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是怎樣拉開了現代科學發展的序幕
天文學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之後是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古中國和古印度。它一度與宗教、占星術等混為一談，用以記錄時間，預測未來和研究各種天體的位置和運動。
托勒密之後，西方進入了中世紀。這是一個沒有理性、只有信仰的世紀，這個特點使中世紀淪為科學的黑暗世紀。對於那時的科學家們，研究科學與宣傳科學都要冒著極大的風險，甚至有殺頭的危險，因此科學也就不可能得到多大的發展。
這就是哥白尼日心說的大致內容。很容易看出來，他的體系雖然比托勒密的地心說要進了一大步，然而也有明顯的錯誤：一是將太陽視為宇宙之中心；二是認為行星運動的軌道是圓形的，也是勻速的。他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哥白尼像托勒密或者畢達哥拉斯一樣，認為「一切形狀中球是最完美的」，同時它也是「一切形狀中容積最大的，最宜於包羅一切事物」。
出於一種與哥白尼相似的關於科學的追尋，韋斯特曼耗時23年寫就《哥白尼問題》一書，對如此種種的系列問題，進行了重新審視與解答。
1542年年底，哥白尼就患了腦溢血，右半身癱瘓，一直卧床不起。書在1543年5月24日被送到了哥白尼的病榻前，他此時已處在彌留之際，據說當朋友將書送到他的手上時，他只摸了摸，就瞑目而逝了，時年70歲。
B. 什麼是天文學上哥白尼革命完成的標志
通過科學、嚴謹的反復觀測和證據積累，認定了日心說的天體運行法則。
徹底顛覆了地心說的傳統說法。哥白尼不但撰文發表日心說的論文[這或許是第一標志]，還堅定不移地捍衛科學新發現，更難能可貴的是，為堅持真理不屈服，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傳統宗教勢力燒死[第二標志。捍衛科學、寧死不屈。]。
C.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什麼康德為什麼要「限制知識，為信念留地盤」
康德的所謂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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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18世紀末從事寫作的時候，康德是會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闡述的這樣一個思想的：哥白尼引發了天文學中的一場革命。而且，到那個時候，人們已相當普遍地用「革命」這個術語去概指科學、審美以及整個思想領域的激進變革。那時，「革命」還很渺茫。因此，考慮到康德在哲學史中的突出地位，他關於革命、科學中的革命的看法，對於我們研究18世紀的這些概念是特別重要的。但是．由於人們普遍認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學中的創新歸之為一場哥白尼革命，所以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興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話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權威著作《世界圖像的機械化》（1961，299）中斷言，「自康德以來，『哥白尼革命』這個概念一直是對某種見解或看法的根本改變的一個確定的表達，而且在科學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紀與近代之間分界的實際日期」。大量論述康德思想和哲學史的著作都認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學方面的成就與一場哥白尼革命相比較。幾年前，開放大學（這是英國電視台在群眾教育方面所進行的一項大膽嘗試。它給予那些不能通過正常途徑到某所學院或大學學習的人相當於學士的學位）節目「第二水平線」開設了「革命的時代」這一課程。其中兩個主要的單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個單元的副標題是「思辨哲學」，另一個單元的副標題是「道德哲學」。在第一個單元中，作者（維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學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從未明確把這個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創造。在第二個單元（漢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說，「康德本人並未明確把他在道德哲學方面的努力與『哥白尼革命』相比較，正如他並沒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學方面的成就與此相比一樣。但是，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公正地說（人們也經常這樣說），這個比較既適用於前者，同樣也適用於後者。」
既不熟悉有關康德的文獻，也不通曉哲學史的讀者不可能知道對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確信是如何近於普遍（尤其是英國和美國的著作家中間）。下面是我們隨便選擇的幾個例子：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談到在我們的思想方式中所計劃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學革命與哥白尼發動的革命相比較。（佩頓1936，1：75）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當康德聲稱引發了一場像哥白尼在天文學中發動的革命那樣的哲學中的革命時他的含義了。（布羅德1978，12）
康德將這種設想先天知識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與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較。（林賽1934，50）
他堅持認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並不損害經驗世界的經驗現實，就像日心說也不改變或否認經驗世界的現象一樣。（科普爾斯頓1960，6：242）
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與哥白尼相比，並且說他已在哲學中引起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羅素1945，707）
康德說他自己已經引起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羅素1948，9）
康德進行比較的全部意義在於，我們在兩個假說中發現了一場革命或對一個很久以前無人表示異議的基本假設的徹底修正。在一種情況下，假想的是觀察者的靜止性，另一種情況是觀察者的被動性。（韋爾頓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標志著他自己認為是作為一場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認為它是一場革命外，在其中沒有什麼哥白尼的東西……因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場革命來說，嚴格地講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亞歷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稱呼他的一個思想為「哥白尼革命」。（波普爾1962，180）
康德相信，他對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學中一場事實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眾所周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別提到了「哥白尼革命』，從而對問題作了簡潔的陳述。（盧卡奇1923，111）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將稱他的哥白尼革命的東西……（謝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學說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個偉大的、個人的哲學成就。關於這一點，康德本人曾幾次提到。（奧伊澤爾曼1972，121）
關於康德所謂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茲1971，22－23）
康德對自己完成了一場真正的哲學革命而高興……——這場革命可以與哥白尼在宇宙論和數學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動，他的「哥白尼革命」。（維爾萊明1955，358）
我們所作的這一系列引證使人們對哲學家的中間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更確信無疑了：（a）曾經有過一場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認為他自己在哲學中的根本創新，是那場革命之後的另一場哥白尼革命，或者說像一場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時的時間隨便翻閱一下圖書館的書架，就可以發現至少幾十個這樣的說法；這些說法都出自著名學者之口，並且發表在由我們第一流的學術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網路詳編》（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謂第15版《不列顛網路全書》的一部分，被形容為「詳解」；1973，10：392）的權威說法是：
康德驕傲地宣稱他在哲學中完成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學的奠基人哥白尼由於把恆星的運動部分地歸之於觀察者的運動從而解釋了恆星的表面上的運動一樣，康德則通過揭示客體與心靈相符合——在認識中，不是心靈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靈——而證明了心靈的先天原則如何適用客體。
許多論述康德或哲學的著作都包含有關於「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爾1962，180）的章節。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講座期間，在談到「尋求確定性」時大膽地斷言：「康德聲稱從有知識的主體的觀點來看待世界以及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從而在哲學中引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演變[原文如此，應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後相當不謙虛地把他本人對哲學的貢獻評價為與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樣重要的另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卡爾·波普爾在1954年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又在他的《猜想與反駁》重新發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專門談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爾在此引證了康德的一句話：「我們的理智不是從自然獲得它的規律，而是把它的規律強加於自然」。對此，波普爾評論說：「這個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稱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個思想」（p．180）。一本專門論述《康德的遺產與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維爾萊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開的第三次國際康德大會的已經出版的文獻匯編中，至少有三篇論文談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論文的標題就是「休謨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們談了這么多之後，如果再說康德並沒有把他自己的貢獻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較，無論對於讀者來說，還是對於我本人來說，看來肯定是令人驚訝的。而且我肯定讀者會充分理解為什麼在最後編寫這一章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地發現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時的德文本以及現在流行的三個英譯本L．J．M．D．米克爾約翰，1855；馬克斯·綴勒，1881；諾愛·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許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確信，在至少三種語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權威可能使這樣一個如此明顯的錯誤繼續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講座的聽眾中，是否可能沒有一個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對他的錯誤的注意？在第三次國際康德大會上，就沒有一個康德學派的學者曾經用德文或英文閱讀康德的著作，並記得他實際上說的什麼嗎？在1974年以「科學與社會：過去、現在和未來」為題的哥白尼學術報告會上宣讀的一篇論文（斯特奈克，1975）對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較（C．科恩，1975）。有一篇學術評論對這篇論文進行了討論（克羅普賽，1975）。這篇評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卡爾·〕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學說成是一場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產物」（105），但是評論者沒有糾正對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顯然也沒有任何一位讀者這樣做。
