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代詩詞流派是否以地域命名
清代詩詞流派是以地域命名。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文學流派,其中有一類就是以地域命名的。詩文方面:北宋後期有,元至明初有江西詩派、浙東詩派、睦州詩派、越詩派、吳詩派、閩詩派、嶺南詩派、河朔詩派等派系。
2. 清代散文流派桶城派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稱：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廣、綿延時間久，文學史所罕見。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間世人對桐城文章的贊譽。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錢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初步體現桐城派的某些特徵，是桐城派前驅。
3. 古代文學與作者所處地域的關系
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謂之文學地理學）的學者強調一地域亦有一地域之文學。這些學者指出，文學的發展不由地理環境決定，而且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也會對區域文學的差異產生消融作用，但地理環境在特定條件下，其獨立性是客觀存在的，會對區域文學的發展和區域風格的形成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一方面，歷代文人不斷產生關於地域文學風格的精彩闡發，另一方面不同地域的地理環境及該地域的社會歷史背景，對文人形成不同的文學思想和觀念也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中國遼闊國土上，先秦的《詩》、《騷》兩個文學源頭開啟了南北文風的分野，但那隻是一個開端，只有到了統一的秦漢大帝國重新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南方經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發展、繁榮的東晉南北朝時期，才形成了明顯的南北文風、學風的差異，無論文學創作實踐還是文人頭腦深處的文學思想、文學觀念都迥乎不同，這種對峙格局的影響直至到隋代和唐初還相當明顯。當時的作家或文論家已經意識到南北文風的差異，並揭示出自然地理因素對文學創作風格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由於文化上相對落後的各游牧民族相繼入主，各方面都受到極大破壞，文化陷入蕭條，而南方經濟文化都得到前所未有的飛躍。除了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不同的學術風氣和傳統也是影響南北文士的文學思想、文學觀念產生差異的深層原因。
隋唐以後，隨著國家的統一、融合，交通的發達，南北文風不斷交融。但地域的因素仍在全國的文學格局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元代由於雜劇的勃興，前後期南北差異特別明顯，明清兩代則出現很多專門標舉某一地域的文學流派。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域性文學流派成員，都標舉一定的文學主張，流派不僅是文學創作的群體集合，更是持相同、相近的文學批評觀點的文人集合而成的文學批評流派。如明代李東陽等「茶陵詩派」的宗唐法杜、重視格調，三袁等公安派的抒發性靈，竟陵派的幽深孤峭，清代桐城派以姚鼐「義理、考據、辭章」集大成的一套文學批評理論，等等。
4. 古代「江南」主要指哪一地區
作為一個典型的歷史地理概念，「江南」的含義在古代文獻中是變化多樣的。它常是一個與「江北」、「中原」等區域概念相並立的詞，且含糊不清。從歷史上看，江南既是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區域。
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現「江南」的記載是《史記•五帝本紀》：「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今湖南永州）。」這里所言「江南」的意義實在太浮泛了。
到秦漢時期，「江南」的含義略顯明確，主要指的是今長江中游以南的地區，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史記•秦本紀》中說：「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由此可見當時「江南」的范圍之大。但據《史記•五帝本紀》，可知其南界一直達到南嶺一線。由於江南涵指了湖南、湖北之地，所以王莽時曾改夷道縣(今湖北宜都)為江南縣。在漢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已經十分寬廣，包括了豫章郡、丹陽郡及會稽郡北部，相當於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蘇南部地區。以會稽郡北部為「江南」的概念由此產生。