們至少還有一部《熱愛命運》是值得一讀的。我們起碼還有一個叫程海的真正的作家值得在心裡尊敬。
⑤ 關於《白鹿原》的文化立場
陳忠實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之一，能夠反映那一時期小說藝術所達到的最高水平。把這部作品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格局裡考量，無論就其思想容量還是就其審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獨特的、無可取代的地位。即使與當代世界小說創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應該說是獨標一幟的。因此，早就該有一本關於它的評論專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經得起反復閱讀，反復評論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評。早在1993年《白鹿原》問世之初，就好評如潮，不僅評論界以一種顯然久違了的熱情表示了肯定與稱贊，而且廣大讀者爭相購買、傳閱、議論，新聞媒體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題目，一時間形成了所謂「陝軍東征」的熱門話題。當然，也存在著爭議，有些不同看法，這本來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評論集，我以為無論對讀者領略這部作品的深層意蘊，對研究者作進一步的探討，抑或對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我舉雙手贊成。因此，當這本評論集經過先後幾位論者多方搜求並最終由李建軍編定時，何啟治先生打電話給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諾，雖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剛剛刊行問世時就仔細讀過這部作品的，作者的筆力和作品的凝重、蒼茫，令我折服，讓我震驚，一時思緒浪涌，興感雲屯。直覺告訴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鵬程這些當代小說大師之後，陳忠實攀上了一個新的制高點，他同時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輩作家。然而我至今沒有寫過一篇《白鹿原》的評論，只在北京關於這部作品的研討會上做過一次不長的發言，另外在一篇關於文學鑒賞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論文和一篇叫做《「陝軍東征」之我見》的文章里作為個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讓自己初讀後的紛繁思絮和激越情懷沉澱沉澱；二是在稍長一點的時段里印證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覺，它們也同樣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與磨洗。新近，為了寫這篇序言，我又重讀了《白鹿原》，感覺依舊新穎。那厚重而又極具表現力的語言，那細致而又洗練到讓人難以忘懷的細節，那一個個命運獨特而又個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們的命運，那整體的渾厚、蒼涼而又深邃得頗帶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還有那血淚交流、悲劇交疊的沉重的歷史氛圍，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讓我感喟。我堅信它有恆久的藝術魅力，雖然已經有了那麼多的評論，我仍然覺得有話可說，我應該相信自己初讀時的直覺。
二
收在這本評論集中的文章，有許多在初發表時我就在有關報刊上讀過，還有相當一些，過去不曾讀過。無論以前是否曾經寓目，這次寫序，我都把入選的文字，從頭到尾，逐篇讀過，並且做了筆記。讀完這些評論之後，我有這樣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豐厚的內蘊，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倫理的、社會歷史的，民俗風習的、人情人性的等等，還有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包括結構、敘述、語言運用等等，為批評家們提供了評說的對象，供他們開掘、闡釋、發揮。評說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層次、多側面的，同時也是深入肌理的。這說明《白鹿原》是經得起批評的，它沒有被有分量的批評壓碎，而是在這些批評中更見光華。其二，這本評論集中所收的文章，並非《白鹿原》評論的全部，而是選收。盡管水平互見參差，但多數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備一家之說，能夠從中見出九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具體作品的評論上所可能達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顯看出，雖然評論對象是同一個《白鹿原》，但批評家的個性差異是相當大的，各人的才性、氣質、行文風格自不必說，就是批評觀念，批評方法，批評標准也相當不同，因而就在總體上形成了一種的多元互補的評論格局。這種格局，恰好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體作品評論中的縮微展示，可以以小見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難說盡的，盡管這個集子選收了四十餘篇評論和闡釋文章，但還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沒有涉及到，或雖有涉及卻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這說明，對《白鹿原》的研究，還大有可以深入的餘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間。其五，《白鹿原》的接受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它的藝術審美價值，文化歷史價值和思想認知價值的基本上被承認，它的終於能在上一世紀中國長篇藝術精品長廊里佔有一個公認的位置，廣大讀者的歡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薦，評論界的卓有見地的闡釋與評價，則尤其功不可沒。