那些論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實際公康德的所謂類比提供了根據的作者讓讀者參看《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於1781年）。我們一會兒將看到，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它對科學（數學和實驗物理學）中的革命以及知識發展中的革命進行了討論。關於哥白尼康德實際上是這樣說的（引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頁，即Bxvi頁）：
於是吾人之進行正與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設而進行相同。以「一切天體圍繞觀察者旋轉」之假定，不能說明天體之運動，哥白尼乃更假定觀察者旋轉，星球靜止不動，以試驗其是否較易成功（《純粹理性批判》，藍公武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13頁）。
這里，人們不必是一位德國學者，甚至也無需對德國語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們所引的這段話中，康德所說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圖」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場革命而言」。在今天人們公認可靠和權威的譯本中，諾曼·肯普·史密斯將康德所說的「哥白尼的最初設想」改為「哥白尼的基本假設」。這也許可以提供對康德的意圖的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它事實上完全背離了康德本人簡單的和明確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給原來德文中的短語加了一個腳注。他的譯文是：
因此我們恰恰應當依據哥白尼的基本假設[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進行。由於依據「一切天體都圍繞觀察者旋轉」這個假定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天體的運動，因此他作了這樣一個嘗試：假若讓觀察者旋轉，而星球靜止不動，那麼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釋（1923）中，讀者沒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寫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意圖。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學中，人們假定，行星表面運動的所有復雜性都是現實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後的天文學中，人們看到，這里所說的復雜性有一部分是由於觀察者在一個運動著的地球上的位置而產生的。比較早的形而上學也作了類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徵（現象）都具有超出認知心靈之外的一種現實性，正如行星運動的復雜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學家看來也具有現實性一樣。然而，康德的新觀點設想：我們知識的對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們的心靈與我們感覺的對象相互作用的結果。所以，康德對『物自體」（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
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區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類似於哥白尼革命的傳統觀點，因為在天文學和數學中我們可以看出「長久以來未遭非議的一場革命，或對一個基本設想的徹底修正」（韋爾頓1945，77）。也就是說，「在一種情況下，人們假定的是觀察者的靜止性，在另一種情況下設想的是觀察者的被動性」。許多哲學家指出，康德的所謂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貝特蘭·羅素（1948，9）所說，「康德說他完成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說完成了一個『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會更准確些，因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從此推翻人的權威地位的中心」。
無論康德的實際意圖如何，他顯然而且肯定不是說他完成了（或將完成）形而上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們所引證的那一整段話（B xvi）不包含任何這樣的說法，而且它既沒有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提到在形而上學中的任何革命（無論是實際上的或是即將來臨的）。但是，雖然在《純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沒有一個地方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卻存在形而上學中發生一場革命的跡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沒有提及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開了科學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識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陳述康德的革命觀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兩個地方——它們都出現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個注釋中。在這個注釋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釋了「天體運動的根本規律」——大概是開普勒的法則——如何「給予哥白尼最初僅假定為一種假說的東西以已證實的確實性，且在同時又產生出聯結宇宙的無形力量（牛頓的引力）的證明。」康德又說，假若「哥白尼不敢於在觀察者中而不在天體中探求所觀察到的運動」，那麼牛頓的萬有引力「將永遠木會被發現」。在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發現康德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即他相信曾經發生了一場哥白尼革命；它們甚至可能暗示了這樣一個意思：只是到開普勒和牛頓的時代方發生了一場革命。這些句子確實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認為的「與[哥白尼的」這個假說相似的觀點的轉變」的作用。就[哥白尼的」這個假設而言，康德「在這個序言中只是作為一個假設提出來的，目的在於引起人們對進行這樣一個轉變（它總是假設的）的這些最初的嘗試的特點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斷言——這個假設將「在《批判》本身之中，從我們關於時空之表象的性質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證明其為必然的，而非假設的」。
在康德的論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時以及在我們剛剛討論過的段落中出現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與革命的觀念無關。簡而言之，一場自稱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與歷世紀末所謂的天文學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樣，似乎並沒有多大的現實性。盡管在著名的雜志上至少有三篇學術文章試圖告訴廣大的哲學家們康德並沒有把他的貢獻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羅斯，1937；漢森，1959；恩格爾，1963），但是，著名的哲學家們在自己的書和文章中仍然給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個顯著的位置。
康德對於科學中革命的看法
《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對科學中的革命的討論是值得注意的。18世紀的許多學者認為，革命，以及在科學中產生某種全新東西或直到那個時候才存在的某種東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飛躍，推動科學向前發展。康德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所談到的第一場革命是找們知識的激動人心的變化。這場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詞的新的含義逐漸為人們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這個術語而言，嚴格地說，康德是一個新思想家（現代人）而不是一個傳統擁護者；他所說的「革命」不是指某個循環的變革或某個盛衰，或回到從前的某個更理想的狀態，而是與過去進行完全而徹底決裂的一個根本的、前進的步驟。
在康德看來，第一個革命發生在數學之中並且在於把一種陸地測量的經驗知識轉變成一個演繹體系。「真實的方法」如同「在論證等邊三角形性質的第一人（不問其人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顯現的」「新的光明」而被發現。關於這件事，康德說（1929，p．19＝B xi-xii）：
他所創建的真實的方法，並不在檢驗他在圖形中或在圖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見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圖形之性質，而在發現所必然包含於「他自身先天地構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現此先天的事物於他自身的構成方法，以把它表現於圖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確實性而認識任何事物，那麼，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之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這里把「科學的盪盪大道」與「盲索」作了對比。這個對比或差異並不總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從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說，在邏輯中，理性僅論究其自身，但在科學的幾何學中，理性則被用於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幾何圖形——尤其是等邊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於認識到，「無論是經驗的觀察，還是對概念的分析都無助於我們證明任何數學的真理」（佩頓，1937，366）。僅用眼睛觀察，或者依靠檢查以確定等邊三角形的性質是不夠的，考察關於這樣一種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運用……康德所說的概念的『建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天地展示與我們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覺。」因此，「康德認為最早的數學家的發現似乎是」（同上）：
必須依據他本人思索的並先天地展示出來的合乎概念的東西構造圖形；而且，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識，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認為（1929，19＝B xi），幾何學的這個根本的轉變「必定是由於某一個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這個人指出了「這門科學必須進入的途徑，遵由這個途徑，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時代及其無限擴展中的確實的進步。」
康德堅持認為，「這場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遠比發現繞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線要重要得多」。然後他又提到「這場革命的紀念」。所以，在一頁之上幾行文字之中對革命有三種不同的提法（兩次是作為「Revolution」，一次是作為「Veranderung」提出來的）（p．19＝B xi）。