當然，在兩漢時期，洞庭湖南北地區應是江南的主體，而這一地區又屬荊州的范圍，所以東漢人常以荊州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北距長江很遠的襄陽，概指「江南」。《後漢書•劉表傳》載「江南宗賊大盛……唯江夏賊張庄、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其中的「江南」說的就是這一地區。至隋代，「江南」也被用作《禹貢》中「揚州」的同義詞，但實際上「江南」還有江漢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①因此，《史記•貨殖列傳》中關於「江南豫章、長沙」與「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描述，在清代人看來，都屬湖廣、江西地區；而《項羽本紀》雲「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中的「江東」，事實上就是清人心目中的「江南」。
較為明確的江南概念應當是從唐代開始的。貞觀元年(627年)分天下為十道，江南道的范圍完全處於長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東直至海濱，是秦漢以來最為名副其實的江南地區。顯然，這個江南道的范圍實在太過廣泛，在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將江南道細分為江南東、西兩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唐代對於「江南」一語的用法，常常超出長江以南的范圍。韓愈所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江南」，其實是指江淮以南、南嶺以北的整個東南地區。江南東道(簡稱江東道)，包括了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蘇、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區。唐代中期，又將江南東道細分為浙西、浙東、宣歙、福建四個觀察使轄區。其中的浙西地區完全吻合了以後人們對於江南的印象，包括蘇州(含明清時的松江、嘉興二府地區)、湖州、常州的全部及潤州、杭州的各一部分。所以明清時江南的核心地區，在唐代仍是用「江東」來表示的。當然，那時江南最確切的含義是指長江以南地區。該地區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現了。北宋朝廷為了財政的管理方便，設置了轉運使「路」。至道三年(997年)，全國被分為十五路。唐代的江南東道在此時分為兩浙路、福建路、江南東路。③兩浙路則包容了以後江南的核心地域，相當於今天鎮江以東的江蘇南部及浙江全境，也是狹義上的江南。
從元代開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詞還有被用於行政區劃的。如清代所謂的「江南」，主要指的是今天長江以北的江蘇、安徽兩省地區。但經濟意義上的「江南」越來越明確地轉指傳統的浙西、吳或三吳地區。明代已經將蘇、松、常、嘉、湖五府列為「江南」經常性的表述對象，因為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已在全國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且備受國家倚重。嘉靖年間的嘉興府海鹽縣人鄭曉，就是以這些地區來論述江南的。所以後來有人建議在最為富庶的蘇南浙西地區設立專門的行政區，並置督撫專治，稱作「江南腹心」。明清筆記小說中的江南，一般就是指這一地區。有的甚至表示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就是所謂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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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代遺民文學中有哪些代表性的詞
中國古代的遺民詩歌，以宋元之際、明清之際這兩個時期最為突出，其特點有三：一是隊伍龐大，人數眾多。二是所面臨的易代政治狀況比較特殊，恰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民族侵略和民族壓迫的歷史前提下，漢民族的愛國主義感情十分強烈。三是藝術成就、審美價值特別高。其間尤以明清之際的遺民詩歌更為突出，它不僅是前代詩歌的悲壯結束，更是新朝代詩歌的輝煌起點。
把清初明末遺民這一特定歷史時空出現的文人視為一個詩人群體進行整體觀照，從文學角度探討這一群體的文化性格及其構成，勾勒出清初特定歷史情境中遺民詩人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地域分布狀況、生存方式、人生價值取向、人格結構特徵以及詩歌創作盛況，拓寬了清詩研究領域。另外，遺民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雖是特定的歷史時空中的特殊產物，但正確闡述其思想、氣節、人格、志趣，亦有補於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魯迅先生在《花邊文學·讀書忌》中曾說：「明人小品，好的；語錄體也不壞，但我看《明季稗史》之類和明末遺民的作品卻實在還要好,現在也正到了標點、翻譯的時候了：給大家來清醒一下。」遺民詩歌的研究，正是從一個最主要的層面上對遺民人格進行剖析，其必有補於世道人心。