收在本書中的首篇評論是雷達的《廢墟上的精魂》。這篇文字，理路沉雄勁銳，穿透力極好，寫得華滋勃鬱，情文並茂，且論證分析，多有獨到見地，能夠發人所未發，見人所難見，可以說是第一篇給了《白鹿原》以系統全面的准確評價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僅以其准確的評價，對於一般讀者的閱讀，起了很好的引導作用，許多見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當真實地記錄了批評主體在欣賞作品時所體驗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評論文章，當然能夠從中見出對批評對象的准確把握，但這也同時未始不可以從中見出批評家本人的學力，閱歷，眼光和識斷。《廢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職業的評論家，固然有一雙特別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總會有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並且會在這一興奮中迅速建立起與作家作品的交流關系，激活自己相對應的知識積累和人生體驗，形成共鳴和共振，於是萬途競萌，靈感紛至沓來，秉筆而書，便有了好的批評文字。我敢斷言，雷達的《白鹿原》論正是在類似於這樣的昂奮狀態下形諸筆墨的。評論的水平，不是評論對象的水平，而是評論家的水平，也就是說敏銳地捕捉對象和准確地把握對象的能力，正足以見出評論家的實力。在我所讀過的雷達的作家品論中，這篇《廢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屬於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現，為如雷達這樣頗具實力的評論家們提供了對象，提供了馳騁才思的空間。這樣，我們便在《白鹿原》的評論中，看到了當代中國幾代批評家的一次小小的匯集，一次實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果說，《白鹿原》能夠反映九十年代我國文學創作所達到的水平，那麼，圍繞《白鹿原》而形成的這道評論的風景線，也能夠反映我國當代文學批評所達到的水平。
三
朱寨稱《白鹿原》為「扛鼎之作」。鼎乃國之重器，扛鼎，譽其舉重的神力。朱寨是當代文學批評界公認為德高望重的前輩，他有開闊的視野和廣博的參照，因而，他的這個評價就頗具權威性。其實，絕大多數有關《白鹿原》的精彩評論，只要說到點子上，觸及要害處，都無不證明了他的上述論斷。
世紀之末，中國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對象以中華民族的百年歷史行程為主，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軍事、道德、學術等幾乎所有社會生活的領域，但反思的主體始終是以知識界，即我們這個民族專司思考的群體，為骨幹，為中堅的。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於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不久。就是說，它是被一場持續十年的人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當其初起之時，是以接續傷痕文學並很快漫卷文壇的「反思文學」為先導的。到八十年代中期，這種反思開始突破純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與扣問，甚至出現了相當自覺的文化傳統的溯源，這就在文學潮流上衍變出了名噪一時的「文化尋根」小說。進入九十年代，由於歷史發展的某些特殊的條件，再加上新舊世紀之交面臨的種種機遇和挑戰，以及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回顧與前瞻的心理趨向，知識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廣闊的學術領域擴展，而文學的反思，也彷彿是總結了、綜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學和八十年代「文化尋根」小說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歷史生活的層面突進了。《白鹿原》就是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單以小說而論，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張煒的《古船》，在它之後面世的王蒙的「季節系列」，劉心武的《四牌樓》，趙德發的《繾綣與決絕》，李佩甫的《羊的門》等，都具有明顯的反思性質。反思，必然要變換角度，變換評價的觀念和標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發生的當時的立場上。就時間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發生在上一世紀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數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類似的題材，《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紅旗譜》等，都涉及過。但《白鹿原》寫出了新意。它雖然仍有政治的視角，但卻不再拘泥於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觀念，而且超越了事件發生當時狹隘的黨派意識。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為開闊的大文化的視野，在這樣的視野之下，許多過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的東西，充實到藝術的畫卷中來了，許多過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隱的，乃至多少顯得神秘的層面、因素和意義，終於開掘出來了。在我看來，這就是《白鹿原》能夠給人以震撼，讓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議，首先與此有關。因此，許多有眼光的評論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這種變換角度的反思的特點。雷達為了說明這一點，還專門把《白鹿原》和《艷陽天》作了對照的分析和評論。指出浩然因為事事、處處與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掛鉤，而「不知遺漏了多少文化意蘊和精神空間」。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詢和構築》，洋洋萬言，更是把反思作為自己展開全部論述的一個基本支點。