在緊接在後面的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從數學轉向「自然科學——這里所說的自然科學，是建立於經驗的原則之上的」。自然科學花費了比數學長得多的時間才進入「科學之大道」的。康德說，「只是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培根才「部分地開始」這個轉變並「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經走上」創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科學——這可以說「是一場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結果——的道路的人們中間激起了新的生氣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飾地「推溯實驗方法史的正確途徑」。在此，他僅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爾這幾個人的實驗以為例證。他斷言，物理學經歷了一場「其觀點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對於康德來說，「物理學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據的『幸運的思想』是，當理性必須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虛構事實時，凡由理性自身的淵流而不能知而只能從自然學習的東西，理性必須在這個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於自然之中的東西作為其指導」。正是在這方面，「自然研究在數世紀的冥行盲索以後才進入科學的堅實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話的起源
在討論了數學以及實驗的或以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之後，康德轉向了形而上學，「一門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學」（p．21＝Bxiv）。他把這一學科與數學和自然科學作了比較。他指出，數學和自然科學是「由於一場突發的革命而變得今天這樣繁榮的」（pp．21－23＝B xv－xvi）在這個討論的第三頁上出現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這樣的用語。我們已經看到，這一說法可以逐字譯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這里，康德的觀點顯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從一個靜止的觀察者的看法向一個旋轉的觀察者的觀點的轉換。他表明，當人們使觀察者的運動脫離太陽、行星、恆星的已觀察到的或表面的運動時，那麼就會出現變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邏輯在先而非歷史連續的意義上說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說哥白尼開始或創始了——天文學中、科學中或思想領域——的一場革命，那麼他又為何不這樣說呢？因為，就在前面幾頁，他還在討論科學中的革命，而在這一頁一開始他又談到科學中的革命，顯然，這樣一場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據顯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認為有一場哥白尼革命，他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沒有這樣說。這個事實在討論康德對哥白尼的評論被置於其中的科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時候，似乎是更為重要的。當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開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導致注釋者們認為康德提到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說，他認為他的書給予形而上學以科學方法的確定性。他堅持認為，哲學家應當嘗試模擬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進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為同樣的理性知識類推於形而上學的模擬可能允許的范圍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後，康德又談到他留給「後人的遺產是一種成體系的形而上學」。他說，「這是一件不可輕視其價值的禮物」，因為「理性將因而能遵循科學的堅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沒有審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說形而上學中的這樣一個變革就是一場革命嗎？康德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他的論述的目的在於「改變當前盛行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並且遵循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學中發動一場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紀科學家——西默爾、拉瓦錫、馬拉——的行列。這些科學家都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引發和製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沒有說這場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舉哥白尼或天文學為證。因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場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說過，他對哲學的重大貢獻是（或將是）引發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麼，我們所見到的文獻又怎麼可能是如此錯誤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一個段落開始的時候論述了形而上學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個比較長的腳注，其中談及哥白尼和牛頓。注釋者們的錯誤可能由於把關於形而上學中的革命的句子與前面的那個腳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為康德用的是「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學家的例子，所以在我們看來，任何可能的（盡管是未必有的）聯系都是與一場牛頓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聯系。無論最初錯誤的根源如何，作者們顯然是彼此以訛傳訛，而沒有仔細審查其來源。盡管有三個關於康德從未描述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誡，而區也沒有多少人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發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這個錯誤在哲學文獻中還是年復一年地存在了下來。
正當我完成對這一章的最後修改時，我又見到四本繼續存有這個長期錯誤的書。一本是羅傑·斯克魯頓寫的，作為「昔日名人」叢書之一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書中強調「康德所說的他在哲學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爾的一部偉大的傑作（初版於1918年）。這部著作已譯成英文。書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導言」（1981，vii）一開始就討論了「康德在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們在其中還讀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個全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的基礎之上的，康德把這種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描述為批判的和先驗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爾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爾特·考夫曼寫道（1980，87—88）：「康德聲稱完成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認為，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個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顛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對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聾的攻擊」，因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學史辭典》（1981）中有一個論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條目，它強調這個表達方式可以有兩種含義：其一是哥白尼「將一種日心體系引入天文學」，其二是「這樣一種體系以帶有開普勒所提出的橢圓形軌道的經過修正的形式在17世紀牢固地確立起來」。該條目最後評論到：「人們同康德一樣，用『哥白尼式的革命』這個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夠促進思想進步的觀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這同一本辭典後面有關康德的條目中，對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沒有任何涉及。
把哲學或形而上學中一場自稱的哥白尼革命歸因於康德並非最近的發明。在1799至1825年期間，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學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講座中——公開說，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經著手進行哲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國生活多年的法國人夏爾·德·維拉爾把大量解釋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獻給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擊者》中一篇關於《純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維拉爾說道，康德對人類知識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認為在形而上學中需要一個類似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完成的革命」（p．7）。然後，維拉爾用與康德本人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時（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術語和措詞，解釋了康德革命的性質。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學》中（1801，PP．Viii－x），維拉爾暗示，笛卡爾、拉瓦錫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經引起了一場思想革命。
十六年後，維克托·庫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話題。庫辛是他那個時代閱讀最為廣泛的哲學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書有許多版本並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學文學院主持講座期間，把康德與哥白尼革命聯系在一起。他的這些講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編者為此所寫的「按語」說，這些講演是在法國大學中對康德體系的最早介紹（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們清楚地知道，庫辛在1816年也講授過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時，他的德語水平特別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當他能夠從德文原文閱讀康德著作時（1：255，n．2），庫辛解釋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起了一場與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發的革命相同的革命」。