中國詩史流衍發展至明清，已積累了一份極為厚實的詩學遺產。因此，與唐宋詩人相較而言，明清兩代詩人大都在復古與求變的詩學命題前徘徊，學習前人，甚至模仿前人的痕跡要明顯得多。但明清易代之際卻不同，眼中流淚，心底流血，每位詩人筆下，尤其是遺民詩人筆下，隨感而發，真情流溢，學唐也罷，宗宋也好，均能各出機杼，自具面目，很難看出其模仿跡象。
由於地域、家庭、個性諸因素的影響，清初遺民詩人在審美趣味上千差萬別，但共同的時代苦難、相近的人生境遇與處世態度又使他們在審美選擇上有著基本一致的趨向。屈原、陶淵明、杜甫，以及以宋遺民詩人為代表的宋詩，不僅在清初遺民詩人那裡得到基本一致的肯定，而且往往成為他們效法的對象。由人品而及詩品，從詩學精神到詩藝、詩風，浸染熏陶，沾溉良多。另外，在清初實學思潮的大背景下，遺民詩人大都能對前代詩學遺產進行理性反思，盲目崇古好古者少，辯正分析、批判繼承者多。因此，那種單一的詩學偏嗜被時代的、理性的、自覺的審美風尚所取代，專主一家一人者少，轉益多師、廣泛學習者多，形成多樣兼容的特點。
清初詩歌 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在當時漢族人民和清朝統治者之間存在尖銳的民族矛盾的情況下，具有反清思想的明朝「遺民」詩人，他們有的直接參加抗清的政治、軍事斗爭，甚至以身殉難。有的以流亡隱居或削發為僧保持氣節，志行皎然。他們寫了不少表現民族大義、閃耀戰斗光芒的詩篇。有的詩篇因受禁錮而失傳，但流傳下來的還是富有反抗精神的。這些詩人，主要有顧炎武、閻爾梅、傅山、黃宗羲、錢澄之、歸庄、吳嘉紀、王夫之、呂潛、呂留良、屈大均、陳恭尹等。
顧炎武
顧炎武，字寧人，別號亭林，他學問淵博，並在明清之際以品行高潔而著名於世。明末清初是社會動盪的時期，顧炎武親身經歷了這些滄桑之變，並將它們寫進了自己的詩中。顧炎武的詩非但記錄了一代歷史的變遷，而且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在明清易代之際，他時時眷念故國，至死不事清廷，體現了凜然的民族氣節。他對一些堅持抗清和被清政府殺戮的仁人志士深致敬意，如陳子龍抗清被俘，寧死不降，投水自盡；顧炎武聽說後寫下了悲憤感人的《哭陳太僕子龍》。反之，他對投降清廷的官僚深惡痛絕。
顧炎武還有不少擬古、詠史之作，往往通過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而表述出自己的抗清復明志向。有些詠物詩運用了托物寄興的手法，也都是言志抒情之作。他一生足跡遍天下，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歌頌祖國山河壯麗的篇章，然即使在寫景游記之中也時時流露出故國之思，並非泛泛的寄情山水。他的許多酬贈之作也寫得感情深摯，聲請具見，這類作品常融家國之痛於朋友私情之中，成為對抗清斗爭中志同道合者的勉勵和安慰，讀來惻惻感人。
顧炎武的詩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思想內容而言，顧炎武的詩以高尚的民族氣節、鮮明的時代特徵立於明末清初詩壇，他繼承了杜甫、白居易等人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為後世所崇敬。就詩風而言，他專宗盛唐，後黃宗羲等人力倡宋詩，開始了有清以來的唐宋詩之爭；而顧炎武作為清初的的主唐音者，居於開一代詩風的地位，林昌彝在《射鷹樓詩話》中稱他為「前明之後勁，本朝詩家之開山」。
「江左三大家」
「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明末清初的三位著名文學家錢謙益（牧齋）、龔鼎孳（芝麓）和吳偉業（梅村）。所謂「江左」，地理上是指靠長江下游左面的一些區域，在那時的政治地理上屬江南省，東晉渡江後這一地區一直名為江左。因三人都是江左人，故有此稱。
他們三人的詩歌有一個共同點，即宗唐，對於宋詩、以及宋、元、明以來的擬古剽古的萎靡詩風持反對態度。他們與顧炎武及其他幾個重要詩人，可視為清詩的開山辟道者。
錢謙益崇尚杜甫、元裕之，其作品集之一的《投筆集》中幾乎全是杜甫《秋興》八首的和韻，是最代表其工力的作品。龔鼎孳的詩和錢謙益、吳偉業有相似之處，但在當時及後世的影響卻有所不及。
吳偉業的詩在三大家中，成就和影響都是最大的；他的詩辭藻優美、音調鏗鏘，尤擅長七言歌行，他學習白居易的「長慶體」而能自創一格，後人稱之為「梅村體」。《圓圓曲》是其詩歌作品中擁有讀者最多的一篇，也是在清詩中享有最高聲譽的七言歌行。
《圓圓曲》所書的歷史背景是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變，以吳三桂和陳圓圓的悲歡離合構成全詩的敘事情節。詩中把吳陳情事從初識、定情、分離、被掠到團圓，做了生動的描繪和渲染；同時一個嚴肅的主題始終貫穿著全詩，即對於吳三桂叛明投清所懷的激憤與諷刺。
從藝術方面來看，自唐代白居易《長恨歌》、韋庄《秦婦吟》以後，還沒有一篇歌行能象《圓圓曲》那樣與之相媲美。吳偉業雖然被認為繼承了白居易的長慶體，但他並不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在對個人的模擬上，而是集合了眾多的方面；像《圓圓曲》中作者所屢屢採用的蟬聯句法，這在初唐詩人盧照鄰、劉希夷的詩中已有出現，使詩歌顯得更富有音樂感，也樹立了自己的藝術風格。