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來對待，他就不能不首先著眼於創作主體的分析。他認為，作家是站在一個現代的立足點上來進行反思的，處於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終是人的命運。這樣，他就從《白鹿原》敘事中捕捉到了更為根本、更為要害的民族生存問題。在他看來，民族生存問題的思考與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點。而王仲生也正是從「民族生存的歷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這樣三個不同的角度，支撐起他解讀《白鹿原》的理性架構。評論家在這里既評價著作家的反思，同時也是伴隨作家而進行著他自己的反思。評論家的這種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雖說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長線上，卻相互發明，起著一種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關於反思，王仲生還說，陳忠實不是聽從既定的結論，並從這結論出發，預設框架，而是立足於自己對生活的解讀和反思。其實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評家都是從反思的角度，讀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興奮點的。李星的評論文章題為《世紀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學的反思，當然離不開理性之光的透析與燭照，但它是審美的，而非論理的。它體現在作家所創造的有血有肉的歷史畫卷中，滲透於活動在這幅畫卷里的一個一個非常具體的人物的命運中，性格中，心理活動和外部行動中。因此，批評家也像一般讀者一樣，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筆下的人物及其命運，而反思的性質及意義，則是從對人物性格及其命運的解析中讀出的。比如李星就從陳忠實的同時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世紀回眸」中讀出了「白嘉軒就是幾千年中國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個人格的典型」；讀出了「白嘉軒是陳忠實貢獻於中國和世界的中國家族文化的最後一位族長，也是最後一個男子漢。在他身上包容了偉大的中國文化傳統全部的價值——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確實，白嘉軒是讀者翻開《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個人物，也很可能是讀完《白鹿原》給他留下難忘印象的第一個人物。雷達的感受與李星接近，他說白嘉軒實際上是作者要寫的人格神，他看出了這個人物身上傳統文化的積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劇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軒性格和命運在百年歷史行程中的深層矛盾，就會很自然地觸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場，所以雷達說：「我始終認為，陳忠實《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是充滿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贊賞；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傳統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舍。」這是一個表述得很深刻的見解，用這樣的眼光分析與評價除白嘉軒以外的其他寫得有特色、見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無不切合。
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矛盾呢？我以為，作家文化價值取向上的這一矛盾不是憑空產生的，既有其歷史的根據，更有其現實的根據。從歷史的根據來看，陳忠實在《白鹿原》裡面對的是二十世紀前半世紀的歷史生活，而他的立足點卻站在世紀之末。這就是說，實寫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後五十年歷史生活的參照和文化觀念的演進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個世紀剛結束時，《白鹿原》這樣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整個二十世紀，都是中華民族從宗法的封建專制的農耕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轉折期，過渡期。在這段時間內，社會現實中充滿了新與舊的沖突。一方面是產生於農耕社會的傳統文化在外來的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不可避免的解體，另一方面又是這種文化作為一種歷史的遺產的頑強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沒落的命運，卻也是註定了的，無法挽回的。不過，一種古老文明的走向沒落和解體，是因為它在總體上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並不是說它已經沒有了任何帶有某種恆久性的可供後來者吸收與借鑒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體的沖突中，對立的雙方都容易取一種極端的、絕對的態度。以傳統文化中的道德為例，它既有如「五四」運動的主將們所判定的「禮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義白鹿村」的族長白嘉軒身上表現出來的被朱寨稱為「忠誠剛烈堅毅直朴的靈光神韻」。以個人品格而論，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許多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應該被肯定的東西。文學的反思，是從歷史實際出發的，不是從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發的，而歷史本身就充滿了矛盾，怎麼能指望作家的觀念變成單一的無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於它非常真實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樣充滿了矛盾的歷史畫卷，它的這種矛盾性和復雜性，就使得不同的讀者，不同的批評家，可以對它進行多方面的解讀。