D. 何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第15章 康德的所謂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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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在18世紀末從事寫作的時候，康德是會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闡述的這樣一個思想的：哥白尼引發了天文學中的一場革命。而且，到那個時候，人們已相當普遍地用「革命」這個術語去概指科學、審美以及整個思想領域的激進變革。那時，「革命」還很渺茫。因此，考慮到康德在哲學史中的突出地位，他關於革命、科學中的革命的看法，對於我們研究18世紀的這些概念是特別重要的。但是．由於人們普遍認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學中的創新歸之為一場哥白尼革命，所以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興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話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權威著作《世界圖像的機械化》（1961，299）中斷言，「自康德以來，『哥白尼革命』這個概念一直是對某種見解或看法的根本改變的一個確定的表達，而且在科學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紀與近代之間分界的實際日期」。大量論述康德思想和哲學史的著作都認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學方面的成就與一場哥白尼革命相比較。幾年前，開放大學（這是英國電視台在群眾教育方面所進行的一項大膽嘗試。它給予那些不能通過正常途徑到某所學院或大學學習的人相當於學士的學位）節目「第二水平線」開設了「革命的時代」這一課程。其中兩個主要的單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個單元的副標題是「思辨哲學」，另一個單元的副標題是「道德哲學」。在第一個單元中，作者（維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學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從未明確把這個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創造。在第二個單元（漢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說，「康德本人並未明確把他在道德哲學方面的努力與『哥白尼革命』相比較，正如他並沒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學方面的成就與此相比一樣。但是，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公正地說（人們也經常這樣說），這個比較既適用於前者，同樣也適用於後者。」
既不熟悉有關康德的文獻，也不通曉哲學史的讀者不可能知道對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確信是如何近於普遍（尤其是英國和美國的著作家中間）。下面是我們隨便選擇的幾個例子：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談到在我們的思想方式中所計劃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學革命與哥白尼發動的革命相比較。（佩頓1936，1：75）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當康德聲稱引發了一場像哥白尼在天文學中發動的革命那樣的哲學中的革命時他的含義了。（布羅德1978，12）
康德將這種設想先天知識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與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較。（林賽1934，50）
他堅持認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並不損害經驗世界的經驗現實，就像日心說也不改變或否認經驗世界的現象一樣。（科普爾斯頓1960，6：242）
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與哥白尼相比，並且說他已在哲學中引起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羅素1945，707）
康德說他自己已經引起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羅素1948，9）
康德進行比較的全部意義在於，我們在兩個假說中發現了一場革命或對一個很久以前無人表示異議的基本假設的徹底修正。在一種情況下，假想的是觀察者的靜止性，另一種情況是觀察者的被動性。（韋爾頓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標志著他自己認為是作為一場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認為它是一場革命外，在其中沒有什麼哥白尼的東西……因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場革命來說，嚴格地講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亞歷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稱呼他的一個思想為「哥白尼革命」。（波普爾1962，180）
康德相信，他對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學中一場事實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眾所周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別提到了「哥白尼革命』，從而對問題作了簡潔的陳述。（盧卡奇1923，111）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將稱他的哥白尼革命的東西……（謝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學說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個偉大的、個人的哲學成就。關於這一點，康德本人曾幾次提到。（奧伊澤爾曼1972，121）
關於康德所謂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茲1971，22－23）
康德對自己完成了一場真正的哲學革命而高興……——這場革命可以與哥白尼在宇宙論和數學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動，他的「哥白尼革命」。（維爾萊明1955，358）
我們所作的這一系列引證使人們對哲學家的中間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更確信無疑了：（a）曾經有過一場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認為他自己在哲學中的根本創新，是那場革命之後的另一場哥白尼革命，或者說像一場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時的時間隨便翻閱一下圖書館的書架，就可以發現至少幾十個這樣的說法；這些說法都出自著名學者之口，並且發表在由我們第一流的學術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網路詳編》（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謂第15版《不列顛網路全書》的一部分，被形容為「詳解」；1973，10：392）的權威說法是：
康德驕傲地宣稱他在哲學中完成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學的奠基人哥白尼由於把恆星的運動部分地歸之於觀察者的運動從而解釋了恆星的表面上的運動一樣，康德則通過揭示客體與心靈相符合——在認識中，不是心靈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靈——而證明了心靈的先天原則如何適用客體。
許多論述康德或哲學的著作都包含有關於「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爾1962，180）的章節。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講座期間，在談到「尋求確定性」時大膽地斷言：「康德聲稱從有知識的主體的觀點來看待世界以及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從而在哲學中引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演變[原文如此，應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後相當不謙虛地把他本人對哲學的貢獻評價為與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樣重要的另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卡爾·波普爾在1954年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又在他的《猜想與反駁》重新發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專門談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爾在此引證了康德的一句話：「我們的理智不是從自然獲得它的規律，而是把它的規律強加於自然」。對此，波普爾評論說：「這個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稱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個思想」（p．180）。一本專門論述《康德的遺產與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維爾萊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開的第三次國際康德大會的已經出版的文獻匯編中，至少有三篇論文談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論文的標題就是「休謨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們談了這么多之後，如果再說康德並沒有把他自己的貢獻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較，無論對於讀者來說，還是對於我本人來說，看來肯定是令人驚訝的。而且我肯定讀者會充分理解為什麼在最後編寫這一章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地發現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時的德文本以及現在流行的三個英譯本L．J．M．D．米克爾約翰，1855；馬克斯·綴勒，1881；諾愛·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許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確信，在至少三種語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權威可能使這樣一個如此明顯的錯誤繼續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講座的聽眾中，是否可能沒有一個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對他的錯誤的注意？在第三次國際康德大會上，就沒有一個康德學派的學者曾經用德文或英文閱讀康德的著作，並記得他實際上說的什麼嗎？在1974年以「科學與社會：過去、現在和未來」為題的哥白尼學術報告會上宣讀的一篇論文（斯特奈克，1975）對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較（C．科恩，1975）。有一篇學術評論對這篇論文進行了討論（克羅普賽，1975）。這篇評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卡爾·〕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學說成是一場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產物」（105），但是評論者沒有糾正對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顯然也沒有任何一位讀者這樣做。
那些論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實際公康德的所謂類比提供了根據的作者讓讀者參看《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於1781年）。我們一會兒將看到，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它對科學（數學和實驗物理學）中的革命以及知識發展中的革命進行了討論。關於哥白尼康德實際上是這樣說的（引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頁，即Bxvi頁）：
於是吾人之進行正與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設而進行相同。以「一切天體圍繞觀察者旋轉」之假定，不能說明天體之運動，哥白尼乃更假定觀察者旋轉，星球靜止不動，以試驗其是否較易成功（《純粹理性批判》，藍公武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13頁）。
這里，人們不必是一位德國學者，甚至也無需對德國語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們所引的這段話中，康德所說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圖」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場革命而言」。在今天人們公認可靠和權威的譯本中，諾曼·肯普·史密斯將康德所說的「哥白尼的最初設想」改為「哥白尼的基本假設」。這也許可以提供對康德的意圖的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它事實上完全背離了康德本人簡單的和明確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給原來德文中的短語加了一個腳注。他的譯文是：
因此我們恰恰應當依據哥白尼的基本假設[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進行。由於依據「一切天體都圍繞觀察者旋轉」這個假定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天體的運動，因此他作了這樣一個嘗試：假若讓觀察者旋轉，而星球靜止不動，那麼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注釋（1923）中，讀者沒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寫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意圖。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學中，人們假定，行星表面運動的所有復雜性都是現實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後的天文學中，人們看到，這里所說的復雜性有一部分是由於觀察者在一個運動著的地球上的位置而產生的。比較早的形而上學也作了類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徵（現象）都具有超出認知心靈之外的一種現實性，正如行星運動的復雜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學家看來也具有現實性一樣。然而，康德的新觀點設想：我們知識的對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們的心靈與我們感覺的對象相互作用的結果。所以，康德對『物自體」（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
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區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類似於哥白尼革命的傳統觀點，因為在天文學和數學中我們可以看出「長久以來未遭非議的一場革命，或對一個基本設想的徹底修正」（韋爾頓1945，77）。也就是說，「在一種情況下，人們假定的是觀察者的靜止性，在另一種情況下設想的是觀察者的被動性」。許多哲學家指出，康德的所謂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貝特蘭·羅素（1948，9）所說，「康德說他完成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說完成了一個『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會更准確些，因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從此推翻人的權威地位的中心」。
無論康德的實際意圖如何，他顯然而且肯定不是說他完成了（或將完成）形而上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們所引證的那一整段話（B xvi）不包含任何這樣的說法，而且它既沒有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提到在形而上學中的任何革命（無論是實際上的或是即將來臨的）。但是，雖然在《純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沒有一個地方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卻存在形而上學中發生一場革命的跡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沒有提及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開了科學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識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陳述康德的革命觀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兩個地方——它們都出現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個注釋中。在這個注釋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釋了「天體運動的根本規律」——大概是開普勒的法則——如何「給予哥白尼最初僅假定為一種假說的東西以已證實的確實性，且在同時又產生出聯結宇宙的無形力量（牛頓的引力）的證明。」康德又說，假若「哥白尼不敢於在觀察者中而不在天體中探求所觀察到的運動」，那麼牛頓的萬有引力「將永遠木會被發現」。在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發現康德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即他相信曾經發生了一場哥白尼革命；它們甚至可能暗示了這樣一個意思：只是到開普勒和牛頓的時代方發生了一場革命。這些句子確實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認為的「與[哥白尼的」這個假說相似的觀點的轉變」的作用。就[哥白尼的」這個假設而言，康德「在這個序言中只是作為一個假設提出來的，目的在於引起人們對進行這樣一個轉變（它總是假設的）的這些最初的嘗試的特點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斷言——這個假設將「在《批判》本身之中，從我們關於時空之表象的性質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證明其為必然的，而非假設的」。
在康德的論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時以及在我們剛剛討論過的段落中出現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與革命的觀念無關。簡而言之，一場自稱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與歷世紀末所謂的天文學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樣，似乎並沒有多大的現實性。盡管在著名的雜志上至少有三篇學術文章試圖告訴廣大的哲學家們康德並沒有把他的貢獻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羅斯，1937；漢森，1959；恩格爾，1963），但是，著名的哲學家們在自己的書和文章中仍然給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個顯著的位置。
康德對於科學中革命的看法
《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對科學中的革命的討論是值得注意的。18世紀的許多學者認為，革命，以及在科學中產生某種全新東西或直到那個時候才存在的某種東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飛躍，推動科學向前發展。康德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所談到的第一場革命是找們知識的激動人心的變化。這場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詞的新的含義逐漸為人們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這個術語而言，嚴格地說，康德是一個新思想家（現代人）而不是一個傳統擁護者；他所說的「革命」不是指某個循環的變革或某個盛衰，或回到從前的某個更理想的狀態，而是與過去進行完全而徹底決裂的一個根本的、前進的步驟。
在康德看來，第一個革命發生在數學之中並且在於把一種陸地測量的經驗知識轉變成一個演繹體系。「真實的方法」如同「在論證等邊三角形性質的第一人（不問其人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顯現的」「新的光明」而被發現。關於這件事，康德說（1929，p．19＝B xi-xii）：
他所創建的真實的方法，並不在檢驗他在圖形中或在圖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見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圖形之性質，而在發現所必然包含於「他自身先天地構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現此先天的事物於他自身的構成方法，以把它表現於圖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確實性而認識任何事物，那麼，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之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這里把「科學的盪盪大道」與「盲索」作了對比。這個對比或差異並不總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從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說，在邏輯中，理性僅論究其自身，但在科學的幾何學中，理性則被用於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幾何圖形——尤其是等邊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於認識到，「無論是經驗的觀察，還是對概念的分析都無助於我們證明任何數學的真理」（佩頓，1937，366）。僅用眼睛觀察，或者依靠檢查以確定等邊三角形的性質是不夠的，考察關於這樣一種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運用……康德所說的概念的『建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天地展示與我們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覺。」因此，「康德認為最早的數學家的發現似乎是」（同上）：
必須依據他本人思索的並先天地展示出來的合乎概念的東西構造圖形；而且，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識，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認為（1929，19＝B xi），幾何學的這個根本的轉變「必定是由於某一個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這個人指出了「這門科學必須進入的途徑，遵由這個途徑，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時代及其無限擴展中的確實的進步。」
康德堅持認為，「這場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遠比發現繞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線要重要得多」。然後他又提到「這場革命的紀念」。所以，在一頁之上幾行文字之中對革命有三種不同的提法（兩次是作為「Revolution」，一次是作為「Veranderung」提出來的）（p．19＝B xi）。
在緊接在後面的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從數學轉向「自然科學——這里所說的自然科學，是建立於經驗的原則之上的」。自然科學花費了比數學長得多的時間才進入「科學之大道」的。康德說，「只是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培根才「部分地開始」這個轉變並「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經走上」創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科學——這可以說「是一場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結果——的道路的人們中間激起了新的生氣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飾地「推溯實驗方法史的正確途徑」。在此，他僅僅提到伽利略、托里拆利、施塔爾這幾個人的實驗以為例證。他斷言，物理學經歷了一場「其觀點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對於康德來說，「物理學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據的『幸運的思想』是，當理性必須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虛構事實時，凡由理性自身的淵流而不能知而只能從自然學習的東西，理性必須在這個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於自然之中的東西作為其指導」。正是在這方面，「自然研究在數世紀的冥行盲索以後才進入科學的堅實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話的起源