四
在陳忠實的《白鹿原》里，這道億萬斯年就一直聳立於灞水水濱，展延於終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個地理的概念，是白、鹿兩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是寄託了作家某種象徵性意蘊的載體，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象徵。
在作品中，作家敘述過關於白鹿的渺遠的傳說。傳說是美麗的，迷人的，有幾分神秘，甚至與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裡，貫穿於作品之中。李建軍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專門對白鹿意象的象徵意義進行了解讀，認為這個象徵增加了作品的詩意。他還把陳忠實的白鹿意象與艾特瑪托夫筆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對照，並且聯想到歷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謂「中原逐鹿」之類進行了發揮，是很能見出一種學術想像力的神採的。白鹿原作為一個具體的地理存在，有其臨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漸次抬升以至終南山麓，這個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傳說，白鹿原的得名，都要遠為長久得多。但白鹿的傳說是一種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為名，也就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的性質了。當然，作為地域文化的載體或象徵，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這一點，更重要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們在其全部活動中所形成的傳統、習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等等。
現在看來，有關《白鹿原》的評論，絕大多數都採取了文化的視角，著重於開掘這部作品所包蘊的民族傳統文化的質素，在這方面也確有不少相當精到的見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並非一種泛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的畫卷，而是有非常具體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傳統的畫卷。相當一批評論家的評論，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有所論列。
那麼，濃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樣體現出來的呢？首先，來自作家處理的這個特殊的題材，來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寫的物象。以環境而論，包括自然景觀、人文景觀，也包括風聲習氣、歌謠禮俗等，這些，評論家們顯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對於如小說這樣的長篇敘事性作品來說，更重要的是與人物的性格有關，而這一點，如果不說是空白，至少評論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與闡釋。不少評論只是一般地說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實到具體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語焉不詳了。其實，在《白鹿原》的人物畫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軒，智者朱先生，長工鹿三和他的兒子土匪黑娃，醫人冷先生，甚至剛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無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從地域文化角度闡釋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軒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導師，在人們心目中扮演著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確提出了他作為關學傳人的學者素養和知識背景。王仲生在分析這個人物形象的典型意義和文化價值時，除了對其作為從封建時代末世轉入半封建時代的鄉村知識分子的一般情況作了必要的論說外，還對這位半是智者，半是聖人的老夫子的關學背景提了幾筆。王仲生追溯到宋代關學鼻祖張載，強調了關學重實踐，重經世致用的傳統，這是很對的，增加了解讀這一人物的文化維度和學術維度。但問題在於，為什麼關學重實學，而未沉溺於後來理學家空談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釋，需要說明。以張載而論，他固然重實學，重經世致用，但也有明顯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復古傾向。從重實學、重經世致用上看，其道統乃儒者的積極人世觀念。然而，關學作為一個產生於周秦故地的儒學學派來說，傳統儒者的道統，並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資源。白鹿原地處周秦故地的腹部，這一帶地方是華夏輝煌的農耕文明的主要發祥地和搖籃，同時，也是這一文明在其發展的鼎盛期的中心。這一帶地處北國，水深土厚，屬大陸型氣候，雨量並不豐沛，生產條件相對艱苦，因而自古以來民風淳厚、尚實，這一點在文學上也表現得非常明顯，這只要對比一下《詩經》中的秦風、豳風與產生南國的《楚辭》，就看得相當清楚了。正因為這種尚實的文化傳統的源遠流長，所以不僅張載如此，而且在始於張載的關學學統中，這一特點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以明清之際被康熙帝玄燁譽為「關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為例，他也是以重實學、重經世致用而流譽當世的。早年頗為重視各項實際學問，著述甚豐。晚年閉門謝客，反身自修，主「悔過自新」之說，僅與流寓關中的大學者顧炎武過從密切，而顧的學問，也以尚實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來的尚實的傳統，不僅在關學中獲得了它的輝煌的學術體現，而且通過關學的傳統，強化著這一地域本來就有的民間的尚實文化傳統。自金入元的大學者、詩人元好問說：「關中風土完厚，民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其著眼點就不只是關學，而更看重的是「秦漢之舊」，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說這種尚實的特點，由於作者對他的理想化的，有時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藝術處理，而不無飄逸之處的話，那麼，白嘉軒則表現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別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種傳統，其對於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學術的影響與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僅能從生長於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見出，而且在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藝術家的身上也有相當典型的表現。單就創作方法來說，始自柳青，到路遙、陳忠實兩位茅盾文學獎得主的深厚的現實主義血脈，其形成和傳續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誰也無法否認尚實的地域文化要素承傳的事實。不僅如此，從更廣的學術文化的歷史承傳來看，崑山顧炎武，西遊秦中，晚年定居關中華陰，他的學問當然不能簡單地以關學概括，但他借鑒關學以形成其經世致用的特點，也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風貌更來自於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自身。小說，作為作家審美創造的產物，虛構的產物，必然會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記。陳忠實像他筆下的人物一樣，生於白鹿原，長於白鹿原，幾十年工作在這里，學習在這里，連《白鹿原》的寫作，也躲開了喧囂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農村家裡乾的。退一步講，即使這作品在西安市區建國路71號的作協大院里寫，也還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內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帶。直到作品寫出時的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體形態下進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響，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參照下，或以三秦文化為框架、為視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對他的習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軒、乃至朱先生之下。為了寫這部小說，陳忠實甚至非常認真地研究過分割轄管白鹿原的三縣縣志。而縣志，在中國傳統的史志類圖書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評論《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點，如果不對創作主體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許多問題都很難最終說清楚，現在看來，這一點恰恰在《白鹿原》的評論中幾近於空白。劉勰《文心雕龍》上有「覘文輒見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話。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創作主體的主觀方面。在這本評論集中，除了陳忠實談到他自己創作《白鹿原》的體會時所作的一部分說明，除了李下叔《撿幾片歲月的葉子》提供的少量情況，很少有人通過作品的分析與論證，細致地剖析過作家的心靈歷程。批評家們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歷史，即使沿著作者摘引於卷首的巴爾扎克「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尋繹、發揮，也多著眼於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藝術畫卷，而很少論及這幀所謂「民族的秘史」，其實也同時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靈的秘史。照我看來，這也許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開拓的一個領域。
五
盡管《白鹿原》的評論還存在著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讀完這些評論，我們仍然不能不驚嘆於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豐富的內容和如此大的藝術空間，供給操各種槍法的批評家們去評說，去發揮，去馳騁他們的才思。同時許多批評家也能夠把他們的批評方法發揮到相當高的水平。