在討論了數學以及實驗的或以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之後，康德轉向了形而上學，「一門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學」（p．21＝Bxiv）。他把這一學科與數學和自然科學作了比較。他指出，數學和自然科學是「由於一場突發的革命而變得今天這樣繁榮的」（pp．21－23＝B xv－xvi）在這個討論的第三頁上出現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這樣的用語。我們已經看到，這一說法可以逐字譯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這里，康德的觀點顯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從一個靜止的觀察者的看法向一個旋轉的觀察者的觀點的轉換。他表明，當人們使觀察者的運動脫離太陽、行星、恆星的已觀察到的或表面的運動時，那麼就會出現變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邏輯在先而非歷史連續的意義上說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說哥白尼開始或創始了——天文學中、科學中或思想領域——的一場革命，那麼他又為何不這樣說呢？因為，就在前面幾頁，他還在討論科學中的革命，而在這一頁一開始他又談到科學中的革命，顯然，這樣一場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占據顯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認為有一場哥白尼革命，他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沒有這樣說。這個事實在討論康德對哥白尼的評論被置於其中的科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時候，似乎是更為重要的。當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開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導致注釋者們認為康德提到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說，他認為他的書給予形而上學以科學方法的確定性。他堅持認為，哲學家應當嘗試模擬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進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為同樣的理性知識類推於形而上學的模擬可能允許的范圍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後，康德又談到他留給「後人的遺產是一種成體系的形而上學」。他說，「這是一件不可輕視其價值的禮物」，因為「理性將因而能遵循科學的堅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沒有審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說形而上學中的這樣一個變革就是一場革命嗎？康德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他的論述的目的在於「改變當前盛行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並且遵循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學中發動一場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紀科學家——西默爾、拉瓦錫、馬拉——的行列。這些科學家都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引發和製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沒有說這場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舉哥白尼或天文學為證。因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場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說過，他對哲學的重大貢獻是（或將是）引發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麼，我們所見到的文獻又怎麼可能是如此錯誤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一個段落開始的時候論述了形而上學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個比較長的腳注，其中談及哥白尼和牛頓。注釋者們的錯誤可能由於把關於形而上學中的革命的句子與前面的那個腳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為康德用的是「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學家的例子，所以在我們看來，任何可能的（盡管是未必有的）聯系都是與一場牛頓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聯系。無論最初錯誤的根源如何，作者們顯然是彼此以訛傳訛，而沒有仔細審查其來源。盡管有三個關於康德從未描述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誡，而區也沒有多少人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發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這個錯誤在哲學文獻中還是年復一年地存在了下來。
正當我完成對這一章的最後修改時，我又見到四本繼續存有這個長期錯誤的書。一本是羅傑·斯克魯頓寫的，作為「昔日名人」叢書之一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書中強調「康德所說的他在哲學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爾的一部偉大的傑作（初版於1918年）。這部著作已譯成英文。書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導言」（1981，vii）一開始就討論了「康德在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們在其中還讀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個全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的基礎之上的，康德把這種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描述為批判的和先驗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爾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爾特·考夫曼寫道（1980，87—88）：「康德聲稱完成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認為，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個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顛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對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聾的攻擊」，因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學史辭典》（1981）中有一個論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條目，它強調這個表達方式可以有兩種含義：其一是哥白尼「將一種日心體系引入天文學」，其二是「這樣一種體系以帶有開普勒所提出的橢圓形軌道的經過修正的形式在17世紀牢固地確立起來」。該條目最後評論到：「人們同康德一樣，用『哥白尼式的革命』這個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夠促進思想進步的觀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這同一本辭典後面有關康德的條目中，對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沒有任何涉及。
把哲學或形而上學中一場自稱的哥白尼革命歸因於康德並非最近的發明。在1799至1825年期間，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學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講座中——公開說，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經著手進行哲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國生活多年的法國人夏爾·德·維拉爾把大量解釋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獻給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擊者》中一篇關於《純粹理性批判》的文章里，維拉爾說道，康德對人類知識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認為在形而上學中需要一個類似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完成的革命」（p．7）。然後，維拉爾用與康德本人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時（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術語和措詞，解釋了康德革命的性質。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學》中（1801，PP．Viii－x），維拉爾暗示，笛卡爾、拉瓦錫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經引起了一場思想革命。
十六年後，維克托·庫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話題。庫辛是他那個時代閱讀最為廣泛的哲學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書有許多版本並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學文學院主持講座期間，把康德與哥白尼革命聯系在一起。他的這些講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編者為此所寫的「按語」說，這些講演是在法國大學中對康德體系的最早介紹（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們清楚地知道，庫辛在1816年也講授過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時，他的德語水平特別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當他能夠從德文原文閱讀康德著作時（1：255，n．2），庫辛解釋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起了一場與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發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講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庫辛說，「康德意識到他
E. 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是如何拉開了現代科學發展序幕的
好像是因為一本書，這本書他誕生經歷了一個特殊的蒸餾和結晶過程，持續了 23 年。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迭戈是一個美麗的海濱城市。它不僅是美國著名的海軍小鎮，也是世界著名的加州大學迭戈分校的所在地。在這個校園里，清晰合理的科學精神和濃厚的人文氛圍融為一體，往往會產生出眾的學者和完全意想不到的前沿科研成果，吸引全世界的關注，在 2005年4月與歷史學家韋斯特曼的相遇足以證明這一點。
他在歷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理論思維總是洋溢著強烈的歷史基調。盡管哥白尼的宇宙實際上只是太陽系，但他的公眾觀點證實了地球是一顆行星，太陽位於離宇宙中心最近的地方。為什麼哥白尼提出了這個大膽的觀點？為什麼這很重要？韋斯特曼認為有必要詳細調查發生在哥白尼周圍的所有方面，所以基本上都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F. 近代天文學的標志是什麼
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創立的日心說和他的不朽名著《天體運行論》，為近代天文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國早在明末為歷法改革而編譯的《崇禎歷書》中，就已大量引用《天體運行論》中的材料，並把哥白尼列為歐洲四大天文學家之一。但是，當時參與編譯工作的耶穌會士並未把哥白尼學說的核心「日心地動說」介紹給中國學者，最早把哥白尼學說介紹到中國來的是波蘭傳教士穆尼閣，時間大約在清代初年。當時，由於受到耶穌會紀律的約束，穆尼閣還不可能對這種具有革命性的科學理論作全面的和系統的介紹，因而只能私下向中國學者透露其部分內容和要點，而且透露的范圍是極其有限的，影響也不大。隨著對西方和傳統天文學的深入研究，有些學者如梅文鼎、劉湘煃、江永等獨立地產生了一些具有近代天文學意義的思想。如江永曾明確指出：「五星皆以日為心，如磁石之引針」①，然而很可惜，這種含有太陽引力思想的看法並沒有引起深入的思考。康熙晚年之後，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大規模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工作基本上停頓了。但出於編修歷法和天象觀測等需要，仍不時傳入一些西方近代天文學的新成果。如乾隆七年（1742）完成的《歷象考成後編》應用了開普勒的橢圓運動定律和面積定律，只不過是傳教士們對開普勒定律進行了改造，將地球放在橢圓焦點的位置上，太陽繞地球運動。《皇朝禮儀圖式》（1759年）收錄的兩件天文儀器、渾天合七政儀及七政儀，則是演示哥白尼太陽系學說的儀器，七政儀還配有鍾表機械，可以自動演示地球和行星繞太陽的運動。乾隆二十五年（1760），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向乾隆皇帝進獻《坤輿全圖》，在地圖周圍附有一些涉及天文學內容的示意圖及文字說明。在這些附圖和文字說明中，肯定了哥白尼學說，並介紹了正確的開普勒定律以及地球為橢圓形等歐洲天文學的最新發展。然而，《坤輿全圖》和兩件演示太陽系的儀器都被鎖進了深宮內院，只有個別的中國學者見到過。又過了三十多年，《坤輿全圖》才以《地球圖說》為名正式出版，而阮元為該書作序卻說「不必喜其新而宗之」。這部最早介紹哥白尼學說的著作，雖使更多的人對哥白尼學說有所了解，但實際上在當時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一直到1859年李善蘭與偉烈亞力譯出《談天》（即英國天文學家赫歇爾的名著《天文學綱要》）之後，哥白尼學說和近代天文學才真正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已經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情了。