不少批評家談到了《白鹿原》的史詩特點。史詩作為一種類型的長篇小說的質素和特點，至少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史，一個是詩。評論家們論評《白鹿原》的史詩品格，其實更多的是著眼於史，而在詩的方面則開掘和發揮得很不夠。例如白燁的《史志意蘊·史詩風格》，在抓住史詩一點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講「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講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糾葛，至於「史詩」之「詩」，則作為風格，一筆帶過，其實在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暢廣元在與屈雅君、李凌澤的對話《負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贊賞作家「秉筆直書的史家心態」，說「陳忠實放膽寫了白靈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產者為主要構成因子的革命所帶來的歷史局限，作為歷史的真實活脫脫地呈現給作為讀者的後來人，令其品味昨日，審度今朝，透析明天」。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斷。然而陳忠實《白鹿原》的重史，自覺地追求詩史效應，就關中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傳統來說，其實是淵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華夏民族的搖籃，不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遺址，半坡文化遺址，而且有更早的「藍田猿人」頭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頭骨化石出土。在漢民族的早期歷史上，雖然沒有出現類似於荷馬史詩那樣的文學形態，但並非沒有自己的史詩，《詩經》中的《公劉》、《綿》等敘述周祖先的傳說和歷史的篇什，至少是帶有史詩性質的。而這些詩的產生地，正好在關中一帶。重視史，是華夏民族的重要傳統，顧准把這種文化稱為「史官文化」，雖更多地著眼於它的負面，但卻抓住了重史這個不爭的事實。先秦典籍中的《尚書》，在唐劉知幾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中，被列為「記言」之史。它的被韓愈在《進學解》里形容為「佶屈聱牙」的「周誥殷盤」，顯然早於孔子因魯史而作的編年《春秋》。周《誥》之類，就產生在以關中為中心的周地。史的傳統，到兩漢達到了它的輝煌期。它的兩個代表人物，西漢的司馬遷和東漢的班固，都是關中人。一在左馮羽，一在右扶風。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太史公書》），還有他的偉岸人格，而給後世文學和史學以巨大的影響，開百代之軌則。班固的《漢書》以其嚴謹而稱著。司馬遷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氣橫溢的妹妹班昭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為有了這個妹妹，《漢書》才最終劃上了完滿的句號。司馬遷曾在《屈原賈生列傳》里給屈原以可「與日光爭光」的崇高評價，而他的《史記》也被後人目為「無韻之《離騷》」。就是說，以審美的眼光讀史，人們在司馬遷身上到了詩與史的結合，從史中讀出了詩。這在關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絕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傳統。准此，則我以為，在當代秦地的小說家中，始於柳青、杜鵬程，迄於陳忠實的史詩效應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兩漢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⑥ 陝軍的團隊精神
文學「陝軍」先憂後樂，勇猛精進，艱苦奮斗，堅忍不拔的精神氣質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文化教育基礎。陝西是宋代理學濂洛關閩四大學派關學的故鄉。宋代以降，陝西歷代文人士大夫傳承關中士林宗師張載（1020—1077年）「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遺訓，努力保持文人士大夫的崇高品質和精神氣質。
⑦ 陝軍東征的文學史意義是什麼
陝軍東征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種文學現象，這一現象曾經震動文壇，成為陝西乃至中國文學史上都值得記錄的輝煌。五位作家的創作激情被當時文學評論家稱為「井噴」。
⑧ 文壇上陝軍老三駕馬車是誰
被稱為「陝軍東征的三駕馬車」之一、著名陝西作家高建群先生的成名作《最後一個匈奴》這本書，是我在渭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就讀漢語言文學專業時接觸的，然而由於這幾年學習、工作及其他雜事導致一直沒能細細品讀我省文壇代表之一高建群先生的著作，實屬遺憾！在大學畢業幾年後的2010年的一個周末，我與西安生物醫葯學院工作的語文老師劉龍山先生在相約參觀了古城西安廣仁寺（陝西唯一喇嘛廟）、楊虎城將軍止園別墅、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張學良將軍公館、千年古剎卧龍寺之後，我又相約了劉龍山老師一同前往我的會員單位「西安解放路學術書店」看書，在書店看書時與劉龍山老師這次交談中又提到了高建群先生的新著《大平原》，這讓我想起了大學時代同學之間談論陝西作家的代表作中的「三駕馬車」！當我拿到這本高建群先生新作《大平原》時，寥寥幾眼便被其中文字吸引住了！那時真後悔當出沒好好讀高建群先生的著作！於是便購買一本《大平原》，當我還未品讀完就被高先生那史詩般的著作和全景式展現關中百姓家族變遷的歷史所感染。讀完《大平原》後，高建群先生已成為即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葉廣芩後我文學追求中陝西又一位作家。時隔幾個月後，我已離開了教師這個崗位從事口腔修復這個行業，但我的文學追求之路卻一直在前行。2010年11月西安圖書展會在曲江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我在工作之餘前去參加了圖書年會，並購買到了由高建群先生親筆簽名的《最後一個匈奴》這本書，如獲重寶，激動萬分!然買回後由於工作繁忙一直未能認真品讀佳作，實屬遺憾！當2011年的鍾聲已經敲響過後，新年的第一個晚上我才拿起了我久違幾年的這本《最後一個匈奴》，細細品讀開來，這次我用半個月時間也未品讀完作品，原因是書中所描寫的「聖人傳道此處偏遺漏」的陝北高原特殊歷史環境所造就的不羈的靈魂深深的打動了我，合上書後還是久久不能平靜，果然不愧是與《廢都》、《白鹿原》並稱「陝軍東征」的「三駕馬車」的經典著作。寒冬之夜，沏上一壺熱茶，屏棄了屋外喧囂的世界，一個人靜靜的品讀這部作品。充溢在我心間的是一種老友重逢的親切，那根植在黃土高原上的杜梨樹分明的感染了我，當然還有那個淪為乞丐的剪窗花的小女孩！兩代主人公楊作新、楊岸鄉父子同樣的天縱之才，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一個早年參加革命在那英雄輩出的亂世之中散發著自己的能量，在二十七歲時他命運的交響樂在即將迎來新的高潮時嘎然而止輝煌的隕落了；另一個同樣的才華橫溢卻在將要展開抱負時受到了「文革」的沖擊從此一蹶不振渾渾噩噩的生活（或者說積累）到四十四歲，忽然一朝頓悟既而綻放出了耀眼的光芒。