G. 詳細闡述哥白尼革命從發起時刻到完成的過程
尼古拉·哥白尼
公元1473～公元1543
偉大的天文學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波蘭名為Mikolaj Kopernik）出生於波蘭維斯杜拉河畔的托蘭市的一個富裕家庭。年輕時就讀於克萊考大學，學習期間對天文學產生了興趣。二十多歲時他去義大利留學，在博洛尼亞大學和帕迪爾大學攻讀法律和醫學，後來在費拉拉大學獲宗教法博士學位。哥白尼作為一名醫生，由於醫術高明而被人們譽為「神醫」。哥白尼成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費勞恩譯格大教堂任職當一名教士。哥白尼並不是一位職業天文學家，他的成名巨著是在業余時間完成的。
他在《天體運行論》中觀測計算所得數值的精確度是驚人的。例如，他得到恆星年的時間為365天6小時9分40秒，比現在的精確值約多30秒，誤差只有百萬分之一；他得到的月亮到地球的平均距離是地球半徑的60.30倍，和現在的60.27倍相比，誤差只有萬分之五。
在義大利期間，哥白尼就熟悉了希臘哲學家阿里斯塔克斯（前三世紀）的學說，確信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圍繞太陽運轉這個日心說是正確的。他大約在40歲時開始在朋友中散發一份簡短的手稿，初步闡述了他自己有關日心說的看法。哥白尼經過長年的觀察和計算終於完成了他的偉大著作《天體運行論》。
1533年，60歲的哥白尼在羅馬做了一系列的講演，提出了他的學說的要點，並未遭到教皇的反對。但是他卻害怕教會會反對，甚至在他的書完稿後，還是遲遲不敢發表。直到在他臨近古稀之年才終於決定將它出版。1543年5月24日去逝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來的一部他寫的書。
在書中他正確地論述了地球繞其軸心運轉；月亮繞地球運轉；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繞太陽運轉的事實。但是他也和前人一樣嚴重低估了太陽系的規模。他認為星體運行的軌道是一系列的同心圓，這當然是錯誤的。他的學說里的數學運算很復雜也很不準確。但是他的書立即引起了極大的關注，驅使一些其他天文學家對行星運動作更為准確的觀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丹麥偉大的天文學家泰壽·勃萊荷，開普勒就是根據泰壽積累的觀察資料，最終推導出了星體運行的正確規律。
這是一個前所未聞的開創新紀元的學說，對於千百年來學界奉為定論的托勒米地球中心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雖然阿里斯塔克斯比哥白尼提出日心學說早1700多年，但是事實上哥白尼得到了這一盛譽。阿里斯塔克斯只是憑借靈感做了一個猜想，並沒有加以詳細的討論，因而他的學說在科學上毫無用處。哥白尼逐個解決了猜想中的數學問題後，就把它變成了有用的科學學說——一種可以用來做預測的學說，通過對天體觀察結果的檢驗並與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舊學說的比較，你就會發現它的重大意義。
顯然哥白尼的學說是人類對宇宙認識的革命，它使人們的整個世界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在估價哥白尼的影響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天文學的應用范圍不如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那樣廣泛。從理論上來講，人們即使對哥白尼學說的知識和應用一竅不通，也會造出電視機、汽車和現代化學廠之類的東西。但是不應用法拉第、麥克斯韋、拉瓦錫和牛頓的學說則是不可想像的。
僅僅考慮哥白尼學說對技術的影響就會完全忽略它的真正意義。哥白尼的書對伽利略和開普勒的工作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序幕。他倆又成了牛頓的主要前輩。是這兩者的發現才使牛頓有能力確定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
哥白尼的科學成就，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產物，又轉過來推動了時代的發展。
十五、六世紀的歐洲，正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這一二百年間，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4世紀以前的歐洲，到處是四分五裂的小城邦。後來，隨著城市工商業的興起，特別是采礦和冶金業的發展，涌現了許多新興的大城市，小城邦有了聯合起來組成國家的趨勢。到 15世紀末葉，在許多國家裡都出現了基本上是中央集權的君主政體。當時的波蘭不僅有像克拉科夫、波茲南這樣的大城市，也有許多手工業興盛的城市。1526年歸並於波蘭的華沙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政治、文化和地理的中心，在16世紀末成了波蘭國家的首都。
與這種政治經濟變革相適應，文化、科學上也開始有所反映。當時，歐洲是「政教合一」，羅馬教廷控制了許多國家，聖經被宣布為至高無上的真理，凡是違背聖經的學說，都被斥為「異端邪說」，凡是反對神權統治的人，都被處以火刑。新興的資產階級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掀起了一場反對封建制度和教會迷信思想的斗爭，出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潮。他們使用的戰鬥武器，就是未被神學染污的古希臘的哲學、科學和文藝。這就是震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首先發生於義大利，很快就擴大到波蘭及歐洲其他國家。
與此同時，商業的活躍也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在「黃金」這個符咒的驅使下，許多歐洲冒險者遠航非洲、印度及整個遠東地區。遠洋航行需要豐富的天文和地理知識，從實際中積累起來的觀測資料，使人們感到當時流行的「地靜天動」的宇宙學說值得懷疑，這就要求人們進一步去探索宇宙的秘密，從而推進了天文學和地理學的發展。1492年，義大利著名的航海家哥倫布首次叫械矯樂蓿?1519～1522年，麥哲倫和他的同伴繞地球一周，證明地球是圓形的，使人們開始真正認識地球。
在教會嚴密控制下的中世紀，也發生過轟轟烈烈的宗教革命。因為天主教的很多教義不符合聖經的教誨，而加入了太多教皇的個人意志以及各類神學家的自身成果，所以很多信徒開始質疑天主教的教義和組織，發起回歸聖經的行動來。
捷克的愛國主義者、布拉格大學校長揚·胡斯（1369～1415年）在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會議上公開譴責德意志封建主與天主教會對捷克的壓迫和剝削。他雖然被反動教會處以火刑，但他的革命活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捷克農民在胡斯黨人的旗幟下舉行起義，這次運動也波及波蘭。1517年，在德國，馬丁·路德 （1483～1546年）反對教會販賣贖罪符，與羅馬教皇公開決裂。1521年，路德又在沃爾姆國會上揭露羅馬教廷的罪惡，並提出建立基督教新教的主張。新教的教義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波蘭也深受影響。
就在這樣一個大變革大動盪的年代裡，1473年2月19日哥白尼在維斯瓦河畔的托倫城誕生了。他的父親是個當議員的富商，他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哥白尼10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死了，他被送到舅舅務卡施大主教家中撫養。務卡施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他和當時波蘭進步的知識界來往極為密切，並與義大利卓越的革命家、人文主義者菲利普·布奧納克西是摯友。在哥白尼念中學的時候，務卡施就帶著他參加人文主義者的聚會。1491年，按照舅父的安排，哥白尼到克拉科夫大學去學習天文和數學。
當時，波蘭已經產生了一些有名的天文學家，如馬爾卿·克洛爾，他於1450年寫成《亞爾峰斯星象表訂正》一書，並在許多國家講學。又如著名的天文學家沃伊切赫，曾編制天文歷表，他就在克拉科夫大學講課，是哥白尼求學時的數學和天文教授。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就是在克拉科夫大學求學時孕育起來的。
盡管《聖經》沒有涉及諸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以及「天圓地方」等各類天文知識。但是在中世紀，天文學也有著延伸於古希臘的，經過經院神學家們構架好的官方論點。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天主教會的宗教裁判所燒掉了許多珍貴的科學著作，有時一天竟燒掉20大車。1327年，義大利天文學家采科·達斯科里被活活燒死，他的「罪名」就是違背聖經的教義，論證地球呈球狀，在另一個半球上也有人類存在。
偉大學說
在那個「科學成了神學的婢女」的年代，許多學說都被歪曲和閹割了，被用來為封建統治服務。在中世紀的歐洲，很少有人了解古代科學典籍的真實內容。這時，科學工作者的一個重要課顆，就是發掘古代的文化遺產。
古希臘的大天文學家托勒密，在公元二世紀時，總結了前人在400年間觀測的成果，寫成 《天文集》（即《至大論》）一書，提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學說。這個學說一直為人們所接受，流傳了1400多年。
托勒密認為，地球靜止不動地坐鎮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天體，包括太陽在內，都圍繞地球運轉。但是，人們在觀測中，發現天體的運行有一種忽前忽後、時快時慢的現象。為了解釋忽前忽後的現象，托勒密說，環繞地球作均衡運動的，並不是天體本身，而是天體運動的圓輪中心。他把環繞地球的圓輪叫做「均輪」，較小的圓輪叫做「本輪」。為了解釋時快時慢的現象，他又在主要的「本輪」之外，增加一些輔助的「本輪」，還採用了「虛輪」的說法，這樣就可以使「本輪」中心的不均衡的運動，從「虛輪」的中心看來彷彿是「均衡」的。托勒密就這樣對古代的觀測資料作出了牽強附會的解釋。
但是在以後的許多世紀里，大量的觀測資料累積起來了，只用托勒密的「本輪」不足以解釋天體的運行，這就需要增添數量越來越多的「本輪」。後代的學者致力於這種「修補」工作，使托勒密的體系變得越來越復雜，而對天文學的研究也就一直停留在這個水平上。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說法，正好是「神學家的天空」的基礎。中世紀的神學家吹捧托勒密的結論，卻隱瞞了托勒密的方法論：托勒密建立了天才的數學理論，企圖憑人類的智慧，用觀測、演算和推理的方法，去發現天體運行的原因和規律，這正是托勒密學說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因此，盡管托勒密的「地球中心學說」和神學家的宇宙觀不謀而合，但是兩者是有本質區別的，一個是科學上的錯誤結論，一個是愚弄人類、妄圖使封建統治萬古不變的彌天大謊。哥白尼對此作出正確的評價，他說：「應該把自己的箭射向托勒密的同一個方向，只是弓和箭的質料要和他完全兩樣。」
哥白尼曾十分勤奮地鑽研過托勒密的著作。他看出了托勒密的錯誤結論和科學方法之間的矛盾。哥白尼正是發現了托勒密的錯誤的根源，才找到了真理。
哥白尼認識到，天文學的發展道路，不應該繼續「修補」托勒密的舊學說，而是要發現宇宙結構的新學說。他打過一個比方：那些站在托勒密立場上的學者，從事個別的、孤立的觀測，拼湊些大小重疊的「本輪」來解釋宇宙的現象，就好像有人東找西尋地撿來四肢和頭顱，把它們描繪下來，結果並不像人，卻像個怪物。
哥白尼早在克拉科夫大學讀書時，就開始考慮地球的運轉的問題。他在後來寫成《天體運行》的序言里說過，前人有權虛構圓輪來解釋星空的現象，他也有權嘗試發現一種比圓輪更為妥當的方法，來解釋天體的運行。
哥白尼觀測天體的目的和過去的學者相反。他不是強迫宇宙現象服從「地球中心」學說。哥白尼有一句名言：「現象引導天文學家。」他正是要讓宇宙現象來解答他所提出的問題，要讓觀測到的現象證實一個新創立的學說——「太陽中心」學說。他這種目標明確的觀測，終於促成了天文學的徹底變革。
哥白尼的觀測工作在克拉科夫大學時就有了良好的開端。他曾利用著名的占星家瑪爾卿·布利查（約1433～1493年）贈送給學校的「捕星器」和「三弧儀」觀測過月食，研究過浩翰無邊的星空。
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大學學習三年就停了學，而到義大利去學習「教會法」了。這是他舅父務卡施的主意。因為當時盤據在波蘭以北的十字騎士團經常侵犯邊境，為非作歹，而和他們作斗爭，就必須有人精通「教會法」。哥白尼認為抗擊十字騎士團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說：「沒有任何義務比得上對祖國的義務那麼庄嚴，為了祖國而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同意了務卡施的建議。為了取得出國的路費和長期留學的生活費用，他再次接受他舅父的安排，決定一輩子擔任教會的職務。1496年秋天，哥白尼披上僧袍，動身到義大利去了。
他在義大利北部的波倫亞大學學習「教會法」，同時努力鑽研天文學。在這里，他結識了當時知名的天文學家多米尼克·瑪利亞，同他一起研究月球理論。他開始用實際觀測來揭露托勒密學說和客觀現象之間的矛盾。他發現托勒密對月球運行的解釋，正像雷吉蒙騰所指出的那樣，一定會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月亮的體積時而膨脹時而收縮，滿月是膨脹的結果，新月是收縮的結果。1497年3月9日，哥白尼和瑪利亞一起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觀測。那天晚上，夜色清朗，繁星閃爍，一彎新月浮游太空。他們站在聖約瑟夫教堂的塔樓上，觀測「金牛座」的亮星「畢宿五」，看它怎樣被逐漸移近的娥眉月所掩沒。當「畢宿五」和月亮相接而還有一些縫隙的時候，「畢宿五」很快就隱沒起來了。他們精確地測定了「畢宿五」隱沒的時間，計算出確鑿不移的數據，證明那一些縫隙都是月亮虧食的部分，「畢宿五」是被月亮本身的陰影所掩沒的，月球的體積並沒有縮小。就這樣，哥白尼把托勒密的地心說打開了一個缺口。
1500年，哥白尼由於經濟困難，到羅馬去擔任數學教師。第二年夏天，哥白尼回國，後因取得教會的資助，秋天又到義大利的帕都亞學醫。1503年，哥白尼在法臘羅大學取得教會法博士的學位。
這時，哥白尼還努力研讀古代的典籍，目的是為「太陽中心學說」尋求參考資料。他幾乎讀遍了能夠弄到手的各種文獻。後來他寫道：「我愈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尋求幫助，就愈是把時間花在那些創立這門學科的人身上。我願意把我的發現和他們的發現結成一個整體。」他在鑽研古代典籍的時候，曾抄下這樣一些大膽的見解：