而書中次要人物的命運也同樣感人至深，敢愛敢很的黑白氏一心要救出楊作新卻加速了他的死亡；一生穩健的黑壽山卻在真愛來臨時完全失控；灑脫不羈的丹華終於還是原諒了她的父親黑壽山；還有用將近一生的時間等候傷兵的楊蛾子和那默默的站在楊蛾子身後幾十年守護著她的騎士憨憨的終成眷屬………………天生我材必有用。合上書我的感覺是震撼，是心靈上的沖擊。是啊，二十七歲了該是做點什麼的時候了。這幾年時間在以命定的節奏大步向前，而我卻在原地踏步，在教書、寫作那些剛上班就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到現在一個都沒有實現！是根本就沒有去好好做！這幾年我總是能給自己找到借口——工作壓力大、工作忙、感情不順心、……不能再這樣了下去了，與其天天把時間用在患得患失、怨天尤人上為什麼不去做點什麼呢？兩手空空可不是我的風格，學習也可以作為發泄的途徑。蟄伏了四年應該開始為下一次爆發做積累了。命運的喉嚨要用自己的雙手去扼住，靠別人可不行。只要開始做一切都不晚！讓自己充實起來，耐得寂寞待花開，這也是成熟的過程。時間正在一分一秒的出賣著我們，當然他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他認為自己只是在運動著自己而已…………
⑨ 東征五虎將是哪幾位作家
在作家出版社為《最後一個匈奴》舉行的座談會上，某文學評論家說：「陝西人要來個揮馬東征啊」。隨後，光明日報記者韓小蕙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陝軍東征」火爆京城》。「陝軍東征」由此得名。
陝軍東征的定位：
「陝軍東征」這個詞一出現，立即成為當年文化界最火爆的現象。後來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科書，也承認陝軍東征「產生了空前的轟動效應」，全國的長篇小說創作由此走向高潮。 一些文學評論家認為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文學、文化現象。但是有些人並不把它們看作一種文學、文化現象，或者認為那是「精心策劃的商業性事件」，或者認為那是「討好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現象，將「陝軍東征」打入了文學、文化之外的另冊。具體如何還有待時間的考驗，後人評說。
東征前陝西文壇狀況
損兵折將的時代
回首轟動一時的「陝軍東征」，就不得不提東征前夕陝西文壇的「黯淡」。1992年前後對陝西文壇來說是「損兵折將」的時代。路遙、 鄒志安、杜鵬程這些文壇巨匠相繼離世。
路遙
陝西省作協滿眼都是白花，充耳都是哀樂，被低沉、陰郁的氛圍所籠罩。對陝西作家和陝西作協來說，滿眼都是黑色的。
黑色中的曙光
雖然置身於這樣一種環境氛圍，但陝西的作家並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也就是在1992年，陳忠實完成了《白鹿原》，賈平凹創作了《廢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熱愛命運》，高建群寫就了《最後一個匈奴》，「陝軍」一下子打響了文壇。」
陝軍東征作家作品
陝軍東征有五位作家：高建群、賈平凹、陳忠實被稱為「東征三駕馬車」，加之京夫和程海被人們稱為「東征五虎將」。
⑩ 陝軍東征的韓小蕙關於「陝軍東征」的澄清
《「陝軍東征」的說法是誰最先提出的？》
這是一篇當事人對於「陝軍東征」出現爭議後的解釋，文章詳述了「陝軍東征」的來龍去脈，並將當時出現的爭議發表出來，有助於文學愛好者了解真相的意義是不消說的。
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我於1998年10月24日才讀到7月24日的《陝西日報·周末版》，上有高建群的文章《我勸天公重抖擻》。讀罷第二小節《「陝軍東征」說法由來》，不禁瞠目結舌：不敢相信一個作家竟有如此「勇氣」，敢在當事人全部健在的情況下，大言不慚地說謊至此！
高文稱「陝軍東征」說法的由來，是1993年5月19日在京召開《最後一個匈奴》研討會後，「韓小蕙在徵求我如何寫會議消息時，我說，不要光寫《最後一個匈奴》，賈平凹先生的《廢都》，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京夫先生的《八里情仇》，程海先生的《熱愛命運》，都即將出版或已先期在刊物上發表，建議小蕙也將這些都說上，給人一種陝西整體陣容的感覺。小蕙的報道名字叫《陝軍東征》，先在《光明日報》發表，後由王巨才同志批示在陝報轉載。新時期文學中所謂的『陝軍東征』現象，稱謂緣由此起。」
這簡直是比天方夜譚還神吹的一段謊話。我當即打電話，把高建群此語念給幾位當年參加了會議的評論家和記者們，有的人失聲大笑，有的人連稱「說謊！說謊！」，還有人說「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一致的結論，讓我馬上寫一篇澄清事實的文章，因為「陝軍東征」確已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一個現象，會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目前趁當事人還全部健在，人證物證俱全，一定要搞得清清白白，免得給將來留下後患。
那麼好吧，我就寫。動筆之際，我又想到，此前，無論「陝軍東征」炒得多麼熱的時候，因為一些原因，我還從未就「陝軍東征」現象發過言，現在，索性一並在此說個一清二白吧。 1993年5月19日早晨，我去北京空軍招待所參加《最後一個匈奴》研討會。上電梯的時候，記得當時裡面有閻綱、周明、陳駿濤諸先生，好像還有唐達成先生。不知誰跟閻綱和周明開了句玩笑，說「你們陝西人可真厲害，聽說都在寫長篇。好傢伙，是不是想來個揮馬東征呀？」
後來在會上發言時，有人提起電梯里的這句玩笑話，於是，發言者紛紛跳開《最後一個匈奴》這一本書的思路，爭說陝軍群體的文學成果與特色。當時明確提到的有《白鹿原》和《八里情仇》，也有人模模糊糊提到《廢都》，因為《廢都》的書和刊都還沒有出來，《十月》編輯部怕人盜版，誰也不給看，據說當時只給了一位評論家看清樣，是要約他寫評論。
那一天，我因有事，聽完會沒留下吃飯就走了。回家後翻了翻《最後一個匈奴》，感覺語言太鬆散平淡，後半部寫得完全沒了精氣神兒，全書水平很一般，也就明白了為什麼與會者紛紛跳開它而大談陝軍。那麼，我的報道怎麼寫呢？按流行的辦法寫三行簡訊，是最省事的，但似乎有點兒對不起出版社和那麼多與會者，而且聽了那麼多發言，裡面也的確有內容，我苦苦思索著。後來突然心裡一亮：何不就在「陝軍東征」四個字上作文章呢？
《白鹿原》當時已在《當代》刊出，《八里情仇》已經由文聯出版公司出書，都不難找。唯一找不到的是《廢都》，但也好辦，我與該書責編田珍穎女士是好朋友，就撥通了她家的電話。老田的回答還是非常原則：「書再過一個星期左右就出來了，現在誰也不能給看。」我就說明了我要寫一篇關於陝軍的整體報道，請老田介紹一下《廢都》的大體情況，她是這樣回答我的：《廢都》是賈平凹第一部城市題材之作，反映了急劇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現實。「是賈平凹對他過去作品的總的否定總的思考總的開拓」。
田珍穎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資深編輯，她的特點是第一極為敬業，第二文學鑒賞水平非常高，我很相信她的判斷，於是就放心地引用了她的話。
說實在話，當時我之所以寫《陝軍東征》這篇報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已注意到全國文壇上發生的一種變化，即長篇小說開始繁榮——經過80年代末的深刻的社會變革，全國有許多作家都沉下心思考了很多問題，然後埋首把這些思考寫成長篇小說。至1993年，有一些寫得快的已經出版，記得上海有趙長天的《天命》、陸天明的《泥日》、俞天白的《大上海》等11部或13部，山西有張平的《天網》、李銳的《舊址》（即出），浙江還一部誰的很有影響（對不起，手邊沒查到資料，以上例舉可能有誤）。作為一個敬業的文學記者，1991年，我曾及時報道了我國散文創作熱潮來臨的消息，對散文的發展起了一點小小的推波助瀾作用（見拙文《太陽對著散文微笑》），這一回，我同樣認為經過四年多的沉首下心，我國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將迎來豐收時期，我計劃一個省一個省地寫一寫，再為長篇的繁榮起一點點推動作用。
《陝軍東征》的報道就是這么寫出來的。 《陝軍東征》寫完後，我把它交給我報總編室，就又開始忙別的事了，說實在的，類似《最後一個匈奴》那樣的研討會，一年我要參加幾十個，類似《陝軍東征》那樣的報道，在我的報道文字當中，也是很普通的一篇。我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竟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
5月25日，《光明日報》以二版頭條位置，刊發出《陝軍東征》一文，約有2000字左右，的確佔了不算小的一塊。但對於報社來說，這並不算什麼了不得的消息。後來過了些日子，好像是周明先生告訴我，說《陝西日報》轉載了我的文章，問我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陝報沒有任何人通知過我，也沒寄給我樣報與稿酬。能轉載我當然高興，但這也很普通，因為我有很多消息被各種報刊轉載，不新鮮。
新鮮的事可是陸續來了。一天，我家的電話突然響了，是一個來自陝西省的長途，對方說他名字叫程海，寫了《熱愛命運》，問陝西什麼人搞陰謀陷害他，不讓他的名字出現在《陝軍東征》一文里？我一聽這是哪兒和哪兒呀，趕緊告訴他誰也沒有陷害他，報道是我自己寫的，陝西方面事先誰也不知道我寫這篇報道，也沒有定過調子，不信請問問別的記者，參加那會的各報記者有一二十個，您問誰都行。《陝軍東征》一文里之所以沒寫他，是因為沒有人提起他（事後我才知道，《熱愛生命》當時根本就還沒有出版）。我說的絕對是事實，程海放下了電話。沒想到，過了兩天，他又來了電話，說是「我們省委宣傳部已經決定，陝軍東征要提五部書，要把我的《熱愛命運》加上。」我有點兒不高興，心想事情早已過去了，怎麼還沒完沒了，就不客氣地回答說「怎麼提是你們省里的事，我的報道已經發了，跟我沒關系了。」（現在看來，我當時態度不好，不該說那麼硬的話。但後來我被告之，陝西省委宣傳部並不曾作出這一決定。）
又過了些日子，喝，可是不得了了，只見街上一些報紙上、書攤上出現了很多「陝軍東征」的標題、口號和宣傳字樣，到處都在「炒」陝軍。果真就賣了很多書，最明顯的是《八里情仇》，從第一版的6750冊，直線上升到十多萬冊（最後達到多少冊我也不知道）。《最後一個匈奴》也得到好處，一版再版不說，作者也聲名大噪。程海的《熱愛命運》也真的加進來了。後來還有許多搭車的書，都自稱是東征的「陝軍」，一時陝軍真是大大火爆，名揚天下。
這時再碰到陝西的或不是陝西的文友，多提到我為陝西「立了一功」，我心裡何嘗不明白，這有的是在諷刺我，暗指我瞎炒什麼陝軍。我只有暗暗叫苦：其實我的報道真的是一則很普通的消息，我寫的還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瞎炒作的並不是我。更糟糕的是，報刊上竟然還出現了兩個省的兩個評論家打起筆墨官司，致使我原來一個省一個省地寫的計劃也泡湯了。後來聽說，還有人氣勢洶洶地到出版社去鬧稿費，揚言只要發現人家多印了一本也要罰款多少多少！出版社沒地方出氣，於是也只好罵我瞎炒，唉，我真是代人受過，心裡凄涼得很。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直不願出來說「陝軍」的主要原因。 說透了以上背景，似乎就不用理睬高建群的假話了，因為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他把「陝軍東征」當作一個功勞往自己身上爭，我可是至今說不明白「陝軍東征」到底是功還是過？至少，還有待於時日的檢驗。
不過，事情還是應該說清楚好，免得像文友們說的，為以後留下後患。那麼，我就糾正高的這么幾條謬誤：
1）、我至今根本不認識高建群，他也不認識我——我這里「認識」的含義，是指有沒有私人交往。1993年我寫《陝軍東征》之前，陝西的作家裡只有劉成章、李佩芝、和谷和朱鴻認識我，因為他們幾個都是散文家，是我們「光明日報」文學副刊的作者，其餘，連陳忠實先生在內都不認識我，這不奇怪，我乃小記者小編輯一個。
迄今為止，除了一兩次公開的、有數十人參加的會議場合外，我沒有見過高建群，更不曾跟他說過話。
2）、當記者16年來，我寫過不計其數的消息，從來沒有一次「徵求」過當事人應該怎麼寫。如果說今天韓小蕙作為文學記者能為大家注意的話，恰正是因為我的每次報道都力求尋找到一個獨特的角度，不願人雲亦雲、一抄通稿了事。所以高建群說我徵求他「如何寫會議消息」，純屬子虛烏有。
3）、如前所述，《陝軍東征》一文中，並沒有提到程海先生的《熱愛命運》，這一個細節，高建群可是沒有注意到，所以，他說錯了。
4）、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細節，高建群至今還不知道的，就是「陝軍東征」字樣，當年並不是僅有我一個人使用，我記得賀紹俊先生在《文藝報》的報道中，也曾引用了這幾個字，只不過沒有用在大標題上，而是用在肩題里。所以，高建群怎麼也沒編出賀紹俊也去「徵求」他消息應該怎麼寫的假話，這可真是假的怎麼也是假的，總有破綻要露出來。 在寫本文的過程中，我曾一再地提醒自己，態度可別過激，語言一定要平和，把事情說清楚就行了，寬容一點，大度一點，給人家留一條可進可退的路。可是當我看到陝報上高建群的照片笑得那麼燦爛那麼從容，一點兒都沒有做了虧心事的樣子，又覺得義憤填膺——不糾正他，難道是我這么多年來貪人之功地說了假話？！
我在想：為什麼在名利面前，有些人能夠眼都不眨一下，做得這樣厚顏無恥呢？智者莎尼蘭爾曾說過，「名譽是你的一封最有效的自薦信，你一生的前途都得依賴著它」，可是為什麼有些人還要為了爭名奪利，就不惜糟蹋自己的名譽呢？
在此，我只有一個要求，即請高建群正式做答：你說得究竟是真話還是假話？如果你記起確實是虛構了那一段情節，那麼就請公開予以糾正，我也不要求你做解釋或道歉；如果你堅持己說，那麼我將保留拿出人證物證，對薄公堂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