「天空、太陽、月亮、星星以及天上所有的東西都站著不動，除了地球以外，宇宙間沒有什麼東西在動。地球以巨大的速度繞軸旋轉，這就引起一種感覺，彷彿地球靜止不動，而天空卻在轉動。」
「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地球靜止不動，但是費羅窩斯和畢達哥拉斯卻叫它圍繞一堆火旋轉。」
「在行星的中心站著巨大而威嚴的太陽，它不但是時間的主宰，不但是地球的主宰，而且是群星和天空的主宰。」
這些古代學者的卓越見解，在當時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但是對哥白尼來說，卻好比是夜航中的燈塔，照亮了他前進的方向。
1506年，哥白尼結束了在義大利十年留學的生活，動身回國。
《運行》的誕生
哥白尼在一個秋雨綿綿的日子離開義大利。當時天空出現了彗星斷天的異象，廣大地區瘟疫流行。正在這時，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又誤喝了謀害別人的毒酒而喪命。義大利教會就趁機提出種種「警告」，招搖撞騙，愚弄人民。當哥白尼回到波蘭時，天空出現另一個罕見的星象，教會也在大肆活動，鬧得首都克拉科夫烏煙瘴氣。
原來，教會宣告天空將連續出現四次土星和木星「會合」的異象，說這是上天對世人的一個嚴重警告。世上將出現一個冒牌的先知，洪水和瘟疫將接連而來，並將引起社會騷亂和國家崩潰。這種種謠言鬧得人心不安，有錢的人拚命尋歡作樂，希望擺脫對於未來的恐懼；窮苦的老百姓為了向教會購買「贖罪符」，更是弄得傾家盪產，難以活命。天空一向是教會敲詐勒索的搖錢樹，他們把「天堂中的位置」裝在自己的錢包里，大量兜售「贖罪符」，搜括民財。當時波蘭赫赫有名的宗教裁判官鐵哲爾就說過，向他孝敬錢財的人可以消災免禍，連死去的人也可以贖洗罪孽。他的口頭禪是：「銀錢投入聖櫃，靈魂升入天堂！」
這時，哥白尼和他的朋友們也在克拉科夫研究兩星「會合」的問題。哥白尼發現教會的說法包含數據的錯誤，顯然是妖言惑眾。於是，他和朋友們決定各自在不同的地區進行觀測，以便一起來揭發教會的邪招。
當第四次「會合」發生的時候，哥白尼正在赫爾斯堡他舅父務卡施的主教官邸，主持與十字騎士團的斗爭，雖然政務繁忙，哥白尼仍然堅持觀測星象。
觀測的結果證實了哥白尼的預見。「會合」的日期，和教會所說的不符，而和哥白尼的推算卻是相符的——它提前了一個多月。哥白尼的朋友們也觀測到同一個星象。
在赫爾斯堡，由於朋友們不斷催促，哥白尼把他的「太陽中心學說」寫出了一個提綱，取了一個樸素的名字，叫《試論天體運行的假設》，抄送給他的幾個心腹朋友。它宣布：「所有的天體都圍繞著太陽運轉，太陽附近就是宇宙中心的所在。地球也和別的行星一樣繞著圓周運轉。它一晝夜繞地軸自轉一周，一年繞太陽公轉一周……。」
哥白尼所宣布的是一個巨大的學說體系的輪廓，它在參加聚會的朋友中間引起了許多爭論。哥白尼對許多疑問都作了解答。在結束辯論的時候，他引用了古羅馬大詩人西塞羅的話：「沒有什麼東西趕得上宇宙的完整，趕得上德行的純潔。」他用這句話表明了一具信念，那就是：宇宙是完整的、對稱的、和諧的，是具有可以理解的規律和秩序的。
《試論天體運行的假設》是哥白尼學說的第一塊基石，但要在這塊基石上建立起宏偉的理論大廈，還需要做許多准備工作。
1512年，務卡施病死，哥白尼離開了赫爾斯堡，遷居到教區大教堂所在寺的弗隆堡。弗隆堡瀕臨波羅的海，是個小小的漁港。哥白尼在弗隆堡定居以後，就買下城堡的一座箭樓。這座箭樓本來是作戰用的，三角形的樓頂向前傾側，幾乎伸到圍牆的外邊。樓頂的最上層有三個窗口，那裡是哥白尼的工作室。下面兩層是卧房，各有一個射擊用的槍眼。從最上層的窗口可以向四面八方觀測天象。遇到樓頂妨礙觀測的時候，外邊的露台就成了他的觀測台。他在這里一直住到去世。
這時，哥白尼已將他未來的著作取名為 《運行》。在他看來，運動才是生命的真諦——運動存在於萬物之中，上達天空，下至深海。沒有什麼東西是靜止的，一切東西都在生長、變化、消失，千秋萬代繼續不停。《運行》這一著作，就是要揭示大自然這一最本質的秘密。哥白尼的這一觀點，肯定了客觀世界的存在和它的規律性，閃耀著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的光輝。
哥白尼對地球的形狀，曾多次作過間接的觀測。早在1500年11月6日，他就在羅馬近郊的一個高崗上觀測月食，研究地球投射在月球表面的弧狀陰影，從而證實了亞里士多德關於地球呈球狀的論斷。在定居弗隆堡時，他曾多次站在波羅的海岸邊觀察帆船。有一次，哥白尼請求一艘帆船在桅頂綁上一個閃光的物體，他站在岸邊看著這艘帆船慢慢駛運。他描寫這次觀察的情況說：「隨著帆船的遠去，那個閃光的物體逐漸降落，最後完全隱沒，好像太陽下山一樣。」這次觀察使他得出一個結論：「就連海面也是圓形的。」
在陰濕多霧的波羅的海的岸邊，逢到嚴寒的冬夜，天空沒有雲影，星星在藍天閃爍著耀眼的寒光，哥白尼總是利用這種難得的機會，穿上皮襖，束緊風帽，把儀器搬到箭樓的露台上，進行通宵達旦的觀測。他所用的儀器都是自己動手做的，一共有三種。測量行星距離的「三弧儀」，是用樅樹桿削成的，用墨水劃上刻度，照準器也是雕出來的。測量月球和行星位置的「捕星器」，是用六根樹條繞成圓圈做成的。測定太陽中天時高度的「象限儀」，是一塊很大的正方形木板，右上角裝著帶刻度的木環，擱架上有個「水準儀」，其實只是一個盛了水的玻璃管。觀測日食本來要在水裡觀測倒影，為了減少提水上箭樓的麻煩，他打破常規，改用一塊帶孔眼的護窗板把日影映到牆上。哥白尼就是利用這些簡陋的設備，在弗隆堡前後進行了有紀錄可查的50多次觀測，其中包括日食、月食、火星、金星、木星和土星的方位等等。這些觀測在望遠鏡發明以前能做得那麼精確，是很不容易的，難怪後來許多傑出的天文學家都非常欽佩。
1516年秋天，盤據在波蘭以北的十字騎士團，屢次進犯邊境。教會借重哥白尼的聲望和才學，派他擔任俄爾斯丁教產總管，去對付大軍壓境的強敵。
就在那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哥白尼開始撰寫他的不朽著作——《運行》。他在俄爾斯丁城堡的哨塔上布置了一個簡單的觀測台，並隨身帶去一些必要的資料。當時整部著作的內容已有個輪廓了，全書計劃寫成八卷（出版時是六卷）。第一卷已經動筆了，但是進展很慢，這是因為大敵當前，哥白尼必須全力以赴地對付敵人的挑釁和騷擾。
1519年秋天，哥白尼辭去教產總管的職務，又回到弗隆堡，用他的全部精力來撰寫 《運行》。但是，戰爭的風暴很快席捲到這里，弗隆堡陷入十字騎士團的重圍之中。敵人燒殺虜掠，斷絕糧草，企圖迫使守軍投降。這時，教堂的神父都逃跑了，有的甚至叛國投敵。但哥白尼仍舊留在城中，同居民一起支援守軍作戰。他們還修築運河，興修水利，哥白尼設計修建的水閘和水磨，在當時對支持戰爭和繁榮經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第二年秋天，哥白尼再度擔任俄爾斯丁教產總管。這時十字騎士團已經侵佔了附近的許多城堡，直逼俄爾斯丁。哥白尼把由他保管的錢財全部拿出來支援作戰，並親自部署防務，登城督戰。十字騎士團用燃燒彈攻城，哥白尼叫人用浸濕的皮子去捂滅敵人的燃燒彈。經過五天五夜的激烈戰斗，城市依然屹立著。十字騎士團大公霍亨侖惱羞成怒，特地派人到弗隆堡去，把他的藏書、手稿和儀器一把火燒光。但哥白尼始終堅守城堡，霍亨侖無可奈何，只好撤軍，同意休戰。戰後，波蘭國王齊格蒙特論功行賞，委派哥白尼為俄爾斯丁的行政長官。
1525年秋天，哥白尼寫作《運行》的工作，才在弗隆堡全力展開。這時，哥白尼的箭樓上來了一個女管家，名叫安娜。安娜出身名門，性情嫻淑，衷心愛慕哥白尼，毅然拋棄世俗的成見，和被教會剝奪了結婚權利的哥白尼同居。哥白尼在安娜的幫助和照顧下，書桌上的手稿迅速地一疊疊地增加起來了。
《運行》的第一卷，鳥瞰式地介紹了宇宙的結構。在論證的開始，哥白尼列舉了許多觀測資料來證明地球是圓形的。接著他指出了地球呈圓狀的理由。他說：「所有的物體都傾向於將自己凝聚成為這種球狀，正如同一滴水或一滴其他的流體一樣，總是極力將自己形成一個獨立的整體。」「物體呈球狀的原因在於它的重量，即在於物體的微粒或者說原子的一種自然傾向，要把自己凝聚成一個整體，並收縮成球狀。」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給一百多年以後牛頓發現萬有引力開辟了道路。
關於原子他還寫了這樣一段：「所謂原子，是最細微的、不能再分割的微粒，它們重疊地或是成倍地相聚在一起，但由於它們看不見，並不立即形成看得見的物體；可是它們的數量可以增加到這種程度，足夠累積到可以看見的大小。」這一段話是針對唯心主義者的論調而說的，他們借口「原子無法看見」而抹煞原子的存在。在唯心主義者的唆使下，這一段話在《運行》出版時被刪去了；在以後300年間的三中版本里都不見一個字。
《運行》的第二卷介紹了有關的數學原理，其中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的演算方法都是哥白尼首創的。這里陳述了三角形的規則，即從三角形的已知某些邊和角去推算其他邊和角的規則。這包括了三邊是直線的平面三角形和三邊是球面上圓弧作成的球面三角形。
第三卷是恆星表。第四卷介紹地球的繞軸運行和周年運行。
第五卷論述了地球的衛星——月球。哥白尼非常重視研究月球，特別是月食。他認為在月食的時候，人們可以從月球、地球和太陽的相對位置，得到關於宇宙的真實結構的暗示。「因為，當宇宙別的部份都是澄明的和充滿日光的時候，所謂黑夜就不是什麼別的東西，而只是地球本身的陰影。這個陰影形成一個圓椎形，尾端尖削。月亮一接觸到這個陰影，就會失去光澤，而當它出現在陰影正中央時，它的位置正好和太陽相對。」
他的最後一卷准備寫關於行星運行的理論。
《運行》的不朽的貢獻，在於它根據相對運動的原理，解釋了行星運行的視運動。在哥白尼以前，這一原理從來沒有被人這樣詳盡地闡述過，也沒有人從這一原理得出過這樣重要的結論。
哥白尼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說：「所有被我們觀測的物體的位置變動，不是由於被觀測的物體的運動所引起，就是由於觀測者的運動，或由於物體和人的不一致的變動所引起的。」既然地球是我們在它的移動中進行觀測的基地，那麼我們觀測到的天空中的運動，例如太陽的運動，就可能是一種表面的運動，是一種由於地球本身的運動所引起的幻覺，而其他天體的運動，就可能是那個天體以及地球的不一致的運動所引起的結果。因此，如果承認『地球從西向東地自轉』，那麼顯然會覺得好像是太陽、月亮、和星辰在升起和降落。」
「事情正是像維吉里烏斯所闡明的，」哥白尼寫道，「他讓伊尼斯說：
『我們駛出港埠，而陸地和城市卻在後退』。因為船隻駛過風平浪靜的海面時，所有外界的東西，在船上的人看來，正好象它們在按照船隻的運動移動著，只是方向相反——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和身邊的東西都留在原處。這同一情況毫無疑問可能出現在地球運動的現象中，並引起整個宇宙都在旋轉的印象。」
哥白尼還論證說：「地球雖是一個巨大的球體，但比起宇宙來卻微不足道。」他注意到地平線把天球剖分為均勻的兩半，曾利用這一現象來證實宇宙是無限的這個論斷。「根據這一論斷，可見宇宙跟地球相比是無法測度的，它是一個無邊無際的龐然大物。」哥白尼還認為太陽是行星中相對不動的中心。
哥白尼的功績在於：他用科學的太陽中心說，推翻了在天文學上統治了幾千年的地球中心說。這是天文學上一次重大的革命，引起了人類宇宙觀的革新。
艱難的出版
哥白尼在1506～1515年間已經寫成「太陽中心學說」的提綱——《試論天體運行的假設》，可是《運行》一書卻直到1543年他臨終時才出版。他在
《運行》一書的「序言」里提到這種情況時說：「在漫長的歲月里，我曾經遲疑不決。」
哥白尼對於這本著作的出版，為什麼要「遲疑不決」呢？原因就在於他害怕教會對這一新興科學理論的迫害。
早在哥白尼旅居義大利的時候，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就重新頌布
H. 哥白尼天文學革命核心內容
提到哥白尼，在人們腦海里留下深深印象的恐怕是：日心說的創立者，並由此引起了一場天文學的革命。在我國的教科書，乃至一些工具書中，也確實是這樣寫的。其實讀點科學史方面的譯著，人們會發現，哥白尼根本不是日心說的創立者，天文學史上甚至也沒有所謂的哥白尼革命！
日心說的核心內容是：太陽處於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繞太陽轉動。也就是說太陽是靜止不動的中心，地球每年圍繞太陽運行一周，每天圍繞自己的軸旋轉一周。這一學說，其實古希臘天文學家阿里斯塔克（前310~230年）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已提出。相信地球繞太陽轉的在哥白尼之前也遠不止阿利斯塔克一人。事實上，哥白尼的日心說也不是獨立提出來的，顯然是從前輩們那裡借來的！他在《天體運行論》的手稿中寫道：「費勞洛斯相信地球的運動，有些人甚至說薩摩斯的阿利斯塔克也持同樣的觀點。」可是不知何故這一內容後來被哥白尼刪掉了（我想哥白尼絕不是為了貪功！）。阿利斯塔克提出的日心說「與2000年後哥白尼提出的系統並無多大的不同」！
天文學史上是否有過哥白尼革命，在西方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據我這個科學外行來看，哥白尼革命也是不存在的。哥白尼的日心說是借來的，不是獨創，談不上有什麼革命性的理論貢獻。日心說在哥白尼時代也不是沒人知道，「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大學的每個學生都知道了古希臘人是相信地球運動的」。更為重要的是，哥白尼主張日心說並沒有引起人們宇宙觀的革命，當時乃至以後相當長時期普通人乃至一般學者相信的是地心說。真正天文學革命（從地心說到日心說的轉變）是在哥白尼《天體運行論》出版50至70年後才出現。這場革命與伽利略、笛卡爾、開普勒、伽森狄、牛頓等人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與哥白尼似乎關系不大。事實上「17世紀科學界的大多數作者並沒有太突出哥白尼」。
我很是奇怪，在我所讀的有限譯著中似乎沒有把日心說的創立歸功於哥白尼，為什麼我們的教科書和工具書要歸功於他呢？也許是哥白尼要比阿利斯塔克有名些，有影響些的原故吧。阿利斯塔克提出日心說時雖然有人知道，但當時地心說為人們普遍接受，他的理論讓人們不屑一顧，因而沒有引起多大的爭論。哥白尼重提日心說引起的爭論自然要大一些，甚至布魯諾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而受難（其實，這也不完全對，布魯諾受難更主要的原因是利用泛神論的形式宣揚唯物主義而不容於教會）！在有些西方一些人眼裡哥白尼還是一位革命者。退一萬步說，就算哥白尼主張日心說引起了人們宇宙觀的革命，也不能把別人的功勞記在他名下呀！真理是有時代的局限性，但真理就是真理，不能因為受時代的限制不為人所承認就把真理發現人的發現權給剝奪了！
I. 為什麼把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發表最為科學革命的標志
讀這本書就知道了：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10647/
《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發展中的行星天文學》
是寫給理科生的科學史著作，很淺很好讀
如果連這個都懶得讀，那就讀一下《科學的歷程》第14和第15章，總共只有30來頁，也可以明白一點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